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斯特·史东的这天像平常一样开始。他照常开车去上班，奔驰车开起来也一样平稳。天气晴朗，正是六月份该有的样子。进城的这一路上都很正常，交通流量没什么变化。收费站那几摊卖玫瑰花和卖报的小贩也像平常一样。车子进入曼哈顿，车潮缓慢，表示他到这里的时间跟以前差不多。他开进大楼底部停车场，停在公司租的同一个车位，然后再搭电梯到办公室。但就从这一刻开始，他的一切都会不一样了。

整间办公室空无一人，感觉好像他的公司在一夕之间消失了。职员见情势不对，全部都已一走了之。远处的一张桌面上，有个电话还在响着，根本没人去接。电脑全部关机，空白屏幕反射着天花板的日光灯。他的办公室本来就很安静，不过现在更有股异常的寂静。他走进去，里头就简直像坟墓一样毫无生气。

“我是契斯特·史东。”他打破沉默。

他说话，只是为了在这里制造点声响，不过他只听到一阵死气沉沉的声音。这里没有回音，因为厚地毯与纤维墙板像海绵般吸收了声音，他说的话马上就消失在空荡荡的房间里。

“可恶！”他说。

他很生气，大部分是气他的秘书。她已经跟了他很久，他以为她是那种会挺身而出支持她的职员，腼腆地替他打气，眼中闪着光芒，并保证与他并肩作战，克服任何危机。可是，她还是像其他人一样走了。她一定也听到财务部的传言，说公司要倒了，付不出薪水，所以她拿了个装旧文件的纸箱，把文件倒掉，用空纸箱来装那些廉价相框和里头的照片，还有她桌上那盆烂植物，以及抽里的/堆废物；接着她就抱着纸箱，搭地铁回到她那间回到她那间不知在哪个烂地方的小公寓。以前在他付得出薪水时，她还用一部分的钱装潢翻修了那间小公寓。她应该正坐在家里，穿着浴袍，慢慢喝着咖啡，突然多出一个不用上班的早晨，而且以后也不用再回公司了，于是她边喝咖啡边翻报纸的求职栏，找下一份工作。

“可恶！”他又说了一次。

他转身往外冲，穿过秘书区，往回走进电梯，搭到一楼，走到大楼外的阳光下，接着快步往西，心情愤怒，心跳加速。高耸的双子星大楼反射着阳光，笼罩着他。他快速通过广场，走进一部电梯。他在流汗，而大厅的冷气穿透了他的外套。他直接搭到八十八楼，走出电梯门，穿过狭窄的走廊，在二十四小时内第二度走进荷比办公室的大厅。

男接待员就坐在柜枱后面，而在大厅另一侧，有个身材粗壮的男人穿着高级西装正从厨房出来，端着两个马克杯。史东闻到咖啡的味道，也看见杯子冒着热气，里头还有螺旋状的白色泡沫。他把眼神停在这两个人中间。

“我要见荷比。”他说。

他们不理他。壮汉走到柜枱，把一个杯子放在接待员面前，然后走到史东后方，待在比他更接近大厅门口的地方。接待员往前倾，摇了摇杯子，仔细调整杯子握把的角度直到满意为止。

“我要见荷比。”史东再说一次，这次盯着正前方看。

“我叫东尼。”接待员对他说。

史东稍微转头，盯着他看，表情茫然。他的额头上红了一块，好像是刚撞到的瘀伤；他两侧的头发刚梳过，不过湿湿的，似乎刚刚才冰敷过。

“我要见荷比。”史东说了第三遍。

“荷比先生今天不在，”东尼说。“你的事情目前由我来处理。我们需要谈谈，对不对？”

“对，我们要谈谈。”史东说。

“进去谈吧？”东尼边说边站起来。

他朝壮汉点点头，壮汉便绕过柜枱，坐到他的位子上。东尼走出柜枱，走向办公室的门，打开让史东先进去，里头还是一样昏暗，就跟史东昨天来时一样。百叶窗还是关着。东尼穿过黑暗，走到荷比的桌子后方坐下，弹簧椅嘎吱响了一声，办公室内又回复寂静。史东跟着他，走到桌前的沙发旁停下，看看左边又看看右边，不知道该坐哪里。

“你要站着。”东尼说。

“什么？”史东说。

“在我们谈话时，你要一直站着。”

“什么？”史东又说一遍，语气非常惊讶。

“就站在桌子前面。”

史东站着不动，说不出话来。

“手放在两侧，”东尼说。“站直，不要驼背。”

他说话时非常沉着安稳，语调平淡，完全没有变化。当他讲完后，室内一阵沉默，只有不知从大楼哪里传来的极细微的杂音，以及史东怦怦的心跳声。史东的眼睛慢慢适应了黑暗，他看见桌面上有荷比钩子的刻痕，就像狂暴的装饰线条，深深刻进木头里。办公室里的沉默让他不安，而他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反应。他看了一眼左边的沙发，觉得这样站着实在很丢脸，而且叫他这么做的是一个接待员，这就更丢脸了。他又看了右边的沙发，心想自己应该反击，直接走过去坐下。不管那家伙，直接做就对了。坐下，让他看看谁才是老大，就像打出一记成功得分的回击球，或是直接发球得点。坐下吧，我的天哪，他心里想着。但他的脚动不了，就像瘫痪了一样。他站着离桌子有一小段距离，僵着不动，既愤怒又觉得丢脸，还有害怕。

“你穿着荷比先生的外套，”东尼说。“可以请你脱下来吗？”

史东盯着他看，然后才低头看着自己穿的外套。这是他自己的塞维罗街西装外套。他突然想到，这是第一次，他一生中第一次连续两天穿着一样的衣服。

“这是我的外套。”他说。

“不对，是荷比先生的。”

史东摇头。“我在伦敦买的，这当然是我的外套。”

东尼在黑暗中露出微笑。

“你还不懂，对吧？”他说。

“懂什么？”史东说，表情一片茫然。

“荷比先生现在拥有你这个人。你是他的人，所以你所有的东西都是他的。”

史东盯着他。办公室内一片安静，只有不知从大楼哪里传来的极小的杂音，以及史东怦怦的心跳声。

“所以，把荷比先生的外套脱下来。”东尼平静地说。

史东只是盯着他看，嘴巴一张一合，但发不出声音。

“脱掉，”东尼说。“那不是你的东西，你不该站在这里，身上还穿着别人的外套。”

他的声音很平静，但语气带着威胁。史东吓得表情僵硬，过了一会儿，他的手突然开始自己动作，似乎不受他控制。他脱掉外套，抓着领子举在半空中，好像在男装部试穿衣服，然后脱下一件不喜欢的样式。

“麻烦放在桌上。”东尼说。

史东把外套拉平放在桌上，摸着上等的羊毛织料。东尼把外套拉过去，一个个搜着口袋，将里头的东西堆在面前，然后卷起外套，从桌面直接丢到左边的沙发上。

他看着那堆东西，拿起史东的万宝龙钢笔，露出欣赏的表情，把笔放进自己的口袋。接着他拿了一串钥匙，摊在桌面上，一支一支举起来看，最后选到车钥匙，用拇指和食指捏着。

“奔驰吗？”

史东面无表情地点头。

“型号？”

“500SEL。”史东低声说。

“新的吗？”

史东耸肩。“买了一年。”

“颜色？”

“深蓝色。”

“在哪？”

“我办公室那里，”史东低声说。“在停车场。”

“我们晚点再过去拿。”东尼说。

他打开一个抽屉，将钥匙放进去后关上抽屉，接着注意力转到桌上的皮夹。他把皮夹倒过来摇一摇，用手翻出里面的东西，翻完后就丢到桌子下方，史东听到垃圾桶铿锵响了一声。东尼看了玛莉莲的照片一眼，也跟着皮夹丢进垃圾桶，这次史东听到垃圾桶铿锵响了很小一声。东尼用三根手指把信用卡叠起来推到一边，动作很像赌场牌桌上发牌的庄家。

“我们认识某人愿意出一百块买这些东西。”他说。

接着，他翻了一下纸钞，按照面额排好，算完总数后，拿了根回纹针夹起来，放进车钥匙的那个抽屉。

“你们要什么？”史东问。

东尼抬起头看他，说：“我要你把荷比先生的领带脱下来。”

史东无助地耸耸肩。

“我说真的，你们到底要什么？”

“一千七百一十万元，你欠我们的。”

史东点头。“我知道。我会还的。”

“什么时候？”东尼问。

“呃，我需要一些时间。”史东说。

东尼点点头。“好，给你一小时。”

史东盯着他。“不行，一小时不够。”

“你只有一小时。”

“一小时我凑不到钱。”

“我知道你凑不到，”东尼说。“不管给你一小时、一天、一星期、一个月，甚至一年，你都凑不出来，因为你连个小麻烦都解决不了。”

“什么？”

“你真可耻，史东。你爷爷做牛做马辛苦创建了公司，你父亲努力发扬光大，你却让它付诸流水，因为你是个蠢蛋，知道吗？”

史东茫然地耸耸肩，咽了咽口水，说：“好，我是受到了一点打击，不过我能做什么？”

“把领带脱下来！”东尼对他大喊。

史东吓了一跳，举起双手笨拙地要把领带的结解开。

“把领带解开！你这个白痴！”东尼大喊。

他终于解下来了，然后丢在桌上，领带还乱成一团。

“谢谢你，史东先生。”东尼平静地说。

“你们到底要什么？”史东低声问。

东尼打开另一个抽屉，拿出一张黄色的纸，上头有密密麻麻的潦草字迹，看起来像是某种表单，最下方有数字的总和。

“我们拥有你公司百分之三十九的股份，”他说。“那是在今天早上之前。现在我们要另外百分之十二的股份。”

史东盯着他，自己在心里加总。“你们要控制股权？”

“没错，”东尼说。“我们已经有百分之三十九，再加上百分之十二，就是百分之五十一，也就拥有了控制权。”

史东又吞了口口水，摇摇头说：“不行，我不能这么做。”

“好，那你就在一小时内还给我们一千七百一十万。”

史东站着不动，手足无措，左右不停地张望。此时他后面的门正好打开，穿昂贵西装的壮汉踩着地毯，无声地走到东尼左后方站着，双手在胸前交抱。

“请把手表也脱下来。”东尼说。

史东看着自己的左腕，那是只劳力士，看起来像是钢制，但其实是白金的，是他在日内瓦买的。他把表脱下来交给东尼。东尼点点头，把表放进了另一个抽屉。

“现在，把荷比先生的衬衫脱下来。”

“我不会给你们更多股份的。”史东说。

“你会的。把衬衫脱下来，好吗？”

“我告诉你，我不会屈服的。”史东尽量表现得很有自信。

“你已经屈服了，”东尼说。“不是吗？你就快吓得屁滚尿流，弄脏荷比先生的裤子了，那会是个严重的错误，我们会叫你把裤子洗干净的。”

史东无话可说，只是盯着两人中间的某处。

“百分之十二，”东尼温和地说。“有何不可？那些东西根本一文不值了，而且你还留有百分之四十九。”

“我要跟我的律师谈。”史东说。

“好，谈吧。”

史东急切地环顾四周。“电话在哪里？”

“这里没有电话，”东尼说。“荷比先生不喜欢电话。”

“那我怎么谈？”

“用喊的，”东尼说。“大声一点，说不定你的律师听得到。”

“你说什么？”

“用喊的，”东尼又说了一遍。“你真的很迟钝对不对，史东先生？想想吧，这里没有电话，你也不能离开办公室，而你又要跟律师谈，所以你只能用喊的。”

史东一脸茫然。

“喊啊！你这没用的东西！”东尼对他大喊。

“不要！”史东无助地说。“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把衬衫脱掉！”东尼大喊。

史东突然吓了一跳，他的手迟疑地举在半空中。

“脱下来！你这没用的家伙！”东尼大喊。

史东的手弹起来，开始解开衬衫的扣子，他脱下了衬衫，穿着内衣在发抖。

“麻烦把它折好，”东尼说。“荷比先生喜欢整齐一点。”

史东很认真地照做。他抓着领子把衣服抖平，对折再对折，然后弯腰放到沙发上的外套上方。

“把百分之十二让出来。”东尼说。

“不要。”史东双手紧握着说。

办公室里一片静默。既安静又昏暗。

“效率，”东尼平静地说。“这是我们的准则。你应该更注重效率，史东先生，这样或许你的事业就不会一败涂地。那么，你认为我们怎么处理这件事，才算最有效率？”

史东无助地耸耸肩。“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解释给你听，”东尼说。“我们要你听话，我们要你在纸上签名。你想我们会怎么做？”

“我绝对不会签，你这混帐！”史东说。“可恶，我会先申请破产，要求破产保护，你们什么也拿不到的。一丁点也没有。而且你们还得上法院，至少五年。”

东尼耐心地对他摇摇头，像是小学老师听到学生讲错好几次答案时会有的动作。

“你们要做什么就做吧，”史东对他说。“我不会把公司交出来的。”

“我们可以伤害你。”东尼说。

史东在室内的昏暗光线中看着桌面，他的领带还在那里，就在荷比钩子的刻痕上面。

“把荷比先生的裤子脱下来！”东尼大喊。

“不要！我才不要！可恶！”史东喊回去。

站在东尼后方的壮汉拿出一样东西，发出皮革摩擦声。史东盯着他看，吓了一跳，原来是支黑色的小手枪。壮汉一手伸直拿着枪，举到与眼齐高，边瞄准边绕过桌子走向史东，愈走愈近。史东睁大眼睛，惊恐地看着那支正瞄准他的手枪。壮汉瞄着他的脸，他开始发抖，冒出冷汗。壮汉无声地走着，愈走愈近，史东的眼神一直跟着手枪。最后，枪口停在他的前额上，紧紧压着。枪口很硬，也很冰凉，史东止不住地发抖，把身子往后倾，不让枪口压那么紧，差点还往后跌倒。他的注意力一直在那支枪上，没看到对方另一只手握紧了拳头，朝他挥了一拳。这一拳重重击在他的腹部，使他整个人倒了下去，双腿弯曲，整个人扭成一团，不断喘气并干呕着。

“把裤子脱下来！没用的东西！”东尼低头对他喊着。

壮汉又狠狠踢了史东一脚，他叫了一声，像只乌龟背部朝地滚来滚去，不断喘气、作呕，双手开始扭着皮带。他解开皮带，拉下拉链，把裤子脱下；一开始裤子还卡在鞋子上，过了一会儿他才终于脱下来。

“站起来，史东先生。”东尼温和地说。

史东挣扎着站起来，重心很不稳。他的身子向前倾，低着头喘气，手扶在膝上，腹部起伏着，内裤下方露出两条细细白白没有脚毛的腿，脚上还穿着滑稽的深色袜子和鞋子。

“我们可以伤害你，”东尼说。“现在你知道了吧？”

史东点头，不停地喘气，两手压着肚子，腹部一直起伏，看起来好像快窒息了。

“现在你知道了吧？”东尼又问了一次。

史东又勉强点点头。

“说出来，史东先生，”东尼说。“说我们可以伤害你。”

“你们可以伤害我。”史东气喘吁吁地说。

“但我们不会这么做，这不是荷比先生做事的方式。”

史东举起一只手，擦掉脸上的眼泪，怀着希望抬头看着东尼。

“荷比先生比较想伤害你的太太，”东尼说。“这就是效率，知道吗？而且很快就能得到效果。所以现在，你要为玛莉莲想想了。”

裘蒂租来的福特金牛座可以开得比原来那辆奥斯摩比快很多，在六月份的干燥道路上，没有车可以与它相比。如果是一月下雪或二月下冻雨时，李奇可能会想开四轮传动车，不过在六月份、沿着哈德逊河开的话，普通车绝对比较好开。轿车的底盘低，好操控，转弯时也非常流畅。而且，轿车的运转声也比较小。他把收音机定在一个都市电台，一个叫薇诺娜·贾德的女歌手正在唱〈为何不是我〉。以前他应该不会太喜欢这个歌手；要是有人问他喜不喜欢唱哀怨情歌的乡村歌手，他可能会说不喜欢，因为他本来就有些偏见。可是她唱得实在太棒了，而且歌曲里有很多的吉他弹奏；另外，他觉得歌词也写得好，还想像着对着他唱这首歌的是裘蒂，而不是薇诺娜·贾德。她正唱着：伴你白头偕老的，为何不是我？为何不是我？他开始跟着唱，声音低沉粗犷，直到乐曲逐渐淡出，节目进入广告。他心想，如果以后自己像其他人一样，有房子也有音响的话，他要去买这张〈为何不是我〉的专辑。

他在九号公路上向北行，手边摊开租车公司附的地图，上头显示布莱顿就在皮克斯基尔与普基西的中间，往西走，在哈德逊河的右侧。地图旁边有张他从麦柏纳曼医生那里拿来的便条纸，上面抄着那对老夫妇的地址。他让时速保持在六十五英里，速度够快，能让他及时到达目的，但又在速限之内，让他不会被躲在路边的交警开罚单找麻烦。

一小时后，他到了盖里森，预计再往北会开上一条很宽的公路，他记得那条路会往西转过河，通往新堡。他应该要在到哈德逊河之前先下公路，就可以到布莱顿。剩下的，就是找地址了，这可能会花去他不少时间。

然而，他并没有花太多时间，因为他一从那条东西向公路下来进入布莱顿，就接到老夫妇住的街上。他往南开，沿路看着信箱及门牌号码，发现地址愈来愈难找。信箱六个一组，包含了方圆几百码的范围·和房子的位置看不出有什么直接的关联——其实，这里也看不到几栋房子。他的左右各有好几条通往树林的信道，有些用砂石铺成，有些则是东补西填的凹凸不平柏油路，其他的住宅，似乎要走进这些乡间小路才看得到。

他终于找到那家人的信箱了。信箱下方连接到路面的木柱，因为长期日晒雨淋而开始腐烂，也由于以前路面结冻膨胀而显得倾斜，上头还缠了密密麻麻的藤蔓与爬藤植物。信箱很大，是暗绿色，侧面的门牌号码已经褪色，但看得出是手工精心画上去的。信箱门开着，因为里头塞满了信件，他把全部的信拿出来，放到旁边的乘客座上，再关上信箱门，发现信箱门上有个名字，虽然褪色了，但也是手工精心写上去的：荷比。

所有信箱都设在马路右侧，方便让邮差工作，不过进入树林的小路则两边都有。在他停车的地方，可以看到四条小路，两条向左，两条向右；他耸耸肩，开进离他最近那条从马路右侧通往河岸的路。

他走错路了。这里有两间房子，一间在南，另一间在北，其中I间大门名牌上的名字是柯辛斯基，另一间则在停车场三角墙的篮框下头，停了部庞蒂克火鸟·*些小孩的脚踏车随意平放在草皮上。这里看不出老人与病人居住的迹象。

他回到马路上，开进左侧第一条路，结果也错了。后来他终于在马路右侧的第二条路找到目的地。这条路是往南的车道，与河岸平行，路旁杂草丛生。那间房子的大门前有个老旧生锈的信箱，方便让进来这条路的邮差投递。信箱的颜色与外面马路上的那个一样，是暗绿色，不过褪色得更严重，上头也写了一样的名字，颜色淡得有如鬼魅：荷比。在房子周围，通往屋内的电线及电，话线上缠满了藤蔓，整片垂挂着，就像窗帘一样。他开进两侧都是杂草的车道，停在一车棚下的雪佛兰Chevy轿车后方，这辆车是大型车，车盖与车厢看起来就像航空母舰，颜色则改成坑坑建泽的暗褐色，就像一般旧车常见的情况。

他熄火下车，又转身回头拿那叠信件，然后站在车旁。四周一片寂静，他眼前这栋房子只有一层楼，在他正前方往西延伸向河岸，房子的颜色与外面的旧车一样是暗褐色，墙板和屋顶都已年代久远。庭院简直是一团乱，看起来至少十五年没整理过了，经历潮湿的春季与炎热的夏季，各种植物毫无限制地生长着。从车棚到前门本来是条很宽的信道，不过由于两侧杂草过长，挤向信道，现在已经变成一段很窄的小路了。他看看周围，心想如果要清理这些东西，与其找园丁，不如找步兵排的人拿火燄喷射器来还比较有效。

他穿过小路，蔓生的杂草不断绊住他，好不容易终于到了前门。门边有个电铃，可是已经严重锈蚀，连按都按不下去，于是他身子前倾，用手敲起木门。他等了一会儿，没有回应，又再敲了一次。他听见后面那片丛林的昆虫声，也听到他车子下方消音器滴答冷却的声音。他又敲了一次门，继续等，接着听到屋内的木头地板吱嘎作响——是人的脚步声。他听见脚步声走到门边，透过木门，隐约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

“是谁？”女人说。

“李奇，”他回答。“我是盖伯将军的朋友。”

他的声音很大，在他后面那片丛林里的昆虫以及一些鬼鬼祟祟的小动物，全都吓得赶紧离开，而在他面前的门后，则传来对方开锁并拉开门栓的声音。门吱嘎打开，屋里一片昏暗，李奇往前走进屋檐的阴影下，看见一个老妇人，年约八十岁，骨瘦如柴，满头白发，身型佝偻，穿着一件褪色的印花洋装，从洋装盖住的腰部开始，则是件尼龙衬裙。他在照片里看过这种衣服，是五、六〇年代妇女在郊区花园派对会穿的样式。穿这种洋装的女人，通常会搭配长长的白手套、宽边帽，脸上还挂着一种中产阶级的满意笑容。

“我们在等你。”她说。

她转身，移到旁边，李奇点点头便往内走。老妇人的裙子呈喇叭状，很宽，他经过时摩擦到裙摆，发出很大的窸窣声。

“我把你们的信拿出来了，”他对她说。“你们的信箱都满了。”

李奇把那厚厚一叠都已经卷曲的信拿着，等她回应。

“谢谢，”她说。“你人真好。从这儿走到信箱那里实在太远，开车的话，我们又怕停在那里被后面的来车追撞。那条路车子很多，大家又开得很快，你也知道，都超过速限了。”

李奇点点头，不过心里想着，那是他见过最平静的路了；要是有个人晚上躺在路中央睡觉，隔天早上说不定都还活着，因为根本不会有车经过。他手里还拿着一叠信件，可是老妇人似乎完全不感兴趣。

“妳想把信放在哪里？”

“可以帮我放到厨房吗？”

走廊非常昏暗，两侧墙板上的木制饰板也都是阴沉的深色，不过厨房里头更阴暗。墙上有个小窗户，玻璃镶在黄色的凹槽上，厨房里有些零散的暗灰色饰品，还有一些奇怪的老旧珐瑯用具，这些用具都是青绿色或灰色，有高脚架也有矮的。整间厨房闻起来都是过期食物与烤炉的味道，不过大致上十分干净整齐。地面上原本铺着亚麻油地毡，但因为磨损严重，上头又再铺了一块碎布地毯，柜子上有个瓷器，里头摆了一副厚重的眼镜。他把整叠信件放在瓷器旁边，这样等他离开后，她可以戴上眼镜直接读信，不过在看信之前，她应该会先把身上穿的高级礼服收进放了樟脑丸的衣橱。

“我帮你切块蛋糕？”她问。

他看了炉子一眼，上方有个瓷盘，盖着一块磨损的亚麻布——她为他烤了东西。

“还有咖啡？”

炉子旁有个很旧的过滤式咖啡壶，表面是青绿色珐瑯，顶部有个玻璃制球形把手，机器连接插头的电线也有点磨损了。他点点头。

“我喜欢咖啡和蛋糕。”他说。

她也对他点头，显得很满意，然后急忙向前用纤细颤抖的大拇指按下咖啡壶开关……原来她早就准备好接待他，壶里早已装满煮好的咖啡。

“要等一下，”她说道，然后停下来听。旧咖啡壶开始发出类似哽住的声音。“来吧，我先带你去看荷比先生。他已经起床了，而且非常急着见你。等一下再来拿咖啡。”

她带李奇穿过走廊，进入房子后方的一个小客厅。客厅大约十二英尺见方，有几张扶手椅、沙发，还有几个与胸齐高的柜子，里头放满了陶瓷饰品。老先生就坐在其中一张椅子上，穿着一件硬挺的蓝色斜纹衫，有些地方已经磨损了；衣服的尺寸至少比他皱缩的身躯大上三倍，他的脖子非常细瘦，衬衫的领子在他身上成了一个很大的圆形。他的头上只剩几根稀疏白发，手腕则像铅笔般从袖口伸出来，而他的手简直就是皮包骨，摊在椅子的扶手上。他的脸上有根透明管子，绕过耳朵通到鼻子下方，在他身后有台推车，上头放着氧气筒。老先生抬头看看李奇，深深吸了口氧气，努力举起一只手。

“李奇少校，”他说。“很高兴能见到你。”

李奇走上前，握住他的手，感觉又冰凉又干燥，像是包了法兰绒的骷髅。老先生暂停一会儿，吸了更多氧气后，这才开始说话。

“少校，我叫汤姆·荷比，这位可爱的女士是我太太玛丽。”

李奇点点头，说：“很高兴见到你们两位，不过我已经不是少校了。”

老先生对他点头，接着吸了口氧气，说：“你服过役，所以我想应该要称呼你的军阶。”在客厅其中一面墙底中央有个用粗石铺成的壁炉，壁炉架上有好几幅裱了华丽银色相框的相片，大部分拍的都是同一个年轻人，穿着同样的橄榄色工作服，只是地点和摆的姿势不一样。其中有张比较旧的，是黑白相片，里头照的是另一个人，穿着制服，身材高大笔直，笑得很开，是个陆军一等兵，不过看得出是不同世代的军种——这个人说不定就是荷比先生，在他衰弱的心脏开始侵蚀他前拍的照片，不过李奇不太确定，他看不出照片中人与现在的荷比有何相似之处。

“那是我。”老荷比见他注视着那张照片，向他证实照片中人就是自己。

“二次大战吗？”李奇问。

老先生点点头，眼神充满悲伤。

“我完全没有出国，”他说。“我在征兵期限前就自愿入伍了，可是我的心脏不好——尽管那时我还很年轻。他们不让我出去，所以我只好在纽泽西州的一个库房服役。”

李奇点点头。老荷比一手伸到后面，调整氧气瓶活门，增加氧气的流动。

“我去拿咖啡，”老妇人说。“还有蛋糕。”

“需要我帮忙吗？”李奇问她。

“不用，我来就好。”她说完后便窸窣缓慢地走出房间。

“少校，请坐。”汤姆·荷比说。

李奇点点头，静静坐在一张离荷比够近的小扶手椅上，这样才能听清楚老先生虚弱的声音。他听见荷比呼吸时的咯咯声，另外除了氧气瓶顶端发出的嘶嘶声和厨房里瓷器的叮当声，其他什么也没有——这就是家的声音。李奇注意到窗前有个威尼斯风格的百叶窗，是淡黄绿色的塑胶条，整片都放了下来以挡住外面的光线。河就在窗外某处，可能在另一个杂草蔓生的庭院后方，而这地方差不多就在里昂·盖伯家的上游三十英里处。

“来了。”荷比太太在走廊就对他说。

她走回房间推了台推车，上头叠了一组与推车相称的瓷器，有杯子、碟子和盘子，还有一小壶牛奶与方糖罐。李奇刚刚在厨房看到盖着布的那个盘子已经掀开，上面有块圆形蛋糕，表面涂了些像是黄色糖霜的东西，也许是柠檬。老旧的咖啡壶也放在推车上，他闻到了咖啡的香味。

“你要加什么？”

“不加牛奶，也不加糖。”李奇说。

她倒了杯咖啡，细瘦的手腕因而颤抖着；她把碟子递给李奇时，上头的杯子还因为震动发出咯咯的碰撞声。接着她又切了四分之一块蛋糕，放到盘子上递给李奇，盘子也是不断摇晃着。氧气瓶发出撕嘶声，老先生开始讲述他的故事，中间停顿了好几次，等他吸了足够的氧气后才继续说下去。

“我以前是做印刷的，”他突然说。“我自己开了家店。那时候玛丽正好为我的一个大客户工作。我们认识后开始交往，在一九四七年春天结婚，我们的小孩在一九四八年六月出生。”

他转头，眼神望向那排照片。

“那是我们的儿子，名叫维特·楚门·荷比。”客厅突然一阵安静，像在进行某种仪式。

“我很重视义务。”老先生说。“我服役时没办法进行激烈活动，这点我很懊悔。我非常强烈地懊悔着，少校。可是我很高兴自己还能用其他方式报效国家，而且我做得很好。我和玛丽也用同样的方式教育孩子，让他爱国，为国家服务，他后来也自愿去越南。”

老荷比把嘴闭上，用鼻子吸氧气，一次、两次，然后屈身在他旁边的地上拿起一个皮面文件夹。他把文件夹放在瘦骨嶙峋的双腿上打开，取出一张照片，递给李奇看。李奇拿稳手上的杯盘，向前倾身，从荷比颤抖的手中接过照片。那是一张褪色的彩色相片，照片里有个站在房子后院的小男孩，大概九岁或十岁，矮矮胖胖的，露出牙齿微笑着，脸上有雀斑，头上戴了一个倒放的金属碗，肩上揹着一把玩具步枪，绷紧的丹宁裤管塞进袜子里以模仿士兵工作服的绑腿。

“他想当个军人，”老荷比说。“一直都想。这是他的志愿。我那时候当然很赞成。我们没办法多生一个孩子，所以只有维特一个，他是我们生命中的光芒。我那时想，既然他是独子，又有个爱国的老爸，所以当个军人是很好的志向。”

又是一阵安静。老先生咳了一下，再吸了几口氧气。还是一阵安静。

“你赞成打越战吗，少校？”老荷比突然问。

李奇耸耸肩，回答：“我那时候年纪还太小，没什么意见。不过就我知道的来说，不，我不赞成打越战。”

“为什么？”

“地点不对，”李奇说。“时间不对，理由不对，办法不对，方式不对，领导人也不对。没有确切的支持力量，没有确切想赢的意志，也没有一致的策略。”

“如果是你，你会去吗？”

李奇点头，说：“会，如果是我，我会去，没有选择的余地。我也是军人的孩子。不过我会很妒忌我父亲的那个世代，因为他们要让自己志愿参加二次大战就容易多了。”

“维特想开直升机，”老荷比说。“他很热中。恐怕这也是我的错。我带他去过一个郡展览会，花了两块钱让他体验飞行，那是台旧型的贝尔飞机，一部撒农药的飞机。从那之后他就只想当直升机驾驶员了，他认为要学习开飞机，军队可说是最理想的地方了。”

老荷比从文件夹拿出另一张照片给李奇看，里面也是同一个男孩，不过年纪已经大了一倍，也长高不少，他穿着新制服，站在一架军用直升机前，露出和以前一样的笑容。那架直升机的型号叫希勒H-二十三型，是训练用机型。

“那是在沃尔斯堡，”老荷比说。“就在德州，叫做美国陆军初级直升机训练学校。”

李奇点点头。“他在越南开直升机？”

“他是班上第二名毕业的，”老荷比说。“我们不觉得惊讶，因为他本来就是杰出的学生，从中学开始就是如此。他对数学特别有天分，还懂得会计学。我想过他会上大学，然后与我合伙从事印刷业。我很期待这一天。说出来不怕丢脸，我在学校成绩很差的，少校。我不是什么知识分子，所以当我看着维特表现得这么好，一直非常高兴。他是个非常聪明的孩子，个性也很好。他既聪明、又善良，有副好心肠，是个完美的孩子。是我们唯一的孩子。”

老妇人不发一语，没吃蛋糕也没喝咖啡。

“他分发的单位是洛克堡，”老荷比说。“在阿拉巴马州。我们专程去过那里。”

他又递了另一张照片，跟壁炉架上某个相框里的照片一样。相片褪色了，不过看得出背景的草地和天空都是柔和的颜色，一个很高的男孩穿着军服，帽子遮过了眼睛，一手搂着一个年纪较大、穿着印花洋装的女人。那个女人很苗条，非常美。照片有些失焦，拍的角度也非水平，拿相机的可能是手忙脚乱的父亲，因为他太骄傲了，喘着气的手有些发抖。

“那是维特和玛丽，”老先生说。“她一点也没变，对吧，从那天到现在？”

“一点也没变。”李奇对他撒谎。

“我们很爱那孩子，”老妇人低声说。“那张相片照了两周后，他就被派去海外了。”

“一九六八年七月，”老荷比说。“当时他二十岁。”

“发生什么事了？”李奇问。

“他整段役期都在那里。”老荷比说。“他受到两次表扬，回来时还带了个勋章。我马上就知道，要他像我一样从事印刷业简直是大才小用。我以为他会服完役，然后进入钻油业，帮他们开直升机。可能会到波斯湾吧，我猜。在那时候，他们付给陆军驾驶员的钱可多了，当然，海军和空军的也是。”

“可是他又回去那里，”荷比太太说。“又去越南了。”

“他又签了一段役期，”老荷比说。“他可以不用这样的，可是他说那是他的义务。他说战争还没结束，所以他有义务参加。他说这就是爱国精神。”

“后来发生什么事了？”李奇问。

一阵冗长的沉默后，老荷比说：“他没回来。”

客厅里的沉默仿佛有重量，压在每个人的身上。某处的时钟正滴答响着，声音愈来愈大，直到充斥整个房间，犹如铁锤重击一般。

“我崩溃了。”老荷比低声说。

他吸进氧气，呼出，吸进去，再呼出来，空气通过紧缩的喉咙。

“我彻底崩溃了。我常说我愿意用剩下的生命交换，只要能再多见他一天。”老荷比说。“我是认真的，我现在还是愿意这么做。我还是愿意啊，少校。看看我现在的样子，这个交易不算公平，对吧？我的时日也不多了。我那时候这么说，三十年来我每天也都这么说，上帝可以做我的见证，我每次都是认真的，我愿意用剩下的生命交换多见他一天。”

“他什么时候过世的？”李奇温和地问。

“他没有死，”老荷比说。“他被抓了。”

“被俘虏了吗？”

老先生点点头。“一开始，他们对我说他失踪了。本来以为他死了，可是我们还抱着一丝希望。他被声明失踪，之后就一直这样，没有其他消息。我们从来没收到官方消息说他已经死了。”

“所以我们等，”荷比太太说。“我们继续等，年复一年。然后我们开始询问军方，他们说维特失踪了，推测已经死了。他们只能这么说。他的直升机被击落在丛林里，可是他们一直找不到机骸。”

“那时候我们接受了事实，”老荷比说。“我们知道情况如何。在那里，有一大堆孩子死无葬身之地。战争就是这样。”

“他们后来立了纪念碑，”荷比太太说。“你看过吗？”

“越战纪念墙？”李奇说。“在华盛顿特区？有，我去那里看过，非常感人。”

“他们拒绝把他的名字放上去。”老荷比说。

“为什么？”

“他们没有解释。我们一直问，拜托他们，可是他们不告诉我们真正的原因。他们只说他不再属于伤亡人员。”

“所以我们就问，那他到底属于哪一种人员？”荷比太太说。“他们只说是作战中失踪。”

“可是其他作战失踪人士的名字都在纪念墙上。”老荷比说。

客厅又是一阵沉默，另一个房间传来时钟滴答的敲击声。

“盖伯将军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李奇问。

“他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老荷比说。“完全不了解。他还在帮我们查，可是后来就过世了。”

又是一阵沉默。氧气瓶嘶嘶作响，时钟也还在敲击着。

“不过我们知道发生什么事了。”荷比太太说。

“你们知道了？”李奇问她。“发生什么事？”

“唯一合理的解释，”她说。“就是他被俘虏了。”

“而且没被释放。”老荷比接着说。

“这就是军队一直掩饰的原因，”荷比太太说。“政府不敢承认。事实是我们的国家还有很多孩子被俘虏却没被释放。越南人还把他们关着当成人质，要求我们国家在战后给予援助或者贸易交易。这就像勒索。虽然那些孩子还是俘虏，我们的政府这些年来却一直不说，他们不承认，只好隐瞒事实，绝口不提。”

“不过我们现在有证据了。”老荷比说。

他从文件夹拿出另一张照片，递给李奇。相片还很新，有着鲜明的色彩，照相的人躲在热带植物后面以远距镜头拍摄。在铁丝网和篱笆里头，有个穿褐色制服的亚洲人，额头上绑着一条印花布，手里拿把步枪——那一定是前苏联制AK-四十七步枪，不会错的。照片里还有另一个人，一个高高的白种人，差不多五十岁，看起来憔悴枯瘦，身型弯曲，脸色苍白，穿着浅色的破烂制服，他把眼神别开，不太敢看那个亚洲士兵，似乎很畏惧。

“那就是维特，”荷比太太说。“我们的儿子。照片是去年拍的。”

“我们花了三十年时间找他，”老荷比说。“没人帮我们。可以问的人我们全问过了。后来我们遇到一个人，告诉我们秘密军营的事，这种军营不多，只有几处，里面关着一些战俘。这些战俘现在几乎都死了，要不是年纪太大，就是被饿死的。他去越南帮我们查，拍了这张照片，他甚至还隔着铁丝网与其他战俘谈过话——他是在晚上偷偷潜伏靠近的，冒了很大的危险。他问了照片里那个人的名字，说他叫维特·荷比，是第一骑兵师的直升机驾驶。”

“他没有钱营救维特，”荷比太太说。“于是能付的我们都付给他了，什么也没剩。后来我们在医院遇到盖伯将军，向他说了我们的事，请他帮帮忙，让政府付钱。”

李奇看着照片，凝视着相片里头那个身型憔悴、面容苍白的人。

“还有谁看过这张照片？”

“只有盖伯将军，”荷比太太回答。

“照这张相片的人叫我们要保守秘密，因为这在政治上非常敏感，而且很危险。这是我们国家一直隐瞒着的可怕事实。可是我们一定得给盖伯将军看，因为他愿意帮我们。”

“所以，你们要我怎么做？”李奇问。

客厅一阵沉默，只有氧气瓶的嘶嘶声。荷比从那根透明管子吸进氧气，呼出，吸进，再呼出，然后开口说话。

“我只想要他回来，”他说。“我只想再见他一面，在我死前，跟他多相处一天。”

后来，这对老夫妇说完了，他们同时转头，泪眼朦胧地看着壁炉架上那排照片。客厅一阵静默，李奇只能安静坐着。接着，老先生转回来，用双手把文件夹从细瘦的膝盖上拿起来递出去。李奇往前接过文件夹。一开始，他以为老先生是让他把拿出来的三张照片放回去，然后他才想到，这个任务的棒子已经交接给他，帮他们的人本来是里昂，现在变成他了。

文件夹很薄，除了刚刚看的三张照片外，里头只有他们孩子不定期寄来的几封信，和陆军部门的正式信函。另外，文件夹里还有一捆文档，显示他们把退休储蓄换成现金，用金额一万八千元的保付支票转到布隆克斯的某个地址，以资助一个叫洛特的人，让他到越南进行侦察任务。

他们孩子的信，是从南部不同地方寄来的，可以看出他训练时待过的地方：从迪斯、波克、沃尔斯、洛克，再到贝尔华和班宁。后来他在阿拉巴马州莫比尔港寄来短信，说他要出海一个月，穿过巴拿马运河，经由太平洋到中南半岛。接着，他们就收到从越南寄来的陆军电报，第一次有八份，第二次则是六份。这些文档有三十年了，已经变得非常干燥僵硬，就像古代文献，像某种考古学家发掘到的东西。

维持不是记者，所以信的内容很普通，只是年轻军人写给家里的一些话。全世界至少有上百万对父母收过这种信，当成宝一样珍惜着，除了时间、地点、语言还有战争的性质不同外，信的内容都差不多：写着战区的食物、天气，军队准备采取行动的传闻，还有安慰家人的话。

三十年来，陆军部门的信函回复方式有着不小的变化。一开始是手动打字机，有些字会拼错，空格的地方也不对，一些信在放红缎带的地方还会有颜色晕开的痕迹。后来他们用电动打字机，字迹变得干净俐落，格式也比较统一。现在则进步到使用文字处理软件，字体变得更完美，印刷的纸也变得高级多了。然而，信的内容自始至终都一样，没有提供任何消息，只说他在战争时失踪，推测已死亡。他们得到的只有慰问，没有其他消息。

为了资助那个叫洛特的人，两个老人已经身无分文了。他们本来有些共同基金，在银行也还存着一点钱。李奇看到一张纸上写着颤抖的字迹，推测应该是老妇人写的，她在上面计算家里的月支出预算，算了一次又一次，不断删减，直到刚好可以用社会福利金来付这些预算，这样他们才能留下一些钱。那些共同基金在十八个月前就已换成现金，连同他们剩下的钱，全部寄到布隆克斯的地址了。洛特也寄给他们一张收据，说明他利用那些钱规划了行程，马上就要出发。他还要他们提供任何有用的消息，像是他的军籍号码或照片等等。三个月后，洛特寄来一封信，说他发现了那个隐密的军营，偷拍了几张相片，还隔着铁丝网与战俘谈话；他提了一个非常缜密的营救计划，预计要老荷比付四万五千元。可是这对老夫妇根本没有四万五千元。

“你会帮我们吗？”老妇人打破沉默。“我们说得够清楚吗？你还需要知道些什么？”

李奇望着她，发现自己刚刚在看这些文件时，她一直观察着他。他把文件夹阖上，看着磨损的皮革封面。他现在唯一需要知道的一件事就是，里昂到底为什么不把真相告诉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