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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断电话后，我打电话到盖伯的办公室，他不在。所以我留言，交代我请假出国的细节，说我必须离营七十二小时，但没有说为什么要出国。我又把电话挂断，呆呆坐在我的位置上。五分钟后桑玛进门来，手上拿着一叠汽车调度场给她的文档，我猜她打算在我面前整理出她需要的悍马车清单。
我说：“我得去一趟巴黎。”
她说：“是德州、肯塔基州，还是田纳西州的巴黎？”
我说：“是法国的巴黎。”
“为什么？”
“我妈生病了。”
“妳妈住在法国？”
我说：“住在巴黎。”
“为什么？”
“因为她是法国人。”
“真的吗？”
“真的是法国人吗？”
“不是，我是说她的病真的很严重吗？”
我耸耸肩说：“细节我也不知道，但我想是这样没错。”
“真遗憾。”
我说：“我需要一辆车，我现在要去杜勒斯机场。”
她说：“我载你去，我喜欢开车。”
她把那些文档留在我桌上，又去要回我们之前用的那一辆雪佛兰。我回到寝室用陆军行李袋打包，衣橱里的每一种衣物都拿了一件，接着穿上连身大衣。外面很冷，我想欧洲也不会比这里暖和，因为现在是一月初。桑玛直接帮我把车开到寝室门口，直到我们开出营区前，她都保持三十英里的时速，之后她用火箭般的速度往北边冲刺。有好一阵子她都没开口，我看到她的眼睑动着，所以她是在想事情。
她说：“我们该告诉绿谷镇警方，克拉玛夫人是因为那一只手提箱而被杀的。”
我摇头说：“就算她真的是因此而被杀，说出来她也没办法复活。”
“你不在的时候，我要做些什么？”
我说：“把清单列出来，查看进出基地大门的纪录，找到那位女军官，找到那只手提箱，把议程保存在一个安全的地方。然后查一查瓦索与库莫从饭店打给谁。也许他们在半夜派了一个跑腿小弟去帮忙办事。”
“你觉得有可能？”
“任何事都有可能。”
“但是他们不知道克拉玛在哪里。”
“所以才扑了个空。”
“他们可能会派谁去？”
“一定是跟他们的利益休戚相关的人。”
她说：“好。”
“还有查一查刚刚载他们的人是谁。”
她说：“好。”
接着前往杜勒斯机场的路上我们没有再交谈。
我跟乔伊碰面时，他正在法航的报到柜台排队。他已经先帮我们俩预定了清晨第一班飞机的机位，现在排队等着付钱。我们已经有三年多没有见面了，上次在一起是因为父亲的葬礼。之后我们就各过各的生活。
他说：“小弟，早啊。”
他穿着大衣、西装，打了一条领带，看起来很帅。乔伊比我大两岁，不管过去、现在、未来都是如此。小时候我曾好好打量过他的外型，心想自己长大也要像他一样，现在我发现我又在打量他。如果远远看，我们两个人看起来长得一模一样，但是如果并肩站着，他就比我高一吋，也瘦一点，但最明显的还是他的年纪比我大一点。就好像我们两个一起长大，但是他先见过了世面，所以变得比较老成、沧桑。
我说：“乔伊，你好吗？”
“没什么好抱怨的。”
“忙吗？”
“你不会相信我有多忙。”
我点头不发一语。实际上，我不知道他现在的职业是什么。他可能跟我说过，不是什么机密工作，好像是跟财政部有关的。他可能有跟我讲过所有细节，也许我都没听进去。不过，现在好像不太适合问他。
他说：“你去了巴拿马，参加正义之师行动，对不对？”
我说：“我们都说那是……‘想打你就动手的行动’。”
他说：“动什么手？”
我说：“动手抓人。实际上只是因为部队应该找点事来做，而且新的指挥官想让自己看来像个狠角色。”
“顺利吗？”
“就像大人打小孩一样。还会有什么结局？”
“抓到诺瑞嘉了吗？”
“还没。”
“那为什么你被人派回来？”
“我们派了两万七千人到那里，不是非得靠我才行。”
他脸上出现短暂的微笑，露出那种我从小就熟悉的瞇着眼睛的表情。那意味着他像在研究学问似的绕着弯思考。但是还没等到他开口跟我说话，就轮到我们办理报到了。他拿出信用卡付机票款——也许他希望我把钱还他，也有可能不用还，总之他没有讲清楚。
他说：“喝咖啡去吧。”
在这星球上，说到对咖啡的狂热，大概只有他可以跟我相提并论。他从六岁开始喝咖啡，很快的我也学他开始喝，当时我只有四岁。从此以后我们两个就戒不掉这习惯了，而且李奇兄弟两人的咖啡因瘾头让那些吸食海洛因的人都变成小儿科。
我们找到了一家中间有一道W形吧台穿越的店，里面只有四分之一的座位有人。店里面有日光灯的强光照射着，高脚凳上的塑胶坐垫黏黏的。我们肩并肩坐着，跟所有清晨里旅客最常摆出的姿式一样，双手前臂放在吧台上。一个穿着围裙的家伙没有开口问就摆了两个马克杯在我们前面，用热水瓶帮我们加满咖啡，闻起来非常新鲜。店里的菜单刚刚从宵夜换成早餐，我听到煎蛋的声音。
乔伊问我：“巴拿马出了什么事？”
我说：“你是说我有出事吗？没有啊。”
“你奉命去那里做什么？”
“监督。”
“监督什么？”
我说：“监督整个过程。上面想让诺瑞嘉这件事看来符合司法进程，他应该被引渡到美国来受审，所以我们会用正式的进程逮捕他。必须是在法庭上也能被接受的做法。”
“你们打算对他宣读米兰达法则吗？”
“没那么夸张。不过至少不能像牛仔的作风一样，直接把他捆起来。”
“你搞砸了吗？”
“我想没有。”
“谁接替了你的位置？”
“另一个家伙。”
“官阶呢？”
我说：“跟我一样。”
“潜力新秀吗？”
我啜了一口咖啡，摇头说：“我不认识他，不过我觉得他好像是个小瘪三。”
乔伊点头后拿起他的马克杯，不发一语。
我说：“怎么啦？”
他说：“博德堡这个基地不小，但也不是真正的大基地吧？你在办些什么案件？”
“现在吗？死了一个二星中将，我还在找他的手提箱。”
“被谋杀的吗？”
我摇头说：“心脏病发。”
“什么时候？”
“昨晚。”
“你去那边以后吗？”
我不发一语。
乔伊说：“你确定你真的没有搞砸什么事吗？”
我还是回答：“我想没有。”
“如果是这样，为什么要把你调走？前一天你还在监督诺瑞嘉的案子，隔天却沦落到北卡，无所事事？而且如果不是那个将军刚好死掉，你到现在还是没事干。”
我说：“我只是奉命行事。你也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你必须假设上面知道你在做些什么。”
“派令是谁签发的？”
“我不知道。”
“你应该查一查，看看谁那么希望你去博德堡，所以把你从巴拿马调过来，还用个小瘪三来接替你。而且你应该查一下他的理由是什么。”
穿围裙那家伙又帮我们的咖啡续杯，把塑胶做的菜单塞到我们前面。
乔伊说：“给我蛋，全熟荷包蛋，还有培根、吐司。”
我说：“煎饼，上面摆蛋，旁边摆培根，多淋一点糖浆。”
那家伙把菜单收走后就离开了，乔伊转动高脚凳的椅垫，身子往后靠，顺势把双脚往走道上伸。
我问他：“医生到底说了些什么？”
他耸耸肩说：“没什么，没有提到细节，也没说诊断结果。我得到的信息不多，而且欧洲的医生也不太擅长讲坏消息，他们总会闪闪躲躲，而且他们也怕侵犯病人隐私。”
“但是要我们回去总得给个理由。”
他点头说：“他建议我们最好回去一趟。而且他暗示我们的动作最好快一点。”
“她说了些什么吗？”
“她说她没事，只是医生大惊小怪。不过我们如果回去，她会很欢迎。”
吃完早餐后我拿钱出来结帐，像是用早餐跟他换票似的，乔伊把机票拿给我。我确定他赚得比我多，但还没有多到可以用一顿早餐跟人交换机票。但我还是接受了这一笔交易。离开高脚凳后我们朝着报到柜台的方向前进。
他说：“把你的大衣脱掉。”
“为什么？”
他说：“让柜台办事员看到你的勋带。现在海外有战事，也许我们的机位可以升等。”
我说：“我们坐的是法航，法国早就不参与北约组织的军事行动了。”
他说：“办事员是美国人，试试看嘛！”
我脱掉大衣，把它折好挂在手上，侧边靠着前面走着，让左边胸口可以往前挺。
我说：“这样可以吗？” 他边说边微笑着：“太棒了。”
我也对他微笑。上排由左到右我依序挂着银星勋章、国防优异服务勋章以及绩优部队勋章。第二排则依序是英勇勋章、青铜星勋章以及紫心勋章。最下面两排则是一些可有可无的奖章。这些好东西都是我凑巧赢得的，对我而言一点意义也没有，但如果能用来获得升等，就算是它们最大的用处了。但是乔伊喜欢上面那两排东西，他在军情局干了五年，获得的都是那些可有可无的东西。
轮到我们的时候，他把机票、护照放在柜台上，一旁还放着他的财政部识别证，接着就站到我的身后。我把自己的护照跟机票也摆上去，他在后面推我一下，我把身体稍微转向侧边，看着办事员。
我问他：“可以帮我们换个比较好伸脚的位置吗？”
他是个矮小的中年男性，看来很累。他抬头看着加起来几乎有十三英尺高、体重有四百五十磅的我们，仔细端详那一枚财政部识别证，看看我的制服，啪啪敲了几下键盘，努力挤出一抹微笑。
他说：“我们会帮两位安排到前面的机位。”
乔伊又推了一下我的肩膀，不看也知道他在偷笑。
我们坐在头等舱的最后一排聊着天，但聊的都是一些无关痛痒的话题：先聊政治，接着是音乐。飞机上又供了一顿早餐，我们又喝了咖啡，法航头等舱的咖啡还真是不赖。
乔伊问：“是哪个将军死掉了？”
我说：“他叫做克拉玛，欧洲装甲部队的指挥官。”
“装甲部队？那他怎么会去博德堡？”
“他不是去基地。他去了三十哩外的一间汽车旅馆，跟一个女人有约，我们认为他的手提箱就是被她拿走的。”
“老百姓吗？”
我摇头说：“我们觉得她应该是博德堡的女军官。本来他应该在华府过夜，然后搭飞机到加州参加会议的。”
“那他不是绕了三百哩的远路吗？”
“两百九十八哩。”
“但是你们不知道她是谁。”
“她应该是资深军官，开着自己的悍马车去汽车旅馆。”
他点头说：“她一定是很资深的军官，克拉玛与她是旧识，这样才值得他绕一趟来回五百九十六哩的路程。”
我露出微笑。换成其他人，每个人都会说：“绕一趟六百哩的路程。”但是乔伊不会这样。他跟我一样都没有绰号，但如果真要帮他取个绰号的话，他应该叫做“老学究”。绰号“老学究”的乔伊·李奇。
他说：“博德堡还是步兵基地吧？我记得有些是游骑兵，有些是三角洲特遣队，但大多是一般的步兵。那里有很多资深的女军官吗？”
我说：“现在那里有个心战训练学校，里面有一半的教官都是女的。”
“官阶呢？”
“有些上尉跟少校，还有几个中校。”
“手提箱里装了什么？”
我说：“加州那一场会议的议程。克拉玛的幕僚骗我说没有议程。”
乔伊说：“陆军开会怎么可能没有议程？”
“我知道。”
他说：“我建议你查一查那些少校跟中校。”
我说：“谢了。”
他说：“也查查谁派你去博德堡的，还有为什么。你的派令签发时克拉玛还活得好好的，所以绝对不是因为克拉玛这件事。”
我们看着昨天的《晨报》与《世界报》两份法文报纸，飞到一半时我们开始用法文聊天。我们对法文已经生疏了，但用来沟通并没有问题，因为学过了就毕生难忘。他问我有没有女朋友——可能他认为用法文来聊这件事还挺合适的。我说我曾在韩国跟一个女孩约会，但是之后我陆续被调到菲律宾、巴拿马，现在又来到了北卡，所以我想应该不会再跟她见面。我跟他提到有桑玛中尉这个人，他似乎觉得很有趣。他说他现在没有女友。
接着他又用英文跟我讲话，问我最后一次到德国是什么时候。
我说：“六个月前。”
他说：“旧时代已经结束了，德国将会统一，法国会再开始进行核弹试爆，因为德国统一将促使法国人想起往事，接着它会提议欧盟使用统一的货币，才能牵制德国。波兰在十年内会成为北约组织的一员，苏联即将解体成几个国家，可能它们也会加入北约。”
我说：“也许吧。”
“所以克拉玛死得还真是时候，未来的一切都会改变。”
“可能吧。”
“将来你要做什么工作？”
“什么时候？”
他在座位中转身面对我说：“杰克，部队精实是迟早的事，你必须面对这个事实。当敌人瓦解的时候，百万大军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敌人还没瓦解。”
“但那是迟早的，这一切一年内就会结束。戈巴契夫的位置保不住，会有人发动政变把他拉下。老派共产党会使出最后一击，但那只是困兽之斗，因为接下来是改革派的天下了。可能是叶尔钦上台，他人还不错。所以华府一定会忍不住想节省预算，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而且别忘了你的指挥官基本上是个政客。”
我回想那位有小男婴的中士跟我说的话。
我说：“这个过程会很漫长。”
乔伊摇头说：“这一切来得会比你想像的快。”
我说：“我们永远不缺敌人。”
他说：“没有人会怀疑这点。但是接下来我们的敌人跟以前不同，没必要在德国的平原上部署数以万计的坦克。”
我不发一语。
乔伊说：“你应该查出自己为何会在博德堡。一个可能是，那里没有什么大事，所以你算是被降调。或者是那里出了事，有人希望你去处理，那么你就算是走上了升迁之路。”
我不发一语。
他说：“你必须知道是哪一种情况。不久后就会有精简案，所以你现在就必须知道自己是往上走或往下降。”
我说：“有军队就会有宪兵。就算裁军裁到剩下两人，里面也会有一个是宪兵。”
他说：“你该进行规划。”
“我从不规划的。”
“你一定要。”
我用指尖触摸胸前的勋带，说：“这些东西让我的机位可以升等，或许也可以让我保住工作。”
乔伊说：“也许吧。但即使是如此，那会是一份你想要的工作吗？接下来的一切都不会是你最喜欢的。”
我注意到他的袖口——上面别着用银与黑玛瑙做成的袖扣，风格干脆俐落。他打着一条灰暗色的丝质领带，胡子刮得一干二净，两边的鬓角是切齐的。他向来力求完美，唯恐自己的一切不是最好的。
我说：“工作就是工作，我不挑剔。”
接下来的航程里我们都在睡觉，直到飞机驾驶透过广播系统告诉我们，飞机即将在戴高乐国际机场降落，当地时间已经是晚间八点。在我们飞越大西洋上空的一个个时区之际，九〇年代的第二天就好像海市蜃楼似的消逝。
我们换了一些法郎，步行到长达一哩的出租车排班队伍，到处都是人与行李，队伍几乎没有动。所以我们改搭机场接驳巴士。经过巴黎北端的枯燥郊区，一路往巴黎市中心前进时，我们都只能站着。晚间九点，我们在剧院广场下车，当时巴黎又暗又湿又冷又安静，一家家酒吧与餐厅都关着门，窗上笼罩着雾气，店里点着温暖的灯。湿滑的街道上排满着停好的小车，我们一起往西南走，从协和桥跨越塞纳河。接着又沿着奥赛码头往西走。停滞的河面一片黑暗，河上的一切都停着不动。街上一片空荡荡，没有人待在室外。
我说：“我们该买花吗？”
乔伊说：“时间太晚，能买花的地方都打烊了。”
我们在抗战广场左转，并肩走进哈普街。当我们越过大学街的时候，看到就在我们右手边的艾菲尔铁塔。铁塔的灯闪耀着金色光芒，我们的鞋跟踏在地上，发出像是在人行道上用来福枪射击的响声。接着我们到了妈妈住的大楼——那是一栋六楼的石造小公寓，被夹在两栋一八九〇年代的华丽建筑中间。乔伊把手伸出口袋，把临街的门打开。
我说：“你有钥匙？”
他点头说：“一直都有。”
门后是一道铺着鹅卵石的信道，往里走就是中庭。大楼管理员的屋子在左手边，再走过去的一个小壁龛里面，有一具缓慢的电梯。我们搭电梯到五楼，走进一道高耸宽阔的走廊。灯光很暗，地板上铺着有饰纹的暗色磁砖。右边公寓装的是两扇橡木高门，朴素的铜牌上面刻着：“吉哈德夫妇”，左手边漆成灰白的门上则挂有名牌写着：“李奇夫人”。
我们敲门后在外面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