“令人难忘——如果你明白他们在干什么的话。”瑞安打了个呵欠。他搭乘原先那架空军运输机从洛斯阿拉莫斯回到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在飞机上又没能睡觉。这种情况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了，可是他始终没有学会怎么去适应。“格雷戈里那个小伙子聪明透顶。他用了大约两秒钟时间就辨认出‘巴赫’的设施，和国家照相情报中心的判断简直一字不差。”不同的是，国家照相情报中心花了四个月时间，写了三份书面报告才得出正确的结论。

“你认为他应该进评估小组？”

“长官，你这就好比在问手术室里要不要外科医生。哦，顺便提一下，他希望我们派人潜入‘巴赫’。”瑞安的眼睛骨碌碌地转着。

格里尔将军差点把杯子掉在地上。“那小伙子准是看了‘忍者’电影。”

“知道有人信任我们，是好事嘛。”瑞安轻声笑了笑，接着神情变得很严肃。“不管怎么说，格雷戈里想知道，他们在激光功率输出方面有没有取得重大突破——对不起，我认为这个新名词应该叫做‘通量’。他怀疑水电站新增加的大部分电力都将输往‘巴赫’。”

格里尔眯起双眼。“这种想法很可怕。你认为他的想法对吗？”

“长官，他们在激光研究方面人才济济。你记得吧，尼古拉·巴索夫得过诺贝尔奖，从那以后他一直在从事激光武器研究。和他一起做研究的还有叶甫盖尼·维里霍夫，大名鼎鼎的和平运动分子。而且别忘了，激光研究所所长是乌斯季诺夫的儿子。几乎可以肯定，‘巴赫’基地是一个分散阵列激光发射站。我们有必要了解这是哪一种激光——可能是气体激发式、自由电子激发式或者化学激发式的。格雷戈里认为是自由电子激发式的，不过这只是猜测。他给了我一些数字，说明把激光发射器安放在这个山头上的好处，因为那里的高度几乎在半个大气层之上。我们还知道，要做到他们想做的一些事情需要多少能量。他说他要设法进行一些逆向推算，来估计整个系统的总功率。这些数字是比较保守的。根据格雷戈里的说法以及‘莫扎特’上建立的居住设施来看，我们只能假设不久的将来这个基地将会进行正式的测试和评估，也许两三年内就能正式运行。如果是这样，俄国佬很快就会有一种激光，可以使我们的卫星完蛋。少校说，这或许将是一种‘软杀伤’——它将烧毁摄影机的镜头和太阳能电池。可是下一步——”

“是啊。我们在搞竞赛，没错。”

“如果叫里特和外勤部门的人到‘巴赫’里面弄点东西出来，成功的几率有多大？”

“我想，可以讨论一下这种可能性。”格里尔迟疑地答了一句，而后改变了话题。“你似乎有点疲惫。”

瑞安明白格里尔的意思：他没有必要知道外勤部门的打算。现在他能像普通人一样谈话了。“这一圈转下来真够累的。长官，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今天就不上班了。”

“当然可以。明儿见。不过，等等——杰克，我接到证券交易委员会打来的电话，是关于你的事。”

“哦，”瑞安低下头来。“我压根儿全忘了。我飞往莫斯科之前，他们给我打过电话。”

“是怎么回事？”

“我持有一些公司的股票，其中一家的官员因内部交易而受到调查。我买进的时候，正赶上他们在舞弊。证券交易委员会想了解，我怎么偏偏在那个时候决定买它的股票。”

“还有什么？”格里尔问道。中情局的丑闻已经够多了，他不希望自己的部门出这种事。

“有人给我透露消息，说那家公司有名堂。我一查，发现他们正在买进自己的股票。因此，促使我买进的原因就是我看见他们正在买进。这是合法的，老板。我家里有全部的记录。我干这些全用计算机——呃，不过我来这里工作后，就不这么干了——所有资料我都保存着。长官，我没有违反过任何规定，而且我可以证明这一点。”

“我们最近几天把这件事了结吧。”格里尔建议道。

“是，长官。”

五分钟后，瑞安上了自己的车。回佩雷格莱因克利夫的路况比平常好，平时到家要七十五分钟，今天总共只花了五十分钟。跟平常一样，卡茜还在上班，孩子们在学校——萨莉在圣玛丽学校，小杰克在幼儿园。瑞安到厨房去倒了杯牛奶。喝完后，他信步上楼，踢掉两只鞋，长裤都懒得脱就一头倒在床上了。

通信兵上校杰纳迪·约瑟夫维奇·邦达连科坐在菲利托夫对面，腰杆挺得笔直，充满自豪的神色，一副少壮派军人应有的姿态。他在菲利托夫上校面前丝毫不胆怯，尽管后者的年龄已足够做他的父亲，而且在国防部里是个颇有些传奇色彩的人物。原来这就是参加了伟大的卫国战争头两年几乎每一场坦克战的老兵。他看见菲利托夫的眉宇之间的那种刚毅气质，岁月的流逝和身心的疲劳都未能将它抹去。他还注意到菲利托夫半残的手臂，想起了曾经发生的一切。据说，老菲利托夫到现在还与他昔日坦克团的一些老部下去坦克厂，亲自检查质量控制是否达到标准，亲自坐在炮手位置上，一定要让自己那双犀利的蓝眼睛找到目标。邦达连科不禁对这位军人中的豪杰产生敬畏之情。使他更为自豪的是，他自己也穿着同样的制服。

“我能为您做点什么，上校？”他问菲利托夫。

“你的档案上说你擅长电子装备，杰纳迪·约瑟夫维奇。”菲利托夫指了指办公桌上的卷宗夹。

“那是我的工作，上校同志。”邦达连科在这方面岂止是“擅长”，他俩都清楚这一点。他曾协助研制战场上使用的激光测距仪，直到最近他还一直在从事一个项目的研究——试图用激光代替无线电，以保证前线通信的保密性。

“我们要商讨的事情属于绝对机密范畴。”年轻的上校神情严肃地点点头。菲利托夫接着往下说：“过去几年中，国防部一直在给被称为‘亮星’的激光项目拨款——当然，这个项目名称本身也是秘密。它的初期任务是拍摄高品质的西方卫星照片，不过，等它发展成熟，就能使那些卫星变成瞎子——如果政治上有必要，就可以采取这种行动。从事该项目的是一些学者和一名曾经当过本土防空军战斗机驾驶员的人——这种设施竟然由防空军来管，真是不幸得很。我倒主张由一名真正的军人来管，可是——”菲利托夫把话打住，用手指了指天花板，邦达连科会意地笑了笑。政治啊，他们是心有灵犀一点通。难怪我们一事无成。

“部长要你飞往那里，评估一下基地的武器潜力，尤其是它的可靠性。如果我们要把这个基地用于实战，最好还是了解一下，当我们要用这个鬼玩意儿的时候，它到底管不管用。”

年轻的上校边思索边点头，他的心里在飞快地打着小算盘。这可是趟美差——千载难逢。他将通过部长最信任的助手向部长汇报。要是他干得出色，档案上就会盖上部长的大印。这样就能保证他佩戴将星，家里就能有更大的住房，孩子们就能受到更好的教育，还有多年来他梦寐以求的其他东西。

“上校同志，我想他们知道我要去吧？”

菲利托夫不屑地笑了笑。“难道红军现在是这么干的吗？我们通知他们什么时间接受检查！不，杰纳迪·约瑟夫维奇，如果我们要评估可靠性，就要突击检查。我给你一封雅佐夫元帅的亲笔信。这可以使你通过安全检查——工地的保安工作归我们克格勃的同事管。”菲利托夫一本正经地说。“有了这封信，你在整个基地就畅行无阻。要是遇到什么困难，立即给我打电话，拨这个号码随时都能找到我。即使我在洗澡，我的司机也会把我找来。”

“评估报告要求详细到什么程度，上校同志？”

“只要我这样的老坦克兵能明白他们的玩意儿是干什么的就行。”菲利托夫严肃地说道。“你认为你能全弄明白吗？”

“如果不能，我会如实告诉你，上校同志。”菲利托夫注意到，这个回答恰到好处。邦达连科会有前途。

“好极了，杰纳迪·约瑟夫维奇。我宁可让一名军官告诉我他有什么问题不懂，也不愿让他用连篇的废话来骗我。”邦达连科十分清楚这句话的含意。有人说过，这间办公室里地毯的锈红色是一些军官的血染成的，因为他们在他面前曾经试图以连篇的谎话蒙混过关。“你什么时候可以出发？”

“这个基地规模很大吗？”

“是的。里面有四百名科学家和工程师，还有大约六百名后勤人员。你可以用将近一周的时间作评估工作。速度固然重要，细致更重要。”

“那我就再带一套军服去。两个小时后就出发。”

“好极了。你去吧。”菲利托夫打开了另一份档案。

菲利托夫像往常一样，比国防部长晚几分钟下班。他把个人的文件锁进保险箱后，让收发员取走其余的文件，用手推车把文件送到走廊那头、离他办公室不远的中央档案室。收发员递给他一张便条，上面写着邦达连科上校已搭乘苏航1730号航班去了杜尚别，从那里的民用机场去亮星工程的车辆已安排妥当。菲利托夫暗暗称赞邦达连科的明智。邦达连科是国防部内部总监察局的成员，本可以调拨一架专机直飞杜尚别的军用机场，但是亮星的安全部门在机场一定有人，他们会报告专机的到达。而像现在这样，他很可能被误认为一名来自莫斯科的普通上校——信使之类。这种情况常使菲利托夫十分恼火。一名军人拼死拼活才爬到团长级别的官阶——在军中，这的确是最好的差事，不应该成为服侍别人的参谋，给自己的将军端茶送水的。但是他相信，军事首脑机关的情况都是如此。至少邦达连科将有机会给塔吉克斯坦的那些趾高气扬的家伙一些颜色看看。

菲利托夫站起身取下大衣。不一会儿，他右手提着那只公文包走出了办公室。他的秘书——一名准尉——立即打电话给楼下，要他们准备好座车。菲利托夫走出大门时，车已等在那里。

四十分钟后，菲利托夫已换上了便衣。电视机正在播放一个西方的节目，内容简直无聊透顶。他独自坐在餐桌前，晚餐旁边放着一瓶已经打开的半公升装伏特加。他吃的是香肠、黑面包和腌小菜，与他几十年前和部队弟兄们在战场上吃的东西差不多。他发现这些粗糙的食物比那些精致的食品更合他的胃口。上次患肺炎住院时，医院的医生和护士对这一点大为不解。他每吃两口食物，就呷一口伏特加，然后透过百叶窗叶片的缝凝望着窗外。夜晚的照明和无数公寓的长方形窗户里透出的黄色灯光，照得莫斯科市一片通明。

他随时都能回想那些气味：俄罗斯沃土的芳香、绿色草地的清香、夹杂着柴油的臭气，尤其是坦克射击时发出的酸臭气。这种酸臭味沾在作训服上，洗多少次也洗不掉。对于坦克兵来说，这是战斗的气味。除此而外，还有各种战车及其乘员尸体燃烧发出的恶臭。他看也没看就拿起香肠，切下一片，用刀戳着送进嘴里。他凝望着窗外，窗户仿佛成了电视屏幕，他看见的是夕阳西下时远方辽阔的地平线，青、绿、黄、褐混杂的原野上浓烟滚滚。接着，他咬了一口又香又有嚼头的黑面包。跟他进行叛国活动之前的那些夜晚一样，那些鬼魂又来找他了。

我们让他们尝到苦头了，对吧，上尉同志？一个疲倦的声音问道。

我们还是得撤退，下士。他听见了自己的回答。不过，我们总算让那些狗杂种明白，T-34坦克不是好惹的。你偷来的面包味道真不赖。

偷来的？上尉同志，保卫这些农民够辛苦的，不是吗？

而且干得口都渴了？上尉问了一句。

一点不错，同志。下士轻轻地笑了。他从背后递来一个瓶子。那不是官方酿制的伏特加，而是萨莫根，是老百姓家酿的酒，菲利托夫对这种酒再熟悉不过了。每个真正的俄罗斯人都说自己喜欢这种酒的味道，但是只要有伏特加，就没人会去沾它。不过此刻他真希望能喝一口萨莫根。在俄罗斯的大地上，他的坦克残部面临的是古德里安装甲部队的前锋，背后是一个国营农场。

他们明天早上还会上来的，坦克驾驶员冷静地想到。

那么我们就再干掉它几辆灰色爬虫坦克，装填手说道。

在这之后，菲利托夫轻轻地说道，我们再后撤十公里。如果我们运气和这次一样好，而且团部对局势的掌握比今天下午强的话，只撤十公里就行了。不过不管情况好坏，到明天日落时，这个农场都会落在德国人手里。又一片土地沦陷。

不能沉浸在这种思绪之中。菲利托夫仔细地擦了擦手，然后解开紧身短上衣口袋的纽扣。该是修复自己灵魂的时候了。

真娇美啊，每次从上尉身后看这张照片时，下士总是这样夸赞。这张照片他已足足看过一百次了，而且每次都是羡慕不已。像水晶玻璃一样漂亮。你的儿子也那么可爱。你真有福气啊，上尉同志，他长得像妈妈。你妻子那么娇小，怎么生出这么大的儿子还不伤着自己？

上帝知道，他下意识地回答着。说来也怪，才打了几天仗，就连最坚定的无神论者也会说起上帝来。甚至一些政委也这样，士兵们都暗暗发笑。

我一定要回到你的身边，他对着照片许下心愿。我一定要回到你身边，不管德军有多厉害，不管地狱之火有多猛烈，叶莲娜，我一定要回到你身边。

就在这时候邮件到了，这在前线是件稀罕事。只有一封给菲利托夫上尉的信，但是信封的质地和娟秀的笔迹使他意识到内容的重要。他用雪亮的刺刀挑开信封，匆忙而又尽量小心地取出信纸，生怕坦克的油污弄脏了他爱人的只字片语。几秒钟后他猛然一跃而起，对着群星闪烁的夜空大声呼喊。

明年春天我又要做爸爸了！肯定是在他休假的最后一天夜里怀上的，是在这场野蛮疯狂的战争开始之前的三个星期——

今天我们狠狠揍了德国人一顿，我一点也不感到惊讶，下士轻松地说道。有这样的人领兵嘛！也许我们的上尉应当是匹种马。

你太不文明了，罗曼诺夫下士。我是个有家室的人。

那也许我可以取代上尉喽？他满怀希望地问道，然后又把那个酒瓶递过来。为你再生个好儿子干杯，上尉同志！为你漂亮妻子的健康干杯！那年轻人眼里噙着欢乐的泪水，同时也包含着深切的悲哀，因为他知道除非自己命大，否则是不可能有机会当父亲的。不过他绝不会说出这种话。罗曼诺夫是一名出色的战士，是个好同志，上头已经准备提拔他当坦克长了。

菲利托夫凝望着窗外莫斯科的天际线，他记得罗曼诺夫后来有了自己的坦克。在维亚济马，他义无反顾地把坦克开到上尉那辆瘫痪的T-34坦克和迎面而来的德国马克-4型坦克中间。他救了上尉的命，自己却在橘红色的烈焰中丧生。那天，红军战士阿力克谢·伊里奇·罗曼诺夫下士荣膺一枚红旗勋章。菲利托夫不知道，对失去自己满脸雀斑的蓝眼睛儿子的母亲来说，这枚勋章是不是一种公平的补偿。

伏特加酒瓶已空了四分之三。菲利托夫在餐桌旁独自抽泣，这种情况已经不止一次了。

那么多人都死了。

统帅部那些傻瓜们！罗曼诺夫战死在维亚济马；伊万年科在莫斯科郊外殒命；阿巴申中尉死在哈尔科夫；英俊的青年军官、诗人米尔卡，虽然身体瘦弱、多愁善感，在战场上却有雄狮般的胆量与勇气，在率领第五次反冲锋的时候倒下了，但却替菲利托夫杀开了一条血路，使他在敌军猛攻前率残部渡过了顿涅茨河。

还有他的叶莲娜，最后一个牺牲品——这些人不是倒在外敌的枪口之下，而是死于自己祖国那受到误导的、冷酷的暴行之中！

菲利托夫又喝了一大口酒。不，不是祖国，不是祖国，绝对不是祖国的过错。那些毫无人性的混蛋，是他们——

他站起身，踉踉跄跄地走向卧室，任客厅的灯开着。床头柜上的钟指向十点十五分，菲利托夫脑海深处感到一些安慰，因为他还能睡上九个小时，使他从酗酒的伤害中恢复过来；他这副精瘦的身板曾经非常结实，经受过长时期极为紧张的战斗生活——甚至有强盛的生命力。与他现在所承受的压力相比，打仗就像度假一样轻松。他下意识地感到一阵愉悦，因为他知道，这一切很快就会结束，他终将彻底安息。

大约半小时后，一辆轿车从街上驶过。一位母亲带着儿子从曲棍球场回家。她抬起头，看见有几扇窗户里还亮着灯，百叶窗的叶片调整得恰到好处。

空气十分稀薄。邦达连科像往常一样，五点钟起床后，穿上运动衣，从宾馆十楼乘电梯下楼。他很快就感到非常惊讶——那些电梯都在运行。无论白天与黑夜，设施里都有技术人员上班。很好，上校心里思忖。

他脖子上围着毛巾走到室外，看了看手表。他准备起动时，不禁皱起了眉头。在莫斯科的时候，他有固定的晨练方式，绕着固定的街区跑步。在这里他无法确定距离，不确定五公里要跑多远结束。唔，他耸耸肩，这也在意料之中嘛。他开始向东跑。他看到的景象使他心旷神怡。太阳即将升起。由于这里纬度比莫斯科低，因此日出要早些；群山的峰峦轮廓显现在一片红霞中，就像是龙的牙齿。他不禁笑了笑。他的小儿子就爱画龙。

飞机降落时的景象确实壮观。一轮明月照亮了飞机下面平坦的卡拉库姆沙漠，接着这片荒芜的沙漠在一道仿佛是众神建造的高墙前消失了。经度才相差三度，脚下的土地却从海拔三百米的平地变成了海拔五千米的高山。他从高处可以看见西北方向大约七十公里处的杜尚别的灯火。卡菲尔尼甘河和苏尔汉达里亚河从这个五十万人口的城市边上流过。邦达连科上校就像来自另一个半球的人，很想知道为什么这里会建起一座城市，是什么样的古老历史使这座城市在两条发源于高山的河流之间发展起来。当然，它看上去并不像个适宜居住的地方，但是这里也许是古代巴克特里亚人长长的骆驼商队歇息的地方，也许这里是一个交通枢纽，也许——他停止了遐想。邦达连科明白自己只是在拖延晨跑的时间。他戴上一只大口罩，把鼻子和嘴巴捂住以抵御刺骨的寒气，接着他开始作放松肌肉的屈膝运动，然后将腿顶在墙上把肌肉拉开，随后便轻松快速地跑起来。

很快他就觉得，由于戴着口罩，呼吸比往常费劲得多。当然，还有地势高的缘故。唔，这样他的跑步时间就得缩短一些。宾馆已在他的后面；当他经过基地设施图上标明有机器和光学仪器的建筑时，他往右边看去。

“站住！”突然有人喊了一声。

邦达连科暗自骂了一声。他不喜欢有人打断他的锻炼。当他看见那人戴着克格勃的绿色肩章时，心里更是恼火。特务——暴徒——装得像军人一样。“唔，干什么，中士？”

“请出示您的证件，同志！我不认识您。”

幸亏邦达连科的妻子在他的耐克牌运动服上缝了好几个口袋。这套衣服是他去年过生日的时候，妻子设法从莫斯科的灰市上买来送给他的礼物。他递过身份证明，但两条腿却没有停下来。

“上校同志是什么时候到的？”中士问道。“您一大早在这里干什么？”

“你们的军官呢？”邦达连科反问道。

“在主哨位上，在那边四百米的地方。”中士回答道。

“那么你就跟我一起来吧，中士，我们跟他谈一下。苏军的上校是不会对中士进行解释的。走吧，你也需要锻炼锻炼！”他以挑战的口吻说着又开始跑起来。

那名中士才二十来岁，但是穿着笨重的大衣，加上步枪和子弹带，还没有跑出二百米，邦达连科就听到他的喘息声。

“这儿，上校同志。”一分钟后，那名年轻人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你平时烟抽太多了，中士。”邦达连科说道。

“这是怎么回事？”一名克格勃中尉在书桌后大声问道。

“你们这名中士对我不恭。我是邦达连科上校，我正在晨跑。”

“穿着这身西方式样的衣服？”

“我锻炼的时候穿什么服装与你有什么关系？”白痴，你以为间谍也慢跑？

“上校，我是安全值日官。我不认识您，我的上司也没有通知我您的来到。”

邦达连科把手伸进另一个口袋，掏出他的特别来访通行证和个人身份证，一起递过去。“我是国防部的特别代表。我此行的目的不用你管。是雅佐夫元帅亲自派我来的。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可以打这个电话号码直接找到他！”

这名克格勃中尉仔细看了看这些证件，试图判断他说的是否与文件上的一致。

“请原谅，上校同志，我们是奉命行事，要认真执行保安条例。一个穿西方运动服的人大清早跑步，在这里真的是件稀罕事。”

“我想，对你们这支队伍来说，跑步是件稀罕事。”邦达连科冷冷地说道。

“在这座山头上几乎没有进行正规体育锻炼的场地，上校同志。”

“真的吗？”邦达连科笑着从口袋里掏出笔记本和铅笔。“你说你们在严格履行警卫的职责，可是你们达不到你们部队规定的体能训练标准。谢谢你向我提供这一情况，中尉同志，我要和你们的指挥官谈谈这件事。我可以走了吗？”

“从技术上来说，我必须护送所有来访官员，这是给我的命令。”

“好极了，我跑步的时候喜欢有人陪着。你愿意跟我一起跑吗，中尉同志？”

这名克格勃军官中了圈套，而且他很快就明白了这一点。五分钟后，他像被捞上岸的鱼儿一样，快喘不过气来了。

“你们警卫工作的主要威胁是什么？”邦达连科问得不怀好意，因为他的脚步并没有放慢。

“这里离阿富汗边境只有一百一十公里，”中尉气喘吁吁地答道。“他们有时候会派一些匪徒进入苏联的领土，这您也许听说了。”

“他们和当地居民有接触吗？”

“我们还没有发现，不过我们一直在注意。当地居民大部分是穆斯林。”中尉咳嗽起来。上校停下脚步。

“在这么冷的空气中，我发现戴口罩比较好。”他说道。“这样你吸进去的空气，就不会那么冷了。中尉同志，挺起胸来，作深呼吸。既然你们严格执行安全条例，那你和你的部下就应该把身体练得棒棒的。跟你说实在的，阿富汗人身体就很棒。两年前的冬天，我到过一支特种部队。我们在六七座道路崎岖的大山里追击阿富汗人。我们根本打不着他们。”可是他们却打着了我们，不过这句话他没有说出口。邦达连科永远忘不了那次遭到的伏击。

“直升机呢？”

“小同志，碰上恶劣天气，它们有时就飞不了。当时，我们正试图证明，我们也能进行山地作战。”

“这个嘛，当然了，我们每天都派出巡逻部队。”

他说话的神情使邦达连科感到不快。上校打定主意要核查一下。“我们跑出多远了？”

“两公里。”

“高海拔增加了跑步难度。好，我们步行返回吧。”

日出的景象蔚为壮观。一轮红日从东边无名的山峦背后冉冉升起，它的光芒向附近的山坡挺进，把黑暗赶进了冰川时期留下的深谷。即使对那些残忍野蛮的自由战士来说，这个设施也不是个容易攻击的目标。岗楼的布局十分理想，它们的火力可以控制方圆几公里的范围。由于考虑到住在这里的非军人，他们没有使用探照灯。不过，红外夜视装置比探照灯更管用，而且他相信，这里的克格勃部队已在使用。再说——他耸耸肩——基地安全问题不是上级派他来的目的，不过这倒是个好借口，可以刺激一下克格勃执行保安任务的部队。

“请问，您是怎样弄到这套运动服的？”呼吸顺畅后的克格勃中尉问道。

“你结婚了吗，中尉同志？”

“结了，上校同志。”

“就我个人而言，我不会去盘问妻子，她是从哪里替我买的这份生日礼物。我不是契卡的人。”他又做了几个深度屈膝，表明他的身体还是比较棒的。

“上校，我们虽然职责不同，但都是为苏联效力。我是个年轻、初出茅庐的军官，这点您已说得很清楚。有件事常使我感到烦恼，那就是军队和克格勃之间毫无必要的对立。”

邦达连科转身看着中尉。“我的年轻同志，你说得没错。也许当你戴上将军衔的时候，你还会记得此刻的感触。”

他在岗哨处离开了那名克格勃中尉，步履轻快地往宾馆走去，清晨凛冽的寒风差点把他脖子上的汗水冻成冰。他走进大楼，乘电梯上了楼。果然不出所料，由于时间尚早，还没有淋浴的热水供应。他冲了个冷水澡，驱散了最后一丝睡意；接着刮了刮胡子，换了身衣服，然后去餐厅吃早餐。

菲利托夫只要九点钟赶到部里上班就行。半路上有一家蒸汽浴室。蒸汽浴在醒酒提神方面比其他任何方法都好，这是菲利托夫多年来的经验之一。这个办法屡试不爽。他的中士开车把他送到离克里姆林宫六个街区的库兹涅茨基大桥旁的桑杜诺夫斯基浴室。这是他星期三早上通常要去的地方。尽管他来得比较早，有人比他来得更早。有几位可能也是要人，正步履艰难地踏着宽阔的大理石楼梯，来到二楼头等（当然，现在已不这么叫了）浴池。在莫斯科有数以千计的人也有上校这样的毛病，采取的也是这样的治疗方法。其中有一些是妇女。菲利托夫心想，不知道那些妇女使用的设施与他待会儿要用的是否有很大的差别。这是件怪事，他从一九四三年到国防部工作后一直上这里来洗澡，可是他从来没有瞄过女宾部一眼。唔，我老啦，干不了那种事了。

菲利托夫的两眼充血，眼皮发沉。他脱去衣服，赤裸着从屋子尽头的架子上拿了一条厚厚的浴巾和一束桦树枝。他尽情地呼吸着更衣室里凉爽、干燥的空气，而后打开通往蒸汽浴室的门。以前的大理石地面现在大部分已换成了橙色的瓷砖。大理石地面完整无损的情景他依然记忆犹新。

两个五十来岁的男子在高谈阔论，也许谈的是政治。尽管屋子中间的热箱里冒出的蒸汽发出嘶嘶声，他仍可以听到他们扯着嗓门的说话声。他数了数，另外还有五个人。他们全都耷拉着脑袋，谁也不说话，忍受着醉酒后的难受劲儿。他在前排找个位置坐下来。

“早安，上校同志。”五米外有个人跟他打招呼。

“早安，学者同志。”菲利托夫向这位常客回礼。他双手握着桦树枝条，等身体出汗。很快他就冒汗了——室温将近华氏一百四十度。他仔细调节着呼吸，而大凡有经验的人都这样。早晨饮茶时服下的阿司匹林已开始起作用，不过他还是觉得脑袋发沉，眼眶肿胀。他用树枝抽打背部，仿佛在祛除身上的毒气。

“我们斯大林格勒的英雄今天早上怎么样啊？”那位学者接着问道。

“和教育部的天才感觉差不多吧。”菲利托夫的回答引来一阵苦笑。他怎么也记不住那人的姓名……伊里亚·弗拉基米洛维奇，什么的。头昏脑涨的时候，傻瓜才笑得出来。这家伙说他酗酒是因为他的老婆。你喝酒是为了摆脱你老婆，对不对？你吹嘘自己不止一次跟秘书上床，而我只要能再看叶莲娜一眼，我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灵魂。还想看看我儿子的模样，他暗暗对自己说。我的两个漂亮的儿子。在这样的早晨，回忆回忆这些事真不错。

“昨天的《真理报》说到了军控谈判。”这位学者唠叨着。“有进展的希望吗？”

“我不知道。”上校回答道。

一位服务员走进来。他的年纪很轻，大约二十五岁左右，个子不高。他点了点房间里的人数。

“有人想喝酒吗？”他问道。浴室里是绝对禁止饮酒的，但是真正的俄罗斯人都会说，那样喝起伏特加来味道更美。

“不要！”大家齐声回答。今天早上对解宿醉的烈酒谁也没有兴趣。菲利托夫见到这种情况，不禁有些惊讶。唔，今天不是周末，如果是星期六早晨，情况就不一样了。

“那好吧，”服务员边说边朝门口走去。“外面有干净毛巾。游泳池的加热器修好了。游泳是很好的运动，同志们。别忘了活动活动正在受热的肌肉，这样你们一整天都会感到神清气爽。”

菲利托夫抬起头来望着。这就是那个新来的。

“他们干吗非他妈装得那么高兴？”角落里有个人问。

“他高兴，因为他不是稀里糊涂的老醉鬼！”另一个人回答道。他的话引得另外几个人咯咯地笑起来。

“五年前，伏特加还不像现在这么往上冲。我跟你们说吧，现在的质量控制不如以前了。”第一个人继续说。

“你的肝也不如以前了，同志！”

“人老是很可怕的。”上校转过身，看看这话是谁说的。那人将近五十岁，圆鼓鼓的肚子白得像死鱼，嘴上叼着一支香烟，这可是违反规定的。

“不老就更可怕了，可是你们年轻人忘了这一点！”他不由自主地说了一句，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周围的人抬起头，看见他背部和胸部烧伤的疤痕。即使有些人不知道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菲利托夫是何许人也，也意识到他不是好惹的。他又静静地坐了十分钟后才离去。

上校走到门外，见那个服务员在门口，就把桦树枝和毛巾递给他，然后走到冷水淋浴的地方。十分钟后，他已判若两人，伏特加引起的痛苦和沮丧已一扫而光，紧张情绪也已荡然无存。他迅速地穿好衣服下楼，走向正在等他的座车。中士注意到他步履的变化，心里觉得奇怪：把自己蒸肉似的蒸一下，怎么会有这么神奇的疗效？

这名浴室服务员有自己的任务。几分钟后他再次询问有没有人要酒时，蒸汽浴室里有两个人改变了想法。他快步穿过浴室后门，走进一家小洗衣店。这家店老板靠卖私酒赚的钱比开干洗店赚得还多。服务员回来时拿着一瓶半公升装的“伏特加”——瓶子上没有这样的商标；上等伏特加专供出口和有头有脸的人，价格是市场价的两倍多。由于对酒类销售实行严格控制，莫斯科的黑市中出现了这种全新的、利润极高的买卖。服务员转交了一个放胶卷的小暗盒，那是他的接头人刚才连同桦树枝一并交给他的。此刻他感到如释重负。那是他唯一的接头人。他不知道那人的姓名，在对暗号时难免心惊肉跳，因为中情局在莫斯科的情报网早就被克格勃反间谍部门、令人害怕的第二处破获。他现在是身不由己，这一点他心里很清楚。但有些事情他是不得不做。从他在阿富汗的时候开始，他就亲眼目睹过，也被迫干过这类事情。当时他真的很想知道，那个满身伤疤的老人是谁，但他随即提醒自己，不应该过问对方的来历和身份。

干洗店的顾客主要是外国人，其中有记者、商人、为数不多的外交官，还有极少数希望把从国外买来的衣服保养好的俄国人。有位女士来取一件英式大衣，付了三个卢布便离开了。她走过两个街区，来到附近的地铁车站，乘自动扶梯下到月台，搭乘日丹诺夫克拉斯诺普列斯涅线——这条线在市交通图上标为紫色。车上十分拥挤，不可能有人看见她转交那盒胶卷。事实上，她也没看见接头人的脸。那人在下一站——普希金站——下车后，来到转线的高尔科夫站。十分钟后，胶卷又进行了一次转手，交给了一名在大使馆工作的美国人。那人昨晚在一个外交招待会上逗留得很晚，今天上班迟了一些。

他的名字叫埃德·福利，是位于柴可夫斯基大街的美国大使馆的新闻参赞。他和妻子玛丽·帕特——也是中情局的——来莫斯科已将近四年，两人都希望有朝一日永远离开这个冷酷、灰暗的城市。他们有两个孩子，都是很久没有吃到热狗、很久没打球了。

这并不是说，他们在国外的工作没有成绩。俄国人知道，中情局有不少夫妻搭档在活动；但是在国外当间谍还带着孩子，这种做法是苏联人不容易接受的。还有他们的掩护身份问题。埃德·福利到国务院工作之前是《纽约时报》的记者——他自己解释说，虽然薪水差不多，但是当警务方面的专访记者最远也只能到阿蒂卡。他妻子大部分时间都在家里照顾孩子，但常在下雪天带孩子们出去玩耍，不过有时候她也到位于列宁大街七十八号的英美学校代代课。他们的大儿子是青少年曲棍球队队员。监控他们的克格勃官员在档案上写着：小爱德华·福利虽然只有七岁，却已是个出色的边锋。苏联政府对这家人最恼火的是，老福利对他们首都的街头犯罪活动过于好奇。事实上，这里最糟糕的状况也比他所报道过的纽约好得多。但是这说明，相比之下他没有多大的危害。他太喜欢四处打探，不像个干情报工作的。毕竟，那些人都会采取各种措施尽可能不引人注目。

福利从地铁站向前走了几个街区。他彬彬有礼地朝守卫在那幢破旧凝重的建筑物大门外的民兵和门内的海军陆战队士官点点头，然后走进办公室。这里显得很简陋。在国务院的“驻苏机构的情况简报”中，对美国大使馆的正式描述是“狭小拥挤、维修困难”。福利心想，写这篇报告的人也许会把纽约南布朗克斯一幢被烧成空架子的住房说成是“有开发维修价值”吧。上次修缮这幢楼房时，他们把一间贮藏室和一间工具室改建为一个十平方米左右、勉强可用的办公室。不过，那间工具室是他的专用暗室，而且这也是二十多年来中情局情报站总有人在使用这间屋子的原因。福利是住在这间屋子里的第一位情报站站长。

福利才三十三岁，身材高瘦，祖先是爱尔兰人，从小在纽约昆斯区长大。他具有敏锐的智力、沉着的心态和一本正经的面孔，并因此从圣十字学院脱颖而出。他在上大四的时候就被中情局录用。他在《纽约时报》干过四年，确立了他个人的“传奇史”。本地新闻编辑部的同事回忆说，他是个称职的记者，但比较懒散，从不到哪里进行正经的采访，只是忙忙碌碌地进行摘编。对他离开报社到政府部门任职，他的编辑并不介意，因为这正好腾出位子给一个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毕业的、愿意四处奔波、对新闻特别敏感的年轻人。现在的《纽约时报》驻莫斯科记者跟同事和朋友谈起福利时，都说他是个无能且生性愚笨的家伙。这一来，倒给了福利在情报工作中最求之不得的夸奖：他？他不够机灵，当不了间谍。由于这一点，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福利受命负责联络中情局潜伏期长、成绩卓著的头号情报员、代号“枢机主教”的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菲利托夫上校。这个代号本身就是高度机密，在中情局内只有五个人知道，它的意义远非一名身穿红袍、有显赫外交地位的神职人员可比。

来自枢机主教的原始情报被列为特种情报／绝密-Δ级，而在整个美国政府中只有六名官员属于Δ级。这种情报的代号每个月变换一次。本月的代号为绸缎，能接触它的人不到二十个。即使这样，其中的资料在拿出Δ级圈子之前，也要经过特定的释义和巧妙的改写。

福利从口袋里掏出暗盒，然后把自己反锁在暗室中。即使喝醉了酒或是处于半睡眠状态，他也能冲洗胶卷。事实上，有几次他就是这么干的。不到六分钟，胶卷就冲好了，接着他把暗室收拾得干干净净。如果以前在纽约的那个编辑看见他在莫斯科做事竟然这么干净利索，一定会感到惊讶的。

福利遵循的是一套三十年没有变化的工作程序。他用检查三十五毫米胶片的放大镜看了看那六张冲好的底片。他用几秒钟时间记住了上面的内容，然后用自己的手提式打字机打出了译文。这是一台手动打字机，上面的旧色带严重磨损，对任何人，尤其是克格勃的人，都没有什么用了。福利也像许多记者一样，打字技术较差。他打的纸页上有不少字母是重叠的，还有不少地方是用X删除的。这种纸经过化学处理，不能用橡皮去擦。他用了两个小时才把文稿打出来。接着他对着胶卷核对了一遍，以确定没有任何遗漏，也没有任何严重的文法错误。他感到满意之后，以始终未能完全克服的紧张心情把胶卷揉成小团，放进一个金属烟灰缸，用一根火柴把枢机主教存在的唯一直接证据化为灰烬。接着他点燃一根雪茄来遮盖赛璐珞燃烧时发出的特殊气味。他把那几张打好的纸折起来放进口袋，然后走到楼上的大使馆通信室。在通信室里，他草拟了一份语气平淡的电报，收件地址是华盛顿国务院的四一八信箱：“回复十二月二十九日来电。开支报告经邮袋送上。福利。完毕。”福利是新闻参赞，不得不替以前的新闻界同行们支付许多酒吧账单。尽管他们瞧不起他，但他从来不想回敬他们；他不得不给雾谷的公务员们写一些开支报告。不过，使他觉得有意思的是，他在新闻界的哥儿们都在起劲地维护他的掩护身份。

接着他找到大使馆的驻馆信使。尽管这个职务鲜为人知，却也是驻莫斯科使馆活动的一部分，从三十年代以来就始终没有改变过。总是有一名信使携带邮袋外出，不过现在他又有了别的任务。这名信使是使馆中知道福利真正为哪个部门工作的四个人之一。他是一名退休陆军准尉，由于运送越南战场上的伤亡人员有功，获得过优异服役十字勋章和四枚紫心勋章。他对人的微笑是典型的俄罗斯方式，只有嘴动，眼睛几乎从来不动。

“今天晚上想飞回家吗？”

那人眼睛顿时一亮。“赶上星期天的超级杯？开玩笑吧。下午四点左右到你办公室？”

“没错。”福利关上门，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信使订了一张英国航空公司下午五点四十分飞往希思罗机场的机票。

由于华盛顿与莫斯科的时差，华盛顿收到福利电报的时间是清晨。六点钟，一名中情局的雇员走进国务院的收发室，从十来个信箱里取走了中情局的邮件，然后驱车返回兰利。他原先是行动处的一名高级外勤特工，现在已被禁止出国执行任务，因为他在布达佩斯受过伤——那里有一个街头流氓打裂了他的脑壳，当地警察十分恼火，把那个流氓关了五年。这名特工心想，如果他们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准会授予那个流氓一枚奖章。他把邮件交给相关部门，然后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鲍勃·里特七点二十五分来上班的时候，这封信已放在他的办公桌上。里特是中情局负责外勤的副局长。他的管辖范围在技术上属于行动处，包括情报局所有外勤特工和被招募与雇用为特工的外国公民。像往常一样，从莫斯科来的邮件不止一件，但是这一件最重要。他立即把这份邮件放进个人专用档案柜，然后准备听取八点钟由值夜人员所作的每日简要汇报。

“门开着。”福利听到有人敲门，抬起头来。信使走进来。

“飞机一小时后起飞，我得赶紧走。”

福利把手伸进办公桌里，拿出一件样子像贵重银质烟盒的东西。他把它递给信使，信使小心翼翼地接过来，放进上衣口袋。盒子里是那几张折起来的打了字的纸，还有一个袖珍发火装置。如果盒子被打开的方法不对，或是受到突然的加速——比如被摔到坚硬的地面，那装置就会自动点火，烧毁盒内的镁光纸。它甚至会烧坏信使的衣服，所以他在把它接过来的时候才那么小心。

“我星期二早上就能回来。要我给你带点什么，福利先生？”

“听说新的《三不管地带》已经出版——”他的话引得信使直笑。

“好吧，我找找看。钱等我回来再给。”

“一路平安，奥吉。”

大使馆的司机把奥吉·吉安尼送到离莫斯科十九英里的谢列梅捷沃机场。信使凭外交护照直接通过安全检查，登上英国航空公司飞往希思罗机场的班机。他乘坐的是经济舱，座位在飞机右侧。他把外交邮袋放在靠舷窗的位子上，自己坐在中间的位子上。从莫斯科起飞的班机难得客满，他左边的座位也是空的。这架波音飞机准时启动。机长通报了飞行时间和目的地，飞机驶向起飞跑道。飞机一离开苏联国土，一百五十名乘客便拍手鼓掌，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每次都使这位信使感到很滑稽。吉安尼从口袋里掏出一本平装本小说，开始看起书来。当然，在飞行期间，他不能喝酒，也不能睡觉，因此他决定到换机时再用餐。不过，空姐还是给他端来一杯咖啡。

三个小时之后，这架波音747在希思罗机场降落。他再度轻而易举地通过了海关。他在飞机上待的时间比大多数民航机的飞行员还长，因此至今仍可自由出入世界上大多数机场的贵宾候机室。他在这里停留一个小时，等候一架飞往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的波音747班机。

在飞越大西洋时，信使品尝了泛美航空公司客机上的午餐，还看了一部他以前没有看过的电影，这倒是很难得的。他看完手中的书时，飞机已开始向杜勒斯机场降落。他用手搓了搓脸，心里在琢磨现在华盛顿该是几点钟了。十五分钟后，他上了一辆没有任何特征的政府机关的福特轿车，向东南方向驶去。他坐在前排，因为他希望能有较大的空间伸伸腿。

“路上怎么样？”那司机问道。

“老样子。无聊啊。”可是，这比在越南中部山区运送伤兵要轻松多了。政府一年付给他两万美金，让他坐在飞机上看书，加上部队给他的退休金，日子可以过得很舒服。他从来不去想他递送的外交邮袋中有什么，也不关心衣服口袋的盒子里装了什么。他认为那样想是浪费时间。世界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

“盒子拿到了吗？”那个坐在车后座上的人问道。

“拿到了。”吉安尼从上衣内袋里掏出盒子，双手捧着递了过去。后座上那名中情局官员双手接过来，然后将它放进一个有海绵的盒子里。此人是中情局科技处技术服务室的教官。该室包括许多专业部门。这名教官是饵雷和爆炸装置方面的专家。到了兰利后，他乘电梯来到里特的办公室，在里特的办公桌上把盒子打开，对里面的东西看都没看一眼就回自己的办公室去了。

里特走到他个人专用的复印机前，把资料复印了几份，然后烧掉那张镁光纸。这与其说是一个保密措施，不如说是一个简单的安全措施。里特不想把一张易燃的纸放在自己办公室里。资料还没有复印完，他便开始阅读起来。像往常一样，他刚读完第一页，头就左右摇晃起来。这位外勤副局长走到办公桌前，按下与局长办公室直通电话的按键。

“忙吗？鸟儿着陆了。”

“过来吧。”亚瑟·穆尔法官立即回答。没有什么比来自枢机主教的情报更重要的了。

里特顺道把格里尔将军也带上了，两人在那间宽敞的办公室和局长碰头。

“这家伙真行。”里特说着把材料分发给他们。“他蒙骗雅佐夫，让他派一名上校去‘巴赫’对整个系统作‘可靠性评估’。他要到那里去的邦达连科上校用通俗易懂的措辞报告那里所有部门的情况，这样部长才能了解通盘情况，然后向政治局报告。既然部长委派米沙经办，那份报告自然先送到米沙的办公桌上。”

“瑞安遇到的那个小伙子——我记得是格雷戈里——希望我们派一个人去杜尚别。”格里尔说着笑起来。“瑞安对他说，这是不可能的。”

“很好，”里特说道。“大家都知道，行动处总是把事情搞得乱七八糟。”整个中情局对行动处的失败成为新闻有一种病态的自豪，行动处特别希望经常有报刊提供的表扬他们的舆论评价。克格勃的差错从来没有像中情局的那样引人注意。中情局在公众中的形象往往是被渲染了的，就连俄罗斯情报界也普遍信以为真。几乎没有人会想到，像这样泄露秘密是有目的的。

“我倒希望，”穆尔法官冷静地说，“有人告诉米沙，有的间谍潜伏得很深，有的间谍胆子很大，但同时做到这两项是极为困难的。”

“他非常谨慎，老板。”里特解释道。

“是啊，我知道。”局长低头看着资料。

局长读到的是：自从德米特里·费德罗维奇去世后，国防部里的情况就与先前不同了。有时候我甚至怀疑雅佐夫元帅是否真的重视这些新技术的发展，可是我心中的疑虑能向谁汇报呢？克格勃会相信我吗？我必须疏理自己的思路。是的，在进行任何指控之前，我都必须理顺思路。但是我能违反保密条例吗……

我有什么样的选择？如果我不能把自己的疑虑写出来，谁会把我的看法当一回事呢？明知故犯地违反重要的保密条例是很难办的，可是国家安危高于这些条例。我必须这么做。

就像荷马史诗的开头要祈求艺术女神缪斯一样，枢机主教的情报开头都是这样千篇一律。这种做法是六十年代末期形成的。枢机主教的情报都是个人日记的照片。俄罗斯人都喜欢写日记。他每次写日记，都充满了斯拉夫式的心灵呼声，是他个人对国防部决策的担忧。有时他担心的是某个具体项目的安全或是某种新坦克或新飞机的性能。每一次，他都会对某一硬件的技术优点或某个决策发表长篇评论，但他总是把问题的根源归咎于国防部内的官僚作风。如果菲利托夫的公寓遭到搜查，他的日记很容易被发现，他根本不像人们想象中的间谍那样把日记本藏起来。虽然他确实违反了保密条例，而且肯定会因此受到警告，但是他至少还有机会为自己辩护。或者说，他是这么想的。

再过一两个星期，等我拿到邦达连科的报告，也许我就能让部长相信，这是一项和我们国家的生死存亡息息相关的重要项目。日记就此结束。

“那么，看来他在激光输出功率上取得了突破。”里特说道。

“现在流行的名词叫激光‘通量’，”格里尔纠正他。“至少杰克是这么对我说的。先生们，这可不是好消息。”

“詹姆斯，你的眼睛总是不放过任何细节。”里特说道。“天哪，要是他们先研究成功怎么办？”

“还没有到世界末日。别忘了，即使这种想法被证明确实可行，真正部署这个系统还要十年时间，他们离这一步还远着呢。”中情局局长指出。“天塌不下来。这可能对我们有利呢，是吧，詹姆斯？”

“是的，如果米沙能给我们作一些有用的描述的话。在多数领域里，我们都处于领先地位。”副局长回答道。“瑞安的报告需要这些材料。”

“他还不能接触这些资料。”里特表示反对。

“他以前曾接触过Δ级材料。”格里尔提醒说。

“一次，只有一次，而且当时有充分的理由——是啊，对一个外行来说，他做得好极了。詹姆斯，这里没有他需要知道的东西。只有一点例外，那就是我们有理由怀疑俄国佬在输出功率——通量？——上有所突破，而且那个叫格雷戈里的小伙子早就怀疑了。告诉瑞安，我们通过其他情报渠道已证实了这种看法。法官，你可以亲自向总统汇报说有情况，不过还得等几个星期。我们暂时还不能采取进一步行动。”

“说得有理。”法官点点头。格里尔接受了这个意见，不再争辩。

他很想告诉他们，这是枢机主教最重要的任务，但这对中情局三位高级长官中的任何一位来说都太戏剧化了。这些年来，枢机主教向中情局提供了大量重要情报。等他俩走后，穆尔法官把报告重新看了一遍。在报告结尾福利提了一句，瑞安与枢机主教险些碰了个满怀，就在玛丽·帕特给他布置那项新任务后——而且是当着雅佐夫元帅的面。穆尔法官摇摇头。福利这两口子，天生的一对。而瑞安竟然会撞在菲利托夫上校身上，真是无奇不有。穆尔再次摇摇头。这个世界真奇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