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愈往西边走,白天愈长而不是愈短。两天前因为时区改变而失去的时间,现在又都还给了我们。我们在下午两点降落在杜勒斯国际机场,我与乔伊道别后,他叫了一辆出租车进城去。接着我要找接驳公车,但还没找到就被逮捕了。

保卫人的卫兵是由谁来保卫?专门逮捕人的宪兵,又会被谁逮捕?逮捕我的,是宪兵司令部的三个准尉,两个W3级准尉,一个W4级准尉。W4级准尉向我出示了他的证件和逮捕令,接着W 3级准尉拿出他们的贝瑞塔手枪跟手铐。W4级准尉问我,要喝敬酒还是罚酒?我露出短暂的微笑:他的表现连我也赞赏,中规中矩。我想如果我是他,表现大概也是大同小异,不会比他更棒。

他说:“少校,你身上有武器吗?”

我说:“没有。”

如果他真的就这样相信我,我就开始要为陆军担心了。有些W4级准尉可能就会这样被糊弄过去,逮捕敏感人物会让他们绑手绑脚。而且如果你逮捕的是自己所隶属军种中的长官,那差事就更杂办了。但是这位W4级准尉把每个步骤都做对了:他听到我说“没有”之后就对着两个部下点点头,他们就趋前来对我搜身,动作干净俐落——即使我的回答是“有,我身上有一颗核子弹头”,他们也会这么做。一个人搜我的身体,另一个人搜帆布行李袋。他们搜得很彻底,过了好几分钟才肯罢手。

W4级准尉问我:“需要帮你戴上手铐吗?”

我摇头说:“车在哪?”

他没有回答。另外两个准尉站在我的两侧,稍稍偏我的后方,w4级准尉走在我前面。我们穿越人行道,经过接驳车的停车区,朝着公务车专用车位前进。那里停了一辆轿车,车身颜色是橄榄绿。现在是他们最危险的时刻,如果决心要逃的人会在这里挣脱逃走,他们也知道,所以把包围我的圈圈缩小。这三人合作无间,在这种三对一的情形之下,我只剩下百分之五十的机会,但我还是跟他们上车。后来我曾想过,如果我当时就逃了,后续发展会有何不同?有时候我真希望自己在当时逃掉。

那辆车是最常被用来当警车的雪佛兰凯普瑞斯。在军方把它漆成绿色之前,车身是白的。车身门框的内侧露出了原来的颜色,车里面是塑胶皮椅,车窗是手动的,规格跟警车一样。我滑进后座,在驾驶座后方那个角落坐定,有个W3级准尉挤进我身边那个位置,另一个坐进驾驶座,W4级准尉坐在他身边。大家都不发一语。

我们在高速公路上往东朝华府行驶,乔伊可能就在前方五分钟车程的出租车上。我们转往东南方,经过泰森·柯罗纳地区,这时我已经确认我们的目的地是哪里了。几哩后我们看到一个标示着前往岩溪镇的路标——岩溪镇是位于贝瓦堡北方二十几哩外的小镇,也位于旷地口镇海军陆战队基地东北方四十几哩处。那是我们总部的所在地,一一〇特调组就在那里,所以我知道我们往哪里去,只是不知道原因何在。

一一〇特调组的总部基本上是一个办公室跟补给中心。里面没有牢房、没有安全的居留室,所以他们把我丢在一间侦讯室里,把帆布行李袋丢在桌上,把门锁起来。我以前也曾把人锁在这里面,所以我知道整个进程:其中一个W3级准尉会在外面走廊上站岗,或许两个都会在外面。所以我只能坐在木椅里,把前面两支椅脚翘高,两只脚摆在桌上,静静等待着。

我等了一个小时,又饿又不舒服,还因为坐飞机而有点脱水。我想如果他们知道我的状况,就会把我摆在那里两小时,或者更久。但是他们六十分钟后就回来了,W4级准尉走在最前面,他用下巴示意我该跟他一起走出门口,另外两人跟在我后方,带着我往上走两段台阶。我们在朴素的灰色信道里往左又往右走,那时候我已经知道我们要去哪里了。我们要去的是里昂·盖伯的办公室,但原因不明。

他们要我在他的办公室门口停下来。门上有凹纹玻璃,上面用金色喷漆写着“指挥官”三个字。我曾走进这扇门好几次,但是还没有在被拘禁的情况之下进去过。W4级准尉敲门后等了一下才开门,他退开让我进去,然后在我身后把门关上,然后和他的手下在走廊的另一边等着。

盖伯的桌子后面坐着一个跟我素未谋面的人。他是个穿着战斗服的上校,名牌上面写着:“美国陆军,威拉”,他留着一头铁灰色的头发,头上分着发线,那发型像个学校的男学生,而且头发该修了。他戴着铁框眼镜,从那暗灰下垂的脸看来,我猜他二十岁时就已经让人觉得很老。他长得又矮又胖,肩膀的肌肉完全没办法把衣服的肩部撑起来,看起来像是从来不花时间健身。他有坐不住的问题,人整个往左歪斜,一手拉着紧绷着右膝的裤管。我进办公室后还不到十秒的时间里,他已经调整坐姿三次,也许是因为他有痔疮,也有可能是因为紧张。他有咬指甲的习惯,没戴婚戒,一定是离婚了。他看起来就像那种人,有哪个老婆愿意让自己的丈夫顶着这种发型在外面晃来晃去?而且也没有哪个老婆受得了他那样在椅子上摇晃拉裤管。婚姻撑不了多久的。

我早该照子放亮点,立正站好后敬礼大喊:长官,李奇少校报到。那是陆军的标准礼仪,但是如果我这样做的话,连我都会看不起自己。我只是不耐烦地环顾四周,在桌前懒散地站着。

叫威拉那个家伙说:“你给我好好解释。”他又换了一个坐姿。

我说:“你是谁?”

“我有名牌。”

“我可以看得出你是一个叫做威拉的美国陆军上校,但如果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我的指挥官,我就不能向你解释。”

“小子,我是你的指挥官,你不会看门口的字吗?”

我说:“上面写着指挥官。”

“这里是哪里?”

我说:“维吉尼亚州,岩溪镇。”

他说:“好,那我已经回答你的问题了。”

我说:“你是新来的,我们没有见过面。”

“我在四十八小时前接下指挥官职务。现在我们已经见了面,我要你解释清楚。”

“解释什么?”

“先解释你为何不假外出。”

我说:“不假外出?什么时候?”

“过去这七十二个小时。”

我说:“不对。”

“怎么说?”

“盖伯上校批准了我的请假。”

“他没批准。”

我说:“我打电话到他的办公室。”

“什么时候?”

“我离开前。”

“你有接到他的批准命令吗?”

我顿了一下才说:“我留话给他,你说他没有批准吗?”

“他不在这里,之前他接到调职韩国的派令了。”

“韩国?”

“去那里当宪兵指挥官。”

“那是一份准将的职缺。”

“他是去当代理总指挥官,到了秋天一定会被升职的。”

我不发一语。

威拉说:“盖伯走了,换我来。部队还是继续运作,你最好习惯这一切。”

办公室里陷入一阵沉寂,威拉对着我微笑。那微笑令人感到不舒服,几乎是冷笑。他看着我被地毯绊倒,重重摔倒在地上。

他说:“为了你自己好,把你去了哪里交代清楚。你今天会好过一点。”

我说:“你觉得光是不假外出就应该被逮捕吗?”

“你觉得不应该吗?”

“我只是没有完成请假进程而已。”

“少校,你未经长官批准就离开部队岗位,这是事实,就算你觉得请假很可能会被批准,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陆军就是这样,在命令下来或未获批准之前,就不能行动。我们必须等到接到并且确认命令,否则等于无政府状态,一定会陷入混乱。”

我不发一语。

“你去了哪里?”

我想起母亲靠在助步器上面的模样,还有哥哥的脸庞,他则是看着我的行李。

我说:“我去度了几天假,到海滩去。”

威拉说:“我不是因为不假外出逮捕你,是因为你在元旦那天晚上穿了军礼服。”

“这样也犯军法?”

“上面有你的名牌。”

我不发一语。

“你戴著名牌,而且把两个老百姓打到送进医院。”

我瞪着他,用力回想。我不相信是那个胖子跟农夫去告我的状,那不可能。他们是笨,但没有笨到这种地步,他们知道我一定会找到他们。

我问:“谁说的?”

“停车场里面有一堆人目睹。”

“我们的人说的?”

威拉点点头。“哪一个?”

“没必要让你知道。”

我没有继续问。

威拉问我:“你有话要说吗?”

我心想:在军事法庭上他不会作证。这一点我可以确定,我只有这句话可说,我说:“我无话可说。”

“你觉得我该怎么惩处你?”

我不发一语。

“你觉得我该怎么做?”

老兄,你该想一想狠角色跟白痴之间的差别,最好赶快想出来。

我说:“那是你的选择,你做决定。”

他点头说:“瓦索将军与库莫上校也跟我投诉你。”

“他们怎么说?”

“说你不尊重他们。”

“投诉的内容有误。”

“就跟不假外出这件事一样是错的?”

我不发一语。

威拉说:“立正。”

我看着他,在心里数着: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三二三四。然后再立正。他说:“太慢了。”

我说:“又不是参加行军礼的比赛。”

“你为什么要找瓦索跟库莫的麻烦?”

“因为一份装甲兵的会议议程不见了,我必须知道议程里面有没有机密。”

威拉说:“没有什么议程。瓦索跟库莫已经跟你我讲得一清二楚。你可以问,严格来讲你有这个权利。但如果你执意要怀疑长官的直接回答,就是不尊敬,而且简直像是骚扰。”

“长官,我就是靠这种事混饭吃的。一定有议程。”

现在换威拉不发一语。

我说:“可以请问你之前的指挥工作吗?”

他又换了坐姿,说:“在军情局。”

我问他:“干员吗?还是坐办公桌?”

他没回答。一定是坐办公桌的。

我问他:“你有开过没有议程的会议吗?”

他直视着我,说:“少校,我直接下令给你。第一点,不要再找瓦索与库莫的麻烦,立刻、马上停止去骚扰他们。第二点,不要再调查克拉玛将军的案子。我们不希望这案子浮上台面,或者再出状况。第三点,立刻终止桑玛中尉对于特调组案件的参与。她是个资浅的宪兵,而且在看过她的人事数据后,我觉得她不会有升迁的机会。第四点,不要再试着跟被你打伤的当地老百姓接触。第五点,不要试着找出是哪个证人指认你的。”

我不发一语。

他说:“你听得懂这些命令吗?”

我说:“我希望你给我白纸黑字的命令。”

他说:“用说的就可以了,你听得懂这些命令吗?”

我说:“我懂。”

“解散!”

我心里又数着: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三二三四,然后敬礼转身。我已经走到门口了,临别前他又对我咆哮。

他说:“有人说你是宪兵里的大明星,所以现在你必须决定自己要继续当个大明星,还是个臭屁、自作聪明的大混球。你要牢记,没有人喜欢臭屁、自作聪明的大混球。在这个关键时刻,你要别人喜欢你或不喜欢你,是你自己决定的。这是跟你切身相关的。”

我不发一语。

“少校,我讲得够清楚吗?”

我说:“一清二楚。”我伸手去拉门把。

他说:“最后一件事。我会尽可能把投诉你的案子挡下,那是因为我尊敬你过去服役的纪录。你很幸运,投诉的是我们自己的人。但是我要你记得,案子就在我手上,我随时可以拿出来办。”

在下午五点前我离开了岩溪镇,坐上一辆前往华府的巴士,然后再坐另一辆巴士沿着195号公路南下。到了最后三十哩路,我把军种领章拿下来,在路上搭便车回博德堡。这样会比较快拦到车——大部分当地的车辆驾驶都是军人、退役军人或他们的家人,这些人都对宪兵没有好感。所以根据经验,我知道应该把领章摆在口袋里比较好。

我在博德堡大门两百码外的地方就先下车,当时是一月四日晚上十一点又过了几分钟,我在路上大概坐了六个多小时的车子。北卡罗莱纳州一片寒冷漆黑,因为很冷,所以我用最后两百码路程来慢跑暖身,到大门时我已经喘不过气了。在门口登记后,我跑到我的办公室,室内很暖,晚班的女中士正在值班。她煮了咖啡,并递给了我一杯之后,我走进办公室,发现桌上有桑玛留给我的字条。字条跟一小叠绿色的文件夹在一起,里面有三张清单:分别列出了有悍马车的女军官、来自尔汶堡的女军官以及除夕夜进出大门的人。第一、二份清单比第三份都还要短很多,大门的进出纪录则是乱七八糟的。那一天大家都进进出出的,因为到处有舞会,但是只有一个人同时出现在三份清单里面,是一名叫做安卓雅·诺顿的女中校。她出现的三个地方都被桑玛圈了起来,字条写着:打电话问我诺顿的事。希望你妈没事。

我看到乔伊之前的留言,上面有他的电话,于是我先打给他。

我问他:“你还没睡?”

他说:“我们应该留着陪她。”

我说:“她让护士放一天假,所以她只希望我们陪她一天。”

“不管怎样,我们都应该留下来。”

我说:“她不希望被我们看到垂死的样子。”

他没有回答,话筒因为贴着我的耳朵而变热,话筒另一头没有声音传来。

我说:“有个问题要问你,你在国防部的时候,认识一个叫做威拉的混球吗?”

他沉默了好一阵子,仔细从记忆里搜索这个人,因为他离开军情局已经挺久了。

他说:“长得矮矮的胖子?坐都坐不住?总是在座位上换坐姿、拉着裤管的那个家伙?他是个坐办公桌的,我想是个少校。”

我说:“他现在是上校了。刚刚被调到岩溪镇的一一〇特调组总部,变成我的指挥官。”

“军情局调到一一〇特调组?有道理。”

“我不懂。”

“这是个新理论。军方高层在学习民间公司的做法,他们觉得搞不清楚状况反而是好的,因为跟现状没有牵扯,可以引进新的观点。”

“我该注意这家伙的哪些地方?”

“你叫他混球,听起来你已经对他有所了解。他很聪明,但当时他的确是个混球。邪恶的小人,上面说什么就做什么的家伙,擅长玩弄办公室里的政治权谋,对大人物非常有兴趣,头号的马屁精,总是知道风往哪边吹。”

我不发一语。

乔伊说:“我还记得,碰到女人的事他就没辙了。”

我不发一语。

乔伊说:“就像我们之前讨论的问题,他可以说是最佳范例。他负责苏联的业务,就我记忆所及,他的工作是监视苏联的坦克产量跟耗油量。我想他设计出一种算法,光靠苏联消耗的油料就可以推算出他们装甲部队的训练模式。有一年多的时间,他成了大红人。但是我猜他现在已经先预测到未来,趁局势还不错时,他先跳出来。你应该学他,至少你应该考虑一下。这我们都讨论过了。”

我不发一语。

乔伊说:“现在你该小心谨慎。换作是我,我不会希望威拉是我的上司。”

我说:“我不会有事的。”

他说:“我们应该留在巴黎的。”说完他就挂断电话。

我在军官俱乐部的酒吧找到桑玛,她拿着一瓶啤酒,靠着墙跟几个二级准尉坐在一起。看到我之后她就离开他们走向我。

我说:“盖伯被调去韩国了,来了一个新的家伙。”

“谁?”

“一个叫做威拉的上校,从军情局调来的。”

“他够格吗?”

“他不够格,是个混球。”

“你不生气?”

我耸耸肩,说:“他叫我们不要再办克拉玛的案子。”

“我们要接受命令吗?”

“他叫我不要跟妳讲话,还要拒绝妳的请调。”

她变得非常沉默,把头别开,才说:“妈的!”

我说:“抱歉。我知道这对妳很重要。”

她把头转向我这边,问:“他真的叫我们不要管克拉玛的案子?”

我点头说:“他说的每句话都是来真的,他派人去机场逮捕我,然后对我下了好几道命令。”

“逮捕?”

我又点头:“我在停车场修理人的事情被抖了出来。”

“谁抖出来的?”

“旁观的某个步兵。”

“基地里的人吗?谁?”

“我不知道。”

“真不上道。”,我点头说:“我从来没碰过这种事。”

她又变得不发一语。

她说:“你妈怎么了?”

我说:“摔断了脚,没什么大不了。”

“有可能会得肺炎。”

我又点头说:“她照了X光片,确定没有肺炎。”

她的下眼睑往上动,说:“我可以问个蠢问题吗?”

“什么蠢问题?”

“殴打百姓是重罪,显然有人提出报告,也有证人,这些足以让你被逮捕。”

“那又怎样?”

“可是为什么你还在这里逍遥?”

“威拉帮我挡下来了。”

“如果他是混球,会帮你挡吗?”

“根据他的说法,是看在我过去优异表现的分上。”

“你相信吗?”

我摇摇头,说:“那份投诉报告一定有漏洞,像威拉这种混球,如果他有机会利用那份报告,他就一定会用。他才不在意我的表现。”

“不会有漏洞,军人是最完美的证人——不管他们要他说什么,他都会照说,威拉会自己写那份报告。”

我不发一语。

她问我:“如果是这样,你为什么还在这里?”

我回想起乔伊说的:你应该查一查。看看谁那么希望你去博德堡,还用个小瘪三来接替你。而且你应该查一下他的理由是什么。

我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有关诺顿中校,妳查到了什么?”

“我们不能管这个案子了。”

“就当作我们在聊天。”

“不是她干的,她有不在场证明。她去参加基地外一间酒吧的舞会,整晚都在那里,大概有一百人跟她在一起。”

“她是做什么的?”

“心战教官,她是个性心理学博士,专长是攻击男性敌人的内在情绪稳定机制。”

“听起来挺有趣的。”

“至少有些人觉得她很有趣,才会邀请她去参加舞会。”

“查到是谁载瓦索与库莫到这里来吗?”

桑玛点头,“大门卫兵的纪录写着他是马歇尔少校。我查到他也是十二军团的幕僚,暂时被派到国防部去,在军团里是个大红人,去年十一月开始就被调到国防部。”

“妳查过从杰佛森饭店打出来的电话吗?”

她又点点头,说:“他们没有打电话出来,有一通电话在凌晨十二点二十八分打进瓦索的房间,我想那是十二军团从德国打来的,他们两个都没有拨电话出来。”

“一通也没有?”

“嗯。”

“妳确定?”

“百分之百确定,饭店用的是电子交换机系统,打外线要先拨九,因为要记帐,所以电脑一定会自动把通话纪录下来。”

这条路走不通。

我说:“好,我们不要继续查了。”

“真的吗?”

我说:“命令就是命令。否则不等于无政府状态?一定会陷入混乱。”

我回办公室打电话到岩溪镇的总部,我想他早就不在那里了——这家伙一辈子都是朝九晚五的上班族。我找了一个办事员帮我找那份把我从巴拿马调来博德堡的公文正本。等他的时候我又看着桑玛给的清单,里面都是一些我不认识的名字,五分钟后他又回来接电话。

电话上那家伙说:“长官,我找到了。”

我问他:“是谁签发的?”

“长官,是盖伯上校。”

我说:“谢谢。”然后就把电话挂断。接着我花了十分钟的时间想一个问题:为什么很多事情我都被蒙在鼓里?之后我把问题忘得一干二净,因为一个在基地进行例行巡逻的年轻宪兵大兵打电话给我,他说树林里找到了一具谋杀案的被害人尸体。听起来死状很惨,因为那个大兵在向我报告完之前必须中断两次,两次都是跑到旁边去呕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