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哈伯家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那豪华的厨房里翻找咖啡，然后瞪着机器劈里啪啦煮咖啡。我打开烤箱，把我的东西都拿出来。那些东西几乎已经烤了一小时，从里到外都干透了，短棍外面那一层皮革跟钥匙圈开始有点变硬了，此外倒是没什么东西受损。我把枪组起来，装满子弹后放在厨房桌上，一样“扣扳机，关保险”。

然后我再看看乔伊打印出来的那张纸，再次确认我的想法。但是我遇到一个问题，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张纸是变得又干又脆了，可是上面的字全都不见，变成了一张白纸。游泳池的水把所有油墨都洗掉了，只隐隐约约留下糊在一起的字迹，已经无法辨识。我耸耸肩，反正已经看过几百次了，现在只能靠记忆回想上面写些什么。

接下来我去地下室胡乱弄了一阵，好不容易才搞定暖炉，然后我脱掉衣服，全部都丢进查莉的烘衣机里面，设置一小时低温烘干的时间。我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弄错，在部队里，有个下士会帮我洗衣服，衣服被拿走后，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干净又折好的。离开部队后，我常买一些便宜货，穿脏了就丢掉。

我光着身子上楼，跑进哈伯的卧室，花很久时间冲了一个热水澡。我把脸上的睫毛膏洗掉，在热水下面站了很久，然后把自己包在浴巾里，下楼喝咖啡。

那天晚上我已经无法去亚特兰大了。就算我大概在凌晨三点半抵达也没有用，在那时间没有人会让我进屋里去讲话，我没有识别证件，也没有适合的身分，夜间造访会为我带来麻烦。要到明早再去，而且是第一件要做的事，没有其他选择。

所以我考虑补个眠，于是把厨房里的收音机关掉，慢慢晃进哈伯的小书房，关掉电视机，环顾四周。这是一个色调偏暗、摆设整齐的房间，有许多嵌在墙上的木板及几张大皮椅，电视旁边是某个日本厂牌的音响，还有一排排的CD跟录音带，主要收藏的是披头四的作品。哈伯说过，他喜欢约翰·蓝侬，他曾去过纽约市的达科塔大楼，还去了英国的利物浦。所有的东西他几乎都有——包括每一张专辑，还有几张“偷录作品”（bootlegs），就是那种用木盒包装的单曲选集CD。

桌上有一个书架，上面放着一堆堆专业期刊，还有一排厚厚的书，都是技术性的银行杂志跟报告。光是专业期刊就占去了书架好几英尺宽的空间，它们看来枯燥乏味，其中包括没有按期收藏的《银行期刊》，还有两期厚厚的杂志，叫做《银行管理》，跟一些叫做《银行家》、《银行家杂志》、《银行家月刊》、《商业期刊》、《商业周刊》、《现金管理公报》、《经济学人》以及《财务邮报》的期刊，全都按照字母及日期排好，都是过去几年以来的未按期收藏，没有一本期刊是整套的。这整排后面是几本美国财政部的政府出版品，还有两期《银行世界》。他的收藏方式很特别，似乎是选择性的，或许那几期待别厚，是哈伯失眠时的读物。

我则是没有失眠的问题。我正要走出书房去借张床睡觉，但我突然想到了某件事。我回到书桌前又把书架看一遍，让手指沿着整排杂志与期刊的书背往下滑，比对那些夸张的刊名下印的出刊日期。有一些是最近出刊的，其中有两本的收藏是断断续续，但是都收藏到最近一期。有十几本都是今年的，总计整整三分之一是哈伯被解雇而离开银行后的收藏。这些都是为银行家出版的，但是当时哈伯已经不是银行家了，他还是继续订阅这些厚重的专业杂志，拿到手后还是会继续读这些复杂的东西。为什么？

我抽出两本期刊看看封面，都是封面上光的厚重杂志。我拿著书，翻开到哈伯看的那几页，看过后又抽出更多期刊来，翻开他看过的地方，在哈伯的皮椅坐下。我身上裹着他的浴巾，由左而右依序把书架上的期刊看完，从最早一期看到最近一期，花了我一个小时的时间。

然后我开始看书。我的手指在整排沾满尘埃的书籍上滑动，看到两个我认识的名字才停下来。我吓了一跳——是凯尔斯坦与巴托洛穆的陈年巨著，书皮是红色皮革，是他们帮参议院某委员会项目小组写的报告。我把书抽出来，快速翻了翻。这是一本很惊人的书，凯尔斯坦以谦虚的口吻把它形容成“反伪钞圣经”，的确名不虚传。他太谦虚了，这本书真的是包罗万象，他们费尽苦心把历史上已知的所有制造伪钞的技术都记录下来，充斥整本书的范例与实例，都是从破获的案件中取材的。我把整本书放在膝盖上，又整整看了一个小时。

一开始我专注在纸的问题上。凯尔斯坦曾说过：纸张是关键。他跟巴托洛穆在后面弄了一个有关纸张的附录，先前他当面告诉我的东西可以说是附录的浓缩版，包括纸张是棉麻纤维混合制成的，还有化学着色剂，以及交织其中的红、蓝聚合物丝线。纸的制造商是位于麻萨诸塞州达尔顿镇的克兰恩公司。我点点头，我知道这家公司，还记得那厚重的卡纸以及淡黄色的棉纸封套，我还挺喜欢的。自从一八七九年以来，那家公司就一直为财政部提供印钞的纸张，每次都是在重兵戒护之下用装甲车运纸到华盛顿，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都是如此，连一张纸也没有失窃过。

接着我从附录往前翻，开始阅读正文的部分。我把哈伯那一堆书都叠在书桌上，随手抓来再读一遍。有些我读了两、三次，不断反复看着那些凌乱散落的艰涩文章与报告，一边比对，一边交叉查找，试着去了解那些难懂的语汇，然后又不断把那一大本参议院的红皮报告书拿来看。里面有三段是我不断来回推敲的。第一段提到哥伦比亚波哥大市有一个成立多年的伪钞集团；第二段讲的则是更早就开始在黎巴嫩进行的伪钞活动——在很久以前的内战期间，基督教长枪党就曾与亚美尼亚的刻版画家合作印制伪钞；第三段则是有关化学的基础知识，有许多复杂的化学程序，但有些字是我看得懂的。我一再来回推敲，慢慢晃到厨房，拿起乔伊那张变成空白的清单看了好一会儿，然后又走回寂静的书房，靠着一小片光线坐下，大半夜都在沉思与阅读中度过。

我没有睡着。相反的，我整个人都醒了起来，乐得不得了，同时因震惊与激动而颤抖，因为等到我把东西都读完时，对于纸张的取得方式与来源已经一清二楚了，也知道去年一整年那些冷气机纸箱里装的到底是什么，不用去亚特兰大查看也知道。我知道了。克林纳在仓库里面囤积什么东西？每天卡车载进去的是什么？乔伊那张纸上的标题——“E Unum Pluribus”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把那句立国箴言颠倒过来？在只剩下二十四小时的时刻，这一切都有了解答。这件事从头到尾、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全部都已经被我看透。而且我得说，这种犯罪行动还真他妈的聪明。凯尔斯坦老教授说那种纸无法取得，但是克林纳证明他是错的，他找到了取得的方式，简单无比的方式。

我从桌子旁边跳起来，直接跑到地下室，迅速打开烘衣机把衣服全部拿出来，在水泥地板上穿上衣裤，浴巾就留在原地，再跑回厨房把所有需要的东西都装进夹克里。然后跑出屋外，任由那扇被撬开的大门在那儿摇晃着，跑过砾石路面去开宾利车，发动后把车倒出车道，沿着贝克曼车道呼啸而过，左转开进闹区。此时整个小镇寂静无声，我经过安诺餐厅离开镇上，再度左转走上那条通往瓦伯顿的路，放胆把这辆尊贵的老车催到我能承受的最高速限。

宾利车的头灯不太亮，因为那已经是二十年前的老设计了。那晚的天色晦暗不明，还有好几个小时才到破晓时分，那阵暴风雨所遗留下来的一些乌云还围绕在月亮旁。整条路弯来弯去，而且路面铺得中间高、两边低，沿路又都凹凸不平，还有暴风雨留下的积水，老车不断打滑颠簸，所以我把车速降低。多开个十分钟又怎样？总好过连人带车一起翻覆在路边的田里。我还不想那么快去跟乔伊团圆，而且我不想变成李奇家第二个知道真相，但是却死掉的人。

我经过那片灌木丛，在黑暗的天色中，它变成一片漆黑的色块。几英里之外，监狱围墙的灯光亮着，探照四周的夜景。我开过监狱数英里后，从后照镜中看到灯光的余晖已经在我身后。接着我跨桥穿越富兰克林市，离开格鲁吉亚州来到阿拉巴马州，匆匆驶过萝丝可跟我一起去过的那家老酒馆“池塘酒吧”，店是关着的，四处一片漆黑。再开一英里就来到了汽车旅馆。我没关掉引擎，直接去柜台叫醒夜班的家伙。

“有个叫芬雷的家伙住这儿吗？”我问他。

他揉揉眼睛，看着住宿登记簿。

“十一号房。”他说。

在夜里，整间旅馆好像都在沉睡，步调制慢，寂静无声。我找到芬雷住的十一号房间，他的警用雪佛兰就停在外面。我大声敲着他的房门，持续了好一会儿。然后我听到一声恼火的呻吟，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我又多敲了几下。

“拜托喔，芬雷！”我叫着。

“谁啊！”我听见他大喊。

“李奇啦！”我说。“打开这扇该死的门。”

他沉默了片刻后，才把门打开。芬雷就站在我面前，是被我叫醒的，穿着灰色运动衫和拳击短裤。我很讶异，我还以为他连睡觉也是穿着花呢西装，鼹鼠皮背心也随时在身上。

“你到底在搞什么鬼？”他说。

“给你看个东西。”我跟他说。

他站着打呵欠，一脸睡眼惺忪。

“现在几点啊？”他说。

“我不知道，”我说，“五点或六点吧！穿上衣服，我们要去一个地方。”

“去哪儿啊？”他说。

“亚特兰大，”我说，“给你看个东西。”

“什么鬼东西啊？”他说，“你就不能直接告诉我吗？”

“穿上衣服，芬雷。”我又说了一次，“该走了。”

他咕哝了两句，但还是去把衣服穿起来。他花了好一会儿工夫，大概有十五分钟。他进浴室的时候看起来跟一般人没两样，就像刚刚起床的家伙。出来的时候又恢复了芬雷的外形，花呢西装跟所有的衣裤都穿好了。

“好啦！”他说，“李奇，你要说的最好是天大的事。”

我们走到外面的夜色中，我先走到车子旁，他锁上房门才来跟我会合。

“你开车吗？”他说。

“问这干嘛？”我说，“你有意见吗？”

他看起来好像很火大，怒气冲冲地瞪着宾利轿车。

“我不喜欢让人载，”他说，“可以让我开吗？”

“谁开都没差。”我说，“你他妈上车就是了，好不好？”

他坐进驾驶座，我把钥匙交给他。我很乐意让他开车，因为我好累。他发动车子，倒车出了停车场后往东边开，稳稳在路上行驶着。他开得很快，比我还快，那身手简直像赛车手。

“这是怎么一回事？”他问。

我望着他，透过仪表板上的微光可以看见他的双眼。

“我想出来了，”我说，“我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了。”

他也瞥了我一眼。

“那你要告诉我吗？”他说。

“你打过电话去普林斯顿大学吗？”我问他。

他咕哝了两句，气到拍打方向盘。

“我通了一个小时的电话，”他说，“那家伙知道一堆事情，可是到头来等于什么都不知道。”

“他跟你说了些什么？”我问他。

“他把整件事都告诉我，”他说，“他是个聪明的家伙，历史研究所的学生，帮巴托洛穆工作。结果是，巴托洛穆跟另一个家伙凯尔斯坦，他们都是伪钞研究的权威。乔伊透过他们了解整个背景。”

我对着他点点头。

“这些凯尔斯坦都跟我说了。”我说。

他又瞥了我一眼，看来还是有点生气。

“那你问我干嘛？”他说。

“我想要你的结论，”我跟他说，“我想要看你能想到些什么。”

“想到个屁啦！”他说，“他们谈了一整年，结论是克林纳没办法弄到数量那么多，品质又那么好的纸。”

“凯尔斯坦就是这样跟我说的，”我跟他说，“但是我想通了。”

他又瞥了我一眼，满脸都是惊讶的表情。我看到瓦伯顿监狱的灯光正在远处闪耀着。

“那就跟我说啊！”他说。

“醒一醒，你自己想想看，哈佛佬！”我说。

他又咕哝了两句，还是很火大。我们的车继续前进，疾驰进入监狱围墙上投射下来的那一片灯光中，经过了监狱的大门，猛烈的黄光也跟着被我们抛在背后。

“至少给我个线索，好不好？”他说。

“我给你两条线索，”我说，“第一个是乔伊在那张纸上写下的标题：E Unum Pluribus。然后想想看，美国的纸币有什么特色？”

他点点头，想了一会儿，长长的手指有节奏地敲打着方向盘。

“E Unum Pluribus，”他说，“这是把那句立国箴言倒过来说，所以我们可以假设意思是由一而多，对不对？”

“正确。”我说，“那美国的纸钞有什么特色呢？跟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纸钞相较？”

他开始想。这件事是如此明显，但他却从来没有注意过。车子继续往前开，经过左手边那一片灌木丛。前面已经隐约看到黎明在东方发出了亮光。

“什么特色？”他说。

“我曾住过这世界的各个角落，”我说，“如果把空军南极气象站那一段短暂的日子算进去，我住的地方横越了六大洲、好几十个国家。我口袋里面曾经放过许多不同的纸钞，日圆、德国马克、英镑、爱尔兰镑、披索、韩元、法郎、以色列锡克尔以及卢比，现在我用的则是美钞。你猜我注意到什么？”

芬雷耸耸肩。

“什么？”他说。

“美钞不管面额大小，纸张的尺寸都一样。”我说，“五十、一百、十块、二十块、五块跟一块，都是一样的。我没有看过哪个国家跟我们一样。在其他国家，大面额纸钞的尺寸会大于小面额纸钞，所以面额愈大，尺寸也愈大，对不对？在其他国家，一元总是最小张，然后才是五元、十元，依此类推，面额最大的纸币通常也是最大张的。但是每一种美钞的大小却都一样，百元大钞跟一元钞票的尺寸相同。”

“那又怎样？”他问我。

“所以他们的纸是怎样来的？”我反问他。

我等待他的答案，他转头瞥着窗外。他不愿意看我，因为他想不出来，这让他很火大。

“他们是用买的，”我说，“他们用一张一块钱的代价买回来的。”

他叹口气，看了我一眼。

“你说的太扯了，才不是这样咧！”他说，“帮巴托洛穆工作那家伙讲得很清楚，纸张都是在达尔顿镇制造的，整个过程天衣无缝，连只蟑螂也爬不出去。这一百二十年来，他们连一张纸都没有丢过，更别说拿出来卖了，李奇。”

“错了，芬雷，”我说，“那是在公开市场里面贩卖的。”

他又咕哝了两句，我们继续往前开，转弯就要上郡道了。芬雷减速往左转，往北朝着高速公路开，现在黎明的微光来到我们的右手边，光线愈来愈强。

“他们到处搜购全国的一元纸钞。”我说，“那就是哈伯在一年半前扮演的角色，他负责的差事跟在银行里一样，都是现金管理。他知道哪里可以找到现金，所以他设法从银行、商场、零售连锁店、超市、赛马场、赌场弄钱，哪里他都能弄到。这是个大工程，他们需要的数量太大了，所以他们用银行支票、汇款以及百元假钞等各种方式，从美国各地买回一元真钞，一周的数量就有一吨。”

芬雷转头瞪我，点点头，他开始了解了。

“一周一吨？”他说，“这样有几张？”

“一吨的百元美钞就是一百万元。”我说，“他们一年需要四十吨，等于是四千万的一元美钞。”

“继续说。”他说。

“卡车把这些一元美钞载到马格瑞夫镇。”我说，“不管哈伯是从哪里买到的，全部都送进那仓库里。”

芬雷点点头，他掌握到我要说的东西，开始懂了。

“然后他们再把美钞装在冷气机纸箱里面运出去。”他说。

“没错。”我说，“这行动一直持续到一年前，直到海巡队把他们挡住。那些都是完整的全新纸箱，可能是从两千英里外的纸箱工厂下单买来的。他们把东西装好，箱子用胶带封起来，运出海外。但是过去他们在出货前会先把钞票点一遍。”

他又点点头。

“这样才能记帐。”他说，“可是他们一个礼拜哪可能数完一吨纸钞？”

“是用秤的。”我说，“每次装满一箱后，就把它丢到秤上测重量。如果用一元纸钞来算的话，一盎司纸钞是三十元，一磅就价值四百八十元。我昨天把这些数据都看过了。他们靠秤重来计算价值，然后把数字写在纸箱上。”

“你怎么知道呢？”他说。

“就是那些序号。”我说，“看序号就知道箱子里有多少钱。”

芬雷微笑时带着一脸愤恨不平。

“好，”他说，“然后那些纸箱被运送到杰克森维尔海滩，对吧？”

我点点头。

“用船送出海，”我说，“往南运到委内瑞拉。”

接着我们陷入一阵沉默。我们正接近老郡道顶端的那几座仓库。仓库在我们左边逐渐逼近，好像没有其他东西比它们更庞大。仓库的金属墙板映照着黎明的白光。芬雷把车速放慢，我们一起望着那个地方，尽管车子已经驶过，却仍不禁回头看。接着我们从闸道开上高速公路，向北开往亚特兰大。芬雷猛踩油门，那台尊贵的老车开始疾驰。

“委内瑞拉那里是怎么一回事？”我问他。

他对我耸耸肩。

“肯定大有文章，对吧？”他说。

“克林纳的化学工厂在那里。”我说，“环保署开始找他们麻烦后，他们把工厂搬到那里。”

“那又怎样？”他说。

“它有什么作用？”我问他，“为什么要开那家化学工厂？”

“跟棉有关系。”他说。

“对。”我说，“其中涉及氢氧化钠、次氯酸钠、氯跟水等等。如果把这些东西都混在一起，会发生什么事？”

他对我耸耸肩。这家伙是个条子，不是化学家。

“漂白。”我说，“是强效的漂白剂，对棉的纤维待别有效。”

“那又怎样？”他又说了一遍。

“帮巴托洛穆工作那家伙跟你说过纸币用的是哪一种纸吗？”我问他。

芬雷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实际上应该说他几乎喘不过气。

“天啊！”他说，“纸币几乎是棉的纤维制成的，里面加了一点麻。他们把一元美钞漂白。我的天啊，李奇！他们把纸钞上的墨水漂掉。我真不敢相信，他们把一元美钞的墨水洗掉，这样就有四千万张真钞的纸可以用了。”

我对他咧嘴一笑，他伸出右手跟我击掌，两个人在高速行驶的车里高声欢呼。

“你答对啦，哈佛佬！”我说，“这就是他们的做法。毫无疑问的，他们找出了化学配方，只要把空白的钞纸再印成百元大钞就可以了，所以乔伊才会说E Unum Pluribus，由一而多：由一元美钞变成百元大钞。”

“天啊！”芬雷又说了一次，“他们把墨水漂掉。不只这样，李奇，你知道这还意味着什么吗？现在那仓库里面的四十吨的一元真钞肯定已经堆到天花板那么高了，等于里面有四千万元。四十吨的钱堆在那里，只等着海巡队撤兵。咱们等于把他们捉奸在床了，对吧？”

我开心地笑着。

“对，”我说，“不只捉奸在床，他们的屁股还晾在外面吹风呢！所以他们才担心得要死，慌了手脚。”

芬雷摇摇头，对着挡风玻璃咧嘴微笑。

“你怎么想出来的啊？”他问我。

我没有立刻回答。车子继续往前开，高速公路正带着我们经过亚特兰大南端的密集都会区，街道开始密集了起来，到处可见的工地与商业气息，仿佛是南方阳光地带持续成长的证明。一部一部起重机蓄势待发，随时可以筑起一道屏障，把城市南端跟城外一片空白的乡野隔绝起来。

“我们要按部就班。”我说，“首先，我要证明给你看。我要让你看看一个装满一元真钞的冷气机纸箱。”

“是吗？”他说，“哪里有呢？”

我瞥了他一眼。

“在史托勒家的车库里。”我说。

“拜托，李奇！”他说，“他家不是被烧掉了吗？而且里面本来就没有东西，是不是？就算有的话，那地方现在也到处都是亚特兰大警局跟消防队的人在进进出出。”

“我并不知道那地方被烧了。”我说。

“你在鬼扯什么？”他说，“我跟你说过了，电传机把消息传了过来。”

“你的英文是谁教的啊？”我问他。

“那跟这件事有什么狗屁关系？”他说。

“精准度。”我说，“那是一种思考的习惯，好的教育可以强迫你养成这种习惯。你看到乔伊打印出来的那张纸了吧？”

芬雷点点头。

“你还记得倒数第二项写着什么吗？”我问他。

“史托勒家的车库（Stollers' Garage）啊。”他说。

“对。”我说，“但是你看看他的标点符号是怎么下的。如果把所有格的撇号摆在最后一个字母前面，那表示车库属于一个叫做史托勒的人。老师说这叫做单数所有格，对吧？”

“那有问题吗？”他说。

“问题就在他不是那样写的。”我说，“所有格的撇号是放在最后一个字母后面，那表示车库是属于史托勒一家人的，这叫做复数所有格，也就是说车库的主人是两个姓史托勒的人。但是高尔夫球场旁那间房子里并没有住两个姓史托勒的人，茱蒂跟谢曼并未结婚。唯一住着两个史托勒家人的地方，是谢曼的爸妈住的老房子，而且他们真的有个车库。”

芬雷默默开车，试着回想中小学教的文法。

“你认为他把一个纸箱藏在他爸妈家？”他说。

“很合理。”我说，“我们在他自己家里看到的箱子是空的，但是谢曼不知道自己会在上周四死掉，所以我们可以合理推测，他一定在别处私藏了更多钱，他觉得自己可以好几年都不必工作。”

那个大型交流道系统快到了，我们正要开进亚特兰大。

“绕过机场。”我跟他说。

我们在水泥道路上绕行着城市，经过机场后，我找到那条通往贫民区的路。快要早上七点半了，那个区域在柔和的晨光中看来挺棒的，刚升起的太阳让此地笼罩在朦胧的微光之中。我找到对的街道跟房子，芬雷慢慢驶近房子周边用来防风的围篱，但我们并不想为难这对老夫妇。

下车后我领着芬雷走过铁丝围栏的一道门，过了一条笔直的路之后，就到了他们家门口。我对他点点头，他拿出警徽然后敲敲门，我们听见走廊传来吱吱嘎嘎的走路声，还有门闩跟门上链子被喀喀打开的声音。门打开后是谢曼·史托勒的妈妈站在那里，她看起来是清醒的，不像被我们吵起来的样子。她不发一语，只是瞪着我们。

“早安，史托勒太太。”我说。“记得我吗？”

“你是位警官。”她说。

芬雷向她出示警徽，她点点头。

“进来说比较好吧。”她说。

我们跟她沿着走廊进到狭窄的厨房。

“我可以帮你们什么吗？”那位老太太说。

“我们必须去查看妳家的车库，女士。”芬雷说，“我们有理由相信，妳儿子在那里藏了一些偷来的东西。”

老太太站在厨房里，有片刻不发一语。然后她转身从墙壁钉子上拿下一把钥匙给我们，什么话也没说，接着就穿过狭窄的走廊走进另一个房间里。芬雷对我耸耸肩，我们从前门出去，绕过屋子走到车库。

那小车库里面是一道往下的斜坡，刚好只容纳得下一部车子。芬雷开锁后把门打开，里面空无一物，只有两个纸箱被并排摆在车库尽头的墙边。我在谢曼·史托勒的新家也看过一模一样的两个纸箱，都是岛屿空调公司用的，只不过这两个上面还有封箱胶带。箱子上都有一长串手写的序号，我仔细看着它们一照这号码看来，两个箱子里都各有十万美金。

芬雷跟我站在那儿望着纸箱，什么也没做，只是凝视着它们，然后我走到墙边把其中一个拖出来。我拿出摩里森的弹簧刀，放出刀刃，抵住胶带封住的地方后割裂箱子的顶部，打开封口，然后把它推倒。

箱子砰一声倒在水泥地上，扬起了许多尘埃，像雪片般的纸钞从里面倾泄而出。地板上飘满了白花花的现金，到处都是纸钞，数以万计的一元纸钞。我们眼前好像一条纸钞构成的小河，有些是新的，有些绉巴巴，有些是一大卷，有些被捆成厚厚一叠，有些则四散飘动。纸箱里的现金撒出来之后，如潮水般的钱淹到了芬雷亮晶晶的鞋旁边。他蹲下来，把手伸进那一堆如湖水般的纸钞里，随便用手抓起两把钱。这小车库里面很暗，只有苍白的晨光从一扇肮脏的小玻璃窗洒进来。芬雷一直蹲在地上，两只大手里塞满了纸钞，我们看着那一堆钱，然后又彼此对望。

“这里有多少钱？”芬雷问我。

为了要看序号，我把箱子踢翻，结果又有更多钱跑出来，散落一地。

“将近十万。”我跟他说。

“另一个呢？”他说。

我望着另一个箱子，仔细看那一长串手写的序号。

“十万再加上一点零头。”我说。“一定是塞得比较紧一点。”

他摇摇头，放掉手上的纸钞，开始伸手去翻搅那一堆钱，然后站起来把钱踢得到处都是，就像小孩子在踢落叶一样。我也照着做，我们边踢边笑，车库里的钱四处飞散，空气也跟着变得混浊。我们高声欢呼，互相拍拍背，面对面双手击掌，围着地板上的十万元纸钞手舞足蹈。

芬雷倒车，把宾利开到车库门口，我把纸钞踢成一堆一堆，开始塞进冷气机纸箱里，但是无法全部塞回去，因为紧紧捆成一卷与一叠的钱都散开来了，全部混在一起。我把箱子立起来，尽可能用力把钱往下压，但是无论如何也办不到。留在车库地板上的纸钞一定有三万块左右。

“拿没拆封的箱子就好，”芬雷说，“等一下再回来拿另一个。”

“那些根本是九牛一毛。”我说，“我们应该把那些钱留给那对老夫妇养老，那是他们儿子留下的遗产。”

他想了想，对我耸耸肩，好像这件事不怎么重要。那些现金堆在地上跟垃圾没两样，因为实在太多了，看起来真不像钱。

“好吧。”他说。

我们把箱子拖到车库外的晨光中，搬进宾利的后车厢，这差事可真不简单，箱子非常重，十万块一元纸钞的重量大概是两百磅。搬完后我们还休息了一会儿，喘口气，然后关上车库大门，把另外十万块留在里面。

“我要打个电话给皮卡。”芬雷说。

他走回老夫妇的房子去借电话，我靠在宾利车暖暖的引擎盖上，享受着早晨的阳光，两分钟后他又走了出来。

“我们得去他的办公室一趟，”他说，“开个战略会议。”

还是由他开车，他努力绕出这迷宫一般的凌乱小路，开往市中心。他转动大方向盘，把车子开往高楼林立的区域。

“好吧，”他说，“你已经证明给我看了，现在该跟我说你是怎么想出来的吧？”

我在大皮椅上转身面对他。

“我本来想再看一次乔伊的清单，”我说，“就是史托勒家的车库那件事，跟标点符号有关的。但是那张清单被加氯的水给浸泡过了，所有的字都被漂不见了。”

他瞥了我一眼。

“这样就让你想出来了？”他说。

我摇摇头。

“我是从参议院那份报告中想出来的，”我说，“里面有两小段文本，讲的分别是多年前发生在波哥大与黎巴嫩的犯罪活动，他们做的都是同一件事：把真钞漂白后拿来印伪钞。”

芬雷闯了个红灯，瞥了我一眼。

“所以克林纳的主意不是自己想出来的啰？”他问我。

“完全不是，”我说，“但是其他人的行动都是小规模的，层次不高，克林纳却干得轰轰烈烈，已经达到企业经营的规模。如果伪钞这一行里面有人可以媲美汽车大王亨利·福特的话，那个人一定是他。亨利·福特也不是汽车的发明人，对吧？不过大规模生产汽车却是由他首创。”

他在下一个红灯停了下来，因为前方有人、车在通行。

“参议院的报告里面有漂白真钞这件事？”他说，“那巴托洛穆或凯尔斯坦怎么都没想到？那本鬼报告不是他们写的吗？”

“我想巴托洛穆已经想到了，”我说，“我想他最后终于想到了这件事。他写给乔伊的电子邮件也是有关这件事。他恰巧想了起来。报告实在太长，篇幅长达好几千页，而且又是多年前的作品，漂白这回事，只是其他一堆事情里面的一个小小注释而已，而且它提到的伪钞规模又那么小，跟克林纳的大手笔根本就不能相提并论。这不能怪巴托洛穆或凯尔斯坦，他们是缺乏联想力的老家伙。”

芬雷耸耸肩，把车停在消防栓旁边一个加强拖吊的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