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桑玛帮我开停在外面车道上的悍马车，因为我们不想再浪费时间去调度场换车。不过悍马车有点不符合她开车的风格——悍马这种又大又慢的卡车有很多长处，但在柏油路上行走不是其中之一。她在驾驶座上显得很娇小，车子噪音很大，引擎轰隆作响，轮胎也因为摩擦地面而发出声音。那天的天气阴沉，才下午四点天色就快黑了。
我们往北开，经过克拉玛投宿的汽车旅馆，往东开过交流道后，往北开上九十五号州际公路。十五哩后我们经过一个休息区，然后开始寻找那个警察局。继续开了十二哩路后，我们找到警局。那是栋单层的低矮砖造楼房，长长的楼房屋顶上插满高高的天线杆。楼房可能是四十年前盖的，用的是黯淡的棕褐色砖头，很难判断它是本来黄色，但因长久日照而褪色，或者原色是白的，但因沾染了汽车废气而变色。整栋楼房上面平均地嵌装着不锈钢制的装饰艺术风格字母，拼起来构成“北卡罗莱纳州警局”。
我们停在一道双扇玻璃门前靠边，桑玛把悍马车的引擎熄掉，我们坐了一会儿才下车，越过一道狭窄的人行道，拉开大门后走进警局。这是个典型的警局，地上铺了油地毡，不管需不需要，每晚都会清里一次。冰泥墙面直接涂了好几层亮光漆。局里空气很热，隐约可以闻到汗味跟咖啡加热后的味道。
有个家伙坐在接待柜台后面，因为我们穿着战斗服，他又能看到停在外面的悍马车，所以他很快就想到我们的来意。他没有要我们出示识别证，也没有问我们来做什么，他也没有怀疑克拉玛将军没有亲自现身，只是瞥了我一眼，花了较长时间看看桑玛，然后屈身拿起在柜台下的手提箱。东西装在一个透明的塑胶袋里——不是证物袋，只是某种购物用的袋子，上面用红色字体印着店名。
这个手提箱与克拉玛的行李袋就各方面看来都让人觉得是成套的。不管是颜色、设计、使用时间和磨损程度都一样，上面没有印他的姓名。我打开后看看里面，有个皮夹，机票还在，还有护照，三张夹在一起的行程表，以及一本硬壳书。里面没有议程。
我把手提箱关起来，把它摆在柜台上，把箱子边边弄齐。我感到失望，但一点也不意外。我问他：“那位州警发现时就是装在塑胶袋里吗？”
那家伙摇摇头，但他看着桑玛，不是我。
他说：“我自己把它摆进塑胶袋的，因为我想让它保持干净，不知道过多久才会有人来拿。”
我问他：“精确的发现地点在哪里？”
他顿了一下，从桑玛那个方向把头转过来，用厚厚的指甲压在桌上的记事簿上，往下滑到一行写着哩数标志代号的地方，然后转身再用同一只手指压在一张地图上。那一大幅公路地图画着九十五公州际路穿越北卡罗莱纳州的部分，地图又窄又长，就像一道五吋宽的缎带。地图从南、北卡罗莱纳州交界处的九十五公路开始画起，结束在公路越过州界，进入维吉尼亚州的地方。那家伙的手指犹豫了一下，然后很确定地往下滑。
他说：“这里，往北的路肩上，休息区过了一哩后，我们这里往南十一哩的地方。”
“有办法知道它被摆在那里多久了吗？”
他说：“不太可能，我们在公路上的任务不是在路肩上找垃圾，任何东西都有可能在那里摆了一个月。”
“如果是这样，又怎么会发现它呢？”
“只是例行性拦检，那位州警下车后走向他拦下的那辆车，就看到东西被摆在那里。”
“确切时间是什么时候？”
那家伙说：“今天大概十二点多，中午过后不久。”
我说：“这东西在那里还不到一个月。”
“他什么时候遗失这东西的？”
我说：“除夕夜。”
“在哪里？”
“在他投宿的地方被偷走。”
“他在哪里投宿？”
“这里往南走三十哩的一个汽车旅馆。”
“所以小偷是往北逃。”
我说：“大概是吧。”那家伙用请求允许的神情看着我，然后用两手把手提箱拿起来，好像鉴赏家在仔细端详一件珍品似的。他把东西拿到灯光下，从每个角度看看它。
他说：“现在是一月，晚上有一点点露珠，冷到恐怕会结冰，而且空气中盐分较重，这时候如果东西被摆在路肩，会耗损得很快。这东西看起来很老旧了，但是没有因为空气而耗损的迹象。在帆布缝隙里有些沙砾，但数量不是很多。所以它不是除夕夜那天就被丢在那里的，至少这点满可以确定的。我猜它在那里待了才不到二十四小时。最多不会超过一晚。”
桑玛问他：“你确定吗？”
他摇摇头，把手提箱放回柜台上，“只是猜测。”
我说：“好，谢啦。”
“你们要签收。”
我点点头，他把柜台的记事簿反转，推过来给我。我右胸的口袋上方印有李奇两个字，我想他大概没注意，因为他大部分时间都看着桑玛。所以我在应该签名的地方写上潦草的克拉玛三个字，然后拿起手提箱后转身。
那家伙说：“这小偷还真怪，里面有张美国运通卡，钱也还在。我们把里面的东西都列在清单上。”
我没有回话，只是转身走出门，回到悍马车上。
桑玛等着车阵出现空档，然后穿越三条车道，开上用来分隔车道的柔软草坪。她开下一个斜坡，通过一道排水沟，然后直接把车开到路的另一边。她暂停后等了一下，然后又左转开回柏油路，往南驰骋。这种行进路线是悍马车最擅长的。
她说：“我们来推演一下。昨晚瓦索与库莫在十点拿着手提箱离开博德堡，他们前往北边的杜勒斯机场或华府。然后他们拿走议程，把手提箱丢出车窗外。”
“他们整晚都待在博德堡的酒吧与用餐室里。”
“所以东西是跟他们一起吃饭的人给的，我们该查查谁和他们吃饭，也许那张清单里的某个女军官也在场。”
“她们都有不在场证明。”
“那只是编出来的，谁不知道除夕夜的派对都很混乱？”
我往窗外看，下午很快就要溜走了，傍晚即将来临。整个世界看来又冷又暗。
我说：“六十哩路。那手提箱是在博德堡以北六十哩的地方被发现的，等于是一小时车程。如果是他们，一拿到议程他们就会把行李箱丢了。”
桑玛不发一语。
“而且，他们会在休息区做这件事，把东西丢在垃圾桶里比较安全，把手提箱从车里丢出来太显眼了。”
“也许真的没有议程。”
“那真的是世界陆军史上头一遭。”
“或者那议程可能真的不重要。”
“他们在尔汶堡订了餐盒，出席的有二星中将、一星准将，还有几个上校，整个午餐时间都要用来开会。这可能也是陆军史上头一遭。桑玛，相信我，这个会议很重要。”
她不发一语。
我说：“妳再表演一次回转，穿越分隔草坪，然后朝着北边往回走，我想去看看休息区。”
这个休息区跟美国大部分州际公路休息区一样，都是把往北与往南的车道分开来，中间形成一大块凸起的草地，往两个方向的旅客都可以使用这个休息区。因此建筑物两边都算入口，没有后端可言。休息区由砖造建筑构成，周围花床光秃秃的，树木也没有叶子。里面设有加油站，还有一排排斜斜的停车位。时候休息区看起来不算特别热闹，但人也不少。假期快结束了，一个个家庭拖着不情愿的脚步回家，马上该上课、上班了。停车位只有三分之一停着车，而且大家停车的方式非常有趣，每个人都是看到有位置就停，并未考虑要离用餐区与厕所近一点，怕有位置不停，等一下会找不到停车位。
休息站入口处有个半圆形广场。我可以看见里面食物摊位上的明亮霓虹灯，外面摆了六个跟门相当接近的垃圾桶。附近有很多人，有的往里看，有的往外瞧。
桑玛说：“这些垃圾桶的位置太明显了，不可能在这里丢东西。”
我点点头说：“如果不是为了克拉玛夫人，我根本应该早早放弃这案子。”
“卡邦比较重要，我们该先办他的案子。”
“听起来我们好像要放弃克拉玛这个案子了。”
我们离开休息区往北走，桑玛又好像在参加越野赛似的再度穿越分隔草坪，然后掉头往南开。我找到一个最舒服的姿势，准备好踏上归途。左边的天色已经开始慢慢变暗，隐隐约约可以从西边看到夕阳。路上湿湿的，桑玛似乎不担心路面可能结冰。
在头二十哩路上我没做任何事，接着我把车内圆顶灯打开，开始仔细检查克拉玛的手提箱。我想应该不会发现什么，而且也没出现任何意外。他用的是一本七年前核发的普通护照，护照里的他看起来比汽车旅馆里的他好一点，但实际上没差多少。因为常常进出德国与比利时，里面盖了很多戳章——两个国家分别代表着可能的决战地点以及北大西洋组织总部。除此之外，他没去过别的地方。他真的是个工作狂，因为过去七年时间里，他关心的只有一件事：如何为这世界上的最后一个坦克战场建构完美的指挥架构。
机票时间跟盖伯说的一样，从法兰克福到杜勒斯机场，再从华盛顿机场到洛杉矶国际机场，两趟都是来回票，都是经济舱，享有公务人员优惠票价，在出发三天前就订位了。
他的行程表跟机票完全吻合，还特别指定了座位，他似乎偏好靠走道的座位，也许他的年纪已经到了频尿的地步。他还预约了尔汶堡来访军官寝室的一个单人房，不过他永远都到不了了。
他的皮夹里有三十七块美金和六十七块马克，都是面额不等的小额钞票，美国运通卡是绿色普卡，一年半后就到期了。根据卡上记载，他从一九六四年以来就是运通卡会员。我想他大概是较早拿卡的军官之一，当时大部分军人用的都是现金和军人优惠券。克拉玛的财务状况应该挺复杂的。
他有一张维吉尼亚州驾照，尽管他没办法住在绿谷镇，驾照上登记的永久住址还是那里。里面有张标准的部队识别证，皮夹的透明塑胶夹层后面还夹着克拉玛夫人的照片。照片里的她跟我在走到地板上看到的死者相较，比较年轻，照片至少是二十年前拍的。她留了一头赭色长发，因为照片褪色了，看起来有点像橘色。
除此之外，皮夹里没有任何东西。没有发票、没有餐厅帐单、没有美国运通卡的签单收据、没有电话号码，也没有任何纸条。我一点也不意外，因为将军通常是些井然有序而且生活有组织的家伙，他们除了需要有打仗的天分，也要有做行政工作的天分。我想克拉玛的办公室与办公桌还有寝室应该都是一样整齐——里面摆的东西不会有一件是他不需要的。
那本精装书是中西大学出版的学术论文，主题是一九四三年七月发生的库斯克战役。那是纳粹在二次大战期间发动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攻击，而且也是纳粹军队第一次在战场上惨败，那场战事最后演变成人类史上最大的坦克决战。而且，除非像克拉玛这种人抓狂，否则以后也不会再有这种规模的战事。我对他的阅读品味一点也不意外，他心里一定隐隐恐惧着未来有天会发生大战，所以要深入了解德国的虎式与豹式坦克如何在当年的骄阳与令人窒息的尘土中驰骋，与苏联T34坦克对决。
手提箱里别无他物，只有几张碎纸条卡在缝隙里。克拉玛每次用过手提箱似乎都有清空物品的习惯，甚至可能会把箱子倒过来摇一摇，清理干净。我把所有东西都摆回去，把带子扣好，将箱子摆回脚边。
我说：“回去后跟用餐室那家伙谈谈，看看当晚是谁跟瓦索与库莫吃饭。”
桑玛说：“嗯。”她点点头，又继续开车。
我们回博德堡的时候刚好赶上晚餐，我们跟一群宪兵一起在军官俱乐部的酒吧里吃饭。如果里面有威拉安排的奸细，他们只会看到两个一脸疲惫的人，什么事也没做，只是在吃饭。但是在每一道菜之间，桑玛都会溜别的地方，回来时都是一副有大新闻的表情。我悠闲地喝咖啡与吃蛋糕，让别人误以为我好像没有急事要处理，然后起身慢慢踱步出去。在冷冷的人行道上等着，桑玛五分钟后出来。我对她微笑，因为感觉好像我们两人在偷情似的。
她说：“跟瓦索与库莫一起吃饭的人里只有一个女的。”
我问她：“谁？”
“诺顿中校。”
“心战部门那个？”
“就是她。”
“除夕夜她去参加一个派对。”
桑玛做了个表情，她说：“你也知道那些派对是怎么回事，都在镇上的酒吧里，几百个人挤在一起，大家都进进出出的、又吵又乱、又都喝了酒，人们一个接一个离开，她有可能溜掉了。”
“酒吧在哪里？”
“离汽车旅馆三十分钟车程。”
“那她最少必须离开一小时。”
“那是有可能的。”
“午夜那一刻她也在酒吧里吗？她是不是也跟人一起手握手唱着〈往日时光〉呢？只要问那些待在她身边的人就可以确定了。”
“别人说她在那里，但她有可能那时候已经出去过了。那小伙子说悍马车是在十一点二十五分开走，所以她还有五分钟的空档可以非常从容地突然冒出来，等着跟大家一起倒数计时，派对又进入另一个高潮。”
我不发一语。
“如果是她，她会把手提箱拿出来处理干净，也许里面有她的电话、名字或照片，或者日记里有提到她，她不会希望这件事变成丑闻。东西拿到后，她就不需要其他东西了，当然很乐意在别人的请求下把手提箱交出来。”
“瓦索与库莫怎么知道要跟谁开口要东西？”
“这圈子有多大，长期的婚外情哪有可能不被知道？”
我说：“不合理，如果有人知道克拉玛与诺顿的事，为什么还有人去搜维吉尼亚的房子？”
“嗯，就算他们不知道好了，但也许他们知道有这个可能……这也不可能，因为他们以为已经结束了。”
我点头说“从她那里我们可以知道什么？”
“我们可以问她，瓦索与库莫是不是跟她约好昨晚要拿手提箱，借此我们可以证明他们在找东西，克拉玛夫人就有可能是他们杀的。除此之外呢？”
“我们可以知道议程的下落如何，知道瓦索与库莫把议程拿回去了。但至少陆军就可以放心，不会因为记者在垃圾堆里发现它而搞得舆论哗然。”
我点点头，不发一语。
桑玛说：“也许诺顿发现议程，看到了内容，那她就可以跟我们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点倒是挺有吸引力。”
“的确。”
“我们可以走进去直接问她吗？”
“你是一一〇特调组的，你想问谁、问什么都可以。”
“威拉正在监控我。”
“她不知道威拉警告过你。”
“她知道，卡邦那件事发生后，他跟她谈过。”
“我想我们该跟她谈一谈。”
我说：“还真难启齿，她可能会觉得被人侵犯。”
“如果委婉一点就不会侵犯到她。”
“有可能委婉一点吗？”
“我们可以利用她的处境，趁虚而入。因为这是令她尴尬的事，她不想张扬出去。”
“逼急了，她有可能去找威拉。”
“你怕他吗？”
“我只怕他利用官位来恶整我们，如果我们都被调去阿拉斯加，那谁来办这案子？”
“你来决定吧。”
我沉默片刻，想到了克拉玛的精装书。这个时刻就像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三日，库斯克战役的决战日，而我们就像苏联的亚历山大·瓦西烈夫斯基将军。如果我们在此刻发动攻击，就必须持续到敌人逃走，赢得这场战争。如果我们突然卡住不动或者停下歇息，即使只有一秒钟，我们也会被击溃。
我说：“好，我们上吧。”
我们在军官俱乐部大厅找到诺顿中校，问她是不是可以移驾回她的办公室，挪点时间给我们。我可以看出她很困惑，我说这是件机密，她还是很困惑。因为威拉跟她说，卡邦的事情已经结案了，她不了解我们还有什么要跟她说的。但她还是同意了，跟我们说三十分钟后见。
在等待的时间里，我跟桑玛一起在办公室里看着她列出的清单：在卡邦的死亡时间里，谁在基地里、谁不在。她把从电脑跑出来长达一码的报表纸整齐地折成一吋厚。纸上每一行都有点阵打印机用淡淡墨水印出的姓名、阶级与兵籍号码，几乎每个人旁边都被打上核对记号。
我问她：“这些记号代表什么？是在基地里还是不在？”
她说：“在。”
我点点头——这就是我怕的，我用拇指拨弄整叠纸。
我问她：“有多少人？”
“ 将近一万两千人。”
我又点点头。说真的，要从一万两千人里找出一个凶手，实际上并不算难，警察查案时，嫌犯人数可能更多。在韩国曾经发生一件案子，结果整个驻韩美军部队都成了嫌犯，但是那种案子需要投入无数的人力与物力，而且每个人都必须集体行动。不能有人背着指挥官偷偷行动，像我们两个一样。
我说：“不可能。”
桑玛说：“没什么不可能的。”
“我们要用不一样的方式来进行。”
“什么才是不一样的方式？”
“他带了什么东西去现场。”
“什么都没有。”
我说：“错了，他把自己带过去了。”
桑玛耸耸肩，然后用手去拨动印表纸边缘，整叠纸先是变松变厚，然后就一边从每一页空隙中吹出空气，一边渐渐变薄。
她说：“挑个名字出来。”
我说：“他还带了蓝波刀。”
“一万两千人，可能有一万两千把刀。”
“他还带了轮胎扳手或铁锹。”
她点点头。
我说：“还带了优格。”
她不发一语。
我说：“所以在现场的有四种东西：他本人、一把蓝波刀、一支钝器，还有一盒优格。那优格是哪里来的？”
“来自他寝室里的冰箱，也可能是食堂的厨房或自助餐区、营区的杂货舖、营区外的超市、轻食店或杂货店。”
我的脑海浮现一个画面：一个男人气喘吁吁地快步行进着，也许流着汗，右手拿着一把沾血的蓝波刀与一支铁锹，左手拿着一个空的优格盒子，在黑暗中蹒跚前行。到达一个定点之后，往下看着手里的盒子，然后丢进矮树丛。然后把刀插进口袋里，把铁锹藏在大衣里。
我说：“我们该把装优格的东西找出来。”
桑玛不发一语。
我说：“他必须把东西丢掉，离现场不能太近，也不能太远。”
“找到会对我们帮助吗？”
“上面会有产品号码，也许有保存期限在上面，类似的东西。也许可以让我们找到凶手买优格的地方。”然后我顿了一下，说：“而且上面可能会有指纹。”
“他应该是戴着手套。”
我摇头说：“妳看过人们打开优格的样子吗？我从来没看过有人可以戴着手套打开，因为上面有层薄膜包装，要从旁边的一小角拉起来。”
“这个基地有十万亩大。”
我点点头。问题还是无解。通常我只要打一通电话就可以安排基地里所有的步兵排成一直线，每个人相隔一码远，跪在地上慢慢爬过基地的整个区域，像一把大梳子一样梳过去，仔细低头检查地面，把每一根草拨开来看。这种事可以连续做好几天，直到其中一人找到东西为止。如果有陆军这种人力，在干草堆里，别说一根针，就是断成两半的针也找得出来。就连煞车上掉下的金属碎屑也不难找到。
桑玛抬头看着墙上的钟。
她说：“三十分钟到了。”
我们开着悍马车到心战学校去，停车的车位有可能是别人专用的。那时候已经九点了，桑玛关掉引擎，我们开门走进外面的冷空气中。
我把克拉玛的手提箱也拿下车。
我们走过铺着老旧磁砖的回廊，到了诺顿的办公室门口，灯开着。我们敲门后走进去，诺顿坐在桌后，先前摆在桌上的那些教科书都已放回架上，眼前也没看到横纹笔记本，也没有钢笔跟铅笔。她的桌面完全净空，桌上只看得到台灯打在桌面的光影。
她挥手示意我们走向三张访客椅，自己挑一张坐下，桑玛跟我分别挑中最右边跟最左边的一张。我把克拉玛的手提箱摆在中间那张椅子上，想借此提醒她，但她连看都没看一眼。
她说：“有什么可以为你效劳的吗？”
我把手提箱的位置稍微调整一下，让它在椅子上站得直挺挺的。
我说：“告诉我们昨天的晚宴发生了什么事。”
“什么晚宴？”
“妳跟几位来访的装甲兵幕僚一起用餐。”
她点点头，“那是瓦索与库莫。那又怎样？”
“他们是克拉玛将军的手下。”
她又点点头：“这我知道。”
“说说看那顿饭怎么样？”
“你是说食物如何吗？”
我说：“气氛，还有你们聊了些什，还有你们的心情怎样。”
她说：“就跟军官俱乐部里的任何一顿饭局一样。”
“有人把一只手提箱交给瓦索跟库莫。”
“是吗？为什么？是件礼物吗？”
我没说话。
诺顿说：“我不记得有这回事，什么时候的事？”
我说：“吃晚餐的时候，或者当他们离开时。”
我们三人陷入沉默中。
诺顿说：“一只手提箱？”
桑玛说：“是妳吗？”
诺顿面无表情地看她——如果她不是真的完全搞不清楚状况，那她就能拿一座最佳女主角奖。
“是我怎么样？”
“是妳把手提箱给他们的。”
“我为什么要给他们手提箱呢？我跟他们又不熟。”
“那妳是怎么认识他们的呢？”
“多年前，我跟他们见过一两次面。”
“那妳为什么跟他们吃饭呢？”
“我在酒吧里，他们邀我一起用餐，如果拒绝，那就太失礼了。”
我问她：“妳知道他们要来吗？”
她说：“不，我不知道。我还很讶异他们为什么没有待在德国。”
“所以根据你们的交情，妳知道他们的基地在德国？”
“克拉玛是欧洲装甲部队的指挥官，他们又是他的幕僚，难道他们的基地会在夏威夷吗？”
没人讲话。我看着诺顿的眼睛，她看着那只手提箱的时间不会超过几秒钟。她可能只是一心想，我怎么会带个手提箱过来，然后就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
她说：“有什么问题吗？”
我没有回答。
“说啊！”
我指着手提箱说：“这是克拉玛将军的手提箱，在除夕夜当晚失踪，昨天才被发现，我们在追查它被谁拿走了。”
“在哪里被拿走的？”
桑玛换了个坐姿。
她说：“在一个汽车旅馆里。当时他正跟我们基地里的一位女性上床，一位开着悍马车的女性。因此我们在找认识克拉玛、拥有专用悍马车，而且除夕夜曾离营的女性。还有，她昨天还跟瓦索与库莫一起用餐。”
“昨天跟他们吃饭的人里只有我一个女的。”
大家都沉默以对。
桑玛点头说：“我们知道，而且我们保证这整件事不会曝光，但我们必须先确认妳把手提箱给了谁。”
整间办公室都陷入沉默，诺顿看着她的样子好像她刚才妙语如珠地讲了个笑话，但诺顿却一句也听不懂。
她说：“妳以为跟克拉玛将军上床的人是我？”
桑玛不发一语。
诺顿说：“上帝为证，那个人不是我。”
大家都没说话。
她说：“我不知道该笑还是该哭，我真的被你们搞混了，而且这种说法实在太荒谬！我很惊讶妳居然连这种话都说得出口。”
我们有好一阵子没讲话。诺顿面露微笑，好像她现在的情绪反应主要是觉得很好笑、没有愤怒。她闭上双眼，过没多久后又打开，像是已经把这段对话从记忆里消除了。
她问我：“手提箱里有东西不见了吗？”
我没有回话。
她说：“拜托你饶了我吧！我只想知道你们到底想用一连串胡言乱语表达些什么，有东西不见吗？”
“瓦索与库莫说没有。”
“可是呢？”
“我不相信他们。”
“也许你应该相信，他们可是资深军官。”
我不发一语。
“你的新指挥官怎么说？”
“他不要我追这案子，他怕这是个丑闻。”
“你应该听命于他。”
“调查的职责是发出疑问。”
她说：“陆军是个大家庭，大家都在同一条船上。”
我说：“昨晚瓦索跟库莫是带着手提箱离开的吗？”
诺顿又闭上眼睛，一开始我以为她很生气，接着我发现她在回想昨晚军官俱乐部里，大家用完餐要拿外套离开时的情景。
她说：“没有，他们两人都没拿着手提箱。”
“妳能百分之百确定吗？”
“千真万确。”
“他们吃饭时心情怎样？”
她说：“很轻松，好像正在度过平凡无奇的一晚。”
“他们有提到为何再度造访博德堡吗？”
“克拉玛将军的葬礼在昨天中午举行。”
“这我倒是不知道。”
“我想是瓦特·瑞德医院把尸体发还国防部，其余细节由他们处理。”
“葬礼在哪里举行？”
她说：“阿灵顿国家公墓，不然还会在哪里？”
“那在三百哩外。”
“至少有这么远吧。”
“那他们为什么大老远跑来这里晚餐？”
她说：“他们没跟我讲。”
我没接话。
她问我：“还有别的事吗？”
我摇摇头。
她说：“汽车旅馆？我看起来像那种会跟男人在汽车旅馆约会的女人吗？”
我没有回话。
她说：“解散！”
我起身后桑玛也站起来，我拿走放在中间那张椅子上的手提箱，走出办公室，桑玛跟在我后面。
桑玛问我：“你相信她吗？”
我们坐在心战学校外面的那辆悍马车里，引擎正空转着，汽车里的暖气带有柴油味。
我说：“百分之百相信，如果她之前曾看过那只手提箱，她一定会显得惊慌失措，而且我当然相信她说自己不会去汽车旅馆这件事。如果跟她来段一夜情，至少要去丽池酒店开个套房。”
“所以我们有收获吗？”
我说：“一点也没有。”
“不，我们知道显然博德堡是个很有吸引力的地方，瓦索与库莫不断来这里，只是我们不知道理由何在。”
我说：“当然。”
“还有，诺顿说我们是个大家庭。”
我说：“她是个军官，妳觉得还会有其他说法吗？”
“你是军官，我也是军官。”
我点点头，“我在西点军校待了四年，我早该看清这一切，然后换个名字，再回去从大兵开始干起。经过三次晋升后，我就可以做到下士，甚至中士。真希望时间可以倒流。”
“现在怎么办？”
我看看手表，已经快十点了。
我说：“先睡一觉。明天一早，我们要去找那个优格的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