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闹区的最北端减速，慢慢往南穿越这座沉睡中的小镇，大家都不发一语。哈伯躺在后座上，一副快崩溃的样子，芬雷则坐在我身边的乘客座，一脸严肃，透过挡风玻璃凝视前方。我们三个人都上气不接下气，在经历了一阵紧张刺激的危机之后，都陷入了沉默之中。

仪表板上的时钟指着凌晨一点。在四点以前，我想一直躲着不动，这是一种迷信似的行规，我们都称这个时间点为“KGB时间”。传说KGB（前苏联国家安全局）的人总是在半夜四点敲门抓人，而且据说成效卓着，因为那些倒楣鬼仍然迷迷糊糊的，两三下就被制伏了。偶尔我们自己也会试试这招，屡试不爽，所以我决定继续等，就当作最后一次吧！

我开车时刻意左躲右闪，开进最后一排商店后面的补货巷子，把大灯关掉，停在发廊后的暗处。我关上引擎后，芬雷瞥了一下四周，然后耸耸肩。凌晨一点去发廊有什么了不起？反正一辆价值十万的宾利都可以被我们开来撞房子了，何况他还被一个疯子关在牢房里面十小时。这些事情都疯狂透顶了，而且芬雷可是在波士顿待了二十年，加上在马格瑞夫的六个月历练，你以为还有事情值得让他大惊小怪吗？

哈伯从后座把身体往前靠，好像累挂了。他刚刚完成连续三次蓄意撞车的“壮举”，三次冲击下来，他不但像是被揍过一顿似的，而且看来惊魂未定，耗尽了所有体力。他撞进第一个目标以后，需要很大的勇气才能让他猛踩油门，继续撞第二、第三个目标。但是他干得很漂亮，不是每个人都能办到，不过，他现在也因此而难过煎熬。我从座位滑出来，站在巷子里，做个手势示意哈伯下车，他跟我一起站在黑暗中，看来还是摇摇欲坠。

“你还好吧？”我问他。

他耸耸肩。

“大概吧。”他说，“我撞到膝盖，还有脖子痛得像断掉一样。”

“四处走动一下。”我说，“不要让身体僵掉。”

我陪他在巷子里来回走动，前后各走十步，绕了两次，他左脚走起路来有点吃力，或许车门凹进来，撞到了他的膝盖。他转动脖子，试着放松刺痛的颈部肌肉。

“还好吧？”我说。

他对我微笑，结果突然扭到了肌腱，脸上的表情变得很痛苦。

“死不了。”他说。

芬雷下车跟我们一起走动，他好像还在苏醒一样，像个刚刚起床的人伸展身体，又活跃了起来，在黑暗中对我露出微笑。

“干得好，李奇。我还在纳闷你到底会怎样把我救出去。皮卡怎么了？”

我用手指比了一把手枪，就像小孩在枪战游戏中的动作一样，他对我点点头，那神情好像把我当成拍档似的，但是他那个人向来矜持，所以没有多说些什么。我似乎应该有什么回应，所以我也跟他握握手，然后转身轻敲发廊用来补货的后门。门马上就打开了，比较老的那位理发匠好像在那儿等我们敲门似的，开门的姿势活像个老管家，示意我们走进去。我们一个接一个走进去储藏室，在一个堆满理发用品的架子旁等着，接着那浑身橘皮的老家伙走到我们身边。

“我们需要你的帮忙。”我说。

老家伙耸耸肩，举起他那赤褐色的手掌示意我们等等，慢慢走到前面之后，又跟他的搭档走回来。他跟比较年轻的那个老家伙交头接耳地讨论我的请求，两人的嗓门都很粗。

“上楼吧。”比较年轻的那个说。

我们陆续走上一个狭窄的阶梯，到了发廊楼上的一间公寓里，两位老理发匠带着我们走进客厅，他们放下百叶窗，打开两盏昏暗的灯，挥手叫我们坐下。那是个破旧的小客厅，但是很干净，让我觉得很自在——我想如果我能有个房间的话，也要这样的。我们坐下后，比较年轻的那个老头跟我们一起坐，比较老的那个又慢慢走开，把门关上。我们四个坐在那里大眼瞪小眼，接着那个理发匠倾身往前靠。

“以前也有人在我们这儿躲过。”他说。

芬雷左右张望了一下，决定自己充当发言人。

“是吗？”他说。

“是的，先生。”理发匠说，“说老实话，来我们这里躲藏的有男有女。”

“像是哪些人呢？”芬雷问他。

“你想得到的都有。”那老家伙说，“有的是农场工人工会的人，在花生田里工作，或者是种植水蜜桃的男工人。还有一些为黑人争取选民登记权的女孩，那些不想去越南送死的男孩子也来过。只要你说得出来，我们都窝藏过。”

芬雷点点头。

“现在轮到窝藏我们。”他说。

“在镇上遇到麻烦吗？”理发匠问他。

芬雷又点点头。

“大麻烦。”他说，“这里马上要改头换面了。”

“早该改一改了。”那老家伙说，“等了那么多年。”

“你也期待吗？”芬雷说。

理发匠点点头站起身来，走到一个大柜子前，打开柜门后挥手叫我们过去看看。那是个可以顶到天花板的大柜子，里面的架子都很深，架上堆着满满的钱，一叠叠像砖块一样都用橡皮筋捆好，里面一定有好几十万。

“克林纳基金会发的钱。”老家伙说，“他们不断丢钱给我们，一定有哪里不对劲。我已经七十四岁了，之前的七十年，大家都想要朝我们身上吐口水，但现在却一股脑对我们丢钱，一定有问题，不是吗？”

他把门关起来。

“我们都没花。”他说，“不是自己赚的，我们一毛也不会花，只是把钱都堆在柜子里。你们几个在追查克林纳基金会吧？”

“明天开始，克林纳基金会就从世界上消失了。”我说。

那老家伙只是点点头，他经过柜子的时候还瞥了它一眼，摇摇头，然后关上门，把我们独自留在这个温暖的小房间里。

“这不是件容易的差事。”芬雷说，“两边都有三个人，但是他们有四个人质，其中有两个是小孩，我们甚至还搞不清楚人质被关在哪儿。”

“他们也在仓库里。”我说，“那是肯定的，不然会在哪里？没有多余的人力可以在其他地方看管他们了，而且你也听到那录音带里传来轰隆隆的回声吧？那是在仓库里，不会错的。”

“什么录音带？”哈伯问我们。

芬雷看着他。

“他们叫萝丝可录一卷带子给李奇听。”他说，“叫她传达一个口信，证明她在他们手上。”

“萝丝可？”哈伯说，“那查莉呢？”

芬雷摇摇头。

“只有萝丝可的录音。”他撒谎，“没有查莉的录音。”

哈伯点点头。干得好啊，哈佛佬！想想看，如果哈伯知道查莉被人用利刃抵住喉咙，逼她对着麦克风讲话，那他不疯掉才怪。他会陷入一阵惊慌失措，也就成了无效的兵力。

“他们都在仓库里，”我说，“毫无疑问。”

哈伯对那座仓库熟门熟路。有一年半的时间，他大部分的日子都在里面工作，所以我们叫他一遍又一遍说明仓库里的平面位置，我找到纸跟铅笔，叫他画下来。我们一再核对平面位置图，把所有的门、楼梯、距离和一切细节都标在上面。最后我们画出的那张图，简直就像是建筑师的得意之作。

那栋独立的仓库是整排四个仓库的最后一间，跟第三栋农用仓库靠得非常近。这两座仓库之间有一道围篱，围篱跟仓库之间只留了一个信道，其他三面则围着整栋仓库的主要围篱。这道围篱离仓库后方很近，但是前方有很大的空间可供货车转弯。

仓库正前方的墙面大概都让那扇大铁卷门给遮住了，远处角落有一个可以让员工进出的小门，小门后有个笼子，笼子里是铁卷门的绞盘。进了门左转就有一道露天的金属阶梯，可以通往上方的办公室。办公室由悬梁撑着，往后一直延伸到大仓库后面，跟地板有四十英尺的高度落差。办公室有几扇大窗户跟一个有栏杆的露台，可以用来监看下方；办公室后方有一扇门，可以通往一个外面的太平梯，那也是一道露天的阶梯，下去后可以直接通过后墙，冲到外面去。

“好。”我说，“都很清楚了吧？”

芬雷耸耸肩。

“我担心他们的援军，”他说，“外面的警卫。”

我也对他耸耸肩。

“没有援军了。”我说，“我比较担心的是霰弹枪。里面空间很大，又有两个小孩在场。”

芬雷点点头，看来一脸严肃。他知道我的意思。霰弹枪的铅弹头会爆开四散，孩子们很容易就小命不保。我们陷入一阵沉默，当时已经快要凌晨两点了，还有一个半小时要等。我们将在三点半出发，四点抵达那里，我最喜欢在那个时间发动攻势。

我们静静等待，就像战壕里的士兵、空袭之前的飞行员，大家都不发一语。芬雷在打瞌睡。他不是没做过这种事，而且可能经验丰富。他在椅子里伸展四肢，左边手臂平摆在身旁，那半截被剪断的手铐还戴在手腕上，像只银手环。

哈伯直挺挺坐着，他没有这种经验，坐立不安地乱动，不停消耗体力，这也不能怪他。他一直看着我，眼神里充满疑惑，我只能不断对他耸肩。

两点半的时候，传来轻轻的敲门声，房门开了个缝，比较老的那位理发匠站在门口，直接伸出一根绉巴巴的指头，指着我的时候还不断发抖。

“小子，有人想见你。”他说。

芬雷坐了起来，哈伯则是很害怕。我做手势叫他们都不要动，然后站起来掏出口袋里的“沙漠之鹰”，喀哒一声打开保险。老家伙急忙对我挥挥手，一副局促不安的样子。

“不用动枪啦，小子。”他说，“完全不需要。”

他急着催我出去，我把枪收起来，对着他们俩耸耸肩，跟着老家伙走出去。他领我走进一个小厨房，里面坐着一个很老的女人，她坐在凳子上，和那老家伙一样的赤褐肤色，瘦得跟竹竿一样，就像是矗立在冬天里的一棵老树。

“这是我姊。”老理发匠说，“你们几个小子聊天把她给吵醒了。”

然后他向她走过去，弯腰跟她耳语。

“我跟妳说的就是这小子。”他说。

她抬头对我微笑，那表情是一道曙光。她的脸上还残留着昔日的容颜，很久以前一定是个美人。我握着她伸出的手，那只干瘪的手就像手套一样柔软，套在像铁丝一样细的骨头上。老理发匠想让我们俩在厨房里独处，出去前在我身边停了一下。

“问她有关瞎子布莱克的事。”他说。

老家伙慢慢走出去，我还握着老太太的手，在她身边蹲下。她没有把手抽掉，只是轻放在我的大手里，我好像握住一根树枝似的。

“我有点重听，”她说，“你要靠近一点。”

我在她耳边讲话，觉得她闻起来就像一朵昨日黄花，昔日的繁华已经褪尽。

“这样可以吗？”我说。

“很好，小子。”她说，“这样我就听得到。”

“我跟你弟弟聊起瞎子布莱克的事情。”

“我知道，小子。”她说，“我弟全都跟我说了。”

“他说妳认识他。”我在她耳边说。

“我当然认识他。”她说，“熟得很。”

“妳可以说一些有关他的事吗？”我问她。

她把手转一转，用悲伤的眼神凝视我。

“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她说，“人都已经去世那么久了。”

“他人怎样？”我说。

她还是凝视着我，泪眼婆娑地回想着六、七十年前的往事。

“他是个瞎子。”她说。

她顿了好一会儿都没再说些什么，在一阵寂静中，她的双唇抖动着，因为握着她那瘦骨嶙峋的手腕，所以我可以感受到她激动的脉搏。她的头移动着，好像在聆听远方传来的声音。

“他是个瞎子，”她又说了一遍，“而且是个贴心的男孩。”

她已经九十几岁了，所以她现在回想的是她二、三十岁的往事，不是她童年或青春期的事情。当时她正值花样年华，而且她居然说布莱克是个贴心的男孩。

“当时我是个歌手，”她说，“他是个吉他手，你知道以前有句话吗？大家都说他弹吉他就像摇铃铛一样。以前我也这样跟大家描述布莱克。他一拿起那把老吉他，音符就不断飘扬出来。但是每个音符都像一个个完美的小银铃一样，在空中飘荡回响。我们常常整夜弹唱，在早上我会领着他走到一片草地上，坐在一棵绿荫老树下，继续弹，继续唱。不为别的，只是因为我会唱，他会弹，享受音乐的纯粹喜乐。”

她顺着呼吸哼了两句，本来我以为她那么瘦弱，唱出来应该是发颤的女高音，没想到却比我期待的低了五度，唱的是带着呼吸声的女低音。我跟着她一起回想过去，想像他们置身在旧日格鲁吉亚州的草地上，身边传来阵阵野花香，昆虫一起在懒洋洋的午后嗡鸣，他们两个靠在树边，愉悦地弹唱着布莱克的歌曲，而我爱死了他充满讽刺的臭屁曲风。

“他怎么死的？”我问她，“妳知道吗？”

她点点头。

“这世界上只有两个人知道这件事，”她低声对我说，“我是其中一个。”

“妳愿意跟我说吗？”我说，“当初我可以说就是为这件事来的。”

“已经六十二了，”她说，“这六十二年来，我还没有跟任何人说过。”

“妳愿意跟我说吗？”我再问一遍。

她点点头，老迈的眼眶泛着悲伤的泪水。

“六十二年了，”她说，“你是第一个问我的人。”

我紧张到不能呼吸，她的双唇发颤，手在我的手掌里乱抓着。

“他是个瞎子，”她说，“但是却很臭屁。你知道臭屁是什么意思吗？意思是他总是盛气凌人。他只要对你微笑，咧嘴做个鬼脸，你就可以感觉得到。布莱克很臭屁，他有用不完的精神跟力气，走路说话都快，总是闲不下来，傻里傻气的脸上总是挂着甜蜜的微笑。但是有一次，我们离开镇上一个地方，在人行道上边走边笑着。当时四下无人，只有两个白人朝我们走过来，一个男人跟一个小孩。看到他们后，我就乖乖让出人行道，站在泥土地上等他们通过，但可怜的布莱克是个瞎子，没看到他们，迎面撞上了那个男孩。他大概十一、二岁左右，被布莱克撞飞，跌落在泥土地上，头部被石头割伤，发出了惨叫。白人小男孩的老爸跟他在一起，我认得他，他是镇上有头有脸的人物。小男孩大喊大叫，吼着要他老爸惩罚那个黑鬼，他老爸开始发狂似的用手杖攻击布莱克。杖头有一个大大的银制把手，可怜的布莱克不断被手杖敲头，最后他的头像西瓜一样被打爆，当场死了。他扶起小孩，还转身要我去马槽边把上面沾满头发、血迹与脑浆的手杖洗干净。他威胁我不能透露这件事，否则连我都要杀掉。所以我只能躲起来，直到别人发现可怜的布莱克死在人行道上，我才冲出来哭号，跟着其他人一起大喊大叫。在今天以前，我还没有跟任何活人讲过这件事。”

她的双眼涌出斗大的泪珠，慢慢从她瘦削的脸颊流下来，我用指背帮她擦去泪珠，握住她的另一只手。

“那个男孩是谁？”我问她。

“那件事情发生后，我还是四处看到他。”她说，“之后我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他的冷笑，每次都让我想起可怜的布莱克，想到他躺在那里、头骨爆裂的模样。”

“他是谁？”我说。

“那是个意外。”她说，“任谁都可以看出可怜的布莱克是个瞎子，那男孩根本没有必要装模作样地大吼大叫。他伤得不严重，而且他的年纪也够大，该懂事了。他是故意大吼大叫的。”

“那个男孩是谁？”我又问了一遍。

她转身凝视我的双眼，对我说出这个埋藏了六十二年的秘密。

“是格罗佛·帝尔。”她说。“长大后当上镇长，跟他老爸一样。那浑球还把自己当成世界之王，但他只是个大吼大叫的小王八蛋，害我那可怜的布莱克无缘无故被打死，到头来只因为他是个瞎子，是个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