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行了。”奥尔蒂斯请来了大使馆的医生。此人是个陆军外科医生，真正的工作是帮助治疗阿富汗伤兵。丘尔金的肺已严重受损，无法抵御转运途中染上的肺炎。“恐怕他今天都挺不过去。很遗憾，伤势太严重了。早来一天的话，我们也许还能救活他，可是……”医生摇摇头。“我想给他请个牧师，但那大概也是浪费时间。”

“他能说话吗？”

“不多。你可以试试。他的情况很严重，说话不会增加他多少痛苦。他可能只有几个小时的清醒时间了，然后就会慢慢死去。”

“你费心了，谢谢。”奥尔蒂斯说道。他几乎如释重负地舒了口气，但这种动作立即使他感到惭愧。他问自己，如果他能活，他们该怎么办？把他送回去？留下来？还是用作交换？他不明白为什么神箭手要把丘尔金带来。“嗯。”他思忖着进了房间。

两小时后，奥尔蒂斯从房间里出来。他开车去大使馆，那里的餐厅里有啤酒。他向兰利总部作了汇报。在此后的五小时，他独自坐在角落上的一张桌旁，只是再去拿酒时才离开一下，一直喝到烂醉如泥。

爱德华·福利不能像奥尔蒂斯那样放纵。他的一个交通员三天前失踪了。另一个离开国家计委大楼的办公室后，过了两天才回去。今天上午，他安插在洗衣店的那个人打电话来说病了。他给浴室里那个小伙子送了警报，但不知他收到没有。这对他的枢机主教情报网不是什么小麻烦，而是一场灾难。原本利用斯韦特兰娜·瓦尼耶娃的用意，是以为她能免受克格勃的残酷折磨。如果她能抗它几天，他就有时间让手下人转移。让枢机主教撤出的警报已经收到，但还有待传递。在没有准备妥当之前去惊动他是不明智的。等准备好之后，让菲利托夫找个借口去列宁格勒军区司令部——他每隔半年左右就去一次——是很简单的事情，那样他们就能把他弄出来了。

如果那样能成的话，福利提醒自己。他听说这种方法只用过两次，尽管两次都成功了……但并没有绝对的把握，对吗？不是一点把握也没有。到该离开的时候了。他和妻子需要一段时间休假，告别这一切。他们以后可能去约克河畔的“农场”当教官。不过这些想法并不能帮助他解决当前的问题。

他心想不知是否应该向枢机主教发出警告，要他多加小心。那样做他也许会毁掉兰利方面渴望得到的情报，而这些情报是至关紧要的。这是个规定，是菲利托夫应该与福利一样清楚的规定。但是间谍并不仅仅是情报的提供者，难道不是吗？

像福利夫妇这样的外勤官员，应当把间谍看成是有价值、但又可以牺牲的财产，应当与下线间谍保持距离，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善待他们，必要时则要无情。实际上就像对待孩子，既要宠爱，又要严格。但他们并不是孩子。枢机主教当间谍的时候，福利才上二年级，他比自己父亲的年纪还大。他能对菲利托夫不忠诚吗？当然不能。他必须保护他。

可是怎么保护呢？

反间谍活动往往干的就是警察的工作，因此瓦图京上校与莫斯科民兵中的精英一样，对调查工作非常熟悉。斯韦特兰娜已向他供出了洗衣店经理。经过两天初步监视，他决定把那个人带来审讯。他们没有用水池的办法对付他，因为上校仍然不相信这种技术。更何况，也没有必要对他慢慢来。使瓦图京恼火的是，斯韦特兰娜·瓦尼耶娃现在有了自由的机会——在为国家的敌人效劳之后，她居然还有自由！有人想把她用作与中央委员会讨价还价的筹码，但上校对此不感兴趣。现在，洗衣店经理向他描述了这条没完没了的情报线上的另一个成员。

还有一件让他恼火的事，他认为他见过那个青年！洗衣店经理很快就告诉他，说他怀疑那个年轻人在浴室工作，他的描述符合瓦图京曾经交谈过的那个服务员的特征。尽管发火不符合他的职业要求，但他仍然火冒三丈，因为上个星期的那个上午，他遇到了一个叛徒，他居然没有认出来……

那个上校叫什么名字来着？他突然问自己。就是那个被绊了一下的？菲利托夫——米沙·菲利托夫？国防部长雅佐夫的助手？

我准是醉糊涂了，竟没有想到这点？斯大林格勒的菲利托夫，那个在坦克被击中、人被烧伤的情况下，依旧杀死了许多德国人的坦克手。米哈伊尔·菲利托夫，三次荣膺苏联英雄勋章……肯定是同一个人。难道他会……

不可能，他暗自思忖。

但是没有什么事是不可能的。如果说他还不糊涂，那么在这个问题上他一点也不糊涂。他清理自己的思路，冷静地考虑这种可能性。幸好在捷尔任斯基广场的第二处里，存放着苏联每个重要人物的档案。要调取菲利托夫的档案很容易。

十五分钟后，瓦图京看到的是一份厚厚的档案。他意识到，其实他对这个人基本不了解。像大多数战斗英雄一样，战场上几分钟的英勇表现足以荣耀一生。但是，人的一生不是那么简单的。瓦图京开始阅读档案。

档案中与作战有关的材料很少，不过相当完整，包括给他颁发所有勋章时的嘉奖令。在连续担任三任国防部长的助理期间，他都经过严格的安全审查，其中有些是他本人知道的，有些是他不知道的。这些文件当然都是按时间先后排的。瓦图京转向另一叠材料。

瓦图京吃惊地发现，菲利托夫曾卷入臭名昭著的平科夫斯基案。奥立格·平科夫斯基曾经是苏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的一名高级军官。他被英国人录用，受英国秘密情报局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双重控制，干尽了背叛祖国的勾当。他的倒数第二次背叛行为是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他向西方泄露了战略火箭军的战备情况（或者说战备不足的情况）。这一情报使美国总统肯尼迪得以迫使赫鲁晓夫撤走不计后果部署在可怜的古巴岛上的导弹。平科夫斯基对外国人变态的忠诚驱使他多次铤而走险，向他们传递情报。可是作为一名间谍，他所冒的风险已经达到了极限。他已经引起怀疑。对方只要稍微有点聪明过头，事情往往就会败露。但是……菲利托夫是第一个提出实际指控的人……

菲利托夫是告发平科夫斯基的人吗？瓦图京十分震惊。当时调查已经取得很大的进展。连续的监视表明平科夫斯基正在做的一些事情有些异常，可能至少包括一次投放情报，但是——瓦图京摇摇头。这是你在这种事情中的巧合。菲利托夫曾去找过那位资深安全军官，并汇报了他和这位军情局熟人之间的奇怪交谈。他说，这个人也许是清白的，但这场谈话使他突然感到有些怪，因此他觉得有必要向上级汇报。根据克格勃的指示，他将继续找那个人谈。第二次交谈后，那人就不那么清白了。此时，对平科夫斯基的专案调查已告一段落，无需更多的证据来给他定罪了；这个结局也使卷入此案的每一个人都觉得好过些……

瓦图京心想，这是个奇怪的巧合，但还不至于使此人涉嫌。档案中涉及个人的资料部分表明菲利托夫是个鳏夫。档案中有他妻子的一张照片，瓦图京对着照片看了好一会儿。还有一张结婚照。当他看见这个老军人曾经是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而且还是个挺英俊的小伙子的时候，他不禁微微一笑。接下来的一页材料上说到他的两个儿子——都死了。这引起了他的注意。有一个儿子是卫国战争即将爆发前出生的，另一个则生于战争爆发后不久。但他们都不是死于战争——那是死于什么呢？他继续翻阅着。

瓦图京发现，菲利托夫的大儿子死在匈牙利。由于他政治上的忠诚，他和一批军校学员被抽调派往匈牙利，帮助镇压一九五六年的反革命活动。他继承了父亲的事业，当了坦克手，是在坦克被击毁时死去的。唔，当兵是有生命危险的。当然，他父亲也一样。瓦图京注意到，他的二儿子也是坦克兵，死于他那辆T-55坦克的炮膛爆炸。整辆坦克的乘员全都死于非命，而造成这次事故的是苏联工厂存在的通病——质量控制不佳……他妻子是什么时候死的呢？那年七月。可能是伤心过度而死，至于医学上怎么解释则另当别论。从档案中可以看出，两个儿子都是苏联男青年的楷模。瓦图京心想，随着儿子的死去，菲利托夫的一切希望与理想也都破灭了，接着又失去了妻子。

太糟糕了，菲利托夫，我想你在和德国人打仗的时候把全家的好运都用光了，结果你另外三位家人不得不付出了代价……太糟糕了，一个有如此辉煌战绩的人竟然落到……

这应当成为背叛祖国的理由吗？瓦图京抬起头，把目光移向办公室的窗外。他能看见外面的广场，看见围绕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塑像行驶的汽车。“铁腕人物费利克斯”是契卡的创始人。他有波兰人和犹太人的血统，留着一撮奇怪的小胡子，凭着惊人的才智，粉碎了西方早期对苏联进行渗透和颠覆的企图。他的塑像背朝大楼，有人戏谑地说他注定要永远孤零零地站在那里，就像斯韦特兰娜·瓦尼耶娃那样……

啊，费利克斯，现在你对我有什么忠告吗？瓦图京知道答案十分简单，捷尔任斯基会逮捕米沙·菲利托夫并严加审讯。当年只要有一点嫌疑就足够了。谁知道有多少无辜的男女因此而致残或招来杀身之祸呢？现在情况不同了，即使是克格勃也要依法办事。你不能在大街上随便抓人，而且想知道什么就采用刑讯。瓦图京觉得，这样做好多了。克格勃是个专业机构。他们现在必须更加努力地工作，这样才能造就训练有素的军官，才能有比较出色的表现……这时他的电话响了。

“我是瓦图京上校。”

“你上来一下。十分钟后我们向主席汇报情况。”对方说完便把电话挂断了。

克格勃总部是一幢旧大楼，大约建于世纪初，当时是俄国保险公司的本部。外墙是铁锈红色花岗石，内部反映了建造大楼时的时代风格，有挑高的天花板和巨大的门。然而，铺着地毯的长廊中光线并不充足，因为人们在穿过走廊时，谁也不应该去细看别人的脸。这里到处能看见穿制服的人。他们是第三处的军官，专门监督武装部队。这幢大楼与众不同的特点就是它的寂静。在里面走路的人个个神情严肃，双唇紧闭，生怕无意中泄露该楼掌控的数百万个秘密中的任何一个。

主席的办公室也面对广场，不过比瓦图京上校办公室的视野开阔得多。一位男秘书从办公桌旁站起来，领着两位来客从一直站在接待室角落的两名警卫身边走过。瓦图京深深吸了一口气，走进敞开的大门。

尼古拉·格拉西莫夫担任克格勃主席已经第四年了。他不是干情报出身，而是个党务工作者，在苏共的官僚机构干了十五年后，被安排在克格勃第五处当了个中层领导，主要任务是压制内部的不同意见。他因出色完成任务而逐步得到提拔，十年前被任命为第一副主席。在那个岗位上，他从行政管理方面学会了对外情报工作，表现出色，他的才干受到了职业外勤人员的尊敬。但是他首先是党的人，所以才会坐上这把主席的交椅。他今年五十三岁，在担任这一职务的人中算是相当年轻的了，不过他的外表显得更年轻。他那张年轻的脸上没有因回顾失败而留下的皱纹，他信心十足的眼神中是对进一步晋升的期待。对于一个已经进入政治局和国防委员会的人来说，进一步晋升意味着他将角逐最高领导、苏联共产党总书记的职位。作为执掌党的“剑和盾”（这的确就是克格勃的官方座右铭）的人，他对其他竞争对手的情况了如指掌。尽管他从来没有公开表露过这样的雄心壮志，但这已成了这幢大楼里人们私下议论的话题。聪明能干的年轻人已经把自己的前途与这颗不断上升的新星联系在一起了。瓦图京看见了这个魅力非凡的人。他甚至从办公桌旁站起来，示意两位来客在那张巨型橡木桌对面的椅子上坐下。瓦图京是个能控制自己思想和感情的人，而且非常正直，不会在有魅力的人面前晕头转向。

格拉西莫夫拿起一份卷宗。“瓦图京上校，我看了你最近查案的报告，干得很出色。能跟我谈谈最近的进展吗？”

“好的，主席同志。最近我们在找一个叫爱德华·瓦西里耶维奇·阿尔图宁的人。他是桑杜诺夫斯基浴室的服务员。我们审讯了洗衣店经理后，知道此人是这条情报线上的下一个环节。遗憾的是，他在三十六小时前失踪了，但我们到周末一定能抓住他。”

“我自己也去过那家浴室。”格拉西莫夫诙谐地说。瓦图京把话接过去。

“我现在还去，主席同志。我亲眼见过这个年轻人，我认得我们收集的档案材料中的那张照片。他在阿富汗时是军械连的下士。他服役的档案资料表明，他反对在阿富汗使用某种武器——是我们用来阻止老百姓帮助土匪的武器。”瓦图京指的是那些被伪装成玩具、让儿童去捡的炸弹。“他的政治连长为此写了一份报告，但对他的第一次口头警告就使他不敢再发表反对意见，后来他完成了在那里的任务，再没有发生任何问题。由于那份报告，他没办法在工厂找到工作，他换了一件又一件伺候人的工作。同事们认为他表现一般，平时沉默寡言。当然，当间谍就应该这样。他从没跟人说过在阿富汗遇到的‘麻烦’，就连喝酒的时候对此也只字不提。他的住处、家庭成员和朋友都已被监控。要是我们不能迅速抓住他，就可以证明他是个间谍。但我们一定会抓住他，我要亲自审讯他。”

格拉西莫夫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我知道你对姓瓦尼耶娃的女人使用了新的审讯技术。你觉得怎么样？”

“很有趣，在此案中当然也很有效，不过对把她释放这件事，我有点疑虑。”

“这是我的决定，大概还没有人告诉你。”格拉西莫夫随即说道。“由于此案很微妙，同时有医生的建议，我认为，目前值得这样赌一把。我们不应该把此案弄得过分引人注目，你同意不同意？不过我们随时可以对她进行指控。”

哦，你可以用这个来对付她的父亲，对吗？她的耻辱也是他的耻辱。做父亲的怎么会眼看着自己的独生女儿去劳改呢？这不是一般性的讹诈，对吗，主席同志？“此案当然很微妙，并且可能变得更加微妙。”瓦图京谨慎地回答。

“说下去。”

“那次我见到阿尔图宁时，他就站在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菲利托夫上校旁边。”

“米沙·菲利托夫，雅佐夫的助理？”

“就是他，主席同志。今天上午我查阅了他的档案。”

“怎么样？”瓦图京的上司问道。

“我说不出什么具体的。我原先不知道他与平科夫斯基一案有关……”瓦图京欲言又止，脸上露出某种表情。

“你怎么吞吞吐吐的，上校。”格拉西莫夫说道。“是什么事？”

“菲利托夫是在他二儿子和妻子死后不久卷入平科夫斯基一案的。”瓦图京耸耸肩。“奇怪的巧合。”

“难道他不是第一个指控平科夫斯基的证人吗？”二处处长问道。实际上他参与了此案外围的部分工作。

瓦图京点点头。“是的，不过那是在我们已经对那个间谍进行监视之后。”他又顿了顿。“我刚才说了，这是奇怪的巧合。我们现在追查的是一名可疑的交通员，传递的是国防情报。我看见他曾站在国防部一位高级军官旁边，而这位军官在大约三十年前卷入了另一桩类似的案子。另一方面，菲利托夫是第一个揭发平科夫斯基的人。他是个著名的战斗英雄……在不幸的境况下丧失了家人……”他第一次把这些想法串在一起。

“有什么蛛丝马迹表明菲利托夫值得怀疑？”主席问道。

“没有。他在事业上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是已故的乌斯季诺夫部长任期内的唯一助理，此后一直在国防部工作。他是国防部长的私人督察。”

“我知道，”格拉西莫夫说。“我这里有一份雅佐夫签名的报告，要求取得我们现有的关于美国战略防御计划的资料。我打电话查询此事，部长说菲利托夫和邦达连科上校正在搜集资料，以便给政治局提供一份详细报告。你恢复的那张照片上的代号是亮星，对吗？”

“是的，主席同志。”

“瓦图京，我们现在有了三次巧合，”格拉西莫夫说。“你还有什么建议吗？”

“很简单：我们应该监视菲利托夫，也许还有这个邦达连科。”

“要非常谨慎，但也要非常彻底。”格拉西莫夫合上档案。“这个报告很好，你的调查能力不减当年，上校。你要及时向我汇报此案的进展。在结案前，我希望一周见你三次。”接着他对第二处处长说，“将军，他需要什么就给他什么，你可以从本委员会任何部门调用支援。如果有谁不同意，请告诉我。我们也许可以肯定，国防部的最高层存在泄密问题。其次，此案仅限于我和你们两人知道，不准其他任何人——我重复一遍，不准其他任何人知道。谁知道美国人在什么地方安插了间谍。瓦图京，查明此案，明年夏天你就可以挂将军衔了。但是……”他举起一个手指。“我想你应该戒酒，至少在办完此案之前，我们需要你保持头脑清醒。”

“是，主席同志。”

瓦图京和他的处长离开时，主席办公室外的走廊上几乎空无一人。“斯韦特兰娜怎么样？”上校压低嗓门问道。

“当然是因为她的父亲。纳尔莫诺夫总书记下周将宣布他被选入政治局。”将军用平淡、从容的口吻回答说。

在高层多一个克格勃的朋友也没有什么坏处，瓦图京心想，格拉西莫夫也许正在采取某种行动吧？

“请记住他说的戒酒问题。”将军接着说。“我听说你最近酗酒很厉害。在对待饮酒方面，主席和总书记的意见是一致的，这也许还没有人告诉过你吧。”

“是，将军同志。”瓦图京回答。当然，这也许是他们之间唯一取得一致意见的地方。瓦图京和地道的俄国人一样，认为伏特加像空气一样，是生活中的重要部分。他想，那天上午正是因为喝醉了酒他才去浴室，这才注意到那次重要的巧合。但他克制住自己，没有说出这个具有讽刺意味的发现。几分钟后，他回到自己的办公桌旁，拿出小本子，开始制订对两名苏联陆军上校进行监视的计划。

格雷戈里回来的时候乘坐的是普通民航班机，在堪萨斯城换机时停留了两小时。转机后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在睡觉；到达后，他因为不需要去提取任何行李，所以就径直走进机场大楼。他的未婚妻正在等他。

“华盛顿怎么样？”她在表示欢迎归来的亲吻之后问道。

“从来没有变化。他们带着我到处跑，我想他们以为科学家是不睡觉的。”他拉着她的手走向停在外面的车。

“发生什么事了？”他们出来后她问道。

“俄国人进行了一次大规模试验。”他停下来向周围看了看。这是违反安全保密规定的——但坎黛丝也是小组成员，不是吗？“他们在杜尚别用陆基激光击毁了一颗卫星，残骸就像放进炉子烧过的塑料模型一样。”

“太厉害了。”坎黛丝·朗博士说道。

“可不是吗。”格雷戈里博士附和说。“但他们有光学方面的问题，热晕和不稳定。他们肯定没有像你这样的人在那里研制反射镜，不过肯定有一批能干的人在研究激光。”

“怎么个能干法？”

“他们现在正在做什么，我们还不清楚。”他们来到他那辆雪佛兰车旁的时候，格雷戈里咕哝着说。“你开车吧，我还有点迷迷糊糊的。”

“我们能搞清楚吗？”坎黛丝打开车门时问道。

“迟早吧。”不管她是不是未婚妻，他不能再往下说了。

坎黛丝上车后，伸手打开右侧车门。格雷戈里坐上来，系好安全带后，就打开小件存物箱，拿出一块“顿奇”牌蛋糕。他总是喜欢在里面放一点吃的，虽然有点不新鲜，但他不在乎。有时坎黛丝心想，他之所以喜欢她，是不是因为她的昵称“坎迪”使他想起了这些垃圾甜食。

“新式反射镜工作的进展如何？”他一口咬下半块蛋糕后问道。

“马尔夫有个新想法，我们正在做模型。他认为我们的涂层应该减薄而不是加厚。下周我们将试试看。”

“马尔夫年纪虽大，但很有创意。”格雷戈里说。马尔夫·格林博士已经四十二岁了。

坎黛丝哈哈大笑。“他的秘书也认为他很有创意。”

“他应当明白，在工作的时候不该跟同事乱搞关系。”格雷戈里的语气很认真，但话刚出口，便有点后悔。

“对，亲爱的，”她转身望着他。两人都笑了起来。“你很累了吧？”

“我在飞机上睡了一觉。”

“很好。”

格雷戈里在伸手搂她之前，把包装纸揉成一团，随手扔在大约已有三十来个纸团的车上。他经常乘飞机外出，但坎黛丝有改变时差的灵丹妙药。

“嘿，杰克，怎么样？”格里尔将军问道。

“我感到担心，”瑞安承认说。“我们能观测到这次试验完全是运气。时间实在太巧了。我们所有的侦察卫星都远在可见地平线之下——我们本来不应该看，因为那样就违反了反弹道导弹条约的规定。唔，也许吧。”瑞安耸耸肩。“看你如何解读这个条约。现在的问题是进行‘严格的’还是‘宽松的’解释。如果我们太肆无忌惮，参议院准会发疯的。”

“他们不会喜欢你看见的这个试验。”很少有人知道运茶快船工程的进展。这项工程是“黑色的”，其密级超过了绝密，“黑色”工程项目几乎是不存在的。

“也许吧。不过我们正在试验的是瞄准系统，不是实际的武器。”

“苏联人正在试验一个系统，以弄清楚它是否……”格里尔哈哈笑起来，摇摇头。“这真像在谈论玄学，不是吗？有多少激光能在一个针尖上跳舞？”

“我相信，欧尼·艾伦对此会有他的见解的。”瑞安微微一笑。他不同意艾伦的看法，但他又不能不喜欢他。“我希望我们在莫斯科的朋友能提供情报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