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岸

清晨四点，“鸽子”号到达它在查尔斯顿的码头。苏联艇员都集中在舰上的士兵餐室里。虽然苏联军官千方百计限制他们和美国救援人员接触，但无济于事。总之，无法阻止一种本能的需要。“鸽子”号用海军佳肴款待客人。离餐厅最近的那个厕所又远在离艇尾几码远的地方。在来回的通道上，“红十月”号艇员都能碰到美国士兵。这些美国士兵中间有的其实是会讲俄语的军官伪装的，也有军方的俄语专家。他们是在最后一批苏联人登舰时从外地专程乘飞机赶来的。虽然苏联士兵上了一艘敌舰，他们中间有许多年轻人却认为，讲俄语的美国人态度友好，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讲话都被偷录了，准备送去华盛顿进行分析。彼得洛夫和其他三名初级军官开始并没有注意到。但发现后，他们就像父母照顾自己的孩子那样，小心翼翼地轮流护送士兵去厕所，但他们没有及时察觉那个穿帆缆军士长制服的情报军官的动向。他向苏联士兵发出避难邀请：你们谁只要愿意留在美国，都可以得到批准。十分钟后，这消息就在苏联士兵中间传开了。

美国舰员吃饭的时候，苏联军官就无法盯得那么紧了。他们忙于在各餐桌之间穿梭监视，结果连自己的吃饭时间也挤掉了。美国人感到意外的是，苏联士兵被迫多次谢绝去休息室的邀请。

“鸽子”号小心翼翼地靠了码头，一点都不忙乱。等跳板放好后，在码头上迎候的乐队奏起一组苏联和美国乐曲，祝贺双方合作，共同完成救援任务。苏联人满以为，他们在这个时间抵达，一定不会惊动别人。看来，他们估计错了。下舰的第一个苏联军官走到跳板中间时，被五十只高强度电视灯照得眼花缭乱，围上来的电视记者大声提问，想为圣诞节早晨的广播节目增加一条有趣的新闻。这些苏联人以前从未遇到过西方记者，由于东西方之间的文化差异，顷刻之间在这里出现一片混乱。记者截住军官不放，想堵住去路。这种举动使在场的海军陆战队员大吃一惊，他们想方设法控制局面。苏联军官们在一个记者面前假装根本不会英语，结果他们发现，这位有事业心的记者却专程从哥伦比亚的南卡罗来纳大学借来一名俄语教授。彼得洛夫发现，面对这么多照相机，他只能结结巴巴地背诵那些政治陈词滥调。他希望这场面只是个恶梦而已。花了整整一小时才把所有苏联人送上三辆租来的大轿车。车队直接向机场驶去。一路上，坐在汽车和面包车里的新闻记者在大轿车两侧紧随不放，他们仍用摄影灯和大声提问打扰苏联人，可是谁也听不清楚他们在说什么。到了机场，又遇到同样情景。美国空军调来一架VC-135型运输机，足足花了半小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摆脱成群结队记者的包围，登上了飞机。伊万诺夫碰上一个美国的斯拉夫语专家，他的口音简直不堪入耳。

机上有六名空军军官招呼大家坐下，并送来香烟和酒。当专机飞到二万英尺上空时，机舱里的气氛开始显得轻松愉快了。一位军官通过机内通话装置向大家介绍情况：每人都要进行体检；第二天，苏联将派飞机来接他们。但大家都希望能多待上一两天，更多地体验一下美国的盛情款待。机组人员显得格外热情，他们主动向客人介绍航线上的每个地标、城镇、跨州高速公路和卡车站的历史，还通过翻译声称，美国人民希望和苏联建立和平友好关系；对苏联海军士兵的勇敢行为表示钦佩，对那些在生死关头让别人先离艇，而自己不幸和艇同归于尽的军官表示哀悼。这是一次口是心非的出色宣传，看来正在达到预期效果。

飞机在低空飞行，穿越华盛顿郊区，直奔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翻译告诉大家，现在看见的飞机下面的这一片房子是中产阶级的住宅。房子的主人是政府和企业的普通职员和工人。机场上的三辆大轿车已在恭候。他们没有走华盛顿的哥伦比亚特区环城线，而是直接从市里穿过。每辆车上的美国军官都对路上汽车拥挤表示歉意。他们告诉大家，几乎每个美国家庭都有一辆车，有许多人家有两辆，甚至更多。只有讨厌开车的人才坐公共汽车。苏联士兵对不喜欢开车的说法感到好奇。也许事后政治军官会告诉他们，这是弥天大谎。然而马路上的汽车比比皆是，你又怎么解释呢？这当然不可能是为了讨好一小时前才知道要来的几名水兵而故意安排的吧？当车子经过哥伦比亚特区东南角时，他们发现黑人也有自己的汽车，多得连停车的地方都不好找。大轿车经过摩尔广场时，翻译介绍说，各种博物馆，都对外开放。宇航馆里有一块从月亮上运来的岩石，是“阿波罗”号上的宇航员带回来的……苏联人见周围有许多人在慢跑，数以千计的人在悠闲地散步。车子通过华盛顿西北角的高级住宅区进入贝塞斯达区时，苏联士兵开始叽叽喳喳地闲聊起来了。

到了贝塞斯达，他们遇上了进行实况转播的美国三家广播公司所有的摄影人员，还见到态度友好、面带笑容的美国海军医生和卫生兵。他们是来带这些人去医院体检的。

苏联大使馆来的十名外交官也在场，他们不知道如何对他们进行控制，但是从政治上说，又不能对美国本着缓和精神所给予的待遇提出抗议。美国医生是从瓦尔特·里德和其他政府医院调来的。他们给苏联人做了迅速、彻底的检查。一路上，每个苏联人身边都有一个美国人。他们彬彬有礼，询问对方是否打算留在美国。如果愿意，需要亲自把自己的决定当面告诉苏联大使馆派来的代表，但是可以肯定，只要本人愿意，美国就同意接收。最后，有四名苏联人决定留在美国，苏联使馆的官员对此非常恼火。其中一个士兵还和苏联海军武官发生了冲突。美国人小心翼翼地把每次谈话的情况都录了像。这样，一旦苏联事后指责美国进行策反，就可以当即驳斥。

检查结果表明，艇员只受到轻微核辐射。所有人被再次安排吃饭和就寝。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大使先生，早上好。”总统说。阿尔巴托夫注意到，佩尔特博士和上次一样，站在总统古色古香的大书桌旁边。他早有准备，这次会见的气氛不会很愉快。

“总统先生，我对美国政府企图绑架我四名海军士兵表示抗议。”

“大使先生，”总统严厉地说。“在一位前州级法官看来，绑架是一种卑鄙、可耻的行为。美国政府决不容忍被人指责干这种事情——在这个办公室里当然也不能！我们以前没有，现在不会，将来也永远不可能绑架任何人。先生，你听清楚了吗？”

“阿列克谢，除此之外，”佩尔特的语气比较缓和。“要不是我们，你们的人不会活下来的。为了搭救你们的人，我们牺牲了两名优秀军官。你至少该对我们的这次行动表示感谢吧，总该对抢救工作中死亡的美国人表示某种同情吧。”

“我国政府已经注意到你们两名军官的勇敢行动，苏联政府和人民确实对救援工作表示赞赏。先生们，即使这样，有人还是想诱骗他们中间的某些人背叛自己的国家。”

“大使先生，去年，当你们的拖网渔船把美国的巡逻飞机机组人员救起的时候，苏联武装部队的军官想用金钱、女人和其他手段来诱惑他们，希望我们的机组人员能够透露一些情况或者同意留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对吗？不必推说你不知道这件事。你完全知道这一套做法。当时，我们并没有反对你们这样做，是不是？相反，我们六个幸存的机组人员向你们表示了应有的感谢。当然，这些人现在都已经回来了，而且恢复了正常工作。贵国对普通美国公民采取的人道做法，我们至今仍表示谢意。这次，我方告诉你们的军官和士兵，如果他们愿意留在美国，可以安排。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施加任何压力。我们明确告诉愿意留下的人要和苏联使馆的官员先见上一面，这样，你们也能有机会对他们的决定进行帮助。大使先生，这样做显然是合乎情理的。我们并没有用金钱和女人去引诱他们。我们不收买人，更不绑架人。犯绑架罪的人是要坐牢的。我甚至曾经把一个绑架者处以死刑。别再指责我有这种行为了！”总统理直气壮地结束了他的话。

“我国政府要求我们的人如数返回自己的祖国。”阿尔巴托夫坚持说。

“大使先生，只要在美国，不管他是什么国籍或者通过什么途径来美国的，都有权在安全上受到我们法律的保护。我们的法院曾多次对这个问题作出裁决。美国的法律规定，没有正当手续，任何人不能强迫他人做违背自己意愿的事情。这件事就这样。现在，我有个问题要问你，一艘弹道导弹潜艇在距离美国海岸三百英里的地方，到底想干什么？”

“总统先生，是一艘导弹潜艇吗？”

佩尔特从总统办公桌上拿起一张照片，递给阿尔巴托夫。它是从“海崖”号的录像机上复制下来的一枚SS-N-20潜射弹道导弹。

“这艘潜艇的名字是‘红十月’号，”佩尔特说。“它在离南卡罗来纳约三百英里的位置上爆炸沉没。阿列克谢，我们两国签订的协议规定，这种潜艇不准在距对方海岸五百英里的距离上活动。我们希望知道，这艘潜艇在那里到底想干什么？你不用说这枚导弹是假的——即使我们想干这种蠢事，时间也不允许。大使先生，这是你们的导弹，那艘潜艇还有十九枚这种导弹。”佩尔特故意把数目说错。“美国政府要求苏联政府澄清：为什么你们有这么多舰艇在我们大西洋沿海一带活动？与此同时，为什么有一艘战略潜艇违反双方协议进入距美国海岸这么近的水域？”

“一定是迷航了，”阿尔巴托夫说。

“大使先生，”总统心平气和地说。“潜艇在星期四才下落不明，也就是说，发生在你告诉我这件事之后的第七天。简言之，大使先生，你在上星期五所作的解释和我们掌握的情况并不符合。”

“你的指责太荒唐了！”阿尔巴托夫气得咬牙切齿。

“不，不，阿列克谢，”总统说，“如果那个协议不管用了，那也只能这样了。我记得，上星期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美国人民在今天晚些时候就可以知道事实真相。你对我们的国家比较熟悉，你可以想象，它会产生什么反响。我要你们作出解释。眼下，我认为你们的舰队没有理由继续在靠近我们沿海的水域进行活动了，因为‘救援’工作已经顺利结束。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它们还赖在那里不走，只能被认为是挑衅行为。我要求你和贵国政府认真考虑一下。我的将军们现在会怎么对我说呢？如果情况逆转，你们的将军们又会怎么对纳尔莫诺夫总书记说呢？我要你们作出解释。否则，我只能作出违背我愿望的选择了。把这个情况转告贵国政府，告诉他们，既然你们有些人想留在这里，也许我们很快就能知道这样做的道理。再见！”

阿尔巴托夫走出办公室。他向左拐，从西门出去。海军陆战队哨兵把门打开。大使的司机正在“卡迪拉克”汽车外等候，为他打开车门。司机是克格勃华盛顿站的政治情报处处长。

“怎么样？”他边说边观察宾夕法尼亚街上的交通情况，准备左转。

“会见情况和我估计的完全一样。现在，我都明白了，为什么他们要绑架我们的人。”阿尔巴托夫说。

“大使同志，就这些？”司机催问道。他并没有让恼怒的情绪显露出来。几年前，这位大使作为党的御用工具还不敢敷衍一位老资格的克格勃军官。自从安德罗波夫同志逝世后，天晓得国家安全委员会都干了些什么！真是耻辱啊！但是他相信，克格勃一定会再次得宠的。

“美国总统一个劲儿指责我们故意派潜艇到他们的沿海一带进行活动，违反双方在1979年签订的秘密协议。他们扣留我方人员并对他们进行审问，企图把我们潜艇的作战命令搞到手。中央情报局的审问需要多长时间？一天？两天？”阿尔巴托夫愤怒地摇摇头。“他们也许已经都知道了。毒品和女人就可能叫他们开口。这位总统还要求莫斯科考虑一下，五角大楼那些急性子将军们会对他说什么！这也没有什么不好猜的，是不是？他们会说，我们在进行一次突然的核攻击演习——甚至可能认为我们已经发起了攻击！好像在争取和平共处方面，他们比我们更起劲！这些犯疑心病的蠢驴，对发生的一切既害怕更恼火。”

“同志，你能责怪他们吗？”司机问。他准备把了解的情况整理后单独向莫斯科总部报告。

“他说，我们的舰队没有理由在靠近他们沿海的水域继续进行活动。”

“用什么口气说的？是命令式的？”

“措词并不强硬，要比我想象的来得婉转。我担心他们正在搞什么名堂。拔刀的时候不会有响声的，舞动的时候才出声。他要求我们对这次行动作出解释。我能告诉他什么呢？如实告诉他发生的一切？”

“恐怕我们永远也没法搞清楚。”这位老资格的特工人员其实已经知道事情的真相了。简直不可思议。海军和军事情报局竟然会犯这样大的错误，他感到莫名其妙。特工人员卡修斯搞来的情报也说明事情是那么离奇。他早就单独向莫斯科作了汇报。美、苏两国会不会都是某个第三者的牺牲品？这件事已经搞得出格了，美国人正在找肇事者并了解事情的真相，是因为他们也想这样干？有一部分情况是有道理的，但是其他方面呢？他见前面交通堵塞，皱起了眉头。他已经接到莫斯科总部来的命令：如果这件事由中央情报局一手策划，他必须马上调查清楚。但是他并不认为这样。如果真是中央情报局干的，怎么这一次和以前不同，一点风声都不漏。但不管怎么说，他和几个同事将在下几周里设法把盖子揭开，弄清楚在兰利和别的地方发生的情况。与此同时，其他部门的克格勃也会在世界各地执行同一任务的。如果中央情报局确实已经打入北方舰队司令部，他满有把握查清楚的。他倒希望美国人已经打入舰队总部，这样，军事情报局就得承担这次恶性事件的责任。几年前，克格勃失宠，他们就从中渔利。现在，轮到他们倒霉了。如果他判断正确，中央政治局正在把注意力从军事情报局和军队中转移到克格勃身上，因为它让莫斯科总部负责对这起事件进行单独调查。不管调查的结果如何，克格勃会锋芒毕露的，把军队的威风一扫而光。如果调查结果有损于克格勃的竞争对手，那就更好了……

苏联大使走后，佩尔特博士把门关上，然后把通向椭圆形办公室的边门打开。穆尔走了进来。

“总统先生，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像这次这样偷偷摸摸的了。”

“你真认为这样能解决问题？”佩尔特问。

“现在我这样认为。”穆尔坐在皮椅子里，显得很轻松。

“你不觉得这件事有点悬吗？”佩尔特问。“我是说，要进行这样复杂的活动？”

“博士，妙就妙在这一点。我们并没有干什么，而是苏联人在为我们操劳。当然，我们方面也有许多人将在东欧各国了解情况。巴兹尔爵士手下的人也会这样干的。法国和以色列人已经在行动了，因为我们已经问过他们，是否知道那艘失踪潜艇的下落。克格勃很快就会找到答案，还会怀疑为什么西方四大情报机关都想了解同样的问题——而不是像他们所想的，既然是我们策划的，自然就不该作声了。

“你们该为苏联人面临的困境感到高兴。他们必须在两个都不能令人满意的解释中作出抉择。第一种解释是：一个政治上最可靠的海军军官犯了前所未有的严重叛国罪。我想，你们已经看过我们提供的关于拉米斯上校的档案。他从小就是出色的共产主义式的童子军和苏联新一代的典型代表。还有，叛逃集团的同伙也是政治上同样可靠的军官。苏联人总认为，这样的人是不可能叛离工人阶级的天堂的，但实际上却自相矛盾。当然，他们千方百计不让老百姓离开自己的国家，跑掉一个芭蕾舞演员或者克格勃特务是一回事，而跑掉一个勤勤恳恳为党工作近三十年的政治局委员的儿子，就要另当别论了。而且，海军上校军官在苏联拥有各种特权，所以，他的叛逃如同一个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愿意离开纽约去莫斯科过日子一样不可思议。

“第二种解释是：他们可能相信我们叫亨德森说的谎话。虽然这种情况的本身同样不能令人满意，但有大量旁证，尤其是我们引诱过苏联舰员叛逃。他们对这件事一定十分恼火。他们会认为这直接违背了人类文明的准则。我们发现是一艘导弹潜艇后，总统作出了有力的反应，这也证实了亨德森传给他们的假情报。”

“那么，你估计他们会选择哪一种？”总统问。

“在这个问题上，心理作用比什么都重要，但苏联人的心理我们往往不容易理解。如果要在十人叛国集团和外部阴谋之间作出抉择的话，我想，他们会倾向后一种的。如果要他们真的相信这是一起叛逃事件，就必须重新检查自己的信念。谁又愿意这样做呢？”穆尔的神气很自负。“后一种选择意味着他们的安全被外国破坏。但是，当牺牲品总要比承认他们国家的指导思想生来就自相矛盾容易得多。据我们所知，克格勃要对这件事作全面调查。”

“为什么？”佩尔特问，他被穆尔的策划吸引住了。

“不管是叛逃还是有人渗透到他们的海军作战部门，军事情报局都要承担责任。保证海军和其他军种的安全是他们的本分，在我们的朋友安德罗波夫死了以后，克格勃的影响削弱了，所以，更该保证部队的安全。苏联不准在自己的系统里设立调查自己人的机构——至少情报部门里的情况是这样。因此，克格勃将设法无情打击它的竞争对手。从克格勃的观点看，外部调查的好处多。这种调查的涉及面宽、规模大。如果他们可以证实亨德森的话，而且让大家都相信是事实，那么他们就能因调查成功而提高自己的威望。”

“他们会去证实吗？”

“当然会！吃情报饭就是这么回事，不管是否确有其事，只要全力以赴，就一定能找到。天哪，拉米斯绝不会懂得我们欠了他多大的情。这种机会一辈子也不容易碰到一次，我们决不能错过。”

“但是，克格勃的势力会加强，”佩尔特说。“这是好事吗？”

穆尔耸耸肩。“迟早会这样的。苏联武装部队把安德罗波夫赶下台，甚至可能是他们把他干掉的，所以声誉大增，这和五十年代贝利亚上台一样。苏联在政治上对武装力量进行严格控制，比我们还过分。现在克格勃为了自己的罪恶目的要分裂他们的高层领导层，这件事是免不了的。所以，我们正好可以从中得利。现在，我们要办的事不多了。”

“譬如？”总统问。

“我们的朋友亨德森在一个月里要透露给对方：‘红十月’号在冰岛附近就被美国的一艘潜艇跟踪上了。”

“为什么？”佩尔特不同意。“这样他们会知道我们在说谎，我们对导弹潜艇表现出来的那副激动样子是骗人的。”

“博士，不完全这样，”穆尔说。“导弹潜艇离我们的沿海那么近，总是违反协议的。他们认为，我们根本不会知道它在那里干什么——从准备留在美国的艇员嘴里才能明白，而那些人又没有多少情报价值。苏联人会认为，我们在这件事情上没有完全说实话。说我们跟踪过并且准备随时摧毁这艘潜艇，他们会认为这就证明我们在骗人。我们还要告诉他们，‘达拉斯’号用声纳收听到反应堆发生事故的情况。这样可以解释我们的救援舰为什么在它附近。他们知道——应该说他们肯定怀疑我们在有的问题上瞒着他们。但是这样做，可以使他们搞不清楚到底瞒着什么事情。苏联有句形容这种做法的俗语，叫做‘狼肉’。他们将设法打入我们的情报网，广泛进行情报活动。但是，他们什么也捞不着。中央情报局里真正知道这件事情内幕的是格里尔、里特和我自己。对其他情报人员的要求是去调查出了什么事。如果说有泄密，也就这么多。”

“亨德森怎么样？我们方面有多少人知道这艘潜艇？”总统问。

“如果亨德森向苏联透露任何真实消息的话，那么他就是自掘坟墓了。克格勃对双料特务的处置很严厉，他们不会认为我们利用他送了假情报。他自己也懂得利害，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密切注意他的行动的。我们有多少人知道这艘潜艇？大概有一百人。人数还会增加的——但是，请记住，他们认为，在我们沿海附近现在有两艘报废的苏联潜艇。而且他们完全相信，运到我们实验室去的苏联设备，都是从海底打捞上来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准备重新启用‘格罗马探险家’号深潜救援艇。如果不这样做，他们肯定会起疑心的。为什么让他们失望呢？当然，他们迟早会把事情的真相搞清楚的，但到那个时候，这个空壳子也就已经沉入海底了。”

“看来，我们不可能永远不让人知道？”佩尔特问。

“‘永远’是一个很长的时间概念。当然我们要有所准备。从目前情况看，保密效果比较好，因为只有一百人知道这件事。一年以后，更可能是两三年以后，他们也许会搜集到足够的证据去怀疑已经发生的一切。到那时候，能够作为依据的实物就所剩无几了。即使克格勃了解到事情真相，难道他们会如实报告吗？如果被军事情报局发现，他们肯定会把真相向上反映。结果，苏联情报机构之间就会发生内战，这对我们也有利。”穆尔从皮烟盒里抽出一支烟。“正如我所说的，拉米斯在多方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出色的机会。好就好在不需要我们使多大劲，跑腿的活都由俄国人去干了。”

“对叛逃者呢？”总统问。

“总统先生，他们会得到精心照料的。我们知道怎么做，历来几乎没有人抱怨中央情报局招待不周。我们打算花几个月时间要这些人把各方面情况介绍一下。与此同时，他们也需要为在美国定居做好各种准备。他们将获得新的身份，重新接受教育，必要的话，可以进行整形手术。他们再也不需要出去干活了，可是他们几乎都希望有一份工作。我想，美国海军可以安排的。例如，可以在潜艇作战部这样的单位当领薪水的顾问。”

“我想见他们一面。”总统有些冲动。

“总统先生，可以安排的，不过要谨慎。”穆尔提醒说。

“戴维营，这够安全了吧。还有瑞安，我希望也别亏待了他。”

“我明白，总统先生。我们已经重用他了。他和我们在一起前途无量。”

苏联丘拉坦

十一个月前，苏联在丘拉坦的发射场由巨型助推器把“阿尔巴特多罗斯-8”号卫星送入轨道。这是一个载有大型雷达的海洋侦察卫星，足有美国“灰狗”巴士一般大，目前在八百公里上空运行。因此，“红十月”号奉命赶在黎明前潜入水下航行。

“阿尔巴特多罗斯-8”号在当地时间上午十一点三十一分通过帕姆利科湾上空。它的电脑程序器能跟踪整个视距范围内的各种热接收器，对侦察到的东西进行询问，并能锁定在与搜索参数相吻合的图像上。当它经过美国舰艇上空时，“新泽西”号上的干扰发射机仰起头进行干扰。卫星上的录音系统自动地把它记录下来。操作员可以从干扰信号中了解到美国电子战系统的情况。当“阿尔巴特多罗斯-8”号通过地极时，卫星前部的抛物面反射体会探测到另一个通讯卫星——“伊斯卡拉”号的载波信号。

当侦察卫星发现在它上方轨道运行的伙伴后，就用激光副通讯线路把储存在磁带库里的情报传送给“伊斯卡拉”号。接着，后者马上把它传送给在丘拉坦的地面站。在同一时间，这些信号也被位于中国西部一个十五米直径的抛物面天线接收到，这是美国国家安全局和中国人的合作项目；所接收到的资料双方各为所用。美国通过自己的通讯卫星把信号送到马里兰州米德堡的国家安全局总部。两组相隔五千英里远的专家几乎在同时对数字信号进行分析。

“天气不错，”一个技术员说。“现在，总算碰上好天了！”

“同志，趁这个机会好好享受一下吧。”在旁边操纵台上的同事正在观察从同步气象卫星上发回的数据。这个卫星负责监视西半球的气象变化，了解敌对国家的气象情况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又有一个冷锋在向他们的沿海地区移动。他们的冬天和我们的差不多，但愿他们过得不错。”

“我们的人出海可不喜欢这种鬼天气。”技术员回忆起曾经在海上遇到特大风暴的滋味，不禁一颤。去年夏天他去黑海，结果因为晕船被折腾得半死不活。“啊！这是什么，上校！”

“同志，怎么了？”负责值班的上校很快走过来。

“上校同志，看这儿。”技术员用手指在电视荧光屏上指着。“这是美国中部沿海帕姆利科湾。你看这里。”海水的热成像在屏幕上呈黑色。当技术员调整显示器后，它由黑色变成绿色，上面有一大一小两个白点。那个大白点曾经两次裂成对半。是海面的图像，有一部分海水温度比实际上高半度。温差并不恒定，但从接收到的情况来看，确有东西在使海水的温度上升。

“会不会是太阳光？”上校问。

“不，日光在晴天对整个水域的照射都是均衡的。”技术员轻轻地说。每当他在琢磨什么事的时候，声音往往比较轻。“在三十米水下，有两艘潜艇，也可能是三艘。”

“你能肯定吗？”

技术员打开雷达显示器，出现在屏幕上的只有表示小波浪的灯心绒条纹状图像。

“上校同志，水面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产生这种热量。问题一定出在水下。现在又不是鲸鱼交配的季节，看来只能是核潜艇了。有两条，也可能是三条。上校同志，我猜想，我们舰队的阵势把美国人吓坏了，要把导弹潜艇隐藏起来。他们的导弹潜艇基地就在南面几百公里的地方。说不定他们的一艘‘俄亥俄’级潜艇就隐蔽在这里。像我们的一样，有一艘猎潜潜艇在保护它。”

“要不了多久，它就会冒出来。但是到那时候，我们的舰艇也都已经返航了。”

“真不凑巧。如果能跟踪上，该有多好。上校同志，机会难得呀。”

“是啊。技术员同志，干得好！”十分钟后，这个卫星数据已经发回莫斯科。

莫斯科，苏联海军司令部

“同志，我们要好好利用这次机会，”戈尔什科夫说，“我们正在召回我们的舰队。我们要留几艘潜艇在那里负责搜集电子情报。美国人可能会在这次舰艇调防中输掉几分。”

“很可能，”舰队作战部长说。

“这艘‘俄亥俄’级潜艇要往南去，可能返回查尔斯顿或金斯湾的潜艇基地，也有可能去北面的诺福克。我们在诺福克一带有‘科诺瓦洛夫’号，在查尔斯顿附近有‘沙比利科夫’号。我想，这两艘艇还要在那里留几天。一定要做给那些政客们看看，我们是一支真正的海军。我们可以从跟踪‘俄亥俄’级潜艇开始。”

“同志，十五分钟后我就下达命令。”舰队作战部长认为这个主意不错。他并不喜欢从戈尔什科夫那里看到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简报——尽管如果谢尔盖下台的话，他很可能接班……

“新泽西”号

伊顿刚收到“红色火箭”急电：莫斯科已通过卫星向它的舰队发出了详细作战命令。伊顿准将想，现在俄国人真的进退两难了。他们周围有三个航空母舰战斗群——“肯尼迪”号、“美洲”号和“尼米兹”号，都由佩因特将军指挥。伊顿就在附近，“塔拉瓦”号接受他指挥，负责增援他自己的水面战斗群，他的望远镜转向“基洛夫”号。

“中校先生，通知水面战斗群做好战斗准备。”

“是。”编队作战军官拿起战术无线电通话器。“‘蓝孩子’，我是‘蓝国王’。琥珀灯，琥珀灯，开始行动。通话完毕。”

四秒钟后，伊顿听见“新泽西”号发出战斗警报。舰员跑步冲向自己的火炮战位。

“‘基洛夫’的目标距离多少？”

“报告，三万七千六百码。每隔几分钟，我们用激光测距仪测量一次目标距离。报告，准备完毕。”编队作战官报告。“主炮还装着炮弹软壳。火炮计算每三十秒更新一次。”

在舰桥指挥台上，伊顿指挥椅旁边的电话铃响了。

“我是伊顿。”

“报告，各战位准备完毕。”战列舰舰长报告。伊顿看了一下记秒表。

“很好，舰长。看来我们平时的训练确实很有成效。”

在“新泽西”号的作战指挥中心里，各种显示器上都标有距“基洛夫”号主桅杆的精确距离。敌人的旗舰往往是攻击的首要目标。现在的问题是，“基洛夫”号能够承受多大程度上的打击，什么武器能一下子击毁它，是火炮还是“战斧”导弹？火炮军官几天前就说，要在飞机插手之前就把“基洛夫”干掉，这一点十分重要。“新泽西”号还没有单独击沉过一艘舰。它已经等了四十年了，时间确实也不短了。

“目标转向，”编队作战官说。

“是的，让我们看看有多远。”

“基洛夫”号编队一直在向西的航向上。当它接到莫斯科的作战命令后，圆形编队里的每艘舰艇都向右转向，进入0-4-0航向后，停止转向。

伊顿把望远镜放入壳套里。“他们要回家了。马上向华盛顿报告。各战位暂时原地待命。”

杜勒斯国际机场

苏联人尽了最大的努力来把他们的艇员从美国接走。苏联从国际航班里调来一架“伊柳辛伊尔-62”型客机。它从莫斯科直飞美国的杜勒斯国际机场，傍晚前降落。这种飞机和英国VC-10型飞机几乎一模一样，有四台发动机，它滑到最偏远的工作区加油。一路上，乘客们都没有机会下机舒展一下身体。同机前往的还有个后备机组，这样，飞机在到达美国后，能立刻返回苏联。两辆大客车正从两英里远的候机楼驶向等候的飞机。车上坐着“红十月”号的艇员，他们隔窗眺望白雪覆盖着的郊野。大家一言不发，知道这是最后一次看美国了。一小时前，他们才在床上被叫醒，从贝塞斯达坐车来到杜勒斯机场。这一次没有记者包围他们。

四名军官、九名准尉和剩下的士兵按级别分组登上飞机，每组都由人带到固定的座位。每个军官和准尉身边都有个克格勃调查员。飞机一离地，详细盘问就开始了。当飞机进入巡航高度后，大部分艇员在心里自问：为什么不和那些叛国的人一起留在美国呢？这种打破沙锅问到底的做法显然使大家很不愉快。

“拉米斯艇长有反常举动吗？”一个克格勃少校问彼得洛夫。

“当然没有！”彼得洛夫自卫性地迅速回答。“你难道不知道我们的潜艇遭到破坏？我们能活着逃出来算是命大的呢！”

“破坏？怎么回事？”

“反应堆系统。你问错人了，我不是搞轮机的。不过，漏泄却是我发现的。你看，辐射胶片剂量仪上记录了污染情况，但轮机舱里的各种仪表却没有显示。不仅反应堆坏了，而且各种辐射敏感仪表也被破坏。这是我亲眼看见的。轮机长梅列金好不容易才修好了部分敏感仪表，这样才能测出反应堆管路漏泄的确切位置。这件事斯维亚多夫比较清楚，他亲眼看见的。”

克格勃军官在记录，笔迹很潦草。“你们的潜艇离美国沿海这么近，这是在干什么？”

“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你不清楚我们的作战命令？”

“医生同志，你们的命令是什么？”克格勃军官死死盯住彼得洛夫的眼睛。

医生对这个问题解释了一番，最后说：“我看见命令就贴在墙上，谁都可以去看。和以往一样。”

“命令由谁签发？”

“科罗夫将军，还有谁？”

“难道你没有发现命令里有不正常的情况吗？”这位少校气愤地问。

“少校同志，你难道对给你的命令也怀疑吗？”彼得洛夫鼓起勇气说。“我不怀疑。”

“你们的政治副艇长是怎么死的？”

在另一个角落里，伊万诺夫在解释“红十月”号是怎么被美国和英国的舰艇发现的。“但是拉米斯艇长的规避机动非常出色！如果不是因为该死的反应堆出事的话，我们就不会落到这个地步。上尉同志，你要把那个害我们的人找出来，我要亲眼看他被处死！”

克格勃军官坐着不动声色。“那么艇长最后跟你说了些什么？”

“他命令我要管好我们的人，不要让他们和美国人讲不必要的话。他还说，美国人永远别想碰我们的艇。”想到他的艇长和潜艇已经同归于尽，伊万诺夫的眼里流出了泪水。他是一个自豪而有特权的年轻苏维埃人，是院士的儿子。“同志，你和你的人一定要把那个害我们的杂种找出来。”

“搞破坏的人非常狡猾，”斯维亚多夫坐在几步远的位子上介绍事情的经过。“梅列金也是在第三次检查时才发现的。他发誓要对搞破坏的人进行报复。我亲眼看见的。”上尉说，忘记了他其实并没有亲眼看见。他详细描述了细节，还画了一张图加以说明。“最后那次事故我不清楚。当时我正要去值更。梅列金、苏尔兹博伊和布加耶夫在轮机舱忙了好几个小时，想启动辅机系统。”他摇摇头。“我想去帮忙，但拉米斯艇长不让。我不顾命令，又试了一次，又被彼得洛夫给挡了。”

飞机在大西洋上空飞行了两小时，几个克格勃高级军官一直在后舱核对他们的记录。

“看来，如果拉米斯艇长是在做戏的话，那他的手法一定很高明。”负责调查的上校总结说。“从他对下面人所下的命令里找不到什么毛病。执行任务的命令也当众宣布了，而且还和以往一样贴在墙上——”

“但他们中间又有谁能肯定是科罗夫的签名呢？我们又不能再问科罗夫本人了，是吗？”少校说。北方舰队司令在克格勃总部第一次受盘问后两小时，就得脑溢血死了。大家感到非常失望。“这完全有可能是伪造的。我们在古巴有秘密潜艇基地吗？政治副艇长的死又怎么解释呢？”

“医生说，肯定是事故，”另一个少校插话，“艇长以为他是头部受伤，但实际上是颈椎断了。不过我认为，他们应该用无线电请示。”

“我核对过无线电静默命令，”上校说，“对导弹潜艇来说是完全正常的。拉米斯艇长是不是精通徒手战？会不会是他杀了政治副艇长？”

“有可能，”盘问彼得洛夫的少校在沉思。“他没有受过徒手战训练，但这并不难。”

上校不知道是否该表示同意。“艇员中有谁发现其他人图谋叛逃的证据吗？”对此，大家都摇摇头。“潜艇的日常工作有没有出现异常？”

“没有，上校同志，”一位年轻的上尉说，“幸存的航海军官伊万诺夫说，在帝国主义的水面舰艇和潜艇面前，我们的规避机动是很成功的，是完全按操作规程进行的。拉米斯艇长指挥得很出色，他整整干了十二个小时。我并不认为他有任何叛国投敌的企图。”大家都知道，在问题搞清楚之前，这些士兵都将在克格勃总部待上一段时间。

“很好，”上校说，“这就是说，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发现潜艇军官有叛国迹象？我看不见得。同志们，在抵达莫斯科前，你们要继续盘问，但口气要婉转些，要让他们放松些。”

机舱里的气氛开始活跃起来。餐厅开始供应点心，还招待伏特加。酒既能使人失言，又能促进和那些喝白开水的克格勃军官的同志式友好关系。遣送回国的人都知道，回去后还得在牢房里蹲上一段时间。这对西方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但对他们来讲，只能听天由命。在今后的几周里，克格勃将要重新调查潜艇从波利亚尔内起航直至最后一个苏联兵进入美国“神秘”号深潜救援艇的全过程。克格勃特务正在世界各地了解“红十月”号事件到底是中央情报局一手策划的，还是别的情报机构搞的。他们迟早会找到答案的，但是负责这个案子的上校开始感到，答案并不在这些士兵身上。

“红十月”号

诺伊斯同意拉米斯在有人看护的情况下离开医务室去十五英尺远的军官休息室。病人看上去不太好，但这主要是因为他没有洗澡也没有刮胡子，就像艇上其他人一样。博罗金和曼库索把他扶到桌首的椅子上。

“瑞安，你今天怎么样？”

“很好，谢谢你，拉米斯艇长。”瑞安笑着在喝咖啡。几小时前，他把操艇任务交给懂行的人来处理，所以现在感到一身轻。虽然他心里一直在盘算，还要多长时间才能离开“红十月”号，不过，两周来这还是第一次感到既不晕船也不害怕。“你的腿好些了吗？”

“还在痛。以后要学乖点，不能再挨枪了。我忘了感谢你的救命之恩了，你救了我们大伙的命。”

“这也是救我自己的命啊，”瑞安答道，显得有点不好意思。

“早上好，长官。”炊事兵说。“拉米斯艇长，我可以给你弄点早餐吗？”

“行，我很饿。”

“好𫪁！给你做一顿美国海军早餐，再煮点新鲜咖啡。”说完，他很快消失在通道上。半分钟后，他给拉米斯端来了咖啡和餐具。“长官，十分钟后吃早餐。”

拉米斯倒了一杯咖啡。托盘里有一个小纸袋。“这是什么东西？”

“咖啡伴侣。”曼库索笑了。“艇长，冲咖啡的奶粉。”

拉米斯把纸袋撕开，用怀疑的眼光朝里面看了一眼，然后把它倒入杯里，用匙子搅拌。

“我们什么时候离开？”

“明天。”曼库索答道。“达拉斯”号定时上浮到潜望深度去接收作战命令，并通过水下电话把它转达给“红十月”号。“我们几小时前获悉，苏联舰队已经沿东北方向返航。到傍晚，事情就清楚了。我们方面正在紧紧盯着他们。”

“我们准备去哪里？”拉米斯问。

“你告诉过他们你要去哪儿呢？”瑞安想知道。“你在信里怎么说的？”

“你也知道信的情况——怎么知道的？”

“我们知道这件事——也就是，我知道信的情况，但我能讲的就这些。”

“我告诉尤里大叔，准备驾艇去纽约，把它当礼物送给美国总统。”

“但你的航向并不是纽约。”曼库索反驳。

“当然不是。我想去诺福克。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呢？况且纽约只是民用港。难道我该把真话告诉帕多林？”拉米斯摇摇头。“为什么？你们的海岸线又那么长。”

“亲爱的帕多林将军，我正驾艇前往纽约……”瑞安心想，难怪他们都气疯了。

“我们去诺福克还是查尔斯顿？”拉米斯问。

“我想是诺福克。”曼库索说。

“你不知道他们会出动整个舰队来追你？”瑞安问。“你为什么要发这封信呢？”

“为了让他们知道，”拉米斯答道，“我并不认为有谁会发现我们。但是你们的出现使我们大吃一惊。”

这位美国艇长尽量克制住没有笑出来。“我们在离冰岛不远的水域里就发现你们了。你比自己想象的更走运。如果我们从英格兰准时启航的话，就能多靠近海岸十五英里，也就能完全控制你们。艇长，很抱歉，但是我们的声纳和声纳操作员都是很不错的。你等会儿可以和首先发现你的那个人见一面。现在，他正和布加耶夫一起工作。”

“Starshina，”博罗金说。

“不是军官？”拉米斯问。

“不是。他只是个很出色的操作员。”曼库索说，他感到有些惊讶。为什么一定要由军官去操作声纳系统呢？

炊事兵走进来。他认为，标准的美国海军早餐应该是一大盘食物：一片厚厚的火腿肉、两个油煎嫩鸡蛋、一碟肉丁烤菜、四片烤面包、一小盒苹果酱。

“长官，不够的话，再跟我要，”炊事兵说。

“这是普通早餐？”拉米斯问曼库索。

“平常都这样。但是我喜欢蛋奶烘饼。美国人早饭吃得很多。”拉米斯已经吃开了。两天来，他一直没有很好地吃过饭，再加上腿部受伤失血过多，他的身体极需要营养。

“瑞安，请告诉我，”博罗金点了一支烟，“美国的什么东西会使我们最为吃惊？”

杰克指了指艇长的盘子。“食品店。”

“食品店？”曼库索问。

“我在‘无敌’号时，读过一份中央情报局编的报告，它讲的是那些跑到我们这边来的人的情况。”瑞安不想说“叛逃者”三个字。否则听起来有点贬低人格。“从你们那边过来的人，首先感到吃惊的往往是超级市场。”

“给我讲一讲。”博罗金要求道。

“超级市场有橄榄球场那么大——也有比它小的。你从正门进去，拿一辆购物用的手推车。新鲜水果和蔬菜在右边，你慢慢地沿左边走，通过其他各类商品架。我从小就在超级市场买东西。”

“你说新鲜水果和蔬菜？像现在这样的冬天也有？”

“冬天？”曼库索说。“一年四季都有，不过冬天贵些。鲜果、蔬菜是潜艇人员想吃的东西。一出海，新鲜的食物和牛奶只能维持一周。”

“肉呢？”拉米斯问。

“应有尽有，”瑞安回答。“牛肉、猪肉、羊肉、火鸡、鸡，等等。美国农民的效率很高。除了满足本国需要外，还有大量剩余。你知道，苏联也购买我们的谷物。见鬼！我们出钱让农民不要耕种，以便把剩余产品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这四个俄国人听了半信半疑。

“还有什么？”博罗金问。

“你是说，还有什么会使你惊讶的？几乎人人都有汽车。大部分老百姓有私人房子。如果你有钱，几乎可以想要什么有什么。美国家庭每年的平均收入是二万美元。我们这里的军官要超过这个数。事实上，在我们国家里，只要你有点头脑——当然你们都有，而且又肯干——当然你们都这样，即使没有别人帮助，也能生活得很好。此外，你们可以放心，中央情报局会很好地照顾你们的。我们不希望有人抱怨我们的招待。”

“打算怎么安置我的部下？”拉米斯问。

“这我说不准，因为以前我从来没搞过这种事。我想，你们会被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在那里好好休整，避避风。中央情报局和海军准备详细和你谈谈。你不会觉得意外吧？我以前也告诉过你。从现在起的第一年里，你们要干什么就干什么。”

“如果有人想和我们一起出海也行。”曼库索补充说。

瑞安不知道这话有几分真。海军不会让这些人上美国的“688”级潜艇的。说不定他们中间有人会携带绝密情报回苏联将功赎罪，保全自己的命。

“好端端的一个人怎么去当中央情报局的间谍呢？”博罗金问。

“我不是间谍。”瑞安再次强调。不能怪他们对他不信任。“在研究生院时，我认识一个人，他把我的名字告诉了他在中央情报局的朋友——詹姆斯·格里尔将军。几年前，我应邀参加一个专家组，负责对中央情报局收集来的部分情报进行核查。当时，我正兴致勃勃地忙于编写海军历史。我在兰利待了两个月。那是夏天，我写了一份关于国际恐怖主义的报告。想不到格里尔很欣赏，所以，两年前，他要求我在那里全天工作。我同意了，这步棋走错了。”瑞安说，心里却不这么想。“一年前，我调去伦敦，和英国秘密情报局合作，在联合情报论证组工作。我通常坐办公室，对特工人员搞来的情报进行分析。因为我猜到你们想干什么，就参与了这件事。”

“你父亲是间谍？”博罗金问。

“不，他是警官，在巴尔的摩工作。十年前，我父母因为飞机失事都去世了。”

博罗金对他的不幸表示同情。“那你呢，曼库索艇长，你怎么成为水手的？”

“我从小就想当水手。父亲是理发师。我在安那波利斯海军军官学校念书时，就立志要在潜艇上工作。因为我认为这很有意思。”

瑞安在仔细观察他以前没有见过的事情——国籍不同、文化背景大不相同的人们正在寻找共同语言。双方都在探索，想找到性格和经历上的相似点，以便奠定理解的基础。这种场面何止有趣，应该说是感人。瑞安不知道这对苏联人来讲有多么难。可能比他已经做过的任何事情都要难——他们后面的桥已经断了，他们和以前熟悉的所有东西已经决裂，因为相信会找到更好的东西。瑞安希望他们能够成功。两天来，他真正认识到，叛逃要有多大的勇气！如果与同自己的生活决裂相比，那么，在导弹舱里面对手枪的威胁真算不了什么了。真奇怪美国人对他们的自由毫不在意。而这些人却冒着生命危险选择了一个瑞安这类人并不怎么欣赏的世界。这多难啊！“美国梦”正是这样的人建立的，也正需要这样的人来维护。这些人从苏联跑来，使人不可理解，但听着眼前这你一言我一语的交谈，瑞安感到，也许没有什么可奇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