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我刚刚才吃完饭嘛！”菲利托夫说道。

“胡扯！”看守说着看了看手表。“看看几点了，你这个老糊涂。吃吧，马上就要审讯你了。”接着他凑上前来说道，“你为什么不把他们想听的话说给他们听呢，同志？”

“我不是叛徒，我不是！”

“随你的便了。赶快吃吧。”牢门撞击门框，哐地一声关上了。

“我不是叛徒，”门关上后菲利托夫自言自语道。“我不是，”监听话筒里传来他的声音，“我不是。”

“我们快成功了。”瓦图京说道。

现在这种对待菲利托夫的办法，从实际效果来看，跟医生把他放在感觉丧失舱内有异曲同工之妙。犯人正在失去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当然要比那个瓦尼耶娃慢得多。他的牢房在这幢建筑物的内部，所以他无法分辨昼与夜，只有一盏没有灯罩的电灯，而且整天亮着。过了几天之后，菲利托夫的时间已经错乱了。接着他的身体机能开始出现紊乱现象。这时他们开始改变送饭时间。他的身体本能地觉得事情不对劲，可是它感觉到不对劲的事太多，而且无法对这些事作出正常反应。犯人身上发生的这些变化，实际上是精神错乱的现象。这是一种传统的办法。很少有人在这种折磨面前能挺过两个星期的。经过观察发现，能够挺过来的人，往往都借助一些审讯者所不知的外界因素，如车辆的声音、管道中的声音或是某种有规律的声音。第二处的人也逐步学会了隔绝这些声音的办法。这幢新监狱中的特别牢房就是全隔音的，可以隔断外界的所有声音。为了不让气味透进来，厨房设在了楼上。列弗尔托沃监狱中的这一部分杰作，反映了几代医学研究在突破犯人心理防线方面的成果。

瓦图京心想，这比刑讯要文明。刑讯也会对审讯者产生不可避免的心理影响。这是个问题。一个男人（偶尔也有女人）一旦成了刑讯行家，这个人的心理就会发生变化。进行刑讯的人会越来越疯狂，这就可能产生不可采信的审讯结果。无能的克格勃军官会被调离，偶尔也有的被送进了医院。在三十年代，只要他们政治上的主子发现他们把问题搞糟了，就常常会枪毙他们，然后再调人来继续搞审讯，直至找到一种比较有创造性、比较聪明的审讯办法。瓦图京知道，这样对大家都有好处。这些新技术，甚至包括一些虐待手段，都不会造成永久性的肉体伤害。现在就好像是他们在医治那些由他们造成的精神病。有些为克格勃工作的医生现在也可以信心十足地说，背叛祖国本身就是一种严重的人格紊乱，需要进行根本性的治疗。这样一来就使从事这种工作的人觉得心安理得了。虽然让一个勇敢的敌人受苦使人于心不忍，但帮助治疗一个精神病患者却能使人感到某种欣慰。

这个人的病比大多数人都严重，瓦图京带有几分讥讽地想道。对于新一代二处人员在接受训练和定位时的那些新用语，他不以为然，也不大相信。他经常回想起往日旧事，想到三十年前训练他的那些人——那时候他们的顶头上司还是贝利亚。虽然他当时一听见那些疯狂的人物讲话，浑身就起鸡皮疙瘩，但至少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还是直言不讳的。他庆幸自己没有变成他们那样的人，不过他也不愿意自欺欺人，认为菲利托夫精神上有毛病。他认为菲利托夫实际上是个勇敢的人，而且是心甘情愿地走上了背叛祖国的道路。毋庸置疑，他是个坏人，因为他背弃了自己的祖国，因此他是个名副其实的敌人。瓦图京朝着通向菲利托夫牢房天花板的光纤窥管里看，他在看见菲利托夫的同时也听见了窃听器里传来的声音。

你替美国人效劳有多久了？自从你的家人死了以后？有那么长……将近三十年？可能吗？这位二处的上校在思考这些问题。这是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连金·菲尔比也没有潜伏这么久。理查德·佐尔格虽然干得轰轰烈烈，但不过昙花一现而已。

不过这倒也合乎逻辑。此外还有那个军情局的叛徒平科夫斯基上校。抓住他是二处的一次重大胜利——可是平科夫斯基却以牺牲自己的方式让另一个更大的间谍爬上了更高的位置……而且还可能是他亲自吸收的——想到这里，他感到一阵恶心。这就是无畏，瓦图京暗暗告诉自己。为什么一个叛徒身上竟会有这种美德！想到这里，他对自己发起火来。他们为什么不能像我一样热爱自己的祖国呢？上校摇了摇头。他几乎从来没有碰到过这种问题，因为他从来没有办过这样的案子。一个三次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人！一个真正为全国崇拜的偶像！他的照片曾经被刊登在许多书籍和杂志的封面上。我们真的能把他的行径公诸于全国吗？在听到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英雄老米沙、红军中最英勇的战士之一……变成了祖国的叛徒时，苏联人民会有什么反应呢？不能不考虑这样做对全国人民士气上的影响。

这就不是我的事了，他心里想。他通过高技术窥视设备看着那老头。虽然菲利托夫不太相信已经到了开饭时间，但他还是尽量想把饭吃下去。他不知道自己在九十分钟之前刚吃过早饭——每顿饭吃的都完全一样，其中的原因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瓦图京站起来，伸了个懒腰来缓解腰酸背痛的不适。这种技术的副作用是，它也打乱了审讯者自己的正常生活规律。他的整个作息时间全被打乱了。此刻刚过午夜，而在过去三十六小时里，他总共才睡了七个小时觉。不过至少他知道现在是什么时间、是星期几、是什么季节。他敢肯定菲利托夫对这些已是一无所知了。他弯下腰，发现他的目标正把碗里最后一口稀饭喝完。

“把他带来。”克莱门蒂·弗拉基米洛维奇·瓦图京上校命令道。他走进盥洗室，往脸上泼了点冷水。他照了照镜子，觉得还不需要刮胡子。接着他看了看自己的制服是否整齐。在犯人被打乱的世界中有一个不变的因素，那就是审讯者的面容和仪表。瓦图京甚至对着镜子演练了一下自己的表情：既得意，又傲慢，还略带同情心。见到自己这副尊容，他没有任何羞耻感，心想这才是职业反间谍官员的形象：既非野蛮人，亦非颓废派，而是个富有经验的老手在从事艰巨而必要的工作。

当犯人被带进审讯室的时候，瓦图京已像往常一样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审讯室门打开的时候，他似乎总是在做着什么，他抬起头的时候，脸上总是露出些许惊讶的神色，似乎是想说：哦，又该提审你了吗？他合上面前的卷宗，把它放进自己的公文包，菲利托夫则在他对面的那张椅子上坐下。这样很好，瓦图京没有看菲利托夫，但心里却这么想。受审对象不必别人告诉他该做什么，因为他的脑子里只有一个现实：瓦图京。

“但愿你觉睡得不错。”他对菲利托夫说。

“蛮好。”对方答道。这老头的眼睛显得没有精神。在第一次审讯中，那双神采奕奕的蓝眼睛曾经使瓦图京十分羡慕，可是现在它们显得很黯然。

“我相信你吃得还可以吧？”

“我吃过比这更好的。”那疲倦的笑意背后隐藏着几分蔑视和傲气，不过已经不像菲利托夫自认为的那么强烈了。“但也吃过比这更糟的。”

瓦图京不露声色地打量着他的犯人：他的锐气已有所削弱。你是知道的，瓦图京心想，你知道自己必将失败。你知道这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他的灼灼目光在对方脸上搜寻，看他露出什么弱点。他的眼睛似乎在说：我看出来了。在这种无形的压力下，菲利托夫力图不退缩，但瓦图京已经看出对方的锋芒正在减弱，有些东西也垮了下来。你知道自己正在失败，菲利托夫。

这有什么用呢，米沙？菲利托夫暗自思忖。他有时间——他掌握着时间。他会动用一切必要手段来攻破你。他正在取得胜利。这你是知道的。他感到一阵绝望。

告诉我，上尉同志，你为什么要问自己这样愚蠢的问题呢？你干吗要对自己解释你为什么是个男子汉的问题呢？一个熟悉的声音在他耳边回响。从布列斯特到维亚济马，我们都知道我们在一路败退，可是我从来没开小差，你也没有。如果你能藐视德国军队，你当然也可以藐视这个城里长大的软蛋契卡！

谢谢你，罗曼诺夫。

我不在你身边，你是怎么过的呀，我的上尉？那声音咯咯笑起来。尽管你很聪明，可是你有时候也非常愚蠢。

瓦图京发现菲利托夫身上起了某种变化。那双眼睛突然变得明亮起来，那因疲惫而弯下的腰也直了起来。

是什么在支持你呢？是仇恨？你是不是因为家里所发生的事，对国家怀恨在心呢？还是因为截然不同的其他原因呢？

“告诉我，”瓦图京说道，“告诉我，你为什么仇恨自己的祖国。”

“我没有，”菲利托夫答道。“我为祖国杀过敌。我为祖国流过血。我为祖国被烧伤过。我做的这一切并不是为了博得你们的欢心。”尽管他很虚弱，但两眼却露出蔑视。瓦图京纹丝不动。

我刚才就要突破了。可是事情起了变化。如果我能找出其中的原因，菲利托夫，我就能制服你。瓦图京觉得他所要的东西已经在那里了。问题是要能识别它。

审讯继续进行。虽然菲利托夫这一次、下一次、甚至再下一次还能成功地挺住，但瓦图京却不断地瓦解着他的体力和情感。他们两人都明白这一点。这只是个时间问题。但有一点他们都想错了：他们都以为是瓦图京控制着时间，其实时间才是人的最终主宰。

让格拉西莫夫颇为惊讶的是，从美国又发来了一份十万火急的电报，是普拉托诺夫发来的。这份电报提醒他外交信使携带了一份“主席亲启”的信件。这的确异乎寻常。与其他外国情报机构相比，克格勃仍然依赖一次性的密码系统。从理论上来说，只要密码程序不泄露，这种密码系统就是无法破译的。这种方式很慢，但很保险，而克格勃要的是“保险”。不过，除了这种传递方式之外，还有另一套规定。每一个主要情报站都有一份特殊密码。这种密码连个名称也没有，但“侨民”可通过它直接与主席沟通。普拉托诺夫是个连中情局也没想到的重要人物，是驻华盛顿的情报站站长。

那份密件收到之后，被直接送到格拉西莫夫办公室。他的译电员是一名家庭和个人背景都没有瑕疵的上尉，但他没有叫译电员来译。他亲自译出了第一句，知道是一份警告他有鼹鼠的密件。克格勃没有专门指自己内部叛徒的行话，但高层官员都知道西方用的是鼹鼠。

这份密件很长。格拉西莫夫花了整整一个钟头才译完，而且一边译那三十三个随意排列的俄文字母，一边诅咒自己的手脚太笨。

克格勃内部高层有卧底间谍？格拉西莫夫想着这个问题。职位有多高？他把助手叫来，让他把卡修斯，还有美国中情局的瑞安的档案送来。他吩咐之后，材料很快就送来了。他暂时把卡修斯的档案放在一边，首先翻开瑞安的档案。

瑞安的档案中有一份长达六页的人物简介，还有英文的剪报资料和这些资料的译文。译文他是不用看的。格拉西莫夫讲的英语虽然外国腔很浓，但还说得过去。他看见上面写着：三十五岁，做过买卖，搞过学术研究，后来进入情报界。他在中情局里晋升得很快，是与伦敦方面联系的特别联络官。格拉西莫夫读到，瑞安关于捷尔任斯基广场的第一份简短评估，带有分析家的某些政治偏见。瑞安是个很富有、性情温和的外行。不，这一点说得不对。要是这样，他就不会升得这么快，当然除非他有政治背景，可是在这些材料中又看不出这一点。也许他是个很聪明的人——是个著书立说的人。格拉西莫夫还注意到，他有两本书在莫斯科书店里买得到。当然他也是个很自负的人，习惯于舒适和优裕的生活。

原来你违反了美国的证券交易法，是吧？克格勃主席很自然地想到了这一点。在所有的社会里，腐败都是通向财富和权力的途径。瑞安有其自身的缺点，可是缺点嘛，每个人都有。格拉西莫夫知道他自己的缺点就是权力欲太重，但他认为要是没有这一点点欲望，那他就是傻瓜。接着他又看起普拉托诺夫的密件来。

信中的结论是：“评估：目标的动机既非出于意识形态亦非出于金钱的考虑，而是由于气愤与自负。他十分害怕因此而锒铛入狱，更害怕被弄得身败名裂。瑞安也许真的掌握着他所说的那份情报。如果中情局真有鼹鼠在莫斯科总部窃据着高位，那么瑞安很有可能看见过他送去的情报，虽然他未必知道此人的姓名或容貌。但那些情报已足以使我们找到漏洞。

“建议：接受他的条件，其理由有二。其一，为找出那个美国间谍。其二，为在将来继续利用瑞安。这次难得的机会将有两种结果。如果我们把那些提供对目标不利证据的人除掉，那他将欠我们的情。如果这一行动被发现，可以趁机嫁祸中情局，而随后的调查行动将严重损害美国情报界的形象。”

“唔……”格拉西莫夫嘟哝着把资料推到旁边。

卡修斯的资料要厚得多。他现在已成为克格勃在华盛顿的最佳情报来源。格拉西莫夫曾多次看过他的档案，只是一目十行地浏览着，直到看见最近的报告才逐词逐句看起来。两个月以前，瑞安就被调查了，详情尚不知——卡修斯是把这件事当作没有实际内容的小道消息报告的。这倒有点好处，格拉西莫夫心想。它有助于把瑞安提出的要求与最近发生的其他一些事情分开来看……

是菲利托夫？

如果瑞安能指认的高层鼹鼠就是我们刚刚逮捕的这个人呢？主席思忖着。

不会。瑞安在中情局有那么高的职务，不会把两个不同的部门混为一谈的。唯一令人遗憾、也是他此刻不希望看见的，是克格勃高层有一只鼹鼠。果真有，那是很糟糕的事。如果消息出了这幢大楼……就可能成为一场灾难。如果我们真的展开调查，肯定会走漏风声。如果我们不挖出就在身边的间谍……如果他真的像瑞安所说的处于高位……万一中情局发现亚历山德罗夫和我想……

他们会采取什么行动？

假如这是……

格拉西莫夫微微一笑，然后看了看窗外。他会怀念这个地方，也会怀念这场游戏的。每一个事实都至少有三个方面，而每一个想法则会有六个方面。不行，如果他相信这个，那么他就得相信卡修斯是受中情局控制的，而这一切又都是在菲利托夫被逮捕之前就精心策划好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事。

这位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翻看了一下日历，看看美国的谈判代表什么时候来。这一次安排的社交活动比较丰富。如果美国人真的决定把战略防御计划摆到桌面上来，那么纳尔莫诺夫总书记可就真的有了面子，但那又能影响政治局中多少张选票呢？没多少。就看我能不能驾驭刚愎自用的亚历山德罗夫了。如果我能表明我把在中情局里有那么高地位的人变成为我们服务的情报员……如果我能预言美国人将把他们的战略防御计划摆上桌面来谈，那么我就比纳尔莫诺夫的和平方案多了一点先见之明……

格拉西莫夫作出了决定。

但是，格拉西莫夫不是一个凭冲动办事的人。他给普拉托诺夫发出指令，让他通过卡修斯再证实一下某些细节。这个信息可以通过卫星线路传送出去。

一小时后，电报已到达华盛顿。苏联大使馆和美国国家安全局都从苏联的拉杜加-19通讯卫星上抄收到这份电报。美国国家安全局的人把它与其他数千条俄国人的电报信号录制在计算机磁带上，夜以继日地忙着破译这些电报。

这项工作对苏联人来说要容易得多。电报信号被送到苏联大使馆里一个比较安全的区域，由一名克格勃中尉译电员进行解码，然后将译好的电文锁进有人警卫的保险柜里，等普拉托诺夫早晨来取。

早晨六点半，普拉托诺夫就来了。他常看的那几份报纸已送到了他的办公桌上。他觉得美国的报纸对克格勃很有用。新闻自由对他而言是极为陌生的事，他从来没有想过它的真正作用是什么。他有许多其他事情要做。六点四十五分，夜间值班员进来把夜里的情况作了汇报，同时把莫斯科发来的文电交给了他。此刻在莫斯科已是午后了。电文登记表最上面的是一份标明“侨民亲启”的文电。普拉托诺夫知道那是什么文电，立即向保险柜走去。在大使馆这一地方担任警卫任务的年轻克格勃情报员仔细查验了普拉托诺夫的证件——前一位警卫刚来了九个月，以为自己认识普拉托诺夫，就没有查验他的证件，结果把自己的饭碗给砸了。这份电报的电文装在一个贴了标签并加了封条的信封里，放在应该放的那一格里。普拉托诺夫把电报放进口袋，然后将保险箱关上锁好。

克格勃在华盛顿的情报站比中情局在莫斯科的情报站规模要大，不过普拉托诺夫还嫌它太小。无奈多年来在美方不断要求下，苏联大使馆的人数已减至与美国驻苏大使馆的人数对等的水平上。他通常在七点三十分召集各部门负责人开早上的工作会议，但今天他提前把他手下一名负责人找来。

“早安，上校同志。”对方对他的称呼恰如其分。在克格勃内部没有什么幽默诙谐可言。

“我要你到卡修斯那里去了解一些有关瑞安的情况。我们必须尽快证实一下他目前在法律方面所处的困境。也就是说，如果有可能，今天就查清楚。”

“今天？”对方在做记录时不自在地问了一句。“动作这么快是要冒风险的。”

“这一点主席知道。”普拉托诺夫冷冷地说道。

“那就今天。”那人点点头。

那人离开后，站长笑了笑。一个月来他第一次感到得意。这件事有好预兆。

那人走出苏联使馆大院时，一名联邦调查局特工报告说：“大老粗出来了。”当然，他们都知道他的姓名，但由于第一个跟踪他的特工觉得他像个大老粗，于是他们也就这样叫开了。从表面上看来，他每天早晨的正常工作是先把大使馆一些办公室的门打开，在九点钟那些资深的外交人员来上班之前，他还要到大使馆外面干些跑腿的差事。他先去附近一家咖啡馆吃点早点，然后去买一些报纸杂志……还经常在一些地方留下一两个标记。对大多数反间谍工作人员来说，最难的还是首次取得突破性进展，一旦突破之后，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警方的事了。十八个月前他们第一次在“大老粗”身上取得了重要突破。

他走了四个街区，来到那家咖啡馆。为了防寒，他穿得很暖和——他也许觉得华盛顿的冬天并不冷，他们都是这么认为的。他准时走进咖啡馆——跟大多数咖啡馆一样，它也有一批常客。其中三个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这中间有一个像商界女子，独自坐在角落里的一个座位上，看她的《华尔街日报》。另外两人腰上扎着木工工具带，不是在大老粗进来之前，就是在他进来之后，才走向柜台。今天他们是来等他的。当然，他们并非常客。这个叫黑兹尔·卢米斯的女特工认真地安排了自己的时间表，特别注意不在公休日的时候上这里来。这样做虽然可能有遗漏的危险，但是近距离监视无论安排得多么周密，也不能太有规律。同样，知道大老粗出来之后，这两个人才来，他们从不改变这个规律，而且不表现出对目标的任何兴趣。

卢米斯在一篇文章的空白边沿记下他的到达时间——她总是在报纸上草草地写点什么。那两个木匠打扮的人则在柜台后面带镜子的墙后面对目标进行监视。他们大口吃着土豆煎饼，还大声开着玩笑。大老粗则跟往常一样，在咖啡馆外的报摊上买了四份报纸。他买的杂志都是星期二刚上架的。女招待不等他开口就为他倒好了咖啡。他像往常一样点燃一根香烟——俄国人最喜欢的美国万宝路牌，随后就边喝咖啡边翻开他常看的《华盛顿邮报》的第一版。

往杯子里续咖啡是免费的，他喝完之后又及时续了一杯。他总共用了将近六分钟时间，这个时间大致上对头，三个特工都注意到这一点。他喝完咖啡之后，拿起报纸杂志，在桌上留下钱后就走了。他离开桌子之后，他们发现在空咖啡杯旁边的小碟子上是被他揉成一团的餐巾纸。

有情况，卢米斯立即注意到了。大老粗把账单拿到柜台尽头结账，付完钱后就离开了。卢米斯发现他的手脚很利落。她知道他在什么地方投放情报以及如何投放，但几乎看不出他当时的投放动作。

这时又来了一位常客。他是个出租车司机，每天早上都要来喝杯咖啡，而且都是独自一人坐在柜台的顶头。他把带来的报纸翻到体育版，然后像往常一样环顾四周。他看见了碟子上那个餐巾纸团。他的手段与大老粗相比就相形见绌了。他把报纸摊开放在大腿上，把手伸到柜台下面把情报取到手，然后把它夹在时装版那一页中。

接下来的事就简单了。卢米斯付完账后赶紧离开，跳上她那辆福特雅士，径自驱车来到水门公寓。她有一把进亨德森房间的钥匙。

“大老粗今天有信给你。”她告诉卡修斯。

“噢。”正在用早餐的亨德森抬起头来。他一点也不喜欢被这个女人“牵着鼻子”充当双面间谍。他尤其讨厌的是，她能插手这件事是因为她有这副容貌，而“掩护”他俩之间关系的是一种根本不存在的相好关系。尽管她长得很甜，说话带甜甜的南方口音——还有她那惊人的容貌！他内心嘀咕着——他非常清楚卢米斯眼里根本就没有他。她有一次曾对他说：“你要记住，有个房间是随时为你准备的。”她指的不是“感化院”，而是在伊利诺斯州马里恩的美国监狱。那地方已经取代了阿尔卡特拉斯岛监狱，被用来关押重犯，可不是哈佛大学毕业生去的地方。不过这句话她只说过一次，其他时候她对他都很客气，有时在公开场合甚至还抓住他的手臂。不过那反倒使他感到更不舒服。

“想听点好消息吗？”卢米斯问道。

“那当然。”

“如果这次的内容能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传过去，你也许就可以解脱了——放你出国。”这话她以前可从未说过。

“发生了什么事？”亨德森颇有兴趣地问道。

“中情局里一个叫瑞安的——”

“哦，我听说证券交易委员会正在调查他——是的，他们查过他，几个月以前的事情了。你让我向俄国人报告过。”

“他臭了，违反了规定，靠内线信息赚了五十万美元。两星期后大陪审团出庭，他一屁股屎洗不干净了。有好戏看呢。”那些不登大雅之堂的话在她那南方美人恬淡笑容的衬托下，显得更加生动。“中情局准备把他晾出去。谁也不会帮他的忙。里特对他恨之入骨。你不知道内情，是从弗雷登伯格参议员的助理那里听来的。你的印象是，他不过是个替罪羊，肯定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但你说不清楚。也许是几个月前在中欧的事。这些都是你道听途说的。有些话你马上就可以说，有些话要等到今天下午再说。还有一件事：你听到一种谣传，说战略防御计划也许要拿到桌面上来。你认为这不是好消息，不过你是听一个参议员说的。记住了吧？”

“记住了。”亨德森点点头。

“那好吧。”卢米斯走进卫生间。大老粗喜欢光顾的那家咖啡馆对她来说太油腻了。

亨德森走进自己的卧室挑选了一条领带。解脱？他边打领带边觉得疑惑，不过接着又改变了想法。如果此事当真——他得承认她还从来没有对他撒过谎。尽管她看不起我，不过还从来没有跟我撒过谎，他思忖道。我可以解脱？然后呢？他自问道。这重要吗？

很重要，能解脱比什么都重要。

“我比较喜欢那条红的，”卢米斯站在门口带着甜甜的笑容说道。“今天要戴一条有‘力量’的领带。”

亨德森二话没说就拿起那条红领带。他从来没有想过要提出什么反对意见。“你能告诉我……”

“我不知道——你比我更明白。如果他们大家都认为你已经能将功赎罪，那时候我才能把细节告诉你，亨德森先生。”

“你能叫我彼得吗？只要一次。”他说道。

“我父亲是在北越上空被击落的第二十九名飞行员。他们活捉了他——当时登了一些他的照片，他人还活着，可是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这我一点也不知道。”

她的语气平和，就像是在谈论天气。“你不知道的事很多，亨德森先生。他们不让我像父亲那样去驾驶飞机，但是在联邦调查局里干，我要尽量让那些混蛋们的日子不好过。他们放手让我这么做。我只希望这样能解我心头之恨。”她又笑了笑。“这不太讲职业道德，是吧？”

“对不起。我实在不知道还有什么可说的。”

“你肯定知道。你把我跟你说的话告诉跟你联络的人。”她递给他一个微型录音机。它上面有个特殊的计算机定时器以及一个抗干扰装置。他一上出租车，就将处于间歇性的监视之下。如果他想以任何方式警告他的接头人，就有可能被发现——当然他不知道这种可能性的大小。他们不赏识他，也不信任他。他知道他绝对不会赢得他们的欢心和信任，但是他愿意解脱出来。

几分钟后，他离开自己的公寓下了楼。像往常一样，路上不时有空出租车驶过。他没有打手势招车，而是在等一辆车开过来接他。等车子汇入弗吉尼亚大道的车流之中，他们才开始谈话。

出租车把他送到西北区G大街审计总署门口。进了审计总署大楼之后，他把那个录音机交给了另一个联邦调查局特工。亨德森怀疑它也有收听无线电的功能，其实并没有。录音机随即被送到胡佛大厦。卢米斯已在那里等候。她先进行倒带，然后开始放音。

“中情局这次对了。”她对自己的顶头上司说道。在场的还有一位更高级的官员。卢米斯立即意识到，这件事比她想象中的更重要。

“这很合情合理。像瑞安这样的大鱼不是常有的。亨德森的线放得很巧妙。”

“我跟他说了，事成之后他就可以解脱了。”她似乎话里还有话。

“你不同意？”副局长问道。他负责局里的反间谍工作。

“他欠的债还没有还清呢，做这一点事是不够的。”

“卢米斯小姐，等这件事办完之后，我再跟你解释你的想法为什么不对。暂且不谈这个，好吗？在这个案子上，你干得很不错。不过目前还得保密。”

“他会怎么样？”她问道。

“按照惯例办，列入证人保护名单。据我所知，他将到蒙大拿州的比林斯去经营一家温蒂快餐店。”副局长耸了耸肩。“你将得到提升，被推荐到纽约的外勤办公室去。那里还有一宗案子等着你去办。那人是驻联合国的一名外交官，需要有个好手去对付。”

“好吧。”这一次她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他们相信了。信以为真。”里特对瑞安说道。“但愿你能挑得起这重担，小伙子。”

“不会有危险的。”瑞安把双手一摊说道。“这应当是很文明的。”

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瑞安，就外勤工作而言，你还是外行。别忘了。”

“办这件事是非我莫属了。”瑞安当仁不让地说。

“上帝想毁灭谁，就先让谁骄傲起来。”里特说道。

“索福克勒斯可不是这么说的。”瑞安咧嘴笑起来。

“我的说法更好些。在训练学校那边，我还让他们把我这句话制成了标语挂在‘农场’那边。”

瑞安原先的构想很简单——太简单了。里特手下一班人精心策划了十个小时，才使它成为一次切实可行的行动。尽管它的概念很简单，但具体做起来就不那么简单了。所有的行动都是如此，可是里特却不喜欢这样的事实。

长期以来，巴特·曼库索似乎也认为睡觉并不包括在艇长该做的许多事情之中，但他特别讨厌别人在他躺下准备睡觉的十五分钟之后来敲他的门。

“进来！”该死的！这后半句他没说出口。

“是加急电文，艇长亲启。”上尉略带歉意地说道。

“最好是好消息！”曼库索怒气冲冲地大声说完，砰地一声关上舱门。他穿着内裤朝位于左舷舰尾攻击中心后面的无线电通信室走去。十分钟后艇长走出来，把一张纸条交给了领航员。

“十小时之后我要到达这个地方。”

“没问题，艇长。”

“下次如果不出现全国紧急状态，谁也不许来打扰我！”他赤着脚在甲板上朝前走。

“消息传递过去了。”吃午饭的时候亨德森对卢米斯说。

“还有什么事？”美滋滋的嘛，她心想。

“他们只是想证实一下，没有要新情报，只是想证实一下他们从其他渠道得到的情报。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我还要给他们送一次报告！”

“什么报告？”

“关于新的战场防空问题的报告。我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这么急。月底他们从《航空周刊》上就能看见了嘛。”

“我们现在还是先不要打破常规，亨德森先生。”

这一次的情报可以通过正常的渠道发出。这将引起主席的重视，因为它是有关敌方一名高级情报官的“个人”资料。克格勃高层的人都知道，格拉西莫夫对西方小道消息的兴趣丝毫不亚于对国内的小道消息。

第二天早上，格拉西莫夫走进办公室的时候，这份情报已经到了。这位克格勃主席对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八小时时差很恼火——很多事情办起来很不方便！莫斯科总部发出的任何立即行动的指令，都会把自己的外勤特工置于危险境地，因为这等于在向美国人暗示他们是谁。鉴于这种考虑，总部难得发“紧急行动”的命令。想到自己的权力竟然会受到像经纬线这种琐事的限制，这位主席着实感到不快。

报告中写道，“目标P”——英文字母R相当于俄文字母P——“现在是一场与情报事务无关的秘密刑事案件调查的对象。据猜测，对P的兴趣是基于政治原因，也许是某个进步的国会议员想搞一下中情局。其原因是该局有一次行动失败了——也许是在中欧，但尚未经证实，不作正式报告。由于P在中情局的地位，他犯法的丑闻有损于该机构中高官的形象。本站认为这项情报的可靠性为甲级。我在88（B）531-C/EOC号报告中提到的情况，已经从三个独立的来源得到证实，详细报告将通过外交信件递送。本站建议继续。华盛顿侨民。完毕。”

格拉西莫夫把报告塞进办公桌的抽屉。

“唔。”主席轻轻地唔了一声。他看了看表。再过两小时他将去参加每星期四上午的政治局例行会议。会议将如何进行？有一点他是知道的：它将是一次很有意思的会议。他打算在他的游戏——权力游戏——中引进一项新的变数。

每逢星期四，他的每日情况简报都比较长。在政治局会议上讲几条没有恶意的消息不会伤害到任何人。他的政治局同僚们都是些擅长阴谋诡计的人物。过去一个世纪来，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府的高级官员不喜欢听听与秘密行动有关的情况。格拉西莫夫用笔写了几条，只选那些谈起来不会使一些重要行动受到影响的内容。他的专车准时来接他，很快把他送进了克里姆林宫，而且总有一辆警卫车为他开道。

格拉西莫夫从来不第一个到，但也从来不是最后一个。这一次他正好跟在国防部长后面。

“早安，德米特里·季莫菲耶维奇！”这位主席脸上没有一丝笑容，但在这种场合下还算客气。

“你早，主席同志！”雅佐夫的反应十分谨慎。两人各自就座。雅佐夫如此小心谨慎还有其他原因。菲利托夫的问题像一把神话中的剑悬在他的头顶上方，对他构成了威胁，此外，他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中还没有投票权。格拉西莫夫却有。这就使得克格勃在政治权力上超过了国防部。在近期的历史中，在这个会议室里，有投票权的国防部长都是在党内担任要职的——比如像当年的乌斯季诺夫。而雅佐夫是一名军人。尽管他是一名忠诚的党员，但他这身军装不同于乌斯季诺夫那一身行头。他在这张桌子上绝不会有投票权。

安德烈·伊里奇·纳尔莫诺夫像以往一样精神抖擞地走进来。在政治局委员中，只有克格勃主席比他年轻；所以每当这些年长者坐在“他的”会议桌前，他都觉得有必要表现出充沛的精力。工作给他造成的压力很大，烦恼很多。大家都能看得出来。他原先浓密的黑发迅速变得花白，而且似乎已开始谢顶。不过在像他这样的五十多岁的人当中，这也并不少见。他摆摆手请大家都坐下。

“早安，同志们，”纳尔莫诺夫郑重其事地宣布开会。“首先要讨论的是，关于美国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代表团来访的问题。”

“我有好消息要报告。”格拉西莫夫迫不及待地说。

“真的吗？”未等总书记开口，亚历山德罗夫就抢先说了一句，以表明自己的立场。

“我们获得的情报表明，美国人原则上同意把战略防御计划拿到桌面上来。”克格勃主席报告说。“我们还不知道他们要我们对此作出什么让步，也不知道他们在自己的方案中准备作多大的让步，但这总归是美国人姿态上的改变。”

“我觉得这难以置信，”雅佐夫陈述自己的看法。“他们的计划正在顺利进行——这是你上星期亲口对我说的，尼古拉·波里索维奇。”

“在美国政府中有些持不同政见的人，我们刚刚了解到的情况是，眼下中情局内部可能正在进行一场权力斗争。反正这是我们获得的情报，我们觉得它相当可靠。”

“这相当令人吃惊。”人们转过头去看着说话的外交部长。他似乎对此不以为然。“美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十分强硬。你只说相当可靠，不是完全可靠吧？”

“情报来自高层官员，但还没有得到充分证实。本周末前我们将知道更多的情况。”

会议桌旁的人频频点头。美国代表团将于星期六中午抵达，但谈判安排在下星期一开始。美国人有三十六个小时的时间来调整时差。在这段时间内，除了在科学院大饭店为他们举行一次欢迎午宴之外，没有安排其他活动。

“这个消息显然会使我的谈判小组非常感兴趣，但是我总觉得有些突然，尤其是我们前不久还在这里听取过有关我们的亮星工程的汇报，还有美国人的对应项目。”

“我们有理由认为美国人已经知道了我们在搞亮星工程。”格拉西莫夫从容地说道。“也许他们已经清楚地了解到我们的进展情况。”

“亮星工程被泄露了吗？”另一位委员问道。“怎么泄露的？”

“我们还不清楚。目前已在调查。”格拉西莫夫答道。他特别注意不向雅佐夫那边看。下一步棋该你了，国防部长同志。

“这么说美国人也许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想阻止我们的计划，但不想把自己的计划停下来。”亚历山德罗夫说道。

“他们认为我们在这方面的努力是背道而驰。”外交部长颇为不满地说。“如果我能把真正的情况告诉我们参加谈判的人那该多好！”

“雅佐夫元帅？”纳尔莫诺夫请国防部长发表意见，他不知道这么做是把自己的人推进了问题的焦点。

到目前为止，格拉西莫夫对雅佐夫依然捉摸不透，也不知道他在主人面前提起那桩在政治上会连累自己的菲利托夫案件时，会不会产生什么不安全感。这一来他可以得到答案了。雅佐夫害怕出现这种可能性——不，应当说是必然性，他进行了自我纠正。雅佐夫现在该明白了，明白我们会让他身败身裂的。他也害怕纳尔莫诺夫不会冒政治风险来救他的命。我不是也投过雅佐夫和瓦尼耶夫的票吗？如果是这样，那么我取代了总书记之后，还要不要让雅佐夫留在政治局呢……就看你的了，雅佐夫……

“我们已经解决了激光功率输出上的问题。剩下的问题在于计算机控制方面。在这方面我们的技术仍远远落后于美国人，因为他们的计算机工业相当发达。上星期格拉西莫夫同志还向我们介绍过一些美国在控制程序方面的情况，但是我们还没有开始研究它，就听说这个程序本身还没有完善。

“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这是对克格勃的批评——”

果然！此刻格拉西莫夫心里已经有数。他这是在说给我听的。而且是最精彩的部分——这个房间里还没有人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就连亚历山德罗夫也不明白。

“——其实，这已经把技术方面的问题说得很清楚了。不过这只是个技术问题，同志们。这个问题也是可以解决的。我认为我们已走在美国人前面。如果他们知道了这一点，他们是会害怕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谈判立场一直是，只反对以太空为基地的防御计划，从来不反对陆基防御计划，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陆基系统与美国人的相比，显然占了优势。也许美国人的立场改变也证实了这一点。如果是这样，我建议无论如何都不能用亮星工程来和他们作交易。”

“这个意见有道理。”格拉西莫夫很快就作出了评论。“德米特里·季莫菲耶维奇提出了一个卓有见地的看法。”与会的人们点着头——他们以为自己明白了，其实他们是大错特错，错得连他们自己都不敢想象——这时克格勃主席和国防部长已经达成了一笔交易，而且是以眼睛一瞥和眉毛一扬的方式达成的。

讨论继续进行。格拉西莫夫转过头看坐在首席上的总书记。纳尔莫诺夫兴致勃勃地看着大家的热烈辩论，有时还记下一点东西。他没有注意正在盯着他看的克格勃主席。

不知道那把交椅是不是要比我这把更舒服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