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心脏病发作吗？〉当肯恩·克拉玛停止呼吸、意识陷入一片死寂之际，也许这句话就是他的遗言。在临终前他心头浮现的是一阵恐慌。他玩火玩过头了，不管就哪方面来讲都是这样，他自己也心知肚明。他不该来这是非之地，不该跟这个人在一起，也不该把这原本应该藏好的东西带在身上。但他本来已经确认自己安全无虞，在这游戏里稳操胜券、占尽上风。他脸上可能露出一丝微笑——一直到胸口的重重一击把他打垮。接下来局势完全逆转，原本的胜利变成一场灾难，他没有时间补救任何事情了。

致命的心脏病到底给人什么感觉？没有人知道，因为病发的人都死了。医护人员的说法是：细胞坏死、血液凝固、缺氧致死以及堵塞的血管。他们猜想：心脏会迅速跳动，但却没有用，或者连心脏都已经动不了了。他们用的字眼通常是心肌梗塞或心室颤动，但这些对我们来讲都没有意义。其实他们只要说一句话就好了：“反正就是瘫倒然后死掉。”肯恩·克拉玛一定是这样，他刚刚瘫倒死去，许多秘密随他逝去，但是他留下的麻烦几乎把我害死。

我自己待在一个借用的办公室里。墙上有钟，只有时针跟分针，没有秒针，是个不会滴答作响的电子钟，它静得就像这房里的死寂一样。我故意看着分针，它并未移动。

我等待着。

针动了，它往前跳动六度，这小幅的移动充满了机械的精准度。它弹了一下，稍稍抖动之后又恢复停滞。

一分钟了。

过了一分，还有一分。

再六十秒就到了。

我盯着看，时钟停滞的时间似乎好久好久，然后分针又跳动了六度。又过了一分钟，已是午夜时分，一九八九年变成了一九九〇年。

我把椅子往后推，在桌后站起身来。电话铃响，我猜是打来祝我新年快乐的。但却不是：是个警察打来的，因为在他辖区里有个军人死在距离部队三十哩外的汽车旅馆里。

他说：“我要找宪兵执勤军官。”

我又在桌子后坐下。

我说：“我就是。”

“这里死了一个你们的人。”

“我们的人？”

他说：“是个军人。”

“哪里？”

“镇上的汽车旅馆。”

我问：“怎么死的？”

那家伙说：“很有可能是心脏病。”

我顿了一下，把陆军的制式桌历从十二月三十一日翻到一月一日。

我说：“没有疑点吗？”

“看不出来。”

“你看过死于心脏病的尸体？”

“多得是。”

我说：“好，打给部队的指挥部。”我把号码给了他，我说：“新年快乐。”

他说：“你不需要来一趟吗？”

我说：“不需要。”说完就把电话挂掉。

我不需要去。像陆军这种庞大的组织，人数比达拉斯小一点，比底特律多一点，说到“公事公办”的精神，则是跟前两者都一样。目前军队总员额是男女加起来总共九十三万人，他们的组成可以说就是美国全体国民的缩影。美国国民每年的死亡率大概是千分之八点六五，而在没有战事爆发的情况之下，军人的死亡率并不高于或低于一般民众。整体而言，他们比一般人口年轻，体能状况也较好，但是他们抽的烟和喝的酒都较多，吃得较差同时压力较大，训练时还必须做各种危险的事，所以他们的寿命跟一般人差不多，死亡率也没多少差别。就目前的兵力，如果用这种死亡率来计算，一年里每天会有二十二个军人死掉，死因包括意外、自杀、心脏病、癌症、中风、肺病以及肝肾衰竭等等，跟底特律或达拉斯的市民没什么两样。所以我不需要去一趟——我是个宪兵，不是个礼仪师。

分针又动了，它往前跳动，弹回来后又停滞下来。现在是午夜过了三分。电话又响了，这次是祝我新年快乐的人——我办公室外面那位中士。

她说：“新年快乐。”

我说：“也祝福妳。妳不能起身探头进来就好了吗？”

“那你不也可以探头出来吗？”

“刚刚我在讲电话。”

“谁打来的？”

我说：“没什么事，只是有人没办法活到九〇年代。”

“要喝咖啡吗？”

我说：“当然好。为什么不喝？”

我又把电话放下。当时我已经进部队六年多了，陆军的咖啡是让我乐意继续服役的原因之一。无疑的，那是世上最棒的咖啡。陆军的士官们，同样也是最棒的。像这位女中士，她的故乡是北格鲁吉亚州的山区。我才认识她两天，知道她离营时都住在北卡罗莱纳州一处不毛之地的拖车公园里。她有个小男婴，她把他的一切都告诉我，但没提过她有个丈夫。她全身都是骨头与肌腱，身体就像琢木鸟的嘴一样坚硬，但是她喜欢我。我看得出来，因为她帮我倒咖啡，如果有人不喜欢你，是不会帮你倒咖啡的。他们只会在背后捅你一刀。她开了我的门走进来，拿着两个马克杯，我们一人一杯。

我又说了一次：“新年快乐。” 她把两杯咖啡都摆在我桌上。

她说：“真的会快乐吗？”

我说：“好像没什么值得不快乐的理由。”

“柏林围墙塌了一半，我在电视转播上看到的，大家疯狂庆祝着。”

“很高兴这世界上还有人在某个角落庆祝。”

“人很多，一大群唱歌跳舞的人。”

“刚刚我没看到这则新闻。”

“那是六小时前的事了，因为时差。”

“人可能还没散呢。”

“很多人带了大榔头去。”

“那是政府开放的，那半边是个自由的城市，四十五年来我们一直把它保持在这种状态。”

“很快我们就没有敌人了。”

我尝一口咖啡，热热的黑咖啡，世间极品。

我说：“我们赢了，那不是好事吗？”

“如果你是靠美国政府吃饭的人，可不是个好消息。”

她跟我一样都穿着标准的丛林迷彩战斗服，袖子平整地往上卷。她的宪兵臂章戴得服服帖帖，我想她在内侧用了安全别针固定臂章。靴子也微微发亮。

我问她：“妳有沙漠迷彩装吗？”

她说：“没待过沙漠。”

“上面的纹路被改过了，加了一个个棕色的色块，花了五年时间研究才改的。步兵那些家伙说那叫做巧克力条。那纹路不好，以后一定会改回来的。但是他们又要花五年时间才能想通这一 点。”

“所以呢？”

“如果军方高层要花五年才搞定迷彩装纹路修改的事，那么裁军这件事要花他们多久时间？到时候搞不好妳儿子都已经大学毕业了，所以妳就别担心了。”

她说：“嗯。”但口气里还是不相信我。她接着说：“你觉得他是一块读大学的料？”

“我没见过他。”

她不发一语。

我说：“陆军讨厌改变，而且我们永远不缺敌人。”

她还是不发一语。我的电话又响起，她趋前帮我接电话，听了大概十一秒之后才把话筒交给我。

她说：“长官，是盖伯上校，人在华盛顿。”

她把自己的马克杯拿走后就离开房间了。盖伯上校是我最上头的老板，尽管人还不错，但他不太可能在跨年夜的午夜零点八分打电话，只是为了跟我说新年快乐，他不是那种人。有些高官会做这种事，一到假日特别来劲，就像自己是个小男孩似的。但是里昂·盖伯完全没想过尝试这种事，对其他人都不可能，对我就更不用说了。即使他知道我在这里，也不会这么做。

我说：“我是李奇。”

他顿了好一会儿，才说：“我还以为你在巴拿马。”

我说：“我接到了命令。”

“从巴拿马把你调到博德堡？为什么？”

“依我的官阶，我只能服从命令。”

“什么时候？”

“两天前。”

他说：“真讨厌，不是吗？巴拿马可能还比较刺激一点。”

我说：“还好。”

“他们还派你在跨年的时候当值班军官？”

我说：“我自愿的，我希望他们喜欢我。”

他说：“这差事可真惨。”

“刚刚有个中士端了一杯咖啡给我。”

他顿了一下说：“刚刚有人打电话告诉你汽车旅馆里有军人死掉？”

我说：“八分钟前。我把这件事转给部队指挥部。”

“指挥部又把这件事转给某人，害我刚刚被人从派对中找出来讲这件事，从头到尾都知道了。”

“为什么？”

“因为死掉的那家伙是个二星上将。”

电话那头沉静了下来。

我说：“我没想到要问。”

他在电话那头还是不发一语。

我说：“将军也会死，跟任何人一样。”

他没回我话。

我说：“没有疑点，反正他就是挂了。死因是心脏病发作，可能还有痛风，没什么值得我注意的。”

盖伯说：“这是尊严的问题。我们不能任由一个二星上将这样横尸在公共场所，却一点反应也没有。我们需要有人到场。”

“那个人是我吗？”

“我本来以为别人可以去，但今晚在全美国还保持清醒的宪兵里面，你大概是官阶最高的。所以，就是你要去现场。”

“去那里要一个小时。”

“死人还会乱跑吗？而且，他们到现在也还没找到一个清醒的验尸官。”

我说：“好吧。”

他说：“别惹事。”

我又说了一次：“好吧。”

他说：“客气一点。离开了部队，他们才是老大。那是警察的司法管辖区域。”

我说：“我了解警察，我曾经跟一个警察合作过。”

他说：“但是你要控制场面。如果这案子有问题的话。”

我说：“他可能就只是在床上去世而已，很多人都这样。”

他说：“有必要就打电话给我。”

“派对好玩吗？”

“棒透了，我女儿也来了。”

他喀一声把电话挂断，我回电给刚刚那位警方的调度员，问到了汽车旅馆的名字跟地址。然后我把咖啡留在桌上，告诉中士这是怎么一回事，回到我的寝室去更衣。我想所谓“去现场”意味着我不能穿着战斗服过去，于是换上绿色军礼服。

我从军车调度场开走一辆悍马车，从大门登记外出。我发现只要五十分钟就可以开到汽车旅馆。它位于博德堡北方三十哩外，我必须先穿过一片我不认识的北卡罗莱纳州乡间区域，沿路一边是群聚的商店和矮小树林，另一边我猜是在冬季停耕的甘薯田。我第一次经过这个区域，以前从没在那里的部队待过。沿路都很安静，大家还在屋里面开派对。我希望在他们全都开车踏上归途之前就可以回到博德堡，避免塞车——不过，如果要我用悍马车跟老百姓飙车，我倒是很乐意。我稳赢的。

汽车旅馆位于一片漆黑的低矮商区的某个角落，地点在一个大型高速公路交流道旁。商区中央是个卡车休息站，休息站有一个假日才开张的廉价餐馆，还有一个连十八轮卡车都停得下的加油站。有间煤渣砖砌成的酒吧，到处都是霓虹灯，没有窗户，上头挂着一个写着“脱衣舞娘”的粉红色霓虹招牌。停车场有一个美式足球场大，上面到处是柴油引擎排气所留下的喷痕，以及沾着五颜六色油渍的污土。酒吧里传来嘈杂的音乐，车子在外面七横八竖地停着。在街灯下，整个区域闪耀着硫黄色的光芒。晚间的空气很冷，雾气一层层飘浮着。汽车旅馆就在加油站对街，二十个破烂的房间弯曲地排着，屋外的油漆严重剥落。旅馆看来空无一人，走道左边底部有间办公室，同时有个投币式的入口以及发出嗡嗡声响的可乐贩卖机。

第一个疑点是：一个二星上将怎么会在这里投宿？我非常确定，如果他住进假日饭店，也不会被国防部质问的。

在倒数第二个房间外面，有镇上的两辆警方巡逻车随意停着，中间夹着一辆平凡无奇的小轿车。车子已经冷了，车上到处布满着雾气。那是一辆基本款的四汽缸红色福特汽车，轮胎宽度很窄，轮圈盖是塑胶的。这一定是租来的。我把悍马车停在右边那辆巡逻车旁，下车后感到一阵冷空气袭来。我听到对街传来的音乐更大声了，倒数第二个房间的灯没开、门没关，我猜是因为警方想让室内保持低温，否则屋里那老家伙的尸体会开始变质。我急着要看他一眼——我可没见识过死掉的将军长什么样子。

三个警察待在车里，有一个下车跟我碰面。他穿着棕褐色的警裤，短皮夹克的拉链拉到下巴，没有戴帽子。从夹克上的警徽可以看出他姓史达顿，阶级是副警长。我不认识他，因为我不曾在那里服役。他是个一头灰发的五十岁男性，中等身高，有一点不结实跟过重，但是看他盯着我外套上徽章的样子，可能是个退伍军人，很多警察都是这样的。

他开口跟我打招呼：“少校。”

我点点头——他是个老兵，没错。少校两肩各有一小片一吋长的金色橡树叶横跨在肩章上。这家伙往上面与两边打量我的肩章，这样的角度其实看不清楚。但我看得出他知道这肩章的意义是什么，所以他对官阶很了解。而且我认出了他的声音：凌晨零点过五秒打电话给我的人，就是他。他说：“我是瑞克·史达顿副警长。”他很冷静，他见识过心脏病发死掉的人。

我说：“我是杰克·李奇，今晚的宪兵执勤军官。”他也认出了我的声音，于是露出了微笑。

他说：“你终究还是决定来这里一趟。你没说死掉的是个二星中将。”

我说：“我可没见识过死掉的将军长什么样子。”

他说：“没几个人见识过。”他说这句话的样子就像曾被征召入伍的人。

我问：“你待过陆军吗？”

他说：“海军陆战队，军阶是二等士官长。”

我说：“我老爸也是海陆的。”我在跟海军陆战队出身的人讲话时，总是把这点讲得很清楚，这让我的血统显得“纯正”一点，他们也不会只是把我当成陆军大兵。但是我讲得很含糊，没提到他最后官拜上尉。被征召入伍的人跟军官不见得就看对方顺眼。

他说：“悍马耶！”

他看着我的车。

他问我：“你喜欢吗？”

我点点头。当说到“HMMWV”这个缩写，都是用“悍马”两个字就带过去了，但其实它的全称叫做“高机动性多用途轮式车辆”，而且这名称相当完整地描述了它的性能。在陆军这种地方当兵差不多就是这么一回事，他们说会给你什么，就会给你什么。

我说：“它的性能就像广告中讲得那么神。”

他说：“有点太宽了，我在城里开车绝对不会开它。”

我说：“前面会有坦克帮你开路，我想这就是它规划中的性能。”

对面的酒吧继续传来音乐声，史达顿不发一语。

我对他说：“我们去看一下死者吧。”

他带我走进去，啪一声按下开关，打开屋内走廊的灯，又按另一个开关把整间屋子的灯打开。我看见一个标准的汽车旅馆室内规划：一个一码宽的大厅，左边有个衣柜、右边有浴室，然后是一个十二乘二十呎、嵌在墙壁上的长方形柜台，跟衣柜一样深，床舖则是跟洗手间深度一样长的双人宽床。天花板很低，远处有个宽窗，挂着帘子，窗子下方有个穿过房间墙壁的冷暖两用空调机。房里大部分的东西都已经老旧破烂，褪成了棕色，整个地方给人一种黯淡、潮湿与悲惨的感觉。

床上有个死者。

他全身赤裸，脸部朝下，是个年近六十的白人，很高，身形就像个身材日渐走样的职业运动员，很多教练都是这种体型。他依旧有一身不错的肌肉，但是处理事物的方式开始跟个老家伙一样——那些人的体力不管有多好，终究会变样。他白皙的大腿上没有腿毛，身上有些旧伤疤，留着灰色平头，脖子后面的皮肤既粗糙又充满皱纹。他可以说是典型的军人：不管几百个人看到他，一定都会说他是个陆军军官。

我问：“发现他时就是这样？”

史达顿说：“嗯。”

第二个疑点是：怎么会被发现？这家伙要了一个房间过夜，希望至少一直到第二天女清洁工来打扫以前都不被打扰。那他又怎么会被发现？

我说：“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

“他是在什么情况下被发现的？他自己打一一九吗？”

“不是。”

“那么是怎样发现他的？”

“等下你就知道。”

我顿了一下，还是看不出来。

我说：“你们曾经翻动他吗？”

“嗯，然后我们又把他翻回去。”

“你介意让我看看吗？”

“请便。”

我往前跨步，走到床边，左手往死者腋下的方向往下滑，然后把他翻过来。他的身体僵冷，但是才刚刚变硬。我让他靠着背部平整躺下，观察到了四件事：第一点，他的皮肤明显呈现灰白色；第二点，他脸上还维持着震惊痛苦的表情；第三点，他之前用右手抓住自己的左臂，抓的部位就在靠近二头肌的部分；第四点，他还戴着保险套。他早就没有血压了，因此不可能勃起，所以保险套只是空荡荡地套在身上，就像一片半透明的惨白肌肤。显然他还没有达到高潮就死了。

史达顿在我身后说：“心脏病发。”

我点点头。灰色的皮肤是证据，他脸上的震惊与痛苦，还有他左臂突然出现的疼痛也是。我说：“病情很严重。”

史达顿用带着微笑的声音说：“但是，是在性交之前还是之后？”

我看着床头摆枕头的地方，床单跟被子都还很整齐。死者躺在床单上，床单未被掀开，因此枕头还整齐地摆在上面。但是床上有个头形的凹痕，还有被手肘与脚跟弄绉与往下陷的痕迹。

我说：“病发时，那个女的在他下面。那是确定的，因为她必须用力把他推开才走得掉。”

“这种死法可真惨。”

我转身对他说：“我还想得到更惨的死法。”

史达顿只是对我笑着。

我说：“怎样？”

他没有回答我。

我说：“那个女人没有留下任何踪迹？”

他说：“一点蛛丝马迹也没有，她逃掉了。”

“柜台那家伙有看到她吗？”

史达顿只是又对着我微笑。

我看着他，然后就懂了。一个在高速公路交流道附近的廉价旅馆，旁边还有个卡车休息站与上空酒吧，地点在军事基地三十哩以外的地方。

我说：“她是个妓女。这就是为什么他会被发现，柜台那家伙根本就认识她，看她没过多久就跑出来，好奇发生了什么事，所以进房查看。”

史达顿点头说：“他立刻打电话给我们，当时那位女士早就无影无踪，这是当然的。一开始他还否认她曾经来过，他假装这里不是那种旅馆。”

“你们警局曾经办过在这里发生的案子吗？”

他说：“偶尔。相信我，这里就是那种旅馆。”

盖伯说，我要控制场面。

我说：“心脏病发，就这么简单。”

史达顿说：“可能吧，但是要验尸才能确认。”

房里很安静。我只听得到从外面警车上无线电对讲机传来的对话，还有对街酒吧里的音乐。我转身回床边，看着死者的脸，我不认识他。他在右手戴了一枚西点军校戒指，左手的老旧婚戒大概有九克拉。我看着他的胸膛，因为他伸手去抓左边的二头肌，兵籍号码牌被右臂挡住。我好不容易把他的手抬起，把号码牌拉出来，牌子周围有一圈用来防止碰撞出声的橡胶。我把牌子拿起来，直到链子被他的脖子撑紧才不再移动。他姓克拉玛，是个血型O型的天主教徒。

我说：“我们可以帮你们验尸，地点是在北边的瓦特·瑞德陆军医学中心。”

“在别州吗？”

“他可是一位将军。”

“你不想声张这件事。”

我点头说：“当然。如果是你，你想让这件事传出去吗？”

他说：“可能也不会吧。”

我放下号码牌，离开床边，查看了床头柜与柜台，两者都空无一物。房间里没电——我猜，像这种地方，旅馆柜台会有付费电话。我走过史达顿身边去查看浴室，在洗手台旁边有一个他自购的黑色个人用品皮革包，拉链是关着的。包包上有浮印的KRK三个缩写字母。打开后我发现里面有牙刷、刮胡刀以及旅行用的牙膏与刮胡泡，没有其他任何东西：没有药物、没有心脏病的处方笺，也没有保险套。

我查看衣柜，里面有整套正式的军礼服，分别挂在三个整齐摆好的衣架上，三个衣架依序摆着折好的裤子、外套与衬衫，领带还在衬衫衣领上。摆在衣架上方隔板中间的是一顶校级军官的军帽，上面到处是金色的镶边。帽子的一边摆着一件折好的白色内衣，另一边则是折好的白色拳击短裤。

衣柜底层摆的是一双靠在一起的鞋，旁边摆的是一个已经褪色的绿色帆布衣袋，整齐地靠在衣柜后侧的板子上。黑色的鞋子被擦到发出微光，卷好的袜子紧紧塞在里面。这个衣袋是他自购的，每个容易受力的地方还加上了皮革来加强支撑力，但是皮都已经破旧了。袋子不是装得很满。

我说：“你会拿到检验结果，我们的病理师会原原本本的把报告交给你。如果你看到让你不高兴的内容，我们会立刻把案子交回你手上，一句废话也不会讲。”

史达顿不发一语，但我感受不到他有敌意，有些小镇警察还挺上道的。像博德堡这种大型基地会对它周边老百姓的世界造成大大小小的许多影响，因此宪兵必须花很多时间跟警察交手，有时他们真是眼中钉，有时却不是。我感觉得到史达顿不会是大麻烦，他很松懈。重要的是，就我的标准而言，他可以说是个懒人，懒人总是乐意把烫手山芋交给别人。

我说：“多少钱？”

“什么多少钱？”

“在这里嫖妓要花多少钱？”

他说：“二十美金就够了。在这片被林地包围的山区里，没什么好货色。”

“那房间呢？”

“也许十五块吧。”

我把尸体复原成趴下的姿势。这可不容易，他至少有两百磅重。

我问：“你觉得呢？”

“什么事？”

“把尸体送去瓦特·瑞德医院去检验。”

我们俩沉默了一会儿，史达顿看着墙壁。

他说：“也许可以接受。”

有人敲门，进来的是车上其中一个警察。

他说：“验尸官刚刚打电话来，他说他至少要再两个小时才能赶来。没办法，今天是跨年夜。”

我露出微笑。“可以接受”马上要变成“何乐而不为”了。两小时后史达顿还有别的事要忙，接下来一堆派对要结束了，路上会一团混乱。两小时后他会求我把这老家伙弄走。我不发一语，那警察又回车上去待命，而史达顿则一路走进房里，面对窗帘拉下的窗户，背对着尸体。我把挂着大衣的外套拿出衣柜，把它挂在走廊灯光照射着的浴室门框上。

看着军礼服的外套就像读一本书，或是像在酒吧里听旁边的家伙诉说他一生的故事。这件外套的尺寸刚好符合床上那具死尸，上面有写着“克拉玛”的名牌，跟兵籍号码牌相符。上面有用缎带挂着的紫心勋章，还有在他第二、第三次受伤后加上去的两枚青铜橡树叶徽章，这跟他身上的伤痕也吻合。外套肩章上有两枚银星，代表他是个少将。他的两枚兵科领章代表他是装甲兵科的，从番号臂章看来，他隶属于第十二军团。除此之外，他还有一堆单位发给的奖章、一堆可以追溯到越战跟韩战期间的缎带勋章，有些可能是死命拚来的，有些不是。有些勋章是外国政府发给的，因此他有权佩戴，但并不具强迫性。这是一件标准的长外套，是部队发给的，不是跟外面裁缝订制的，看起来虽然老旧，但他保养得很好。整体而言，这件外套告诉我，他只是喜欢炫耀军功，本身个性倒不算浮夸。

我查看口袋。都是空的——只有那辆租来的车的钥匙。钥匙套在一个1字形的塑胶钥匙圈上，还附着一张纸片，上方用黄字印刷着：“赫兹租车公司”，下方则是一个用黑色钢珠笔写的车牌号码。

没有皮夹也没有零钱。

我把外套放回衣柜里，查看他的裤子，里面也是空无一物。鞋子里也只有袜子。帽子下面也没有藏东西。我把装衣袋拿出来，放在地板上打开。里面有一套战斗服、一个M43野战帽，以及换洗的袜子、内衣各一，还有一双擦亮的素面黑色战斗皮靴。里面有一个没放东西的部分，我猜大概是摆个人用品袋的，除此之外，别无他物。我把它合起来，放回原处。我蹲下看看床底，也没有任何东西。

史达顿问我：“有什么是我们该担心的吗？”

我站起来摇摇头，骗他说：“没有。”

他说：“那你就把尸体弄走吧，但是要给我一份报告。”

我说：“没问题。”

他说：“新年快乐！”

他走回外面车上，我则回到悍马车上，用一〇五的代号调用，意思是“请求一辆救护车”。我告诉我的中士，叫她随车要派两个可以把克拉玛所有私人物品列一份清单并且打包的人员，把东西拿回我办公室。然后我坐在驾驶座，等着史达顿跟他的手下都走掉。我看着他们在雾中加速，又回到屋里，从克拉玛的外套里取出钥匙，又回到外面把福特轿车打开。

里面除了汽车座椅清洁剂的臭味以及租车合约的副本之外，别无他物。克拉玛是那天下午一点三十二分在华盛顿附近的杜勒斯机场取车的。他用的是个人的美国运通卡，还因此打折。他拿到车时的里程数是一万三千两百一十五英里，现在里程表上面显示的是一万三千五百一十三英里，两者相减后我想他开了两百九十八英里的车程，这数字大概就是两地之间的直线距离。

我把钥匙跟纸条放进口袋，走到对街的酒吧去。每接近一步，就感到音乐变得更大声，距离酒吧十码远时，我开始从通风口闻到啤酒香与烟味。我穿过停在外面的汽车，找到大门——那是一扇结实的木门，它挡住了外面的冷空气。我一推开门就有一阵音乐和热气迎面袭来。里面人群杂沓，举目所及，是五百个人待在一堵堵黑墙围成的空间里，室内投射着紫色聚光灯，到处都是水晶球灯。我看到后面舞台上有个钢管女郎，她匍匐在地上，全身只剩一顶牛仔帽。她到处爬着，一边收取小费。

门后有个穿着黑色T恤的大块头站在收银机后面，他的脸被阴影挡住，在隐约的聚光灯余光中我看到他的胸膛跟油桶一样大。音乐震耳欲聋，大家都挤在一起，连墙边也都站得满满的。我走到外面，让门甩回去，在冷空气中静待片刻，然后走回对街，直接去汽车旅馆的柜台。

那是一个黯淡的地方，日光灯让整个空间看来一片惨绿，门口的可乐贩卖机不断传来噪音。墙上有一具付费电话机，地板上铺的是老旧油布，及腰的柜台里面空间很狭小，它的材质是人们常在地下室使用的那种假木板。一个旅馆员工坐在后面高凳上，他是个大概二十岁的白人，一头长发看来没洗，下巴往后收让他显得很没男子气概。

我说：“新年快乐。”

他没有回我话。

我问：“你有拿死者的任何东西吗？”

他摇头说：“没有。”

“再说一次。”

“我没拿任何东西。”

我点点头。我相信他。

我说：“嗯。他什么时候住进来的？”

“我不知道。我十点来的，当时他已经在了。”

我又点点头。一点三十二分，克拉玛在杜勒斯机场的租车停车场。而且依他开的里程数看来，那个数字显示他是直接开到这里，不太可能去做其他事——意思是，他抵达这里是在七点半左右。如果他中途在某处停留吃晚餐，也许是八点半。如果他开车特别小心，也有可能是九点。

“他有用过电话吗？”

“电话坏了。”

“那么他怎么召妓的？”

“招什么妓？”

“他死的时候正在嫖的那个妓女。”

“这里不做黑的。”

“他跑到对面酒吧去找来的吗？”

“他住这么里面，我哪看得到他在搞什么鬼？”

“你有驾照吗？”

那家伙顿了一下，他说：“你要干什么？”

我说：“问你问题，你就回答。有没有？”

他说：“有。”

我说：“给我看。”

我长得比他的贩卖机还魁梧，身上又都是徽章勋带，他只好乖乖听话。当我用这种语气讲话时，有哪个二十岁的瘦排骨敢不从命呢？他把屁股从凳子上翘起，伸手到后面去拿皮夹。打开后我看到他的驾照放在一个乳白色的透明塑胶夹层中，上面有照片、姓名与地址。

我说：“好，现在我知道你住在哪里，我会再回来问你一些问题。如果我在这里找不到你，我会去你家找你。”

他没有对我说些什么。我转身推门出去，回到我的悍马车上去等。

四十分钟后，一辆军用救护车和另一辆悍马车出现了。我告诉手下们把全部东西都拿走，包括租来的那辆车，但是我没有看着他们办事，反而是先回基地去。我在大门登记入营后又回到暂借的办公室，叫中士帮我拨电话给盖伯。我在桌边等着，两分钟内就接通了。

他问：“怎么回事？”

我说：“他叫做克拉玛。”

盖伯说：“我知道，我和你讲完电话后就打给警方那位调度员。他怎么死的？”

我说：“心脏病发。发作时他正在和一个妓女进行性交易。如果哪只蟑螂比较挑剔，大概死也不会去他待的那家汽车旅馆。”

电话两头沉默了好一会儿。

盖伯说：“妈的。他已经结婚了，还发生这种事。”

“嗯，我看到他手上的婚戒，还有他西点军校的戒指。”

盖伯说：“我查过了，他是五二年班的。”

我们俩都没说话。

他又说了一次“妈的”，然后说：“聪明人干嘛都喜欢做这种蠢事？”

我没回话，因为我也不知道。

盖伯说：“我们要谨慎一点。”

我说：“别担心，善后工作已经开始了，当地警察允许我把他送去瓦特·瑞德军医院。”

他说：“好，很好。”顿了一会儿后他又说：“从头到尾说给我听，好吗？”

我说：“他身上戴着十二军团的番号臂章，这代表他的基地在德国。他昨天可能是从法兰克福搭飞机到杜勒斯机场。一定是搭民航机，因为他穿着军礼服，这样才能获得升等。如果坐的是军机，他应该会穿战斗装。他租了一台烂车，开了两百九十八哩路，住进一间只要十五块的汽车旅馆房间，花二十块召妓。”

盖伯说：“我知道他搭的飞机，我打电话给十二军团，跟他的幕僚谈过了。也告诉他们他的死讯。”

“什么时候？”

“我一跟调度员通完电话就跟他们说了。”

“你也说了他的死因跟事发地点吗？”

“我只说有可能是心脏病发，完全没谈到细节与地点，现在看来，我的决定是正确的。”

我说：“他搭的是什么班机？”

“昨天从法兰克福飞到杜勒斯机场的美航班机，下午一点抵达。他还有一段需要转机的航程，是今天早上九点，从专飞国内班机的华盛顿机场到洛杉矶国际机场。他本来打算去尔汶堡去参加一个装甲兵科会议。他是一位驻欧装甲兵指挥官，是个重量级人物，这几年已经在等着当参谋首长联席会议副主席，因为下一次就该轮到装甲兵科出身的将领了。现任副主席是步兵科出身的，按照轮替的惯例，他是有机会出线。但是现在看来已经完全不可能了，对吧？”

我说：“大概吧，都已经死透了。”

“他在一周内就该回德国去。”

“他的全名是？”

“肯尼斯·劳勃·克拉玛。”

我说：“我猜你也知道他的生日，还有出生地。”

“那又怎样？”

“还有他的班机号码与机位编号，政府会帮他的机票出多少钱。你甚至已经知道他有没有要求吃素，以及尔汶堡将安排他住进哪一间来访军官寝室。”

“你的重点是什么？”

“我想说的是，为什么我没跟你一样得到这些消息？”

盖伯说：“你为什么会知道？我一直在打电话，而你则是在汽车旅馆里查案子。”

我说：“你知道吗？每次我不管到哪里，我都会带着一叠东西，像是机票、通行证还有订位纪录等等，如果我是从国外飞回来，我还会带着护照。如果我是去参加会议，我一定会带着手提箱·里面会带着其他拉哩拉杂的东西。”

“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有些他摆在汽车旅馆房里的东西不见了。像是机票、订位纪录、护照以及行程表等等。大体而言，就是一般人会摆在手提箱里面的那些东西。”

盖伯没有回话。

我说：“他有个绿色的帆布装衣袋，棕色皮革滚边的。我可以用十块跟你赌一块，他有一个成套的手提箱。两者可能都是他老婆挑的，也许是跟LL毕恩邮购的，也许是在十年前买的圣诞礼物。”

“手提箱不在房里？”

“他可能也把皮夹放在里面，因为他穿着军礼服，那么多的勋章与缎带会把外套的内袋绷得太紧，摆皮夹不太方便。”

“所以呢？”

“我想，在他付钱后，那个妓女看到他把皮夹摆在哪里。开始办事后他就发作了，她看到自己有点小利可图，于是把手提箱偷走。”

盖伯沉默了好一会儿。

他问：“这样会有问题吗？”

我说：“那就要看他除了机票那些杂物之外，还摆了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