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雷靠回他的椅背上，把两手撑在头的后面。他是个高大优雅的哈佛毕业生，有教养，人生经验丰富——但是他现在明明知道我没有干那件坏事，还是要把我送进监狱。他挺直身子，双手掌心向上摊开放在桌上。

“真抱歉，李奇。”他对我说。

“真抱歉？”我说，“现在要被你送去监狱的这两个人都不可能是凶手，难道你就只能说声抱歉？”

他耸耸肩，看起来也因此而感到不太高兴。

“这是摩里森局长的主意。”他说，“他亲自把这件事拍板定案，周末之前的案件进度就停在这里，谁叫他是老大呢？你说是吧？”

“你真是爱说笑。”我说，“他是个浑球。照他的说法，那他自己的手下史帝文生不就变成了一个骗子？”

“也不尽然。”芬雷耸耸肩，“他只是说你们俩搞不好是共谋，你懂吗？或许哈伯本人并未在命案现场，但是他付钱要你下手。这样就是共谋了吧，是不是？他认定哈伯招供的内容之所以夸大不实，是怕你对他不利，所以不敢立刻指认你。摩里森猜我们去逮捕你的时候，你可能正要前往哈伯他家领钱，他猜你就是因此等了八个小时，哈伯今天也是因此才会在家。他没去上班是因为正等着要发钱给你。”

我不发一语，感到忧虑不已。摩里森局长是个危险人物，他的推论看起来好像真的，只有靠芬雷的查证工作才能推翻——但前提是，芬雷必须去做查证工作。

“所以，李奇，实在很抱歉。”他说，“你和哈伯在周一之前都必须关在牢里，你会熬过去的。虽然监狱在瓦伯顿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但是牢房设备还过得去。只要你别到外面去放风，都没事。放风只会让你感觉更糟。现在到周一之前我都得加班办这个案子，我会要求外面那个美女警官萝丝可礼拜六、礼拜天都来警局，她很优秀，是我们最棒的人手。如果你说的都是真的，到礼拜一你就可以恢复自由之身，跟这案子也就不会再有瓜葛，好吗？”

我愤怒地瞪着他。

“不，芬雷，不好。”我说，“你知道我他妈的没有做任何事，你知道凶手不是我，你只是不敢抗拒那个没用的痴肥杂种局长摩里森。我之所以要去蹲监狱，都是因为你这软骨头的臭窝囊废。”

他知道我是对的，暗沉的脸色因为脸红而显得更暗了。有好一会他都坐着不说话，我深深吸了一口气，怒目瞪着他。稍后我冷静下来，控制我自己，瞪他的时候也不再带有怒意，现在换他注视着我。

“我要说两点，李奇。”他说这句话时显得字正腔圆的，“首先，如果有需要的话，礼拜一我会亲手料理摩里森局长的问题。其次，我不是窝囊废，你根本就不了解我，对我一无所知。”

我又瞪了回去，现在时间已经到了六点，囚车要来了。

“你以为我不了解你吗？”我说，“我知道你是个哈佛的研究所毕业生，现在已经离婚了，四月才戒烟。”

芬雷看来面无表情。贝克敲门进来说囚车已经抵达了。芬雷起身在桌旁走来走去，告诉贝克他会亲自把我送出去·于是贝克回去牢房押哈伯。

“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事的？”芬雷问我。

他感到很好奇，知道自己输了。

“很简单。”我说，“你是个聪明人，没错吧？你说你在波士顿受教育，但是当你还是大学生的时候，哈佛并未招收太多黑人学生。你是很聪明，但又不是设计火箭的科学家，所以我猜你是在波士顿大学取得学士学位的。对不对？”

“对。”他承认。

“后来才去哈佛读研究所。”我说，“你在波士顿品学兼优，所以你就一路升上哈佛大学，你说话的语气像是个哈佛毕业生。所以我猜你一直读到最高学位，犯罪学博士学位吧？”

“对。”他又说了一次，“犯罪学。”

“你在四月份得到这份工作。”我说，“这是你说的，因为你工作了二十年，所以一定从波士顿警局拿了一份退休金，一定带着很多闲钱南下这里来工作。但是你来的时候并没有带着老婆，因为如果你有老婆的话，她一定会用一些闲钱帮你买些新衣服。她可能会痛恨你身上那件花呢材质的冬衣。她可能会把衣服丢掉，帮你穿上美国南方最棒的热带套装，让你的崭新生活能够踏出正确的第一步。但你还是身穿糟糕的老旧套装，所以女人一定不在身边。她或许是去世了，也有可能跟你离婚，机率各占百分之五十，我想我猜对了。”

他面无表情地点点头。

“戒烟这件事就简单多了。”我说，“刚刚你紧张的时候曾经轻拍口袋找香烟。这意味着你刚刚戒烟没多久，我可以很轻易猜到你是在四月戒的，你也知道，新生活、新工作、戒烟，你想戒烟可以帮你预防癌症。”

芬雷怒目瞪过来，感觉起来有一点痛恨我。

“非常棒，李奇。”他说，“最粗浅的演绎推论法，是不是？”

我耸耸肩，不说一句话。

“请你用演绎法推算一下是谁干掉仓库那个家伙。”他说。

“我才不管谁在哪里干掉哪个家伙。”我说，“那是你的问题，跟我无关，而且你也问错问题了，芬雷。首先你要调查的是那家伙的身分，是不是？”

“有办法可以查出来吗？聪明人。”他问我，“没有身分证件，面目全非，追查指纹也没结果，不能从哈伯下手吗？”

“再查一次指纹。”我说，“我是认真的，芬雷。要萝丝可去做这件事。”

“为什么呢？”他说。

“有事情出了差错。”我说。

“什么事情？”他问我。

“再查一次就对了，好吗？”我说，“一定要查。好吗？”

他只是咕哝了两句，不置可否。我打开办公室大门走出去，萝丝可已经走了，除了贝克和哈伯之外，就什么人也没有了。我可以看见报案柜台那位警官站在前门外面，囚车驾驶正拿着一块写字板在让他填写东西，他们俩身后的囚车就停放在半圆形的车道上。从玻璃门看出去，整个视野都被这辆车挡住了。它是一辆像校车一样的浅灰色巴士·沿着窗户下面写着“格鲁吉亚州政府惩戒署”，这几个大字的宽度跟车身一样长，字下面有装饰用的花纹，窗户外有护栏焊死在上面。

芬雷跟着我从办公室走出来。他靠着我的手肘，跟我一起走向贝克，贝克的大拇指上挂了三付手铐，浅橘色的手铐看起来已经斑驳不堪，里面黯淡的钢铁已经有部分露在外面。贝克在我的双腕各套上一付手铐，然后他打开哈伯的牢房，示意这位惊慌失措的银行家走出来——他面无表情，一脸茫然，但还是走出来了。贝克抓住那付在我左腕上悬荡的手铐，把它套在哈伯的右腕上，然后再把第三付手铐套住哈伯的左腕。我们已经准备好可以出发了。

“拿下他的手表，贝克。”我说，“他在监狱里一定保不住手表。”

他点点头，知道我是什么意思。像哈伯这种家伙进去监狱以后，什么都保不住了。贝克把他那只沉甸甸的劳力士表脱下来，但是表带无法穿过手铐，所以他只好手忙脚乱地把手铐解开，然后再帮他铐上。囚车司机砰一声把门推开，怒目瞪着我们，因为他的工作要求他非得准时不可。贝克把哈伯的手表放在最靠近的一张桌上，刚好就是我的美女朋友萝丝可放咖啡杯的地方。

“好吧，各位，该上路了。”贝克说。

他送我们走到门边，我们走进炫目炽热的阳光里，因为被铐在一起，所以走路笨手笨脚的。在走上巴士之前，哈伯停了下来，他伸长脖子，仔细地四处张望；他比囚车驾驶跟贝克都还小心翼翼——也许是怕被邻居看到，但当时四下无人，我们的所在地是城镇以北三百码的地方，我还可以看到远方的教堂尖塔。我们在傍晚的暖和空气中走进巴士，我的右脸还被夕阳照得一阵刺痛。

司机把巴士门往内推开，哈伯拖着沉重的脚步走上阶梯，我跟着他，两人笨拙地走进巴士的走道。车内是空的，司机指示哈伯在位子上坐下，他滑过塑胶皮椅靠到窗边，我跟着被拉过去。司机跪在前面的座椅上，把我们朝外的手都铐在座椅上方的铬制金属箍里，而且他还检查三付手铐是否都有铐好，发出喀喀的金属碰撞声。我不怪他，因为我也干过这差事——如果开车时，后座犯人的手铐松掉了，那你的麻烦可就大了。

司机向前走到驾驶座上，巴士发动时柴油引擎发出巨大声响，整辆车都开始震动了起来，空气中充满热气，一点风也没有，因为这辆车没有空调，也没有任何一扇窗户是打开的，我可以闻到燃料挥发的味道。司机排档时整辆车子都在震动，而且发出吱嘎声响，随后巴士就启动了——我向右瞥一眼，没有人向我们挥手道别。

我们离开警局停车场后往北行驶，把小镇抛在后方，走在前往高速公路的路上。走了半英里路以后，我们经过安诺餐厅，餐厅停车场是空的，没有人早早来吃晚餐的。我们向北走了一段路，然后向左一阵急转弯后离开了郡道，往西走上一条田中小径，巴士行驶时开始发出很大的声响，车身摩擦着绵延无尽的灌木丛，这条被夕阳染红的田中小径似乎也没有尽头似的。夕阳即将在我眼前西下，这颗红色的火球好像要掉在远方的田里似的，司机把巨大的遮阳板放下，上面还可以看到巴士的使用说明。

我身边的哈伯随着车身一起颠簸，他不发一语，整个人看来委靡不振，头朝下望着地板。他的左臂因为被铐在我们前方的铬制手把上而举了起来，右臂瘫放在我们两人中间，那件昂贵的毛衣还披在他的肩头，平常戴着劳力士表的手腕上留下一圈苍白的痕迹。他的活力好像刚被人吸干似的，一阵莫名的恐惧使他几乎陷入了瘫痪的状态。

接下来一小时里，我们几乎都是在这样颠簸的路程中前进，眼前一片片的景色无比壮观。车子经过我右手边的一个小树丛之后，我可以看到远方的一片建筑物，它们独自矗立在上千亩的平坦农田之中，在红色夕阳的照映之下，就像是从地狱里面穿破地壳冒出来的一样。那是由几栋建筑组成的复合体，有点像化学工厂或核电厂，到处可以看见大量的混凝土材质碉堡，每个信道都闪耀着金属的光芒，管子在袅袅的蒸气中四处蔓延着，最外面都被围篱包围起来，沿着围篱声立的则是一座座高塔。当我们更接近的时候，我又看到了探照灯以及尖锐的铁丝网，高塔上的灯光不断在地面搜索照射着，警卫持着来福枪站在塔上，被翻过的红土地上竖立着一层层围篱。哈伯没有抬起头来，我也没有用手肘推他，把他叫起来，反正眼前又不是迪士尼乐园，没什么好期待的。

我们靠近时，巴士开始减速。最外层的围篱往外延伸，因此形成了一块宽约一百码的大片周边区域。这道围篱可以说固若金汤，高度可能有十五英尺，围篱上装设了一对对的钠气探照灯，相邻的两对灯是往不同方向照射的：一对是往围篱内照射那片一百码宽的红土，另一对则往外照射监狱周边的农田，所有的灯都已经打开了。一整片建筑群都被笼罩在红色的钠气灯光下，靠近看就会觉得很亮。在黄色灯光的照射之下，整片红土变成一种很可怕的棕褐色。

巴士在停下前发出了喀喀的机器声，空转的引擎不断抖动着，刚刚本来还可以感觉到一点点空气在流动着，现在则完全停滞了。哈伯终于抬起头来，他的目光透过金边眼镜往外投射，看看四周与窗外，呻吟般的叹气声中透露出绝望与沮丧，头又低了下去。

司机正等着第一道大门的警卫对他下达指令，警卫正在用无线电通话，司机打档后引擎又开始运转，警卫把手上的无线电对讲机当作指挥棒挥舞，示意我们进去。巴士往前开进一个笼子时发出吱嘎的声音，我们看到路边的石头上面刻着一长串低矮的字：“格鲁吉亚州政府惩戒署，瓦伯顿惩戒机构”。此时后面那扇门被关上了，我们被包围在一个笼子里，笼子顶端是一片铁丝网，前方尽头又有一扇门打开，巴士通过那扇门。

又开了一百码后，巴士才抵达下一道围篱，又有另一个用来通行的笼子，巴士进去后等了一会儿才开出来，此时已经来到了监狱的核心地带。我们在一座碉堡的对面停下，这是犯人报到的地方。引擎的噪音在我们身边的水泥墙壁间回响着，熄火后，车子的震动与噪音也戛然而止，周边陷入一片沉静中。司机从座位闪身而出，到走道时屈身靠在椅背上，像个登山客一样掏出钥匙，解开把我们拴在前面座椅的那几付手铐。

“好吧，小子们，走吧。”他露齿微笑说着，“舞会时间到了。”

我们拖着沉重的脚步从座位走出来，笨手笨脚地在走道上移动，我的左手臂一直被哈伯拖扯着。司机在前方把我们挡下，他把三付手铐都解下来，放在驾驶座旁的一个箱子里，接着他拉动一个摇杆把门打开。我们下车后，看到正对面有扇门被打开，走出一个警卫，把我们叫过去。他跟我们讲话时嘴巴里塞满甜甜圈，嘴唇上缘的糖霜让他看起来好像留著白色胡子，是一个很随便的家伙。走进门以后，是一个四周都是混凝土墙的小房间，房间很脏，一张颜色鲜艳的桌子旁放了几张松木椅子，另一个警卫坐在桌上看着老旧的写字板。

“坐下，好吗？”他说。我们坐下，他则站了起来，他那吃着甜甜圈的搭档把外面的门锁上，走到他身边。

“先跟你们讲清楚。”拿着写字板的家伙说，“你们两个是李奇跟哈伯，从马格瑞夫来的，还没有被定罪，因为调查还在进行中而拘留你们，两人都不得保释外出。听见我说的吗？没有被定罪。这点很重要，让你们不用吃很多苦头，了解吗？不用穿囚衣，不用脱衣检查，没有人会为难你们，懂吗？住的地方是顶楼的舒适牢房。”

“是的。”吃甜甜圈的家伙说，“跟你们挑明讲，如果你们已经被定罪，我们会捅你们，刺你们，打你们，你们穿上囚衣后还会被丢到囚犯的楼层，跟其他凶神恶煞关在一起，然后我们就在牢房外袖手旁观，对不对？”

“对啊。”他的搭档说，“所以我们要说的是，我们不会招惹你们，你们也不要让我们难做事，懂吗？这个鬼地方的人力不足，有一半员工都被州长炒鱿鱼了，知道吗？都是因为预算与赤字的考量，我们的人力配置不允许我们用最标准的方式来运作，所以我们每次值班都只能试着把一个人当两个人用。我要说的是，送你们去顶楼之后，希望下次见面的时候是星期一你们要出去的时候。别找麻烦，好不好？关囚犯的楼层出事，我们都没有足够人力应付了，更何况是你们要去的拘留楼层，明白吗？喂，哈伯，你了吗？”

面无表情的哈伯抬头看他，并且点点头，不说一句话。

“李奇？”拿写字板那家伙说，“你了吗？”

“当然。”我说。我了解，这家伙说因为预算问题导致他的人手不足。在他抱怨的同时，他的朋友还在排队领失业救济金呢！说那什么屁话。

“很好。”他说，“所以我们先约法三章，我们两个要在七点下班，大约还有一分钟时间就到了，不会因为你们两个小子而加班。非但我们不愿意，工会也不准，所以你们要在这里吃一餐，然后在这里待到有人把你们带上楼。直到熄灯之后才有人，或许已经十点了，知道吗？但是熄灯后已经没有警卫会带着囚犯到处跑了，知道吗？工会不准许。所以史白维副典狱长大概会在十点亲自下来带你们，他是今晚官阶最高的家伙。如果你不爽的话，不要跟我抱怨，跟州长抱怨，好吗？”

吃甜甜圈那家伙出门走到走廊，好一会儿之后才拿着托盘回来，上面放着加盖的盘子、纸杯以及一个热水瓶，把托盘放在桌上后，两人就穿越走廊大摇大摆离开了。他们从外面把门锁起来，这里变得跟坟墓一样死寂。

我们吃的是鱼肉跟米饭，礼拜五菜单里的东西，热水瓶里有咖啡。哈伯一句话也没说，他把大部分的咖啡都留给我，这是我第一次开始觉得这家伙还不错。我把吃剩的东西放在托盘里，将托盘摆在地板上，接下来我又得浪费三个小时。我让椅子往后倾，双脚高高搁在桌上，虽然不怎么舒服，但是目前最好的状况也就是这样而已。晚上的气候很暖和，九月的格鲁吉亚州就是这样。

我开始打量哈伯，但不是出于好奇心。他仍然不发一语。除了芬雷跟他通电话的时候，我还没听过他开口说话。他也用目光回敬我，那张脸上写满了沮丧与恐惧，看我时好像把我当成火星人似的，似乎觉得我很烦人，然后又把头别开。

或许我不会回去墨西哥湾地区，但是这个时节已经不适合北上，北边太冷了。也许直接南下找个海岛去晃晃，牙买加是不错的选择，那里有好音乐，找一间海滩上的茅屋，在牙买加的海滩茅屋过冬，一周抽个一磅烟丝，融入当地人的生活……或许一周两磅，然后找个人来和我同住茅屋。我开始幻想萝丝可跟我在一起，她穿着制服衬衫的美妙画面真是令人心旷神怡，那蓝色衬衫穿在她身上可真紧啊，这辈子还没看过这么棒的衬衫。在牙买加海滩的烈日下，她的衬衫就变得太多余了，但我想对我来说，这还不算是个问题。

真正让我想不透的是她眨眼的动作。她拿走我的咖啡杯时，说我有好看的双眼，然后就跟我眨眼睛。这一定有特定的含意，对吧？至于我的双眼，倒不是第一次被人称赞。我以前曾跟个英国女孩交往过一阵子，她就喜欢我的眼睛，老是把这件事挂在嘴边。我有湛蓝的双眼，也有些人说它们就像北极海里的冰山似的。如果我认真起来，我可以不眨眼睛，瞪着人看就把人吓得半死，很有用。但是萝丝可眨眼的动作是我今天遇到最棒的事，事实上除了安诺餐厅的炒蛋还不赖以外，这是今天唯一有意义的事。炒蛋到处都有，萝丝可却只有一个，所以我只能靠想念她来填满这空虚的夜。

十点过后不久，走廊外的大门就打开了，一个穿着制服的男人走进来，手上拿着手写板跟一把霰弹枪。我上下打量了一会儿，知道他是个南方人，一个很有“分量”、身上肉很多的家伙。他的肤色偏红，挺着一个大啤酒肚，脖子很粗，眼睛很小，一身绷紧而沾满油脂的制服几乎包不住他，可能在政府为了盖监狱而强占这片田地之前就在这里出生。他是史白维副典狱长，晚班警卫中官阶最高的，因为人手不足而备感困扰，不得不亲自下海“接客”，用他那双肤色像农夫的大手拿着霰弹枪。

他认真看着手写板。

“你们俩哪个是哈伯啊？”他问。

他的嗓音很高，跟他的大头不太相称。哈伯举手后马上又放下，活像个小男生。史白维用小眼睛瞥他一眼，上下打量了一会儿，像只蛇看着猎物似的。他咕哝了两句，用手写板指挥我们，我们排队走出去，哈伯看来面无表情，默默接受一切，像是个筋疲力尽的小兵。

“向左转，沿着红线走。”史白维说。

他用霰弹枪往左挥舞，墙上大约腰部高度的地方漆了一条红线，是标示着防火巷的线。我猜沿着线可以走到外面，但是我们却往反方向走进监狱里，而不是走出去。我们沿着红线穿越走廊、上楼、转弯。哈伯走在前面，我跟着，史白维拿着霰弹枪殿后。四周一片黑暗，只有微弱的紧急照明灯。到了一处阶梯的平台上，史白维叫我们停下。他用钥匙打开一具电子锁，这个锁的作用是在警报启动时把防火门弹开。

“不准讲话。”他说，“这里的规矩是，无论什么时候，熄灯后绝对不能出声，你们的牢房在右边的尽头。”

我们从防火门走进去，监狱的恶心气息迎面而来，那是无数丧气的男人在夜里呼吸所发出的气息。我们几乎是摸黑走进去的，只有一盏夜灯发出微弱光芒。我知道里面有一排排牢房，但不是眼睛看到的，而是凭感官察觉的——四处都是晚上的微弱声响，有呼吸以及打鼾的声音，有人说梦话，有人抽抽噎噎哭着。史白维领着我们走到最后一排，手指着一间空牢房，我们进去后史白维把栏杆关上，栏杆就自动锁了起来，然后他才走开。

在阴暗的牢房里，我只看得到一个上下舖、一个洗手台和一个马桶，没什么可以活动的空间。我脱下大衣丢到上舖，上去后把床铺平，枕头则放在远离栏杆那边，我比较喜欢这样。床单与毛毯都已经很老旧，但是味道闻起来已经够干净了。

哈伯在下舖安静地坐着，我上过厕所后在洗手台冲脸，然后回到床上，把鞋脱下放在床边，我想要随时可以找到它们，因为我不想让人偷走这双好鞋。这双鞋是多年前我在英国牛津买的，当时我驻扎的一个空军基地就在那座大学城附近。这双鞋又大又重，除了鞋底够硬之外，鞋底跟鞋面的接缝也够牢。

这张床对我来讲太小了，但是大部分的床都是如此。我躺着倾听监狱里的各种声音，然后又闭上眼睛跟着萝丝可一起神游牙买加。我一定是想她想到睡着了，因为醒来时已经是礼拜六，我人还在监狱，更糟糕的一天才要开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