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带短棍、刀子跟一把大枪，实在不太容易通过机场的金属探测门，所以我把迷彩夹克留在芬雷车里，要他摆到宾利轿车上。他跟我走进出境大厅，用信用卡帮我付了快七百块买达美航空的纽约来回机票。接着他就离开，去阿拉巴马州找那家汽车旅馆。我则穿越大门，坐上前往纽约拉瓜迪亚机场的飞机。

搭飞机的时间大概是两个多小时，坐出租车又花了我三十五分钟，抵达曼哈顿时已经过了四点半。五月的时候我曾去过那里一趟，直到九月，它的城市风貌仍然差不多：夏天的热气已经消逝，城里的人又开始干活。出租车带我走过“三区大桥”，在一百一十六大道上往西走，绕过晨边公园后，就放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大门口下车。我进去后找路前往校园警卫室，在玻璃上敲了几下。

一位校警看看写字板后，放我进去，带我走到后面一个房间，指着凯文·凯尔斯坦教授给我看。我看到一个满身干瘪的小老头，大大的头上留着蓬乱的白发，那模样活像我在瓦伯顿监狱三楼看到的清洁工，只不过凯尔斯坦是个白人。

“那两个拉丁美洲裔的家伙有回来吗？”我问校警。

他摇摇头。

“没看到，”他说，“那老家伙的办公室跟他们说中午餐会取消了，也许他们走了。”

“希望如此。”我说，“现在你们必须看着这家伙，直到礼拜天为止。”

“为什么？”他说，“发生了什么事？”

“还不确定。”我说，“我希望老家伙可以跟我说些什么。”

警卫护送我们回到凯尔斯坦的办公室，把我们留在那儿。那是一个凌乱的小房间，厚厚的书本与期刊塞满整个办公室，已经堆到有天花板那么高。凯尔斯坦坐在一张有扶手的旧椅子上，示意我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

“巴托洛穆到底出了什么事？”他问我。

“我也不清楚详情，”我说，“纽泽西警方说他被抢匪刺死，就在他家门外。”

“但是你怀疑另有隐情？”凯尔斯坦问我。

“我哥列了一张联系人名单。”我说，“名单上的人只剩你一个还活着。”

“你哥是乔伊·李奇先生吗？”他说。

我点点头。

“他在上星期四遇害了。”我说，“我正在追查原因。”

凯尔斯坦把头转向污秽的窗户，凝视着窗外。

“我确定你已经知道原因了。”他说，“他是个调查员，显然他是在调查过程中遇害的。你想知道他到底在调查什么。”

“你可以告诉我吗？”我说。

老教授摇摇头。

“我也只知道个大概。”他说，“具体的细节我无法告诉你。”

“他没有跟你讨论具体的问题吗？”我说。

“我跟他都只是臭皮匠。”他说，“凑在一起才猜得出来。这件事让我非常享受，你哥乔伊是个激励人心的伙伴，他的脑袋灵活，而且他在表达思想时总是有一种迷人的精确性，跟他一起工作很痛快。”

“但是你们没有讨论具体的问题吗？”我又说了一次。

凯尔斯坦把双手握成杯状，手里好像拿个空杯子似的。

“我们什么都讨论过了，”他说，“但是没有结论。”

“好。”我说，“我们可以从头来过吗？你们的讨论与伪钞有关，对吧？”

凯尔斯坦把他的大头歪向一边，似乎觉得很好笑。

“那不是很明显吗？”他说，“否则乔伊·李奇先生跟我还有什么好谈的？”

“为什么会找你谈呢？”我单刀直入地问他。

老教授脸上本来有一抹微笑，但后来眉头又皱了起来。然后他咧嘴看着我，感觉似笑非笑。

“因为我是史上最厉害的伪钞制造家。”他说，“本来我打算说我是史上最厉害的两个伪钞制造家之一，但是令人难过的是，经过昨晚发生在普林斯顿的事情之后，现在只剩下我了。”

“你跟巴托洛穆？”我说，“你们俩会制造伪钞？”

老家伙又开始微笑。

“不是我们自愿的。”他说，“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像华特跟我这种年轻人，最后都会干一些奇怪的差事。有人认为我们从事军情工作会比实际战斗更有用处，所以就被中情局的前身——秘密情报局给吸收。其他人用枪炮弹药攻击敌人，经济攻势的差事就交给了我们。为了瓦解纳粹经济体系，我们拟定了一套计划，策略是设法削弱他们的纸币价值。我们计划制造几千亿的德国马克伪钞，轰炸德国时不光是投炸弹，也投伪钞，就像五彩的碎纸凌空而降。”

“结果有效吗？”我问他。

“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他说，“他们的经济体系确实瓦解了，货币很快就变成跟废纸一样。但是，他们也靠大量的奴工来进行生产，你以为他们会关心别人的薪水袋变得一文不值吗？他们当然也找到了替代性的货币，巧克力、香烟，任何可以交换的东西都好。总之，我们的任务只成功了一部分，但已经足以让华特跟我成为历史上最厉害的两个伪钞制造家。不过那只是纯粹就数量而言，我不能说我们印刷的功夫有多精美。”

“所以乔伊跟你们一起进行脑力激荡？”我问他。

“华特跟我简直像上了瘾。”凯尔斯坦说，“我们开始研究伪钞的历史后，发现纸币制度一创建，伪钞就开始跟着出现，而且这个问题从来没有根除。我们变成专家，大战结束后还是维持研究兴趣，也跟政府保持着非正式关系。多年前，参议院某个委员会的项目小组发布了一篇报告，就是由我们撰写的，那也是我们最后的成果。就算再怎么谦虚，我也不能否认，那篇报告后来变成财政部的反伪钞圣经。你哥对其内容当然也是了若指掌，所以他才会找上华特跟我。”

“但是他跟你谈了些什么？”我说。

“他是新的秘密武器，”凯尔斯坦说，“特别聘来解决问题的，确实是个很有天分的人，彻底扫除伪钞是他的任务。华特跟我告诉他，就目前来讲，那根本是不可能的任务，但是他几乎办到了。他想尽一切办法，而且都是一些简单但是很吸引人的撒手锏，美国境内的伪钞印制活动几乎都被禁绝了。”

我跟老家伙坐在狭小的办公室里，聆听他说话。凯尔斯坦对于乔伊的了解更甚于我，他跟乔伊有过共同的希望与计划；乔伊成功他就跟着一起庆祝，遇到挫败他也跟着惋惜，他们谈话的内容巨细靡遗，两人都活力十足，而且相互激荡出火花。我最后一次当面跟乔伊讲话是在母亲的丧礼之后，三言两语就结束了，我没有问他在做什么，只把他当成我老哥乔伊，并不了解他身为资深干员的真实生活，手下掌管几百个人，白宫也相信他可以解决大问题，连凯尔斯坦这种老鸟都对他赞誉有加。我坐在椅子里，心里很难过——我还来不及了解他，居然就已经失去了他。

“他做事条理分明，”凯尔斯坦说，“他的分析鞭辟入里。他瞄准的目标是墨水与纸张，因为伪钞是否印得出来，终究要由这两个因素决定，不是吗？如果有人买了可以用来印制伪钞的墨水与纸张，不到几小时就会被乔伊的人给查出来，几天内就可以把人逮捕。在美国境内，有百分之九十的伪钞印制活动都被他扫除了，剩下的百分之十，他也卯足全力追查，甚至在伪钞还没有流出去之前，人就被他抓光了。他的表现让我很佩服。”

“那问题到底出在哪？”我问他。

凯尔斯坦用他苍白的双手做了几个细微的小动作，好像他先把一部剧本摆旁边，正准备开始介绍另一部。

“问题都在国外。”他说，“在美国境外，跟国内的情况截然不同。你知道美国以外流通的美金数量是国内的两倍吗？”

我点点头。茉莉之前曾告诉我外国人持有美金的状况，我简单转述给他听：简单来说，就是信赖与信心的问题，还有政府唯恐外国人突然不想持有美元。凯尔斯坦频频点头，就好像我是他的学生，而他对我的论文很满意。

“确实如此。”他说，“这个问题的政治成分更甚于治安考量。政府的首要职责终究是保护自身货币的价值。我们有两千六百亿美金在国外流通，有几十个国家都把美金当作地下货币使用。例如在苏联瓦解之后的俄罗斯，美金的流通数量比卢布还多，结果就像是华盛顿从外国借了一笔巨额贷款。如果是用其他方式来借，一年光是付利息就得缴两百六十亿美金。但是如果以这种方式借款，就像在做不用本钱的生意，只需要找几个死掉的政客，把他们印在小纸片上面就搞定了。就是这么一回事，李奇先生——印美钞给外国人买变成政府的诈骗手段，还会有更棒的事吗？所以乔伊一年工作的产值，等于两百六十亿美金。因为事关重大，所以乔伊也卯足全力来追查。”

“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我说，“我是说，就地理位置而言。”

“主要有两个地方，”凯尔斯坦说，“第一个是中东。乔伊相信在贝卡河谷有一个工厂，他们印制的百元伪钞几乎完美无瑕，只是他没有办法对付。你去过那里吗？”

我摇摇头。我曾在贝鲁特驻扎过一阵子，也知道有些人曾为了某些理由而去了贝卡河谷，但是活着回来的并不多。

“那是叙利亚控制的黎巴嫩地区。”凯尔斯坦说，“乔伊说那里根本不是人住的地方，什么杀人放火的勾当都会在那儿发生。那里有世界级恐怖分子的训练营，制造毒品的工厂，只要你想得出来，他们都有。而且他们简直是原封不动地把美国的印钞局给搬了过去。”

我想了一想，回想我在那里度过的岁月。

“谁在背后撑腰呢？”我问他。

“这问题真是犀利。”他说，“你的本能告诉你，像这种大规模的活动是如此明目张胆又那么复杂，所以一定有人赞助他们。乔伊相信保护这些活动——甚至说直接进行这些活动的，就是叙利亚政府，所以他的努力根本就微不足道。他的结论是，这个问题只能靠外交手段解决。如果不行，他赞成用空中武力直接摧毁，或许我们有生之年可以目睹这件事发生。”

“那第二个地方呢？”我问他。

他举起手指朝着脏兮兮的窗户一比，往南指向了阿姆斯特丹大道。

“南美洲。”他说，“第二个问题来源是委内瑞拉，是乔伊追查出来的，也是他正在努力的方向。有些几可乱真的百元美钞从委内瑞拉流出来，但百分之百是平民干的，没有政府牵涉其中。”

我点点头。

“我也是查到这里。”我说，“有个叫做克林纳的家伙以格鲁吉亚州为据点，乔伊就是在那儿被杀的。”

“确实如此。”凯尔斯坦说，“足智多谋的克林纳先生。这些伪钞是他印的，他是主谋，我们可以确定这一点。他现在怎么啦？”

“他慌了。”我说，“正在大开杀戒。”

凯尔斯坦对我点点头，看来很难过。

“之前我们就认为克林纳有可能会惊慌失措，”他说，“他必须保护那些几可乱真的美金，我们还没见过那么棒的。”

“最棒的？”我说。

凯尔斯坦对我点点头，这个话题似乎让他的精神变得很好。

“的确几可乱真。”他又说了一遍，“你对印制伪钞这件事了解多少？”

我对他耸耸肩。

“已经不像上礼拜一样完全不了解了，”我说，“但我觉得应该还是不够吧！”

凯尔斯坦点点头，在椅子里往前移动他矮小的身躯，眼睛变得炯炯有神，因为他准备要开讲了，而且讲的还是他最喜欢的话题。

“伪钞有两种，”他说，“品质一高一低。高品质的伪钞做得很棒。你知道凹版印刷跟平版印刷的差异吗？”

我对他耸耸肩，然后摇摇头。凯尔斯坦从他的书堆里面拿了一本杂志给我，那是一本历史研究学会的季刊。

“把它打开。”他说，“翻到哪一页都可以。用你的手指头去触摸纸张，很平滑，对吧？那是平版印刷术印出来的。几乎每样东西都是这样印出来的，书本、杂志、报纸，几乎一切都是，这种印刷术是用一个沾有墨水的滚筒压过白纸。但是凹版印刷就不一样了。”

他突然用双手拍了一下，在安静的办公室里，这个动作声音非常大，吓得我跳了起来。

“这就是凹版印刷，”他说，“一块金属印刷版被用力压在纸上面，纸的触感就像浮雕似的，印出来的影像也有立体感。让人觉得有立体感，这点是不会错的。”

他放松身体，从臀部的口袋拿出皮夹，抽出一张十元美钞，交给我。

“你感觉得到吗？”他问我，“这种印刷版是一种镍版，上面包覆着铬金属。铬金属表面刻着细线，细线里面充满了墨水。印刷版压在纸上后，墨水就转印到纸的表面上，你懂吗？印刷版表面的凹痕里面都是墨水，然后被转印在充满纹路的纸面上。只有凹版印刷才能印出立体的影像，所以伪钞要印得好就只能用这种方式。它的印刷方式必须跟真钞一样。”

“那墨水呢？”我说。

“墨水有三种颜色，”他说，“黑色跟两种绿色。先印钞票的背面，用的是深绿色，把纸晾干后，隔天用黑色墨水印正面，干掉后再把正面印一次，用的是浅绿色。这深绿色跟黑色印的东西不一样，包括钞票序号都是这样印的。但是把浅绿色印上去的方式并不一样，用的是凸版印刷。它一样是种压印的方式，但墨水是压在纸的凹纹上，而非凸纹。”

我点点头·看着十元美钞的正反两面，用手指仔细地感觉，我以前还没这样研究过一张纸钞。

“所以印刷会涉及四个问题，”凯尔斯坦说，“就是印刷机、印刷版、墨水与纸张。印刷机在全世界各地都买得到，新旧都有，来源有上百种。大多数国家都是用这种机器来印制纸钞、股票以及债券，所以印刷机可以从国外取得，甚至还可以改造。乔伊曾破获一桩发生在泰国的伪钞案，用的是一台处理鱿鱼的机器，只要加以改装就好了，印出来的百元钞票几可乱真。”

“那印刷版呢？”我问他。

“印刷版是第二个问题，”他说，“但这就看个人的天分了。世界上有人可以仿造大师级画家的作品，也有人在听过一遍莫札特钢琴协奏曲之后就可以演奏，所以当然也有刻版画家可以复制钞票图案。这听起来很合理，不是吗？如果在华盛顿有人可以刻出原始的印刷版，当然在别的地方也有人可以复制，只是为数不多，高手更是少之又少。亚美尼亚有几个高手。在鱿鱼处理机的那桩案子里，印刷版是一个马来西亚人制造的。”

“好，”我说，“所以克林纳买了一台印刷机，也找到刻版画家。那么墨水呢？”

“墨水是第三个问题。”他说，“在美国境内买不到类似的墨水，因为乔伊做了防堵工作，但是在国外就可以取得了。而且正如我所说的，这世界上几乎每个国家都会印制钞票，所以找到墨水并不难。绿色的部分只是颜色深浅的问题，只要经过混合与实验，就可以调到正确的墨色。黑色墨水是有磁性的，你知道吗？”

我又摇摇头，还是看着那张十元钞票。凯尔斯坦对我微笑。

“那是肉眼看不出来的，”他说，“黑色墨水里混入了一种含铁的化学液体，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用电子数钞机数钞票。数钞机扫描印在人像正下方的图案，解读钞票上所发出的信号，就像录音机的磁头解读音乐卡带上的声音信号一样。”

“那么他们可以取得墨水？”我说。

“世界上到处都是。”他说，“大家都在用，我们的技术落后其他国家，因为我们不愿意承认我们担心伪钞的问题。”

我想起茉莉所说的一都是信赖与信心的问题。于是我点点头。

“货币必须具有稳定性，”凯尔斯坦说，“所以我们才会不愿改变，钞票必须看起来可靠、牢固，而且不轻易改变。把十元钞票翻过来看看。”

我看着十元美钞后面的绿色图案，财政部大楼矗立在一条无人的街上，只有一辆汽车经过，看起来像福特的T型汽车。

“自一九二九年以后就几乎没有改变。”凯尔斯坦说，“就心理层面而言，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我们选择维持表面的可靠性，更甚于安全性，所以乔伊的工作才会那么艰难。”

我又点点头。

“对。”我说，“所以我们已经谈过了印刷机、印刷版以及墨水，那么纸张呢？”

凯尔斯坦面露喜色，又拍一次他的小手，好像我们要开始进入真正有趣的部分。

“纸张是第四个问题。”他说，“事实上，我们该说它是第一个问题，因为它是目前为止最大的问题。在克林纳印制伪钞的活动中，乔伊跟我就是搞不懂有关纸张这个环节。”

“为什么搞不懂？”我问他。

“因为他所使用的纸张实在是太完美了，”他说，“百分之百完美无瑕。他的纸质比印刷技术更高明，这种情况可以说前所未闻。”

他开始摇晃那满是白发的大头，显得纳闷不已，好像连他都对克林纳的成就感到很佩服。我们在两张老旧椅子中促膝坐着，不发一语。

“完美？”我催促他继续讲下去。

他点点头，继续开讲。

“这真的是前所未闻。”他又说了一次，“整个过程中，纸张是最难取得的，别忘了，我们说的不是业余人士印的小额伪钞，而是达到企业经营规模的印制活动。一整年下来，他们印制的百元伪钞高达四十亿美金。”

“有那么多啊？”我惊讶地说。

“四十亿美金，”他又说了一遍，“跟黎巴嫩印的差不多。这是乔伊猜测的，由于职责所在，他对情况很了解。这实在令人想不透——印制四十亿的百元美钞，数量是四千万张，那得用掉不少纸，这种用纸量实在令人想不透，李奇先生。而且他们的纸完美无瑕。”

“他们需要的是哪一种纸？”我问他。

他伸手拿走我手上的十元纸钞，先把它弄皱，然后把它扯到断掉。

“是纤维混合组成的纸。”他说，“一种非常巧妙而且独一无二的纸，里面大约有百分之八十的棉，百分之二十的麻，完全没有掺杂木浆。这样讲好了，与其说这种纸质类似报纸，还不如说它跟你身上的衬衫比较接近。里面加了一种非常巧妙的化学着色剂，所以颜色是一种特别的乳白色，而且还有粗细不一的红、蓝聚合物丝线交织其中，材质就跟丝一样好。货币所使用的材料是一种很棒的纸，非常耐用，可以撑上好几年，即使在水中或者遇热遇冷都不会破掉。而且它具有百分之百的吸收力，不管制版机上面刻了什么，都可以印上去。”

“所以这种纸很难仿制？”我说。

“几乎不可能，”他说，“你也可以说，由于这种纸实在太难仿制了，即使政府的正式供应商也没有办法仿制——因为他们很难维持纸质的平稳，每一批都不太一样，而他们可是全世界最精密的造纸工厂啊！”

我把这些都在脑袋里想过一遍——印刷机、印刷版、墨水以及纸张。

“所以纸张的供应其实是整件事的关键？”我说。

凯尔斯坦点点头，显得很难过。

“这就是我们的结论。”他说，“我们一致认为纸张的供应是关键，而且我们不知道他们怎么办到的，所以事实上我帮不了你。我帮不了乔伊，也帮不了你，实在很抱歉。”

我凝视着他。

“他们在仓库里堆着满满的某种东西，”我说，“有可能是纸张吗？”

他像是在嘲弄我似的哼了一声，大头猛然转过来看我。

“你没听我说吗？”他说，“货币的材料无法取得，完全无法取得，即使是四十张也弄不到手，更别提四千万张了。这件事是个谜团，乔伊、华特跟我想了一整年，想破头也想不出来。”

“我觉得巴托洛穆想到了些什么。”我说。

凯尔斯坦难过地点点头。他慢慢从椅子起身，走向书桌，按下电话答录机的重播键，答录机“哔”的声音在房间里回响着，讲话的是已经死掉的巴托洛穆。

“凯尔斯坦吗？”答录机里的声音说，“我是巴托洛穆，现在是礼拜四晚间深夜，明早我会打电话给你，把答案告诉你，我知道我赢了。晚安，老家伙。”

那声音显得很兴奋，凯尔斯坦站着，凝视着半空，好像巴托洛穆的魂魄还游荡在空气里似的，看起来很沮丧。我不知道他这么难过是因为死了一个老同事，还是因为老同事抢先想出了答案。

“可怜的华待，”他说，“我已经认识他五十六年了。”

我只是坐着，好一会儿沉默不语，然后我也站了起来。

“我会查出答案的。”我说。

凯尔斯坦把头歪向一边，用锐利的眼神看我。

“你真的觉得自己可以？”他说，“连乔伊都办不到了。”

我对老家伙耸耸肩。

“或许乔伊已经办到了。”我说，“我们不知道他在遇害前已经查出哪些东西。无论如何，现在我得回格鲁吉亚州继续调查。”

凯尔斯坦点点头又叹了一口气，看来很紧张。

“祝你好运，李奇先生。”他说，“我希望你能完成你哥的任务。或许你办得到，他常常提起你，他是爱你的，我想你知道。”

“他提起我？”我说。

“常常。”那老家伙又说了一遍，“他很喜欢你，你的工作让你们相隔两地，是他的遗憾。”

有一会儿我讲不出话来——我的罪恶感好重。这么多年了，我不曾想起他，可是他却常常想起我？

“他年纪比较大，但是你看起来很像他。”他说，“乔伊是这样告诉我的，他说你很猛，很强悍，我想如果乔伊要交代任何人帮他处理克林纳一家人，你会是头号人选。”

我点点头。

“我先走了。”我说。

我握了握他孱弱的手，带他去警卫室让校警陪他。

我努力想出克林纳是从哪儿弄来那种完美无瑕的纸，努力想着是否可以赶上那班六点飞回亚特兰大的班机，也努力忘掉凯尔斯坦告诉我乔伊有多喜欢我的那一席话。街上人来人往，我脑袋里忙着想这些问题，也忙着找空出租车，所以没注意到那两个拉丁美洲裔的家伙已经走到我身边。不过带头那家伙在我面前亮出手枪时，我马上就注意到了。他的小手握着一把小型自动手枪，掩盖在手枪上的，是城市居民在九月时会挂在手上的那种雨衣。

他对我亮枪，他的伙伴则示意我走向二十码外一辆停在路边的车。车子开过来后，他的伙伴站着准备打开车门，活像在豪华公寓外面戴着高帽、等着帮人开门的家伙。我看看手枪，又看看车子，思考着该如何抉择。

“上车吧！”带枪那家伙低声说，“不然我就杀了你。”

我站在那里，心里想的只有一件事：我可能会错过班机。我努力回想下一班直达班机是几点起飞，我想是七点吧！

“上车。”那家伙又说了一遍。

我非常确定他不会在大街上开枪。那是一把小枪，但是没有装灭音器，只要一开枪，这拥挤的街头就会枪声大作。另外，个家伙的双手空空，或许枪就放在口袋里。车里只有司机一个人，或许旁边座位上摆了一把枪。我把短棍、刀子跟“沙漠之鹰”都跟外套一起留在八百英里外的亚特兰大，现在手无寸铁。我必须做出抉择。

我选择不进车里，只是站在街上，用我的生命打赌那家伙不会公然开枪。他站在那里，手握着雨衣顶着我，车子在我们身边停下，他的伙伴则站在我的另一边。他们两人都是矮个子，加在一起都打不过我。车子停在路边等着，大家都没有动。我们僵持在那儿，好像商店窗口展示的人偶，身上穿着最新流行的秋装：老旧的军装加上Burberry雨衣。

我给这两个家伙出了一道难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有不到一秒的时间可以证明你不是唬人的。如果你说你会开枪，你就得开枪；如果不开，那根本就是白费力气，你的底牌也会让人看得一清二楚。如果你不开枪，你就是瘪三——而那家伙没有开枪，他只是站在那儿，因为犹豫不决而扭扭捏捏，人行道上的人群在我们身边穿梭来去，他们停在路边的车则是不断被人按喇叭。

他们是聪明的家伙，知道不该在热闹的纽约街头开枪打我，也知道我看出他们是在虚张声势，更知道继续威胁我是没有用的。但他们还是不够聪明，不知道该走开，还是杵在那儿。

所以我往后摆动身体，好像要抽腿离开似的，雨衣下那把枪也跟着往前推，继续顶着我。我顺势用左手抓住那矮个子的手腕，把枪扯到我身后，右手臂则从那家伙的肩膀环抱住他，我们俩看起来就像在跳华尔滋似的，或者是一对在火车站里拥抱的情人。接着我往前倾倒，把他压在车上。我一直死命捏住他的手腕，指甲也深陷进去，虽然是用左手，但也够他痛的了。我的体重压在他身上，让他连呼吸都有困难。

他的伙伴仍然用手拉着车门，先是东张西望一会儿，然后准备伸手进口袋拿东西。我乘机往后一弯腰把我身边那家伙的手往后拗，然后把他往车子一推，接着我拔腿狂奔，才跑了五步就消失在人群中。我在人群中左躲右闪，在街上横冲直撞，在一连串煞车声与喇叭声中穿越街头。那两个家伙在我身后追了一会儿，但终于还是让车阵挡在后头，决定不要和我一样冒险。

跑了八条街之后，我坐上出租车赶到拉瓜迪亚机场，搭上那班六点前往亚特兰大的直达班机。不知道为什么，回程所花的时间比较多，我在机上坐了两个半小时，飞机沿途经过纽泽西、马里兰与维吉尼亚，我一直都在想着乔伊。经过北卡与南卡两州，进入格鲁吉亚的时候，我则想着萝丝可。真希望她能回来，我想她想得快发狂。

飞机降落时，遭遇了一道厚达十英里的暴风雨云层。因为乌云密布，亚特兰大的夜空陷入一片漆黑，好像有个庞大的暴风雨正在接近。我们下飞机的时候，小地下道里的空气让人感觉好凝重，除了煤油味之外，也有暴风雨来临前的浓厚气味。

我在机场入境大厅的旅客服务柜台拿到宾利轿车的钥匙，它跟停车票卡放在同一个信封里。走出去取车时，我感到一股暖风从北方吹来。这场暴风雨想必声势惊人，云里的电压不断累积，马上会雷电交加。我在短期停车场找到车子，后车窗都已经粘贴黑色隔热纸，那家伙没时间把前面两片车窗跟挡风玻璃都做好，结果车子看起来好像皇家座车似的，我开起来肯定像个司机。我的夹克摆在后车厢，我穿上夹克，感觉到口袋里武器的重量，安全感又回来了。我坐进驾驶座，开出停车场，在黑暗的高速公路上驱车南下，时间是礼拜五晚上的九点。距离他们可以出货的时间——也就是礼拜天，或许只剩下三十六小时了。

回到马格瑞夫已经是十点了，还剩三十五小时，我得花时间好好想想以前在军校学到的东西。我们学的兵法大部分都是一些德国佬写的，他们就喜欢那种玩意儿。我不是很专心，但是我记得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迟早你都得跟敌人的主力进行遭遇战，过不了这关就无法在战争中获胜。迟早你都会找到他们的主力，跟他们干一架，把他们歼灭。

我知道他们的主力一开始有十人，是哈伯告诉我的，在他们干掉摩里森之后，只剩九人了。我知道克林纳父子两人、帝尔和贝克，所以还有五个人是我不知道的。我带着微笑离开郡道，把车开进安诺餐厅的砾石停车场，停在离餐厅比较远的尽头，在夜晚的空气中伸懒腰、打呵欠。暴风雨迟迟未到，但是已经有一触即发之势，空气还是很凝重，还是可以感觉到云里正酝酿着电压。我回到车内在皮椅上倒头就睡，想休息个一小时或一个半小时。

我开始梦到约翰·李·胡克（John Lee Hooker）。很久以前，在他再度走红以前，他总是坐在一张小凳子上弹着老旧的钢弦吉他，凳子都是放在一块方形木板上。他会把压平的啤酒瓶盖固定在鞋底，走起路来就会铿锵有声，就像自制的踢踏舞鞋。他坐在凳子上弹着吉他，曲风大胆又充满高低起伏。他不停用鞋底去踹木板，发出声音。在我的梦里，他正用鞋子有节奏地踹着那块老木板。

但是那声音不是约翰·李发出来的，而是某人正敲着宾利的挡风玻璃。我猛然惊醒，挣扎起身——是贝克警官正朝车里凝视我。仪表板上的大钟指着十点半，我已经睡了半个小时，正好符合我的计划。

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变计划——应该说是计划自动找上我。那些德国佬也会赞成我的做法，他们向来强调战术要有弹性。第二件事则是把手伸进口袋，打开“沙漠之鹰”的保险，然后我从另一边车门下去，隔着车顶跟贝克对望。他又咧嘴露出友善的微笑，那颗金牙也跑了出来。

“你好吗？”他说，“你怎么在公共场所睡觉？在我们这里，你可能会因为游荡的罪名而被捕。”

我也咧嘴对他报以微笑。

“高速公路的安全守则啊！”我说，“不是有人这样说吗？如果累的话就靠边打个盹，不是吗？”

“进来吧，我请你喝杯咖啡。”他说，“如果你想保持清醒，喝安诺的咖啡就对了。”

我把车门锁上，手还是插在口袋里。我们走过砾石停车场，进入餐厅之后，坐进最后一个座位。不用我们吩咐，戴眼镜的女服务生就开始帮我们倒咖啡。

“你还好吧？”他说，“还在为你哥的事难过吗？”

我耸耸肩，用左手喝咖啡，因为右手正握着口袋里的“沙漠之鹰”。

“我们不是很亲。”我说。

贝克点点头。

“萝丝可还在帮联邦调查局吗？”他说。

“我猜是吧！”我说。

“老芬雷今晚在哪里啊？”他问我。

“杰克森维尔，”我说，“他得去佛罗里达州，去查一件事。”

“杰克森维尔？”他说，“他去杰克森维尔查什么啊？”

我又耸耸肩，啜了一口咖啡。

“我也不知道，”我说，“他没有提到任何事。我可不是拿局里薪水的，只是个跑腿的。他叫我去哈伯家帮他拿个东西，现在我得走了。”

“哈伯家？”贝克说，“你要去拿什么？”

“一些陈年的报告。”我说，“找到什么就拿什么吧，我想。”

“然后呢？”他说，“你也要去佛罗里达？”

我摇摇头，又啜了一口咖啡。

“芬雷叫我把东西寄掉，”我说，“他给了我一个华盛顿的地址。我今晚要睡在哈伯家，早上再去寄东西。”

贝克缓缓点头，然后又对我咧嘴一笑，但是那友善的笑容还真不自然。我们把咖啡喝完，贝克丢了两块钱在桌上，我们滑出座位之后就离开了。他坐上巡逻车，开走时还对我挥挥手，我让他先走，然后慢慢越过砾石停车场去取车，随即在一片漆黑中驱车前往小镇南端，右转开进贝克曼车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