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直接开车回办公室，把车停在门外。有个小男婴的那位中士已经下班了，值班的人我觉得应该是路易斯安那州人，皮肤黝黑、矮小的那位下士。冷冷的咖啡壶里面已经没有咖啡，我的桌上有两张留言纸条。第一张是：法兰兹少校来电。请回电。第二张是：克拉克警探回电。我先拨电话到加州给法兰兹。

他说：“李奇吗？我问了议程的事。”

“结果呢？”

“他们骗我说没有议程，怎么问都没用。”

“还有呢？”

“我们都知道他们在放屁，哪个会议没有议程？”

“还查出什么吗？”

他说：“不算有，但我可以证明他们在十二月三十日深夜，用一条机密线路从德国传真东西回来，三十一日下午曾经大量复印文档，然后又在元旦当天，克拉玛的死讯传开以后，他们就把东西用碎纸机销毁，然后烧掉。我跟管焚化炉那家伙谈过了。他们把一叠满满的纸条装袋烧毁，本来可能有六十张纸吧。”

“他们用来传真的线路有多机密？”

“你觉得呢？”

“应该是最机密的，这样才说得通，说明了那份议程真的非常机密。我是说，真的很机密。如果真的很机密，他们会一开始就把东西印在纸上吗？”

“李奇，他们是第十二军团，在战争最前线已经待了四十年，他们知道的一切都是机密。”

“有多少人应该去参加会议的？”

“我问过食堂的人，他们准备了十五份午餐餐盒。”

“十五个人，六十页文档，所以议程一共有四页。”

“看来是这样，但都被烧掉了。”

我说：“只有德国那份原稿没被烧掉。”

“他们会在那里也把它烧掉。”

“没有，我猜克拉玛死时还带着那份稿子。”

“东西现在在哪里？”

“没人知道，不见了。”

“值得追查吗？”

我又说一次：“没人知道。只有撰写的那家伙，可是他挂了。还有瓦索跟库莫，他们一定也看过，搞不好是他们帮忙写的。”

瓦索与库莫回德国去了，今天早上在杜勒斯机场搭的第一班飞机。这里的参谋还在讨论这件事。

我问他：“你跟那个叫威拉的家伙碰过面吗？”

“没有。”

“试着不要跟他见面，他是个大混球。”

“谢谢你提醒我，我们哪里惹到他了？”

我说：“我不知道。”挂掉电话后我打电话到维吉尼亚找克拉克警探，对方请我等一下，接着我听到喀一声，在他的声音从话筒另一头传过来前，有片刻时间我可以听到警局里的嘈杂声。

他说：“我是克拉克。”

我说：“我是李奇，从博德堡打给你的美国陆军，你要找我吗？”

克拉克说：“我记得是你要找我，你要我给你一份办案进度报告，但我们没有进度可言。我们闯进一条死巷，事实上，我们需要别人帮忙。”

“我无能为力，这是你的案子。”

他说：“真希望不是。”

“查到什么？”

“都是些没用的东西，也许凶手在闯入与离开时完全没碰东西，显然他戴了手套。地上结了点霜，室内有残留一些从车道与信道带进去的沙石，但完全没有脚印。”

“有目击的邻居吗？”

“他们大部分都出去了，不然就是醉了，那天是除夕夜。我派手下沿街访查，但没有任何发现。当天有些车子进进出出，但没什么奇怪的，因为那天是除夕夜，每个人都在赶场参加派对。”

“车道上有轮胎痕迹吗？”

“没什么值得注意的。”

我不发一语。

克拉克说：“死者是被铁锹打死的，可能就是人们用来开铁卷门的那种。”

我说：“我知道。”

“杀人后凶手还用地毯擦拭铁锹，然后在厨房洗手台把它洗干净。我们在水管里发现东西，但水龙头上没有指纹，他还是戴着手套。”

我不发一语。

克拉克说：“还有些东西我们没有看到，里面没多少用品可以显示克拉玛将军真的住过那地方。”

“怎么说？”

“我们盯鉴识人员盯得很紧，采集了整个地方的指纹，连一根毛发与纤维也不放过，就像我说的，像洗手台和淋浴间用的U形水管，除了几个零星指纹不知道是谁的，其他所有指纹都是死者的。我们本来以为中奖了，那些指纹带回去用数据库一查，结果是她丈夫的。按照两人指纹数量的比例看来，过去五年来，他几乎没住过那里。这很正常吗？”

我说：“他长时间待在基地里，但每年还是会回家度假，所以我们只能说他们的婚姻不太幸福。”

克拉克说：“这种夫妻为什么不离婚呢？我是说，就算离婚也不会妨碍将军的前途吧？”

我说：“听说是不会，那种时代已经过去了。”

接着他开始思考，没有说话，过了一会他问：“他们的关系有多糟？糟糕到我们该把她丈夫列为嫌疑犯吗？”

“时间搭不上，案发时他已经死了。”

“跟钱有关系吗？”

我说：“房子很好，大概是她的。”

“所以说，会不会是他付钱杀人？老早安排好的。”

现在他在乱枪打鸟。

“那他必须在德国就安排好。”

克拉克对这点无话可说。

我问：“谁打电话跟你要进度报告的？”

他说：“你啊，一小时前。”

“我想不起这件事。”

他说：“不是你亲自打的，是你的手下，跟你一起在命案现场那个小黑妞，官阶中尉那个。我忙到不能跟她讲电话，她留了个号码，可是我找不到，于是就打了你原先留给我的号码。有什么问题吗？”

我说：“没关系，你做得对。抱歉，我们帮不了忙。”

挂断电话后我静静坐了一会儿。然后对我的下士说：“叫桑玛中尉来见我。”

不到十分钟桑玛就出现了。她穿着战斗服，从她的神情和肢体语言看来，我觉得她因为来见我而有点紧张，但同时还夹杂着不屑的情绪。我叫她坐下，然后开门见山地对她说：“克拉克警探回电了。”

她不发一语。

我说：“妳违抗了我的命令。”

她不发一语。

我问她：“为什么？”

“你为什么下那种命令？”

“妳觉得为什么？”

“因为你要当威拉的乖乖脾。”

我说：“他是总指挥官，我为什么不听他的话？”

“我不同意。”

“桑玛，妳是个陆军中尉，妳不能只遵守妳同意的命令。”

“但我们也不能因为命令就掩盖事实。”

我说：“我们能，而且我们应该这样做。”

“嗯，我觉得不应该。”

“难道妳是参谋总长吗？”

她说：“这对克拉玛夫人跟卡邦不公平，他们是无辜的受害者。”

我顿了一会儿，说：“妳为什么先说克拉玛夫人？妳觉得她比卡邦重要吗？”

桑玛摇头说：“其实我不是先从她开始，她排在第二位。之前我已经先开始办卡邦的案子，从人员清单还有基地大门的进出纪录开始，还把案发时在基地里与不在基地里的人分开标示。”

“妳把数据给我了。 ”

“我留了影本。”

“妳这个笨蛋。”

“为什么我是笨蛋？只因为我不是胆小鬼吗？”

“妳今年几岁？”

“二十五岁。”

我说：“嗯。那明年妳就二十六岁了，到时妳会变成一个二十六岁的黑人女性，只做过一份工作，而且还是被人开除的。同时因为裁军的关系，民间的劳动市场里到处都是人在找工作，跟妳竞争的会是那些胸口挂满勋章、口袋装满介绍信的家伙。妳该怎么办呢？把自己饿死吗？跟馨恩一起在脱衣舞酒吧里工作？”

她没说话。

我说：“把案子交给我办就好。”

“你没有任何动作。”

我说：“我很高兴妳这么说，我就是希望别人这么以为。”

“啊？”

我说：“我跟威拉杠上了，不是他死，就是我亡。”

她不发一语。

我说：“我是为陆军工作，不是为威拉。我相信陆军，不相信他。我不会任由他的脏手染指这一切。”

她不发一语。

“我告诉他不要与我为敌，但他不听。”

“真有你的。”

我说：“妳比我还早出手。”

“为什么不让我参一脚？”

“如果我搞砸了，我不想拖累任何人。”

“你在保护我。”

我点点头。

她说：“别这样，我自有分寸。”

我不说话。

换她问我：“你今年几岁？”

我说：“二十九岁。”

“所以明年你就三十岁了，你会是个三十岁的白人男性，只做过一份工作，而且还是被开除的。你不像我一样年轻，可以从头开始。而且你已经融入陆军体制，对社会上的技巧一窍不通，你从来没待过老百姓的世界，什么都不会。所以，搞不好饿死的人是你，不是我。”

我不发一语。

她说：“你应该先跟我商量的。”

我说：“这是个人的选择。”

她说：“我已经做好了我的选择。现在你好像已经知道了，我似乎不小心被克拉克警探给出卖了。”

我说：“我就是这意思，只要一通打错的电话，妳可能就会沦落街头。这个游戏的风险很高。”

“李奇，我选择跟你一起玩这游戏。所以，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吧。”

五分钟后她就已完全了解我所掌握的一切，但我只有一堆问题，没有任何解答。

她说：“盖伯的签名是假的。” 我点点头。

“所以，卡邦的投诉书上的签名呢？也是假的吗？”

我说：“也许吧。”我从桌子抽屉拿出那份威拉给我的投诉书副本，摆在记事本上摊平后推到桌子另一边给她。她把它整齐折好后，放进衣服内侧口袋里。

她说：“我会查一下笔迹，现在我来做比较不会引起注意。”

我说：“妳必须知道，我们俩的一举一动都会引人注意，所以妳要想清楚。”

她说：“我很清楚，我们上吧！”

我静静坐了一分钟，只是看着她。她的脸上露出浅浅的微笑，很强悍的女人——毕竟她成长于阿拉巴马州的一间贫困小屋，四周到处是燃烧的教堂与爆炸声。只不过，这次她要注意的是威拉跟三角洲特遣队的那些复仇者，可能象征着她的生命又往前跨出了一大步。

我说：“谢谢妳挺我。”

她说：“不是我挺你，是你挺我。”

我的电话响了，结果是那位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下士，他从外面打电话给我。

他说：“北卡罗莱纳州的州警在在线，他们想跟值班军官通话，你想接吗？”

我说：“不太想接，但我最好还是接吧。”

话筒传来喀一声，一阵沉寂后又传来喀一声，接着一位警方调度员告诉我，一位开着巡逻车的州警在九十五号州际公的路肩发现一只被抛弃的绿色帆布手提箱。他说里面有个皮夹，里面的证件显示东西属于一个叫肯恩·克拉玛的美国陆军将军。他跟我说他打电话到博德堡，是因为这里是距离手提箱发现地点最近的军事基地。他打来告诉我，这只手提箱现在被放在哪里，如果我有兴趣，可以派人过去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