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隔天早上七点零一分，我在博德堡的太平间试着开始调查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睡了三个小时，没有吃早餐。进行军事犯罪调查时，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铁则，大部分都必须靠本能来随机应变。但有一条确定的规则是：来到陆军的太平间进行验尸工作之前，绝对不能吃东西。
所以我把早餐跳过去，先看了犯罪现场的报告。报告厚厚一叠，但却没有任何有用的信息。里面只是把现场捡到的制服与衣物列出来，仔细描述它们。也描述了尸体，纪录时间与温度，用成千上万的文本来说明那几十张拍立得照片。
我把文件摆在办公桌的抽屉里，打电话到宪兵指挥官办公室，询问是不是有人擅离职守或者不假外出。死者可能已经被列为失踪军人，直接从清单里面查出他是谁就可以。但是没有这样的纪录，一切都很正常，基地里的每一个军人都还活蹦乱跳地活着。
我走到清晨室外的寒冷空气中。
太平间是在艾森豪当总统时就已经盖好的，到目前还是很适合这种用途。在军中，验尸的进程没那么繁琐，跟民间大不相同。我们都知道昨晚那个死者不是踩到香蕉皮而滑倒摔死的，所以我并不在意什么是他的致命伤。我想要知道的是他大概的死亡时间，还有身分。
大门里面有一个铺着磁砖的大厅，大厅的左、中、右三个方位各有一个入口：走左边是到办公室去，右边是到冷藏室——所以我直接走右边，准备去面对刀锯齐下、尸水流泻的验尸场面。
验尸室中间有两张凹下的铁桌，桌子上方都架设着明亮的灯座，下方因为排水而不断发出声音。桌边有许多用链子吊着的蔬果秤，是用来帮取出的器官秤重的，桌旁还有一些铁制推车上面摆着空的玻璃罐，准备用来分装器官，其他的推车则铺有绿色帆布，上面摆着一排排刀锯、钳剪。这整个地方因为铺有地铁站常见的白色磁砖而闪闪发亮，里面的空气很冷，而且弥漫着一股福马林的甜味。
右边那张空着的桌子很干净，左边那张的桌旁则站满了人，人群中有病理医师和一位助理，一个办事员则在旁边做笔记。桑玛也在那里，她站在后面观察着，他们也许已经进行到一半了。所有的工具都用上了，有些玻璃罐已经装了器官，排水管正嘈杂地排水，从人群的缝隙中我可以看到死者的双腿。他的腿已经被清洗过了，透过上面的灯光照射，那双腿看来泛着蓝光，本来沾在腿上的污土与血渍都已经不见。
我站在桑玛旁边，看到死者趴在桌上，他们已经把天灵盖切除，还从前额把他脸部肌肤拉了下来，那张人脸被反盖着，好像一件毛毯被铺在床上一样，摆在他的下巴上。他的颊骨跟眼球都暴露在外面，病理医师正仔细解剖着他的大脑，好像在找什么，之前他已经用锯子锯开头颅，像盖子一样把头盖骨取下。
我问他：“结果是怎么一回事？”
他说：“有采到指纹。”
桑玛说：“我已经传真出去了，今天就知道结果。”
“死因呢？”
医生说：“钝器造成的创伤，在头部的后方，我想凶器是像轮胎扳手一样的东西。其他所有的伤都是死后造成的，只是锦上添花。”
“有自卫造成的伤口吗？”
医生说：“一点也没有，凶手突然下毒手，他一点反击挣扎的机会也没有。”
“几个人攻击他？”
“我不是魔术师，猜不出来。致命伤大概都是同一个人下手的，看不出是不是有其他人站着旁观。”
“可以猜猜看吗？”
“科学家的任务不是猜测。”
桑玛说：“感觉起来像是一个人干的。”
我点点头，问医生：“死亡时间呢？”
医生说：“很难确定，可能是昨晚九点或十点，但不是百分之百确定。”
我又点点头。九点或十点是有道理的——天色已经完全变暗，距离要被发现之前会有好几个小时的时间。坏人有足够的时间可以把他骗出来，等到尸体被发现，他已经逃得远远的。
我问他：“他是在陈尸现场被杀的吗？”
病理医师点点头，“或者就在附近。没有迹象显示其他可能性。”
我说：“嗯。”接着我环顾四周，那枝折断的树枝就被摆在一辆推车上，旁边摆着一个罐子，里面装着死者的阴茎与睾丸。
我说：“在嘴里发现的吗？”
病理医师又点点头，不发一语。
“用的是哪一种刀子？”
他说：“可能是军用短刀。”
我说：“好。”过去十五年来，军用短刀的生产数量是以百万为单位的，可能只有奖章的生产数量能够相提并论。
医生说：“用刀的人是一个右撇子。”
“那么，轮胎扳手呢？”
“一样。”
我说：“嗯。”
医生说：“那个液体是优格。”
“是草莓还是覆盆子？”
“我没有测试口味。”
罐子旁边摆着一小叠立可拍照片，一共有四张，拍的都是致命的伤口。第一张照片拍的是尸体被发规时的样子，那家伙的头发又长又脏，全身是血，我没有办法辨认出许多细节。第二张是泥土与血渍都已经被清埋掉了。第三张则是头发已经被剪掉。第四张里面，头发则已经完全被剃刀剃掉了。
我问：“可能是铁锹吗？”
医生说：“有可能，也许比轮胎扳手更为合理。总之我用石膏做了一个模型，你把东西带过来，我会告诉你是不是。”
我趋前一步，更仔细地看一下，发现尸体很干净。灰白的尸首透着一点粉红色，我隐约闻得到香皂的味道，还有血跟其他有机物的浓厚味道。他的鼠蹊部已经烂得失去了原形，手臂与肩膀的刀伤则是非常明显，深可见肌肉与骨头。冷冷的伤口的边缘呈现蓝色的外观。刀锋划过他左上臂的一个刺青——图案是一只抓着卷轴的老鹰，卷轴上写着“母亲”两字。整体而言，这家伙的死状甚惨，不过比我之前所想像的已经好太多。
我说：“我以为尸体会肿得更厉害，还有更多瘀伤。”
病理医师瞥我一眼，“我已经说过了，所有的伤口都是他死后才刻意弄出来的，当时他已经没有心跳与血压，血液停止流动，所以没有浮肿与瘀伤。而且也没流很多血，所有的血都只是因为重力而流出来的。如果他被割伤时还没死，血会流得到处都是。”
他转身回到桌子，完成死者脑部的检验，把头盖骨摆回去。为了把骨头密合，他试了两次，同时用海绵把裂缝漏出的东西擦掉，然后把他的脸摆回原位。他用手指把皮肤拨一拨、挤一挤，当他把手拿开时，我看到的那一张脸，就是之前我曾在脱衣舞酒吧和他说过话的那个特遣队士官，只是此刻的他正茫然地直视着他上方的明亮灯光。
我开着悍马车，经过诺顿中校的心战学校，打算前往三角洲特遣队驻扎的营舍。在陆军把所有恶棍都集中关在堪萨斯城的李文沃斯堡之前，这里也曾是个监狱，所以它是一个可以独立运作的营舍，原有的铁丝网以及围墙非常适合它现在的用途。在营舍旁边有一个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巨大飞机机棚，机棚看来好像是从附近的基地被拖过来，拼回原状后被用来存放特遣队的货架、卡车、装甲悍马车，也许还包括一、两架能够进行快速反应任务的直升机。
营舍里面那扇门的哨兵让我进去，我直接前往人事参谋的办公室。当时是早上七点半，营舍里已经灯火通明，到处有人忙来忙去——这透露出一种不寻常的味道。人事参谋坐在桌边，他是个上尉，在特遣队这个什么都颠倒的世界里，士官才是明星，军官只能待在家里做家事。
我问他：“你们有人不见了吗？”
他把头别开，这样让我觉得更不寻常了。
他说：“我想你已经知道答案了，否则你来这里做什么？”
“可以把人名给我吗？”
“人名？我还以为他因为惹事而被你逮捕了。”
我说：“这件事跟逮捕无关。”
“那跟什么有关？”
“这家伙常被逮捕吗？”
“没有，他是个好军人。”
“名字呢？”
那位上尉并未回答，只是趋前打开一个抽屉，拿出一个文件交给我。就跟其他我见过的特遣队文件一样，为了让大家使用，文件被彻底地消毒，里面只有两页数据。第一页上面有姓名、阶级与编号等个人数据，还有一个叫做克里斯多夫·卡邦的家伙的个人简历。他是个已经服役十六年的老兵，还没结婚。他曾当过四年步兵、待过四年空降师、四年游骑兵连队，在特遣队的D队也已经四年了。他是个比我大五岁的上士，数据里面没有提到他有参加过哪些战役，也没说他得过哪些奖章。
第二张数据里面则有十枚用墨水采的指纹，还有一张在酒吧里面我跟他讲话，现在陈尸于太平间铁桌上那家伙的照片。
上尉问我：“他在哪里？出了什么事？”
我说：“有人杀了他。”
“啊？”
我说：“谋杀案。”
“什么时候？”
“昨晚九点或十点。”
“在哪里？”
“树林的外围。”
“什么树林？”
“基地里的树林。”
“天啊！为什么？”
我把文件收起来，夹在我的手臂下面。
“现在还不知道为什么。”
他又说了一次：“天啊！谁干的？”
我说：“还不知道。”
他又说了第三句：“天啊！”
我问他：“谁是跟他最近的亲人？”
那位上尉顿了一下，吐出一口气。“我想他妈妈还在，不知道住在哪里。我会通知你的。”
我说：“别跟我说。要打电话报丧的人是你。”
他不发一语。
我问：“卡邦在这里有与人结怨吗？”
“据我所知并没有。”
“和别人起冲突呢？”
“例如什么事？”
“像是生活方式上的问题呢？”
他瞪着我说：“你在说什么？”
“他是同性恋吗？”
“什么？当然不是！”
我不发一语。
那位上尉喃喃自语地说：“你说卡邦是个玻璃？”
我回想着卡邦在我脑海里留下的画面，他在距离脱衣表演舞台六呎的地方闲逛着，不管谁在台上用手肘、膝盖匍匐前进、屁股翘得高高、用乳头摩擦着舞台，他都跟她们保持六呎的距离，手里拿着一瓶啤酒，脸上笑得很开心。一个同性恋的男人在酒吧里厮混似乎是很奇怪。但接着我脑海里想起他那一副毫不在乎的模样，还有他挥手叫那个一头深褐发的妓女离开时的尴尬神情。
我说：“我不知道他是不是。”
那位上尉说：“那就闭上你的臭嘴。长官！”
我带着卡邦的文件回到太平间，带着桑玛一起去军官俱乐部吃早餐。我们独自坐在角落，跟任何人都离得远远的。我点了蛋、培根与吐司，桑玛则是一边吃着燕麦粥和水果，一边看着文件。我喝咖啡，桑玛喝茶。
她说：“病理医生说这显然是打压同性恋的行为。”
“他错了。”
“卡邦未婚。”
我说：“我也是，妳也是。难道妳是同性恋吗？”
“不是。”
“所以啰。”
“但是，如果凶手要误导办案方向，那必须以某些事实为根据，对吧？我的意思是，假设他知道他是个赌鬼，他们可能会在他嘴里塞欠债还钱的纸片，或者在他身边丢扑克牌。这样我们才会觉得他被杀的原因是赌债。你懂吗？如果没有任何根据，误导方向的策略就不会奏效。如果在五分钟内就会被排除的事，根本就显得很愚蠢，凶手也太不聪明了。”
“那妳猜呢？”
“他是同性恋，而且有人知道。但这不是他被杀的原因。”
我点点头，“这的确不是他被杀的原因。我们姑且说他在死前是同性恋好了，但是他在部队里待了十六年，他撑过了七〇年代的大部分时间，还有整个八〇年代，但为什么一直到现在才出事？时代已经在改变，状况对他愈来愈有利，他也愈来愈擅长掩藏这个身分，还会跟好友们一起去脱衣舞酒吧。没理由一直到现在才突然发生这种事。如果要出事，早在四年前、八年前、十二年前或者十六年前就出事了。每当他到了一个新单位，认识了新的同袍，都可能会出问题。”
“那理由到底是什么？”
“没有头绪。”
“不管是什么，一定都会让陆军很尴尬。就像克拉玛死在汽车旅馆的问题一样。”
我又点点头：“博德堡似乎是个很尴尬的地方。”
“你觉得你是因为卡邦才被调来的吗？”
“有可能。但要看他到底为什么被杀掉。”
我要桑玛拟好适当的通知与报告，并且转寄各单位，然后我就回办公室了。谣言传得很快，回办公室后我发现有三个特遣队士官正等着问我话。他们都是典型的特遣队人员：短小精干、有点不修边幅，一看就知道是狠角色。其中两个的年纪比另一个还大。年轻那个留了落腮胡，一身黝黑的皮肤看来好像刚刚从天气很热的地区回来。他们都在我的办公室外面踱步，我那个有小男婴的中士跟他们在一起，我猜她现在不再固定值晚班。她看着他们的表情好像这三个人时而踱步，踱到不耐烦就开始骚扰她。和他们比起来，她算是很客气，几乎可以算是温柔。我带着他们走进我的办公室，关门后在我的桌子坐下，任由他们站在我桌前。
那两个老士官里面的一个说：“卡邦的事是真的吗？”
我说：“他被杀了。凶手跟动机都还不知道。”
“什么时候？”
“昨晚九点或十点。”
“哪里？”
“这是一个封闭的基地。”
我点头说：“凶手不是老百姓。”
“听说他死得很惨。”
“真的很惨。”
“什么时候会查出是谁？”
“希望很快。”
“有线索吗？”
“还不算有。”
“你知道的时候，会告诉我们吗？”
“你们想知道吗？”
“那还用说。”
“为什么？”
那家伙说：“你知道为什么。”
我点点头。不管卡邦是不是同性恋，他总是这世界上最恐怖的部队的一分子，他的兄弟将会挺身为他报仇。有片刻的时间我觉得自己很羡慕卡邦——如果有天晚上我在树林里面被人干掉了，我很怀疑会有这样三个硬汉在隔天早上八点闯进人家的办公室，摩拳擦掌的要帮我报仇。接着我又看一下他们三个，心想：只要我把他的名字泄漏出去，这个凶手就死定了。
我说：“我必须以宪兵身分问你们几个问题。”接着我问的都是一般性的问题：卡邦有跟人结怨吗？曾跟人发生争执吗？有被威胁吗？跟人打过架吗？这三个家伙一直摇头，每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句。
我问他们：“还有别的吗？有没有什么事会让他遭到杀身之祸的？”
其中一个比较老的士官小声地反问我：“例如什么事？”
我不想讲得太深入，只是说：“任何你觉得可能的事。”
他们一致说：“没有。”
我问他们：“有没有任何可能的方向？”
年轻的那一个士官说：“去查一查游骑兵。看有谁请调到三角洲特遣队，但是特训时没有过关，但还想证明自己真的很厉害。”
接着他们就离开了，我坐着咀嚼他们最后丢出的那句话。想要证明自己比较厉害的游骑兵？我很怀疑，这是不可能的。三角洲特遣队的士官不会跟自己不认识的人出去，而且还被人打爆了头。他们受到长时间的严格训练，目的就是要确保自己不会有这种下场。如果一个游骑兵和卡邦单挑，那躺在树下的一定不是卡邦。如果游骑兵有两个，我们会发现两具游骑兵的尸体，至少卡邦身上会出现反抗的伤痕，不会那么容易就被撂倒。
所以跟他一起出去的，是他认识而且信任的人。我想像当时的场景，他很轻松地在和人聊天，也许跟他在脱衣舞酒吧时一样，露出那种微笑。也许他带着攻击他的人去某处，完全没有戒心。接着我想像那个人从大衣里面拿出了轮胎扳手或者铁锹，一出手就把他打得脑袋开花。然后又打了第二下，第三下，必须要下三次重手才能把他打死，完全在他意料之外。而且像卡邦这种家伙，很少会这样被杀个措手不及。
我的电话响了，结果打来的是威拉上校，坐在岩溪镇盖伯上校办公室里面那个大混球。
他问我：“你在哪里？”
“在办公室里。不然我会在哪里接电话？”
他说：“待着别走。不要去别的地方，不要做任何事，不要打电话给任何人。我直接下令给你，那里静静等着。 ”
“为什么？”
“我要下去找你。”他把电话挂断后，我把话筒摆回话机上。
我待着没去别的地方，也没做任何事，也没打电话给别人。我的中士拿了一杯咖啡给我，我没拒绝。威拉上校可没命令我就算渴死也不能喝咖啡。
一小时后我听到办公室外面传来声音，那位年轻的特遣队士官又回来了，只有他一个人——就是留着落腮胡、皮肤黝黑的那一个。我要他坐下，想着刚刚我听到的命令：不要去别的地方，不要做任何事、不要打电话给任何人。我想跟人讲话也算是做一件事，因此等于违反了“不要做任何事”的命令。但话说回来，严格来讲，呼吸也等于是一件事、新陈代谢也是一件事，就连长头发、长胡子、长指甲、体重下滑等等也都算是一件事，所以我不可能“不要做任何事”。所以我认为这一部分的命令只是一种说法而已。
我说：“我能为你效劳吗？”
那位士官说：“我觉得卡邦是个同性恋。”
“你觉得？”
“好吧。应该说，他是个同性恋。”
“还有别人知道吗？”
“大家都知道。”
“然后呢？”
“没什么然后，只是认为我应该要告诉你。”
“你觉得这跟他的死有关？”
他摇头说：“我们对这件事没什么意见，不管他是谁杀的，凶手肯定不会是我们的人，那是不可能的。我们不会做这种事，可是除了特遣队以外，没有人知道，所以这不会是他的死因。”
“那你为什么要跟我说呢？”
“因为你一定会查出来，我希望你有心理准备，不想让你感到讶异。”
“为什么？”
“既然他不是因此而被杀掉，我想说出来之后，也许你能够保密。”
我不发一语。
那位士官说：“这样会让他的人生留下污点，太不应该了。他是个好人，也是个好军人，同性恋不是一种罪。”
我说：“我同意。”
“陆军应该要改变了。”
“陆军讨厌改变。”
他说：“大家都说同性恋会破坏凝聚力，他们应该来看看我们特遣队的操练情形，看看卡邦的表现怎样。”
我说：“我不能保密，如果我能保密，也许我会。但是因为命案现场的种种迹象，让人很难不产生联想。”
“啊？你之前没说他的死跟性犯罪有关。”
我说：“本来我不想讲的。”
“但是除了特遣队的人之外，没有人知道。”
我说：“一定有人知道，否则，凶手就是你们队里的人。”
“那是不可能的，无论如何，绝对不可能。”
我说：“只有这两种可能性，一定是其中之一。他在外面有交往的对象吗？”
“没有，不曾有过。”
“所以这过去十六年来他都没跟人在一起过？”
那家伙顿了一下。“我想这点我并不清楚。”
我说：“一定有人知道，但我想这不是他真正的死因。只是有人想让他看来像是因为这样而被杀，也许至少我们可以澄清这一点。”
那位士官摇头说：“这样一来，大家就只会记得他是个同性恋。”
我说：“我很抱歉。”
他说：“我不是同性恋。”
“不管你是不是，我都不在意。”
“我有老婆小孩。”
他把这件事讲清楚后就走了，我得继续遵守威拉的命令。
我把时间用来想事情。命案现场没有凶器，鉴识人员也没采集到有意义的线索。凶手没有在树枝上留下衣服上的线，地上没有足印，卡邦的指甲里面也没有留下凶手的皮肤。这些都很容易解释，凶器被带走了，之所以没有留下衣服的线，是因为凶手穿的是战斗服——多亏了陆军总部的精心研发，我们的战斗服是不会裂开留下衣线的。帮陆军代工的美国各家纺织厂都必须经过很严格的品质考验，因为陆军使用的斜纹布与府绸都必须耐穿耐扯。地上整个结霜了，硬到不会留下脚印，北卡罗莱纳州可能有一个月的时间都会结厚厚的霜，现在时间才过一半。而且他完全没有料到对方会下手，所以没有时间转身回应，也没办法出手去抓或去踢凶手。
所以我们没有具体的信息。但我们的优势是：嫌犯都在基地里，逃也逃不掉。这是个封闭的基地，而且不管在什么时候，陆军都很擅长把人的行踪纪录下来。我们可以从一叠一叠的纪录开始，从最简单的两个选项开始筛选每个名字：可能，不可能。然后我们可以逐一查核每个可能的人选，根据全世界每个警探办案的三个通则来追查：手段、动机与机会。手段跟机会没有什么意义：根据定义，除非一个人有机会杀人，否则是不会被列为嫌犯的。任何一个有办法在陆军服役的人，体能都足以用轮胎扳手或者铁锹来攻击没有戒心的受害者。这可能是成为一个嫌犯的最基本要件。
所以决定因素终究是动机，也就是我最开始思考的地方：他到底是为什么被杀的？
我又坐了一个小时。没去别的地方，也没做任何事，也没打电话给别人。我的中士又倒了更多咖啡给我喝。我跟她提到，请她帮我打电话给桑玛中尉，要她来一趟。
桑玛在五分钟内就出现了。我有一堆事情要跟她说，但是每件事都在她的意料之中。她调出一张基地里面所有人员的清单，还有进出基地的纪录，借此进行初步的筛选。她已经派人去把卡邦的寝室封起来，我们随时都可以过去搜索。她还安排我们去找他的指挥官，这样我们对于他的个人生活与专业表现就会有更深入的了解。
我说：“干得好。”
她问我：“威拉又怎么了？”
我说：“大概像个小男孩一样，要找我比比看谁能尿比较远。像这种大案子，他想要下来亲自指挥办案。他要提醒我，我还是归他管。”
但我错了。
经过整整四个小时后，威拉终于现身了。他一到我办公室外面，我就听到他的声音。我很确定我的中士没有问他要不要咖啡，她的直觉也挺厉害的。他打开我的房门后直接进来，他没有看我，只是随手把门关上，转身后找了一张访客椅坐下。他一坐下就开始不断变换坐姿，他的裤管也像是热到会烧伤他的皮肤，害他不停拉来拉去。
他说：“我要知道你昨天做的每一件事，你要亲口告诉我。”
“你大老远下来问我问题？”
他说：“没错。”
我耸耸肩，“我昨天两点才下飞机，直到五点都在你那里。”
“然后呢？”
“我在十一点回到这里。”
“六个小时？我才四个小时就到了。”
“我想是你开车，我换了两趟公车，最后还搭便车。”
“回来后呢？”
我说：“跟我哥通电话。”
威拉说：“我记得你哥，他以前是我的同事。”
我点头说：“他有提到。”
“接着呢？”
“接着怎样？”
我说：“我跟桑玛中尉讲话，只是一些客套话而已。”
“还有呢？”
“有人在午夜发现了卡邦的尸体。”
他点头后又换了坐姿，拉一拉裤管，看来很不舒服。“你有留下公车的票根吗？”
我说：“我想应该没有。”
他微笑说：“记得是谁载你到基地的吗？”
“不记得了，你问这个做什么？”
“因为我可能需要知道。为了证明我自己没有犯错。”
我不发一语。
他说：“你犯了错。”
“真的吗？”
他点头说：“我不知道你到底是个白痴，还是你故意这样做。”
“做什么？”
“你想要让陆军蒙羞吗？”
“啊？”
他说：“少校，你到底在打什么主意？”
“上校，你来告诉我。”
“冷战结束了，陆军即将改变。现状不可能再维持下去了，所以每个军种都必须绷紧神经，缩减员额，你知道一件事吗？”
“什么事？”
“陆军总是最不称头的，你看空军有那些华丽的飞机，海军有潜水艇跟航空母舰，海军陆战队则是所向无敌。而我们呢？所谓陆军，就是要在泥巴里打滚。我们是最下面的一层，李奇。陆军是最无聊的，华府的观点就是这样。”
“那又怎样？”
“这个叫做卡邦的家伙是个同性恋，他是个超级大玻璃。像这种都是菁英的单位里居然有个变态？在这个节骨眼，你想陆军会希望大家知道这件事吗？你应该在报告里面写他是训练时出意外死的，交代过去就好了。”
“那不是真的。”
“谁在乎呢？”
“他不是因为性向而被杀的。”
“一定是。”
我说：“侦查犯罪是我谋生的本事，我说他不是。”
他瞪着我，好一阵子都不发一语。
他说：“好，等一下再说这件事。除了你之外，还有谁看过尸体？”
我说：“我的手下。还有一个我曾经向她征询意见的中校心战讲师，再加上一个病理医生。”
他点头说：“你的手下由你去交代，我去找那个心战中校跟医生。”
“交代什么？”
“交代说我们要把这件事写成训练出意外。他们会懂的，没人受伤害、没人犯错，也不用调查。”
“你在开玩笑吧？”
“你觉得陆军希望这件事传开来吗？希望大家都知道三角洲特遣队里面有一个违法的队员在队上待了四年？你疯了吗？”
“他们的士官希望进行调查。”
“我很确定他们的指挥官不想调查，相信我。你可以把这句话当作《圣经》里面出来的。”
我说：“你必须直接对我下令，一字一句讲清楚。”
他说：“看着我的嘴唇。我说：不要调查。写一份状况报告，说他在训练时出意外死掉就好。说是夜间操练、跑步、做体操，什么都好。说他失足绊倒摔到头，这样就可以结案了。这是我的直接命令。”
我说：“我需要白纸黑字的命令。”
他说：“你这幼稚的家伙。”
我们不发一语地坐了一阵子，两人只是隔着桌子瞪着对方。我稳稳地坐着，威拉还是不断换坐姿，拉裤管。我把手伸到他看不见的地方紧握着，想像着往他胸口正中央打下去，一拳就了结了他这个大烂人的生命。为什么不呢？我可以写一份报告，说他也是受训时死掉，谁叫他一天到晚都在做更换坐姿的训练。他滑倒后，胸骨撞到了桌角。
他问我：“死亡时间是什么时候？”
“昨晚九点或十点。 ”
“那么，你一直到昨天十一点都不在基地里吗？”
“你问过，我也回答了。”
“你可以证明吗？”
我想到门口穿着靴子的卫兵，他们帮我做了进入基地的纪录。
“我还得证明吗？”
他又陷入了沉默，在椅子里往左边斜坐。
他说：“下一个要讨论的是，你说那个屁精的死因跟性向无关。你的证据是什么？”
我说：“犯罪现场被布置得太过火了。”
“为了掩饰真正的动机吗？”
我点头说：“根据我的判断，没错。”
“那真正的动机又是什么？”
“我不知道，所以才要调查。”
威拉说：“那我们来猜猜看好了。假设凶手会因为杀人而获得利益，你告诉我这是怎么一回事。”
我说：“通常来讲，杀了卡邦上士是为了阻止他在未来采取某种行动，或者为了掩饰卡邦曾经参与或者知情的一桩犯罪。”
“换言之，就是要让他闭嘴。”
我说：“我猜，应该是为了让某件事像石沉大海一样。”
“你说犯罪侦查是你谋生的差事。”
我说：“没错。”
“那你会用什么方式找出凶手呢？”
“用调查的方式。”
威拉点头说：“假设你有办法找到这家伙，你会对他做什么？”
我说：“我会拘留他。”我想应该还会派人在外面守着——我脑海里浮现的是卡邦的特遣队兄弟们，他们焦急地踱步的模样，好像随时准备开枪报仇。
“那么，你的嫌犯是在那一段时间里待在基地的任何人？”
我点点头。当我们讲话时，桑玛中尉可能已经埋首在那一叠叠清单里面了。
我说：“从人事数据跟进出门的纪录就可以查出来。”
威拉说：“事实上，我想，对于靠这种事谋生的人来讲，事实应该很重要。这个基地的范围几乎有十万英亩，铁丝围篱是在一九四三年就架起来的，这些是所谓的事实，不管是我还是你，要发现这些事实并不难。难道你没有想过，并不是每个进出基地大门的人都必须走大门？你有没有想过，在纪录上不在这里的人，有可能从围篱潜入基地？”
我说：“不太可能。如此一来，那个人必须在一片漆黑中步行超过两英里，那一定会被整夜都在外面巡逻的人员发现。”
“如果是经过训练的人，有可能躲过巡逻人员。”
我还是说：“不太可能。那这样要怎么跟卡邦上士相约见面呢？”
“先把地点讲好。”
我说：“那根本就不是一个地点，只是个靠近车道的地方。”
“那么，可以用地图来约定。”
我又说了第三次：“不太可能。”
“什么事情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可能有人与那个同性恋碰面，杀了他之后从铁丝围篱逃出去，然后再绕回大门，签名进入基地。”
我又说了一次：“什么事情都是有可能的。”
“在凶手杀人后又绕到大门签名进入基地，必须花多久时间？”
“我不知道，必须要算一算他步行的距离。”
“他可能是用跑的。”
“有可能。”
“如此一来，他在基地大门时有可能已经喘不过气了。”
我不发一语。
威拉说：“猜猜看。要多久时间？”
“一、两个小时吧。”
他点头说：“所以，如果那个玻璃在九点或十点被杀，凶手有可能在十一点才签名进入基地？”
“有可能。”
“那他的动机是为了让某件事情永远不会曝光。”
我点点头，不发一语。
“那么，原本只要四小时车程的一段路，你却花了六小时。中间有两个小时的差距，你解释是因为你坐车比较慢。”
我不发一语。“而你刚刚也同意，用两个小时的时间杀人是绰绰有余的，特别是九点到十一点之间的两个小时，刚好也是你没有办法提出不在场证期的两小时。”
我不发一语，他对着我微笑。
他说：“而且我查过了，你出现在大门口的时候，是气喘吁吁的。”
我没有回话。
他说：“但你的动机是什么？我想你跟卡邦不熟，你们的社交圈并没有交集。至少我希望是这样。”
我说：“你在浪费时间，而且你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因为如果你要与我为敌，一定会吃不了兜着走。”
“真的吗？”
我说：“真的。”
他问我：“你不希望什么事曝光呢？”
我不发一语。
威拉说：“有趣的是，投诉你的人刚好就是这位克里斯多夫·卡邦上士。”
他从口袋里面拿出一张投诉书的副本，在桌上打开摊平后推到我面前。投诉书上面有序号，还有日期、地点与时间。日期是一月二日，地点是博德堡宪兵指挥官的办公室，时间是〇八四五，接着是两段经过宣誓的口供。我大概看了一下，语气非常重，而且很正式：我亲眼目睹了一位目前正在服役、名字叫做李奇的宪兵少校用脚去踹一位老百姓的右膝。接着，李奇少校又马上用额头去攻击另一位平民的脸部。据我所知，两位平民并未先行挑衅，而且他们也来不及自卫反击。后面有卡邦的亲笔签名，下面有打字的数字，那数字我之前曾在卡邦的文件里看过。我抬头看墙上那一具慢慢往前走、完全不出声的时钟，脑袋浮现卡邦从酒吧慢慢走到停车场上的模样，他看了我一下，然后就去找那一群靠在车子旁边的军人，拿起啤酒瓶喝酒。我又低头看着桌上，打开一个抽屉，把那张纸放进去。
威拉说：“我们都知道特遣队很照顾自己人，他们就像秘密帮会一样。所以，他们现在会怎么做？他们的人在投诉一个臭屁的宪兵少校后被人打死，这个宪兵少校必须要保住自己的饭碗，而且宪兵少校也没办法清楚交代，在他们的人死掉那一晚，他去哪些地方。”
我不发一语。
威拉继续说：“根据规定，如果投诉与军纪有关，特遣队指挥官办公室也会有一份副本。其他地方也都存有副本，所以消息很快就会走漏了，接着他们会来找我问问题。我该怎么跟他们说？我可以说你绝对不是嫌犯，也可以说你一定有嫌疑，但因为某种技术上的问题，我不能办你。我可以想像那些充满正义感的特遣队员会怎么解决这种不公平的问题。”
我不发一语。
他说：“卡邦自从当兵以后，十六年来只投诉过这么一个案子，这我也查过了，像他这种家伙，必须低调一点，但是整个特遣队都会觉得这件事很不寻常。因为卡邦是第一次投诉，他们会觉得你们之前就发生了冲突，所以这是个人恩怨，难道他们会更喜欢你吗？”
我不发一语。
威拉说：“现在我应该怎么做？我该去他们队上暗示我不能动你吗？还是我们来个交易，我帮你挡住那些特遣队的家伙，你就乖乖听我的话？”
我不发一语。
他说：“我并不认为人是你杀的，就算是你也不会做那么扯的事。不过，如果是你，那又怎样？陆军的这些玻璃就应该被杀光，他们都是谎话连篇的家伙。你唯一的错，只是因为他投诉你而已。”
我说：“你这根本是欲加之罪，之前你没有说出投诉的人是谁，昨天我也还没看到这张投诉书，连他的名字都还不知道。”
“你觉得那些士官们会相信这套说词吗？你是个特调组调查员，这种事对你来讲就像家常便饭，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查出投诉者的名字。”
我不发一语。
威拉说：“醒醒吧，少校！合作一点，盖伯走了，现在我说了算。”
我说：“你已经铸成大错了，因为你与我为敌。”
他摇头说：“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我没错，也没有与你为敌，我只是要整顿特调组。以后你会感谢我，你们每个人都会。这世界在改变，我可以看得到远景。”
我不发一语。
他说：“帮帮陆军，同时也帮帮你自己。”
他说：“我们成交了吗？”
我没有回话，他对我眨眼睛。
他说：“我想你答应了，你没那么笨。”
起来后他走出办公室，在他身后把门关上。我坐着看访客椅上的塑胶坐垫又恢复原来的形状。垫子动得很慢，当空气又跑回垫子里的时候，发出了嘶嘶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