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视一个人必须先弄清楚这个人平常的生活规律，然后才能确定监视行动需要动用的资源。对单独的对象或行动进行秘密监视的难度往往都比较大。例如，跟踪邦达连科上校的克格勃人员已对他恨之入骨。他们都认为，他每天的跑步活动对一个间谍来说就是理想的活动。他独自一人在还没有多少人的大街上跑步——当时出来活动的那几个人，他见了肯定都认得出来，如果出现异常情况，他立即就能注意得到。他在莫斯科这一住宅区跑步时，至少从被派来监视他的三名特工的视线中消失过五次。街上可供他们利用的树木稀稀疏疏，而且枝干上光秃秃的没有叶子。四周的公寓大楼耸立在街上，就像竖在开阔旷野上的墓碑。这五次当中无论哪一次，邦达连科都有可能停下来，从投放点取到东西，也可能亲自向那里投放情报。这让他们感到丧气，此外，这个上校的档案就像降雪后的原野一样洁白。当然这正是每个间谍都力图争取的理想掩护。

他们再次看见他的时候，他正在转弯返回。他的双腿充满了弹力，他的呼吸在身后留下团团白雾。负责这部分工作的人认为，单单跟踪被监视对象早晨的跑步，二处就要派出六个人，并且得在莫斯科干冷的清晨，提前一个小时就位。二处的人从来不认为自己乐于吃这种苦头。

几公里之外，另一个三人小组对他们的监视对象就比较满意。他们在监视对象住宅对面大楼的八楼弄到一套公寓房——住在这里的一位外交官出国了。照相机的远摄镜头对准了菲利托夫的窗户。他不是那种喜欢放下百叶窗或者把它调整到适当位置的人。他们观察到的是一个前一天晚上贪杯的人第二天早晨的活动情况。在街对面带暖气的舒适套房里监视他的二处人员对他的这种生活方式已经很熟悉了。

菲利托夫在国防部的地位很高，配有专车和司机。把一个刚从克格勃反间谍学校出来的年轻人派来，替换掉原先的司机是很容易的事。他们从对他的电话窃听中知道，他要求司机早点来接他。

埃德·福利离开公寓的时间比往常早了些。今天是妻子开车送他，孩子们坐在车后。苏联人建立的有关福利的档案很有趣，说福利太太大部分时间开车带着孩子们兜风，经常与其他西方外交官的夫人交往。在苏联，丈夫一般总是把车留给自己用。他们注意到，今天她没有让他乘地铁，还算不错。在外交公寓大院门口的民兵——谁都知道这实际上是克格勃的人——记下了车子离开的时间和车上坐的人。今天情况稍有不同。那民兵环顾四周，看跟踪福利的克格勃人员今天在不在。他不在。“重要的”美国人常常受到更多的例行监视。

福利戴着俄式皮帽，大衣有些年头了，旧得使他看上去不太像外国人；脖子上围着一条不太相称的羊毛围巾，遮住了他的条纹领带。苏联安全人员认出了他并注意到他的穿戴。他像大多数外国人一样，对当地的气候很不适应。如果你在苏联度过一个冬季，你的穿着和行为就会立即像个苏联人，甚至连走路也会稍稍低着头。

孩子们在学校下车。玛丽·帕特像平常一样开着车，眼睛每隔三四秒钟就看一下后视镜。与美国的城市相比，在这里开车还不那么糟糕。尽管俄国司机可能作出一些异乎寻常的举动，但大街上并不拥挤，再说她在纽约开过车，学会了应付各种情况。像世界上所有的上班族一样，她有一条绕行捷径，可以避开几处交通瓶颈，每天多用一两公升汽油，但能节省几分钟时间。

刚拐过弯，她就熟练地把车靠向路边。福利跳下车后，刚关上车门，车子就开走了。他不紧不慢地朝一幢公寓大楼的侧门走去。福利的心开始剧烈跳动。这种事他以前只干过一次，而且很不喜欢这种干法。进去后，他没有乘电梯，而是看了看手表，一口气从楼梯跑上八楼。

他不知道妻子是怎么做的。她开车的技术比他好得多，想在哪里停就能在哪里停，而且误差只有五秒钟左右。承认这一点确实伤害了他的男性自尊心。他必须在两分钟内到达八楼，最后他还提前了几秒。他打开防火通道的门，焦虑地扫视着走廊。走廊是很奇妙的。尤其是高层公寓大楼笔直、空荡荡的走廊。中间是一排电梯，两头是防火楼梯，没有可供偷偷地安放照相机的地方。他步履轻快地从电梯前走过，朝走廊的另一端走去。现在他可以根据自己的心跳速度来测定时间。前方两码处，有一扇门打开了。一个身穿制服的人走出来，转身锁上门，拎起手提箱朝福利走来。如果这时有个人经过，也许会对他们彼此互不避让的情况感到奇怪。

转瞬间事情就结束了。福利的手与枢机主教的手轻轻一接触，接过暗盒并递回一张卷成一卷的纸条。他觉得自己看到了这个间谍眼中的怒气，但也仅此而已。那名军官朝电梯走去，连一句“对不起，同志”也没说。福利走向防火楼梯，不慌不忙地下了楼。

菲利托夫上校在预定时间从大楼中走出来。替他开车门的士官注意到他嘴里在吃着什么，也许是牙缝里卡了一粒面包屑。

“早安，上校同志。”

“日丹诺夫怎么没来？”菲利托夫上车后问道。

“他病了，他们说是盲肠炎。”菲利托夫哼了一声。

“嗯，走吧。今天早晨我想洗个蒸汽浴。”

一分钟后，福利从公寓大楼的后门出来，走过两个街区，朝另一条大街走去。他刚走到路边，他妻子的车就开了过来，几乎没有停就让他上了车。她把车朝使馆驶去，这时两人都深深吸了一口气。

“你今天准备干什么？”她问话的时候眼睛还在看后视镜。

“像平常一样。”丈夫如释重负地回答。

菲利托夫进了蒸汽室，发现那个服务员不在，却多了几张陌生的面孔。这就是早上这次特殊传递的原因。他不露声色，与几个熟人打着招呼。可惜他照相机中的胶卷用完了。再就是他从福利那里接到的警报。如果他再次受到监视——每隔几年，就会有安全部门的人或其他人对他搞窃听，对部里的每个人进行重新审查。中情局注意到这个情况，并中断了这条线。他觉得刚才在走廊上那个年轻人脸上的表情真有趣。他想没有多少人知道什么是战斗。菲利托夫思忖道，人们容易害怕。战斗告诉人们什么该怕，什么不该怕。

在蒸汽室外，一名二处的特工正在翻菲利托夫的衣服。在车上，他的手提箱也遭到了搜查，而且搜查得又迅速又彻底。

瓦图京亲自监督对菲利托夫住处的搜查。这些人都是行家，个个带着手术用手套。他们花了大量时间寻找“暗记”。它可能是一张小纸片、一粒小面包屑，甚至是放在某个地方的一根毛发。只要稍微动了这些东西，都可能暗示房间被人光顾过。他们拍了许多照片，然后立即送去冲洗。接着，他们开始搜查。那本日记是紧接着被发现的。瓦图京俯身看着书桌抽屉中打开的日记本，断定这种放置法没有秘密标记。过了一两分钟，他拿起日记看起来。

瓦图京上校显得烦躁，因为他昨天夜里没有睡好。像大多数喜欢喝酒的人一样，他要喝几杯酒才能入睡。此案很有挑战性，但由于没有合适的东西能安神，他辗转反侧，彻夜难眠。他的脸色很难看，这就足以告诫这个小组的成员不要随便说话。

“照相机。”他喊了一声。一个人走过来，瓦图京翻一页，他就拍一页。

“有人曾企图拨开门锁。”一位少校报告说。“锁孔周围有划痕，如果把锁拆开，我想我们能看见锁心上的刮痕。也许有人进来过。”

“他们要的东西我有。”瓦图京没好气地说。在场的人都转过头。这时候，已打开冰箱面板、检查里面装置的那个人，又把面板装了回去。“这个人记他妈的什么日记？现在安全保密规定还有人看吗？”

现在他能看出一些名堂来了。菲利托夫用日记形式草拟官方报告，可是不知怎么搞的，有人知道了这一点，于是就进了他的住处来复制……

但是这种可能性有多大？瓦图京心里在想。如果一个人能够坐在国防部的办公桌上轻而易举地把官方文件抄下来，又何必要凭回忆把文件内容记下来呢？

搜查进行了两个小时。在把一切按原样放好以后，搜查小组三三两两地分散离开了。

回到办公室后，瓦图京阅读了拍下的全部日记。在那套公寓里的时候，他只是粗略地浏览了一下。从缴获的胶卷上恢复的那张底片的内容与菲利托夫日记开头有一页完全一样。他花一个小时仔细看完了那些日记的照片。光那些资料就使他觉得非同一般。菲利托夫相当详细地记述了亮星工程。事实上，这个老上校的解释比他得到的那份立案调查命令书的简介还好。日记中还有邦达连科对发射场安全工作的看法以及对国防部没有充分重视该项目的几条意见。显然两位上校对亮星工程都很积极，而瓦图京对他们的意见也有同感。但是日记中说，雅佐夫部长的态度还不明确。对资金问题有意见——唔，老问题了，不是吗？

显然，菲利托夫在家里保存绝密文件记录严重违反了安全保密规定。犯这种错误的中级或中级以下官员都会砸掉自己的饭碗，可是菲利托夫有与部长一样老的资格。瓦图京心里十分清楚，资深的人总是认为安全保密规定碍手碍脚，为了国家的利益，他们常自认为是安全保密问题的最高仲裁。他不知道在其他地方是否也是这样。不过有一点他能确定：他或克格勃的其他人要抓住比这个更严重的问题，才能对菲利托夫进行指控。即使菲利托夫是个叛国的特务——为什么我要想办法否认这一点呢？瓦图京惊讶地问自己。他又想起在菲利托夫住处墙上的照片。肯定不下一百张：菲利托夫手持望远镜站在T-34坦克的炮塔上；菲利托夫与部下在斯大林格勒郊外的雪地上；菲利托夫和他的坦克乘员指着一辆德国坦克侧面的弹孔……菲利托夫躺在医院病床上，斯大林亲自把第三枚苏联英雄勋章别在他的枕头上，他可爱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在他身边。这些都是一个爱国者和英雄值得记忆的大事。

这在过去根本算不了什么。瓦图京提醒自己。那时候我们对每个人都怀疑。

任何人都可能在那把门锁上留下划痕。他突然想到那个失踪的浴室服务员。那人当过军械技师，也许知道如何开锁。如果那是巧合怎么办？

如果菲利托夫是间谍，为什么自己不把官方文件拍下来？身为国防部长的助理，他可以调用所需要的任何文件，把间谍照相机偷偷带进国防部，对他来说简直易如反掌。

如果我们得到一张这种文件的照片，那菲利托夫早就进列弗尔托沃监狱了……

如果他很狡猾呢？如果他要误导我们，使我们相信有人从他的日记中窃取了情报呢？我现在就可以把已掌握的东西拿到国防部去，但我们只能指控他违反内部安全保密规定。如果他说他在家里工作，承认违反了规定，部长出面为他的助理辩护——部长会为菲利托夫辩护吗？

会的。瓦图京对此确信无疑。一来，菲利托夫是个值得信赖的助理和出类拔萃的职业军人；二来，面对克格勃的调查，军方总要团结一致保护自己的人。这帮家伙对我们的嫉恨比对西方还厉害。苏联军方从来没有忘记三十年代末期的事。当时斯大林利用肃反委员会几乎杀害了所有高级军官，其直接后果是，莫斯科差点落入德军之手。不行，如果光凭这些就到他们那里去，他们会否定我们的一切证据，而让军情局去进行调查。

瓦图京上校心想，此案到底会出现多少出人意料的情况呢？

几英里之外，福利在自己那鸽笼似的办公室中有着同样的疑虑。他已把胶卷冲洗出来，并仔细看了看。他气恼地发现枢机主教的胶卷用完了，无法复制全部文件。然而他面前的那部分文件表明，克格勃间谍已打入美国一个代号为“运茶快船”的项目。显然菲利托夫认为，对美国人来说，这比有关苏联人工程的情报更重要。福利看到这个，几乎产生了同感。唔，他要再弄些胶卷给枢机主教，把全部文件拍下来，然后再告诉他该撤了；不过十天之内还不会安排他出去。他想，时间还绰绰有余，可是他仍觉有如芒刺在背，预感到事情可能不妙。

下一步我该如何把胶卷送到枢机主教手中呢？正常的交通线已被毁弃，建立新线需要几个星期时间，不过他再也不愿冒直接联络的风险了。

他知道，这是终将要发生的事情。在他联络这个间谍期间，一切都很顺利，但迟早是会出事的。而且是随机的，他心下思忖。掷骰子总会有输的时候。他刚被派来的时候，了解到枢机主教的活动情况，惊讶此人居然潜伏这么长时间，而且拒绝了至少三次出逃的机会。一个人的运气能持续多久呢？这老家伙准以为自己是不可战胜的。福利心想，上帝想毁灭谁，就会先让他得意忘形。

他暂时把自己的想法搁置一边，继续完成当天的任务。到了晚上，使馆的信使带着枢机主教的新情报飞往西方。

“已经在路上了。”里特告诉中情局局长。

“谢天谢地。”穆尔法官微微一笑。“现在我们要千方百计把他弄出来。”

“正在向克拉克介绍情况。他明天飞往英国，后天上潜艇。”

“又是个艺高胆大的人。”穆尔说。

“是我们最优秀的。”里特回答。

“这还不足以作为采取行动的证据。”瓦图京简要地汇报了监视和搜查结果后，对主席说。“我派了更多的人参与这个行动。我们还在菲利托夫的住处安了窃听器……”

“另一个上校呢？”

“邦达连科？我们进不去。他妻子不上班，成天守在家里。今天我们听说，他每天早晨要跑几公里的步。这方面也增加了人力。现在我们掌握的是一份清白的履历——找不出任何疑点，只是有点野心勃勃。他现在是国防部派到亮星工程的官方代表。从菲利托夫的日记中可以看出，邦达连科是这个项目的热情支持者。”

“你对这个人的感觉呢？”主席以简洁、平和的语气问道。他是个大忙人，说话直截了当。

“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任何疑点。他在阿富汗的时候立过功，他在一个特种兵小分队遭到伏击后接替了指挥，击退了土匪的顽强进攻。虽然他在亮星工程那里训斥了克格勃警卫人员的懒散，但他给国防部的正式报告中解释了其中的原因。很难从他的理由中挑出毛病。”

“对此采取了什么措施没有？”格拉西莫夫问道。

“派去研究这个问题的军官在阿富汗的一次空难中丧生，听说不久还要派一个人去。”

“那位浴室服务员呢？”

“我们还在找，目前尚无结果。所有的地方都布控了，机场、车站，所有地方。如有进展，我立即向您报告。”

“很好，你可以走了，上校。”格拉西莫夫回到桌边看文件。

瓦图京走后，克格勃主席不禁微微一笑。事情进展如此顺利出乎他的意料。斯韦特兰娜事件是个大手笔。在莫斯科破获间谍网是很难得的。真的破获之后，祝贺声中总是掺杂着疑问：为什么花了这么长时间？这一次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不，斯韦特兰娜的父亲跻身政治局之后就不会了。纳尔莫诺夫总书记认为她父亲会忠于提拔他的人。纳尔莫诺夫一心想裁减军备，放松党对国家生活的控制，进而使党的传统“自由化”——格拉西莫夫将改变这一切。

当然这不会那么容易。格拉西莫夫在政治局只有三个坚定的同盟者，其中一个是亚历山德罗夫。尽管这位理论家怀有二心，总书记还是无法解除他的职务。现在他又有了一个同盟者，不过总书记同志对此人还不太了解。从另一方面来说，纳尔莫诺夫也有军方的支持。

这是德国少年马迪亚斯·鲁斯特驾驶租用的塞斯纳飞机在红场降落带来的后果。鲁斯特在“边防军节”那天飞入苏联，这是一个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的巧合。纳尔莫诺夫巧妙运筹，没让克格勃有机会审讯这个小混蛋！格拉西莫夫对此至今仍感到不满。这个小伙子选择飞行的时机，正是一年中克格勃的大批边防军人肯定会大醉一场的日子。这使他在飞越芬兰湾时未被发现，后来本土防空军也没有发现他，于是他就在圣瓦西里大教堂前着陆了！

事后总书记纳尔莫诺夫迅速采取了行动：在一次激烈的政治局会议后，解除了本土防空军司令和国防部长索科洛夫的职务。在会上，格拉西莫夫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因为他害怕危及自己的地位。新任国防部长雅佐夫是总书记的人，在众多的资深军官中原本名不见经传，最后不是靠自己的本事，而是靠总书记提拔才担任了这一要职。这一来，纳尔莫诺夫最薄弱的侧翼得到了保护。雅佐夫不熟悉自己的工作，显然必须依靠像菲利托夫这样的老手辅佐，这一来就使问题复杂化了。

格拉西莫夫暗自思量：可是瓦图京认为这只是个反间谍案。

出于对枢机主教情报的安全考虑，福利已不能使用以往的方法传递信息，甚至也不敢使用在理论上被认为不可能被破解的一次性密码。因此在最近一份报告的封面上，将对Δ级圈子的人发出警示：递送的资料不完全是他们所预期的。

里特意识到这一点之后，立即从椅子上站起身来。他复印好资料，把原件销毁后，便去穆尔法官的办公室。格里尔和瑞安已经到了。

“他的胶卷用完了。”门关上后外勤副局长说道。

“什么？”穆尔问道。

“有新情况。我们的克格勃同僚好像在运茶快船工程中安插了一个人，向他们提供了这个新反射镜的大部分设计资料。枢机主教认为此事更重要，他的胶卷不够，无法拍下所有资料，所以他先报告了克格勃正在进行的行动。我们对他们的激光系统的情况只掌握了一半。”

“一半也许就够了。”瑞安的话引起里特眉头一皱。他对瑞安进入Δ级圈的事很不高兴。

“他只谈了改变设计的效果，根本没有提有什么改变。”

“我们能找出我方的泄密源吗？”格里尔问道。

“也许吧。这是个真正熟悉反射镜的人。这件事帕克斯必须赶紧查。瑞安，你实地去过那里，你的看法呢？”

“我看见的试验证实了反射镜的运作及其操纵系统的计算机软件性能。如果苏联人能复制——我们知道他们的激光部分搞得很不错，不是吗？”他停顿了一会儿。“各位，这是很可怕的。如果俄国人捷足先登，军控的所有标准都将完蛋，我们的战略态势也将恶化。我的意思是，这个问题要在几年以后才能显露，但是……”

“不过，如果我们的人能他妈的再弄到一个暗盒，我们就能自己研究这东西了。”里特说道。“好在米沙选到国防部负责激光工作的邦达连科会定期向他报告的。糟糕的是……”

“唔，我们现在先不谈这个。”穆尔法官说道。他的眼神告诉里特，不必让瑞安了解这个情况，里特立刻心领神会，点头同意。“杰克，你说还有其他事要汇报？”

“星期一政治局将任命新成员——伊里亚·阿卡迪耶维奇·瓦尼耶夫。他六十三岁，妻子已经去世，有个女儿叫斯韦特兰娜，在国家计委工作，已经离婚，有一个孩子。瓦尼耶夫很正派，按他们的标准来说是诚实可靠的，据我们所知，没有那么多乌七八糟的事情。他是从中央委员会中提拔上来的。当初他接替了纳尔莫诺夫在农业部的职务，工作干得相当出色。分析认为，他是纳尔莫诺夫的人。这样政治局中表决的时候，就会有四个人站在他那边，比亚历山德罗夫派多出一票，并且——”他把话停下来，因为他看见室内另外三个人脸上的痛苦表情。“怎么啦？”

“他的那个女儿。她在为巴兹尔勋爵工作。”穆尔法官告诉他。

“先停止她的工作。”瑞安说道。“有这样的情报来源固然不错，但是如果现在出这类丑闻，就会危及纳尔莫诺夫。让她隐居起来，也许几年后可以再起用，但是现在要把她彻底屏蔽起来。”

“也许没那么容易。”里特说了一句，就不再谈这件事了。“评估工作进展如何？”

“昨天就完成了。”

“是给总统和其他少数几位官员看的。这份评估要严格保密。”

“很好。我今天下午就可以把它印出来。没别的事了吧？”没有了。瑞安起身离开房间。等门关上后，穆尔说道：“我还没有告诉过任何人，总统对纳尔莫诺夫的政治地位又表示了关注。欧尼·艾伦担心的是，苏联立场的近期变化表明纳尔莫诺夫在国内的支持率有所下降。他已使总统相信，现在推出新的问题不合时宜。这话的言下之意是，如果我们把枢机主教接出来，嗯，也许会造成不利的政治性后果。”

“如果米沙被抓起来，我们得到的将是同样的后果。”里特指出。“更不要说还会对我们的人造成不小的危害。亚瑟，他们正在跟踪他，他们也许已经把瓦尼耶夫的女儿抓起来了……”

“她已经回计委工作了。”中情局局长说。

“是啊，但是洗衣店的那个人失踪了。他们抓住她，把她攻破了。”外勤副局长说。“我们必须把他弄出来。我们不能让他变成断线的风筝，亚瑟，我们欠他的。”

“没有总统批准，我不能下令把他弄出来。”

里特几乎要冒火了。“那就去让他批准嘛！去他妈的政治——就这件事而言，别管他妈的什么政治。亚瑟，这里有个现实问题。如果我们对这个人见死不救，根本不想办法保护他，总会有消息走漏出来——他妈的，俄国人会把这件事拍成微型电视连续剧的！从长远来看，这将使我们付出比眼下暂时的政治问题更大的代价。”

“先不要往下说。”格里尔说道。“如果他们攻破了这个党内高官的女儿，她怎么又回去上班了？”

“政治？”穆尔沉思着。“你认为克格勃伤害不了这个人的家庭？”

“对！”里特鼻子里哼了一声。“格拉西莫夫是个反对派，他能放弃这个阻止纳尔莫诺夫的人进政治局的机会吗？这有点政治的味道，是的，可又不是那回事。很可能我们这位亚历山德罗夫已经把这个新成员放进了自己的口袋，而纳尔莫诺夫还蒙在鼓里。”

“所以，你认为他们已经攻破了她，所以才把她放了，想利用她对她父亲施加压力？”穆尔问道。“确实有道理，但是没有证据。”

“亚历山德罗夫年纪太大了，不会去争这个职务。况且，这个理论家似乎根本到不了那个最高职位——后台老板的角色更有意思。虽然格拉西莫夫是他的亲信，不过我们知道，他野心勃勃，想把自己加冕成尼古拉三世。”

“鲍勃，你刚才提出了现在不要去惹麻烦的另一个理由。”格里尔喝了一口咖啡。“我也不想把菲利托夫留在原处。他避开这个风头的可能性有多大？我的意思是说，要想办法安排一下，万一他们拿什么来指控他，他也能自我辩护，化险为夷。”

“不行，詹姆斯。”里特使劲地摇头，“我们不能因为需要得到那份报告的剩余部分，就让他去冒风险，不是吗？如果他不顾有人监视，冒险把资料送出来，那我们就不能抛下他不管。那是不对的。不要忘记这些年来，他为我们做了多少工作。”里特继续讲了几分钟，表示他关心手下人的安危。这是他还是个年轻的小组负责人时就明白了的道理。虽然对待情报员往往就像对待孩子那样需鼓励、要支持，但也要经常用纪律来约束他们。他们就像你自己的孩子，他们遇到危险后你不能坐视不管。

穆尔法官结束了这场讨论。“你的观点很有道理，鲍勃，但我还是要先找总统。这已经不仅仅是一次外勤作业的问题了。”

里特坚持自己的立场。“我们要妥善安排所有人员。”

“我同意，但必须得到批准后才能行动。”

法斯兰的天气很恶劣。每年这个时候往往都是如此。“达拉斯”号浮出水面时，正值雨雪交加，苏格兰海岸的风速达到了三十节。曼库索站在潜艇指挥台围壳上观察地平线上布满岩石的山丘。他刚刚进行了一次快速潜航，以三十一节的平均时速在大西洋水下航行。他不愿意让潜艇以这样的速度航行过长的时间，更不愿意让它离海岸线这么近潜航；不过他拿了薪水就得执行命令，而不是要去喜欢这些命令。

海浪汹涌，高达十五英尺。他的潜艇随着海浪起伏，以十二节的航速颠簸前进。海浪打在球形艇艏后高高地溅起，扑向围壳那没有棱角的表面。即使对付恶劣天气的着装也没有多少用处。不到几分钟他就浑身透湿，冷得直打颤。曼库索刚开始适应这风浪，就驶来一艘英国皇家海军拖驳，在“达拉斯”号左前方不远处定位，领着它进入海湾。他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那就是他有时会晕船。他在指挥台围壳上觉得好多了，那些在圆桶形舰身里的人，这时都在后悔几小时前的午餐吃得太饱。

不到一个小时，他们就进入了没有大浪的水域，拐了个S形弯，驶进为英美两国核动力潜艇服务的基地。在这里，风力帮助蓝灰色的潜艇缓缓驶进码头。岸上已有人坐在几辆车子里等候。潜艇上的水手接过抛来的缆绳，把它们系好。跳板放过来之后，曼库索下了围壳走进自己的舱室。

他的第一位客人是个海军中校。他原以为会来一位潜艇军官，但这个人没有佩戴任何军种符号，说明是情报部门的。

“越洋航行怎么样，艇长？”这人问道。

“悄悄过来的。”嗯，谈正题了！

“你于三小时后起航。这是给你的命令。”他递过一个蜡封的牛皮纸信封，上面写着曼库索可以拆封的时间。虽然这种事在电影中经常出现，但却是他当艇长以来的第一次。通常你能和向你下达命令的人讨论一下任务内容，但这次不行。曼库索签收之后，当着情报官的面将它锁进保险柜，然后送他离艇。

“扯淡！”艇长自言自语地说。现在他的客人可以登艇了。

一共来了两位，穿的都是便服。第一个像水兵那样从容不迫地从鱼雷装弹舱里走下来。曼库索很快就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你好，艇长。”

“琼斯，你他妈的到这里来干什么？”

“威廉森将军给了我一个选择：被召回当个后备军人，或者到艇上当个文职技术代表。我宁可当技术代表，拿钱多嘛。”琼斯压低嗓门说，“这位是克拉克先生。他的话不多。”

克拉克没多说话。曼库索让他住在轮机军官舱的一张空铺上。克拉克等东西从升降口下来之后，拿起行李，走进舱室，然后就把门关上了。

“你把我塞在哪里？”琼斯问道。

“士官舱里有一张备用床。”曼库索回答。

“好，不管怎么说，士官们吃得还是比较好的。”

“学校里怎么样？”

“还有一个学期就拿硕士学位了。已经有承包商找过我了。我订婚了。”琼斯掏出皮夹，把一张照片拿给艇长看。“她姓金，在图书馆工作。”

“恭喜你，琼斯先生。”

“谢谢，艇长。将军说你真的需要我。金能够理解，她父亲是陆军军官。对了，是怎么回事？是特别行动，没我你就不行，对吧？”“特别行动”是一种委婉的说法，涵盖了各种事情，多半是危险的事情。

“我不知道，他们还没有告诉我。”

“唔，再到北方去一趟也不错。”琼斯说道。“说实话，我还真有点儿想去。”

曼库索认为他们不会去那里，但没有说出来。琼斯到艇尾去收拾一下东西。曼库索走进轮机官的住舱。

“克拉克先生在吗？”

“在，长官。”他已把上衣挂了起来，身上穿着短袖衬衣。曼库索估计此人四十刚出头，乍一看并无特别之处，身高大概六英尺一，不胖。仔细一看，他才注意到此人的腰上没有中年人常有的赘肉，与他的身高相比，他的肩膀显得很宽。他迅速看了他手臂一眼，发现了他那毛茸茸的前臂上的刺青图案，好像是一只咧着嘴笑的红色海豹。

“我认识的一个人也有这样的文身。是个军官——现在在海豹六队。”

“那是过去的事了，艇长。我不应当谈这个，长官。”

“这一次是怎么回事？”

“长官，给你的任务命令会——”

“迁就一下嘛。”曼库索微笑着要求。“他们已经收跳板了。”

“这涉及到一次人员搭载。”

我的上帝呀！曼库索不动声色地点点头。“你还需要其他的支援吗？”

“不用了，长官。单枪匹马，只有我和我的装备。”

“好，起航以后我们再详细谈。你在军官餐厅用餐，就在外面的扶梯下面，朝艇尾走几步就到了。还有一件事：时间会不会是个问题？”

“应该不会，只要你别等得不耐烦就行。有一部分还没有定下来——目前我只能说到这个程度，艇长。对不起，我也是奉命行事。”

“很好，你睡上铺。如果需要，就睡一会儿。”

“谢谢，长官。”克拉克目送艇长离开，等门关上后才露出微微一笑。他以前还没上过洛杉矶级潜艇，大多数情报任务是由比较灵活的小型鲟鱼级潜艇执行的。他总是睡在同一位置，即轮机官住舱的上铺，那是艇上唯一的备用床。把携带的器具放起来通常有点问题，但克拉克做这种事驾轻就熟，总是有办法处理。东西放好后，他爬上床铺。经过一趟远程飞行，他觉得有些累了，需要好好休息几个小时。潜艇上的床都是这样，靠着弧形外壳，硬邦邦的，就像盖子半开着的棺材一样。

“美国人的聪明令人佩服。”莫洛佐夫说。几个星期以来，杜尚别一直很忙。试验过后——更确切地说，是在莫斯科特别代表离开以后，六台激光发射器中就有两台进行了除霜处理与拆卸维修。他们发现光学部件被严重烤焦，这说明镜面涂层仍有问题。负责这部分工作的组长说，这很可能是质量控制问题，把问题推给了另一组的工程师。他们现在已经弄到了更加令人振奋的东西。他们有了多年来一直听说的美国反射镜设计。

“这个构想出自一位天文学家。他想找出一种办法，拍摄不受‘闪烁’影响的恒星照片。谁也不想跟他说这是不可能的，于是他继续研究，结果成功了。这个构想我只知道个大概，细节并不清楚。你说得很不错，年轻人，这的确很聪明，我们想不出来。”他的声音很大，边说边翻到有关计算机技术规格的那一页。“我们没有办法复制具有这种性能的装置，就连建造这致动器——我也不知道我们是不是能做成。”

“美国人正在建造望远镜……”

“是的，在夏威夷，我知道。不过从技术上来说，夏威夷的那个比这个要落后多了。美国人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还没有把它用于普通科学领域。你看图上的日期。他们大概已经把这个东西投入使用了。”他摇摇头。“他们走到我们前头去了。”

“你得走了。”

“是的，谢谢你们保护了我这么长时间。”爱德华·瓦西里耶维奇·阿尔图宁的感谢是真诚的，因为他在安排潜逃计划的时候，有地方睡觉，还有热饭热菜吃。

或者说他想安排这样的计划。他甚至不知道自己处于非常不利的环境。要是在西方，他很容易就能弄到新衣服，弄一个伪装用的假发套，甚至能弄到附有改变容貌说明书的化妆箱。在西方，他可以躲进汽车的后座上，用不了四小时，就可以被送到二百英里外的地方去。在莫斯科，这些他都做不到。这时候克格勃可能已经搜查过他的住处，确定了他是什么装束。他们会知道他的长相和头发的颜色。他们唯一不知道的，显然就是他在阿富汗当兵时的一些朋友；他从未向任何人提起过他们。

他们给了他一件不同式样的外套，但不合身；他也不希望再给这些人带来危险。他已经编好了一套掩护自己的谎言：他和一个犯罪集团藏身在几个街区外的一个地方。西方对莫斯科不甚了解的一个事实是，这里的治安情况很糟糕，并且每况愈下；虽然比相应的美国大城市情况要好一些，但在部分区域，谨慎的人在夜晚是不会单独行走的。由于外国人不经常光顾这些区域，而且街头犯罪分子也很少找外国人的麻烦——袭扰外国人会受到莫斯科民兵的有力打击，外界难得听到这类传闻。

阿尔图宁朝河边幽暗的特罗菲莫沃大道走去。他对自己的愚蠢行为感到吃惊。他一直在想，如果他需要逃离这座城市，就应该搭乘运货驳船。由于他父亲在货轮上工作了一辈子，他就知道了一些别人不知道的藏匿之处——但是现在河面封冻了，货轮正值停航期，他竟然没有想到这一点！他为此感到气恼。

他心想，现在为此气恼是没有意义的，肯定有别的途径。他知道莫斯科汽车厂离这里只有一公里，并且全年通火车。他要想办法登上一列南下的火车，也许能藏进一节装运汽车零件的货车车厢。如果运气好，他就能成功地到达格鲁吉亚。到了那里，就没有人会仔细检查他的新证件。在苏联，有人失踪是常有的事。他想，毕竟它是一个有两亿八千万人口的国家嘛。人们的证件经常会被遗失或者被毁坏。他不知道他的这些想法有哪些是实际的，哪些只是在给自己壮胆。

但是，现在他已经欲罢不能了。这件事在阿富汗的时候就开始了，他不知道是否会有个终结。

他原本是可以拒绝的。他是军械连的一名下士，摆弄的是苏军堂而皇之称为“反恐装置”的东西。这些东西可以空投下去，但往往由扫荡村庄的苏军士兵投放。有的是典型的俄罗斯布娃娃（一种屁股圆滚滚的印花娃娃）；或者是玩具小汽车，或者是钢笔。大人很快就明白了真相，但是儿童就倒霉了，因为他们有好奇心，不会记取别人的教训。不久就听说有小孩子去捡，于是放置布娃娃炸弹的数量就减少了。但是有一点却没有改变：一旦捡起这些东西，一百克的炸药就会爆炸。他的工作是装配这些炸弹，并教会士兵如何正确使用。

阿尔图宁起初对此并未深思。这是他的工作，是上级的命令。俄国人对上面来的命令从不怀疑，可能是因为天性，或者是因为教育的结果。再说这是一件安全、简单的工作。他不必扛着枪到土匪占领的乡下去。对他来说唯一的危险是在喀布尔的市场，他总是谨慎地做到五人以上同行。有一次他看见一个小孩——他不知道是男孩还是女孩——的右手像动物的爪子，孩子的母亲瞪着他和他的同志们，那神情是他永远无法忘却的。他听说阿富汗土匪活捉苏联飞行员后特别喜欢剥他们的皮，而且这种事往往全由他们的女人来干。他认为这证明了这些野蛮人的残忍——但是孩子是不野蛮的。他记得两年前那个寒冷的十一月。那孩子的伤口已经完全愈合，甚至还对他微笑；他太小了，尚不明白他将终身残废。但是他的母亲知道，知道孩子怎么会……一生下来就遭到了惩罚。从那以后，这种安全、简单的工作就再也不是原先那样了。每当他把炸药固定在机械装置上的时候，眼前总是浮现出一个胖墩墩的小孩的手。后来他做梦也梦见它。他喝酒，甚至吸毒都无法将其驱散。与他的技师同事们交谈也无济于事——不过这倒引起了政治连长对他的注意。政治连长解释说，他必须做的这件事确实让人为难，但是为了减少死亡，这又是十分必要的。发牢骚无济于事，除非阿尔图宁想调到步兵连去，到了那里他也许会明白为什么非要采取这样严酷的手段。

现在他才明白，自己当时应该去步兵连。他为自己的胆小而悔恨。在步兵连他也许能寻回他的自我，也许会——也许会做出许多其他事情，阿尔图宁心想。可是他没有作出这个选择，所以一切也就依然如故了。最后，他得到的是政治连长的一封信，一封将跟随他一辈子的信。

所以现在他要赎罪。他告诉自己，也许他已经赎了罪——现在，如果他运气好，就有可能失踪，也许他还可能忘记自己制造的那些为达到罪恶目的的玩具炸弹。在这样一个寒冷、阴沉的夜晚，这个积极的想法不断在他的脑海中翻腾。

阿尔图宁朝北走去，没有走路边的泥土人行道，而是尽量在暗处走，避开路灯。从莫斯科汽车厂下班的工人使街上变得有些拥挤，但是当他到达厂外的火车调度场的时候，下班的人流已经散去。这时天空飘起大雪，能见度只有一百米左右。一些货车车厢停在那里，团团雪花在车厢的灯光四周飞舞。好像正在组接一列火车，他心想，也许是向南开的。调度车皮的火车头在穿梭往来，从不同的旁轨上调来货车车厢。他在一节车厢后藏了几分钟，以便弄清正在发生的情况。风渐渐大起来。他想找个更有利的位置。从五十米外的几节货车车厢那里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些。其中有一节车厢的门开着。如果他想走进去，就有必要看看锁门的装置。他低着头走过去，以便避开迎面吹来的风。他能听到的不是脚踩着积雪的沙沙声，而是火车车头发出的汽笛声。他想，这是友好的声音。这声音会改变他的命运，也许还能使他走向自由。

他惊讶地发现那节车厢中有人。总共三个。两个人拿着汽车零件箱。空着手的第三个人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一把刀走了出来。

阿尔图宁打算跟他说句话。他不管他们是不是想偷一些零部件拿到黑市上去卖。他对此不感兴趣。还没等他开口，第三个人就跳下车来把他扑倒。他的头撞在钢轨上撞懵了。虽然头脑还清醒，但身体一时间动弹不得。由于太突然了，他甚至忘掉了害怕。第三个人转身说了些什么。阿尔图宁没听清楚那边的回答，但知道回答很严厉，而且话说得很快。正还想弄清是怎么回事，突然袭击者转身用刀朝他的脖子猛砍下来。他甚至没有觉得疼痛，他想解释他不在意……不关心……只是想……其中一个人用胳膊夹着两只箱子，弯下腰看了看他。那人显得很害怕，这使阿尔图宁觉得奇怪，因为面临着死亡威胁的是他……

两小时后，一列调车皮的火车头上的司机发现铁轨上躺着一个奇怪的、被积雪覆盖的人，但没有能够及时把车停下。他看见火车压到了什么之后，立即叫来车站站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