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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克森堡的宪兵运行官是个叫桑切斯的家伙，我跟他很熟，而且很喜欢他的为人，既聪明又正直。我把电话用免提器放出来让桑玛也能听到，我们稍微聊了一下有关司法管辖权的问题，但这话题我们不怎么喜欢。司法管辖权总是有灰色地带，而且我们知道军方从一开始就处于劣势。布鲁贝克正在度假，他身穿便服，而且在都市的暗巷中被发现，所以哥伦比亚市警局宣称这是他们的案子，我们没有插手余地。而且哥伦比亚市警局通知了联邦调查局，因为布鲁贝克最后现身的地方是北卡的高尔夫球场饭店，这可能是个跨州的案子，而跨州谋杀案正是联邦调查局管辖的。而且，严格说来，陆军军官等同联邦政府职员，如果谋杀的是联邦政府职员，而且他们又奇迹似的抓到凶手，就可以另外在他身上加条罪名。到底这案子是归各州或者联邦法院主管？不管是我或桑切斯或桑玛，都不关心这个问题，但我们心知肚明的是，如果联邦调查局插手，那我们就管不动这案子。我们都同意，到头来我们最多只能看到一些相关文档，但都是对方出于客套而给的一般信息。我把免提器关掉，把话筒拿起来跟桑切斯单独对话。
我问他：“你的直觉是什么。”
桑切斯说：“他认识的人干的，像布鲁贝克这种特遣队老鸟，要在暗巷里偷袭他可没那么容易。”
“武器呢？”
“救护人员猜那伤口是九毫米手枪造成的，周六晚上在那个城区运行了很多急救任务。”
“他为什么会去那里？”
“没概念，可能是跟他认识的人有约。”
“你觉得是什么时候？”
“尸体已经冰冷了，皮肤开始有点变绿，尸体也不再僵硬。他们说他已经死了二十四或四十八小时。最保险的预估是在前天晚上半夜发生的，也许是凌晨三、四点左右。市政府的垃圾车在进行每周例行垃圾收集时发现他的。”
“十二月二十八日你在哪里？”
“韩国，你呢？”
“巴拿马。”
“他们干嘛调动我们？”
我说：“我一直觉得我们很快就会知道为什么了。”
桑切斯说：“一定有人在搞鬼，我查过了，因为我很好奇，而且全世界有二十几个像我们这样的人被调动，调职令全是盖伯签署的。但我觉得那笔迹不是真的。”
我说：“我很确定那是伪造的，布鲁贝克死前，你那里还有出什么状况吗？”
“一件事也没有，有史以来最平静的一周。”
挂掉电话后，我静静坐了一会儿，我估计南卡的哥伦比亚市大概距离博德堡两百哩。从高速公路往西南边走，跨越州界不久后，找到二十号州际公路往西再开一会儿就到了，这趟路大概是两百哩。前天晚上我们发现了卡邦的尸体，我在凌晨两点离开诺顿中校的办公室，所以一直到那个时刻她都可以为我提供不在场证明。接着我为了验尸，七点出现在太平间，病理医师可以帮我作证。所以我有两个时间并不相连的不在场证明，但在两点到七点间还是可能有个空窗期，而布鲁贝克的死亡时间就在这段时间里。只有五小时的时间，我可以在两地之间来回各开两百哩路吗？
桑玛说：“怎么啦？”
“特遣部队那些家伙已经把卡邦的死算在我头上了，现在布鲁贝克这笔帐会不会又怪我？五小时内要开四百哩路，妳觉得可能吗？”
她说：“我也许做得到，但是沿路的平均时速要维持在八十哩。当然，这要看我开的是哪种车，还有路面是否平整，也取决于路况好不好以及有没有警察等因素。不过这当然有可能。”
“太棒了。”
“但可能性不高。”
“最好是这样。杀了布鲁贝克，就好像杀了他们的天神。”
“你要去告诉他们这个消息吗？”
我点头说：“我想我得去，这是尊重的问题，不过妳去帮我通知基地指挥官好吗？”
特遣队那个人事参谋是个混球，但他毕竟是个人。当我把布鲁贝克的死讯通知他时，他好像被定格了，接着脸色惨白，显然不只觉得在行政上有所不便而已。据我所知，布鲁贝克是个暴君般的家伙，严肃而且与人疏远，但他也是特遣队的大家长，不只是每个队员都视其如父，“布鲁贝克”这四个字简直是整个特遣队的代名词。国防部与国会向来把特种部队——特别是三角洲特遣队——视为麻烦。陆军讨厌改变，习惯新事物要花特别久的时间，尤其是要在陆军里面养些像流氓、猎人一样的杀手，从一开始就是个困难重重的计划，布鲁贝克则是计划的推动者之一，而且从没放松过。他的死，在特种部队的小圈圈里，就等于总统去世的国殇。
人事参谋说：“卡邦的事已经够糟了，这件事更是让人难以置信。他们俩的死有关系吗？”
我看着他，“为什么会有关？卡邦的死是因为训练出意外。”
他不发一语。
“布鲁贝克去饭店做什么？”
“因为他喜欢打高尔夫，很早以前他就在布瑞格堡基地附近有间房子，但他不喜欢那里的高尔夫球场。”
“饭店在哪里？”
“雷利市的郊区。”
“他常去那里吗？”
“有机会就去。”
“他老婆也打高尔夫吗？”
人事参谋点头说：“他们一起打。”接着他顿了一下，说：“应该说曾经一起打。”接着他不发一语，把头转开。
我心里想像着布鲁贝克的样子，我跟他未曾谋面，但却很了解他那种家伙。前一天他们可能跟人大谈要如何装设阔刀式地雷，里面的滚珠轴承才能发挥最大效用，把敌人的脊椎炸断，隔天他们却可以穿着鳄鱼牌淡色衬衫，跟妻子一起打高尔夫，而且当他们坐着小小的高尔夫球车驰骋在球道上时，说不定还手牵着手，面露微笑。我认识很多这种家伙，我爸就是这种狠角色，不是说他有打高尔夫的习惯，他的兴趣是赏鸟，世界各国的鸟他看过的可不少。
我站起来，说：“有需要的话，可以打电话给我。如果有我可以帮忙的地方。”
人事参谋点点头，“谢谢你亲自来一趟，这样比打电话好多了。”
我回到办公室，桑玛不在。我花了一个多小时看她给我的人事数据，然后决定要省点事，于是把病理医师划掉，也把桑玛划掉，也把诺顿跟所有女人都划掉——从验尸结果显示，从高度与力气看来_，凶手都不像女人。我也把军官俱乐部里的服务人员都拿掉，因为负责的士官说他们都在工作，瓦索与库莫两位访客让他们忙进忙出的。我也把厨子跟酒吧的服务人员都划掉，还有门口的宪兵卫兵。我还把目前住院而且不良于行的人划掉，也把我自己划掉，最后我把卡邦划掉，因为他没自杀。
接着我算了一下还留在名单上的人，在一张纸上写下九百七十三这个数字，也就是嫌疑犯人数。在我发呆时，电话响了，我拿起话筒，发现又是桑切斯从杰克森堡打来的。
他说：“哥伦比亚市警局刚打电话给我，他们跟我分享信息。”
“说了些什么？”
“他们的验尸官不同意我的判断，死亡时间不是凌晨三、四点，而是前天晚上的凌晨一点二十三分。”
“这也太准确了吧？”
“子弹打中他的手表。”
“凭一只破表来判断？不太可靠。”
“不，这根据非常有力。他们还做了些其他测验，如果可以用腐尸上的虫子来测试，也会有帮助，但这个季节没什么虫子活动。但从胃部残余的食物看来，可以看出他晚上大吃一顿后，东西又在胃里停留了五、六个小时。”
“他老婆的说法呢？”
“他那晚吃完大餐后，八点就不见了。他从餐桌离开后就再也没回去。”
“那她没有报警或做什么事吗？”
桑切斯说：“没有，他待的是特种部队，结婚那么多年来，他总是突然消失，一点预警也没有。有时是饭吃一半、有时是半夜，他有可能消失几天或几周，事后也没办法告知原因以及去了哪里，她已经习以为常。”
“他有没有接到电话或什么的？”
“她以为他接到了电话，只是不知道是几点。她不敢肯定，她在晚餐前去做了水疗，当时他们才刚打完二十七洞。”
“你可以自己打电话给她吗？她一定宁愿跟你聊，而不是跟警察。”
“我想我可以试试。”
我说：“还有什么事吗？”
他说：“枪伤是九毫米手枪造成的。被开了两枪，两枪都穿过头部，进入的伤口挺平整的，出口则惨不忍睹。”
我说：“用的是全金属弹壳子弹。”
他说：“他被人用枪抵住头部，因此有残余的火药与煤灰。”
我顿了一会儿。我想像不出当时的情景。两发子弹？被人用抢抵住头部？所以其中有颗子弹穿进头部之后，在里面绕圈圈，然后再钻出来往下击中他的手表？
“他的手正好摆在头上吗？”
“李奇，他是被人从后开枪的。从后脑勺打了两枪，砰！砰！谢谢，晚安。第二枪一定打穿了他的头，然后击中手表。因为弹道是往下的，所以开枪的人是个高个儿。”
我不发一语。
桑切斯说：“对了，这种事有可能发生在他身上吗？你认识他吗？”
我说：“未曾谋面。”
“他比一般特遣部队成员厉害得多，是个真正的专家。而且他会冷静思考，只要有机可乘，不管自己有任何优点或对方有任何弱点，只要他发现了，一定会善加利用。”
“但他为什么被人在后面开枪？”
“_他一定认识那家伙，没有其他可能。否则在深夜的暗巷里，他怎么可能在别人面前转身？”
“你在查杰克森堡的人吗？”
“人数可不少。”
“那还用说。”
“他在博德堡有敌人吗？”
我说：“据说没有。他的敌人都是官位比他大的家伙。”
“那些娘娘腔才不会在半夜的暗巷里暗算别人。”
“哪里的暗巷？”
“不在高级住宅区里。”
“有人听到些什么吗？”
桑切斯说：“没有，哥伦比亚市警局都盘问过了，没有结果。”
“那真奇怪。”
“都是些老百姓，能问出什么？”
他陷入沉默。
我问他：“你跟威拉碰过面了吗？”
“他正要来这里，似乎是个爱管闲事的家伙。”
“那是个怎样的暗巷？”
“里面到处都是流莺与药头，城市旅游手册里不会介绍的那种地方。”
我说：“威拉不喜欢丑闻，形象问题会让他很紧张。”
“哥伦比亚市的形象？干他屁事？”
“是陆军的形象。他不希望布鲁贝克这种菁英部队的上校跟流莺、药头扯上关系。他觉得陆军会因为苏联瓦解而导致人事地震，现在是大搞公共关系的时刻，他以为自己可以看见未来的愿景。”
“我只知道这个案子的未来与我无关。难道他有什么门路可以买通哥伦比亚市警局或联邦调查局？如果没有，他来也没用。”
我说：“你只能做好心理准备，麻烦上门了。”
“难道我们未来几年都会恶运连连吗？”
“不会那么久。”
“为什么？”
我说：“我的直觉。”
“你要我在这里帮你联系，还是要他们直接打电话给你？严格来讲，布鲁贝克的事应该归你管。”
我说：“你联系就好了。我还有其他事要做。”
挂断电话后，我又继续看着桑玛列出的清单。九百七十三人，其中有九百七十二个人是无辜的，一人有罪。是谁呢？
还不到一小时，桑玛就回来了。进办公室后她给了我一张纸，那是张卡邦上士在四个月前提交的武器申请书副本。他申请的是H＆K的P7手枪，也许是因为之前三角洲特遣队配记发同一家公司的冲锋枪让他用得很顺手，所以他希望自己能申请一把P7手枪来用。他还要求把枪膛改成可以使甩派拉贝伦型的九毫米制式子弹，并要了个十三发的弹匣，还有三个备用的。这是一份非常标准的武器申请书，要求也都很合理，我很确定申请应该是被核准了。因为这里面没有牵涉敏感的政治问题——H＆K是一家西德公司，而西德是北约会员国。同时也不会有兼容性问题，因为派拉贝伦型的九毫米制式子弹是北约组织的制式子弹，美军用的也不少，仓库里有一堆存货。如果我们明天开始全面改用十三发弹匣，未来一百万年也用不完。
我说：“那又怎样？”，桑玛说：“你看签名的笔迹。”她从内侧口袋里拿出卡邦投诉我那份文档的影本，拿给我看。我在桌上把它摊开，放在那份武器申请书旁边，比对笔迹。
两份笔迹是一样的。
我说：“我们不是鉴识笔迹的专家。”
“不是专家也看得出来，李奇。两个签名一样，相信我。”
我点点头。两个签名都是写C ·卡邦，而且他签的C这个字很特别，签得很快，而且拉得很长很卷。此外，两份文档中签的小写字母e也很有特色：他先画出一个小圆圈，然后往页面右边拉出1个长长的尾巴，比名字本身更长、更有力。中间的a rb o n几个字母签得又快又流畅，几乎一气呵成。整体来讲这个笔迹展示出大胆、骄傲、容易辨识以及自信等特质，无疑是从多年签支票、酒吧帐单、租约以及汽车文档等东西练出来的。当然，任何笔迹都可以模仿，但我觉得这笔迹的模仿难度很高。如果说要在午夜到〇八四五这段时间内就完成这个伪造签名，我会说是不可能的。我说：“嗯，真的是他投诉我。”
我把文档摆在桌上，桑玛把它转向自己，尽管之前已经看过很多次，她又从头看了一遍。
她说：“真冷酷，就像背后插你一刀。”
我说：“真诡异，这是我的感觉。之前我跟这家伙没见过面，我很确定。而且他是个三角洲特遣队员，不是和平主义者，为什么我会惹到他？我又不是踹断他的腿。”
“也许他觉得这是个人恩怨，那胖子是他的朋友。”
我摇头说：“如果是这样，我们打架时他会插手。”
“他当了十六年的兵，只投诉过这件事。”
“妳跟别人聊过了？”
“各单位的人。我在这里打电话，那些人离这里有远有近。”
“妳很小心吗？”
“非常小心，而且这么多年来你只被投诉过这么一次。”
“这妳也查过了？”
她点头说：“从最早的纪录开始查起。”
“妳想知道妳跟怎样的一个人一起办案吗？”
“不，我只是想让特遣队那些家伙知道你没跟别人结怨，不管是跟别人或卡邦。”
“现在换妳要保护我？”
“总得有人做这件事。我去过他们那里，他们快气疯了。”
我点点头。是因为布鲁贝克的事。
我说：“他们当然生气。”我想像他们驻扎的那老旧牢房，一开始是设计用来关人，接着被用来挡住外人，现在却像个压力锅一样，把那群人聚在一起，凝聚力像锅内的温度一样，愈来愈高。我不知道布鲁贝克的办公室在哪里，但我想像着办公室里寂静而空无一人的样子。我想像着卡邦的寝室，空荡荡的被晾在那里。
我说：“卡邦刚刚领到的P7手枪在哪里？我在他的寝室里没看到。”
桑玛说：“在他们的兵器室里，擦得一干二净，也上了油，装满子弹。他们进出时都会检查武器。他们的机棚里有个地方，你真该去参观一下，那就像圣诞老公公发武器的地方。里面停满了加装特殊装甲的悍马车，还有卡车、炸药、榴弹发射器、阔刀式地雷还有夜视镜。有了那些武器，任何人都可以组支军队，去非洲当军阀。”
我说：“那我真的要放一百二十个心了。”
她说：“我说错话了。”
“他为什么要投诉我？”
她说：“我不知道。”
我回想元旦那天在脱衣舞酒吧里的卡邦。我走进去后看到我认为都是士官的四个人，其中三个被人群挤开，一个则被推向我这边，所以他们的行进方向都是随机的。我不知道他们之中谁会走向我，他们也不知道我会出现。我跟其中任何一人都没见过面，那次与卡邦相遇可说是巧合中的巧合。我打的那一架根本不算什么，他不知道看过几千次了，搞不好自己也打过几百次，可是却因为那一架而举发我。如果有哪个军人说自己没在酒吧跟老百姓打过架，那一定是鬼扯。
我问她：“妳是天主教徒吗？”
桑玛说：“不是。为什么这样问？”
“想知道妳懂不懂拉丁文。”
“不是只有天主教徒懂拉丁文。上学的人也懂。”
我说：“好，那我问妳，cui bono”
“谁得到好处？什么意思？因为投诉而得到好处吗？”
我说：“这跟动机永远是相关的。”
“很多东西都可以用这点来解释，像是历史、政治，什么都可以。”
“举个例子，像是追查钱的流向？”
我说：“大概是这样，但我不认为这次跟钱有关，不过卡邦一定可以从中得到一点好处，否则他为什么要投诉我。”
“跟道德有关吗？也许他觉得自己有义务投诉你。”
“问题是，这是他第一次投诉别人。他一定看过更恶劣的事，我只打断别人的脚跟鼻梁，根本没什么大不了的。桑玛，我们身在陆军，我想他不会觉得自己参加的是园艺俱乐部。”
她又说了一次：“我不知道。”
我把那张上面写了九百七十三的纸推到她面前，说：“我们的嫌犯有这么多人。”
她说：“他在酒吧里一直待到八点，这点我也查过了。他自己离开的，没有人看到他再回去。”
“有人提到他的心情怎么样吗？”
“三角洲特遣队员不会透露心情，如果跟一般人一样，对他们来讲就太危险了。”
“他有喝酒吗？”
“一瓶啤酒。”
“所以他看完我跟人打架后在八点离开，一点也不焦躁或担心？”
桑玛不发一语。
我说：“妳不在时桑切斯又打电话过来。布鲁贝克上校是被人朝后脑勺开枪击毙，从后面抵住他的头共开了两枪。”
“所以他也认识跟他见面的那家伙。”
我说：“很有可能。案发时间是凌晨一点二十三分。子弹击中他的手表，等于案发时间是在卡邦死后的三个半小时到四个半小时之间。”
“那三角洲特遣队那些家伙就不能怪你了，一点二十三分的时候你在这里。”
“是的，那时候我跟诺顿在一起。”
“我会把话放出去。”
“他们不会相信妳的。”
“你觉得卡邦与布鲁贝克两人的死有关吗？”
“根据常识判断，一定有关系，但是我还看不出来如何产生关联，也看不出为何有关系。我的意思是，他们都是三角洲特遣队的人，但是卡邦死在这里，布鲁贝克在那里丧命。而且布鲁贝克是个动见观瞻的大人物，卡邦却是个行事低调的小角色。也许他觉得这样才能掩饰自己的身分。”
“你觉得陆军里会有同性恋吗？”
“我们早就有了，而且未来还会有更多同性恋从军。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盟军有一千四百万个军人，用合理的比率来算，里面至少有一百万个同性恋。而且我还记得，历史上记载着我们大获全胜。”
她说：“允许同性恋从军可是一大进步。”
“允许黑人从军也是，还有女性。大家也都曾经对这种事嗤之以鼻、抱怨连天。说什么会打击士气、破坏团结。那些过去的屁话到现在还是有人在讲。对不对？可是妳不是还在这里、工作也都没问题吗？”
“你是天主教徒吗？”
我摇头说：“拉丁文是我妈教的，她很关心我们的教育，教了我跟我哥乔伊很多事。”
“你该打电话给她。”
“为什么？”
“问问她的脚好了没。”
我说：“也许等我有空吧。”
我又继续看着基地人员名单，桑玛出去后又回来，回来时带着一张美东地图。她把它用胶带黏在时钟下方的墙壁上，然后用一根红色图钉插在我们的所在地博德堡上。接着她把南卡的哥伦比亚市，也就是布鲁贝克被发现的地方也用图钉插着。接着她把他跟老婆一起打高尔夫的地方，北卡的雷利市也标出来。我从桌子抽屉里拿出一把刻度很清楚的塑胶尺给她，她查看一下地图的比例尺，然后开始计算时间与距离。
我说：“切记，不是每个人都跟妳一样像是个赛车手。”
她说：“应该说每个人都不是。”
她量出地图上的雷利市与哥伦比亚市之间的距离是四点五吋，但是她把距离当作五吋，因为美国一号州际公路的路径就像蛇一样蜿蜒，她拿着尺去比对图例里面的比例尺。
她说：“两百哩路。所以如果布鲁贝克在晚餐后离开雷利市，可能在午夜就到了哥伦比亚市，时间非常充裕，离他死前大概还有一小时左右的时间。”
接着她查看博德堡跟哥伦比亚市之间的距离，结果是一百五十哩路，比我原来猜想的还少。她说：“如果多给点时间，大概三小时车程也可以到了。”然后她看着我，“有可能是同一个家伙。如果卡邦在九点或十点被杀，同一个家伙可能在午夜或凌晨一点出现在哥伦比亚市，准备好杀布鲁贝克。”她把小拇指摆在插着图钉的博德堡上面，说：“卡邦。”然后她转动手指，把食指摆在哥伦比亚市的图针上面，“布鲁贝克，顺序一定是这样的。”
我说：“但妳这也是猜测。”
她没有回我话。
我说：“布鲁贝克是开车南下雷利市的吗？”
“我们可以假设是这样。”
我说：“我们该跟桑切斯确认一下，看看是不是可以在某处发现他的车，问他老婆看看他是不是本来就开车。”
她说：“嗯。”她走出去用外面中士桌上的电话跟桑切斯联系，我则继续看那份名单。她在十分钟后才回来。
她说：“他开自己的车。他老婆告诉桑切斯，他们在饭店有两部车，两人各一台。他们一直是这样，因为他总是要赶往某处，她担心自己没车可以回家。”
我说：“哪一种车？”我想她应该会问。
“雪佛兰羚羊SS型。”
“好车。”
“他在晚餐后离开，他老婆以为他开车回博德堡了，那没什么奇怪的。但那辆车到目前还没在哪里出现过，至少哥伦比亚市警局与联邦调查局还没发现它。”
我说：“嗯。”
“桑切斯觉得他们对他有所隐瞒，有些事他们知道，但我们不知道。”
“那也是正常的。”
“他试着要他们说出来，但很困难。”
“这种事哪有不困难的？”
她说：“只要他有消息，就会打电话给我们。”
三十分钟后，我们接到电话。但不是桑切斯打来的，也不是跟布鲁贝克或卡邦的事有关，而是维吉尼亚州绿谷镇的克拉克警探来电，有关克拉玛夫人案件的进展。
他说：“有消息了。”
他听起来很得意，接着开始详细说明自己做了哪些事，听起来他用的方法既合理又聪明。他用地图找出绿谷镇周围三百哩范围内有哪些路可以通往镇上，然后用电话簿列出这些路上有哪些五金行。他要求手下逐一打电话清查，从中心点开始往外着手。他发现铁锹的销售量在冬天很少，主要的装修工程都是从春天才开始，有谁想趁天冷时把厨房墙壁打个洞，让冷风灌进来？三小时后他发现所有的店都没有卖出铁锹，圣诞节后人们买的大多是电钻与电动的螺丝起子。有些人则是为了帮炉子添柴火而买电锯，对西部生活充满幻想的人则是买斧头。像铁锹这种单调乏味的东西是乏人问津的。
所以他直接跳过这个步骤，打开全国犯罪数据库查找。本来他想查找有关门被破坏与铁锹的报案记录，但他想自己可以设置一个区域，结果在那范围内找不到任何纪录。但是就在他的国家犯罪信息中心的数据库中，他查到维吉尼亚州史派瑞维尔地区一家小五金行发生了一起窃盗案。那家五金行是间位于死巷里的偏僻店家，根据老板的说法，店头的窗户在元旦凌晨被人踢破，因为是假日，收银机里面没有留钱。就他所知，唯一遗失的东西是一把铁锹。
桑玛走回墙上的那幅地图前，在史派瑞维尔上面插了个图钉。因为史派瑞维尔是个小地方，图钉一插下去，地图上那点就完全被塑胶的图钉头完全遮住了。然后她又插了根图钉在绿谷镇上，两点之间大概相距四分之一吋，两根图钉几乎碰在一起。两点之间的距离代表了大约十哩路程。
桑玛说：“看看这个。”
我起身趋前，看着地图。史派瑞维尔位于一条蜿蜒道路的弯曲处，那条路往西南走会通往绿谷镇，继续走会通往他处。如果往另一个方向走，除了最后会通往华府之外，沿路没有什么地方。所以桑玛也插了根图钉在华府上面，然后把小指头的指甲摆在图钉上，食指则摆在绿谷镇。
她说：“瓦索与库莫，他们离开华府后，在史派瑞维尔偷了铁锹，然后闯入绿谷镇克拉玛夫人家中。”
我说：“也有可能不是他们。他们刚从机场出来，没有车子，而且他们没有打电话给别人，电话纪录可是妳自己查的。”
她不发一语。
我说：“而且他们是痴肥的高级幕僚，就算要他们当贼，也不懂得怎么偷五金行。”
她把手移开地图，我走回办公桌，又坐下来，把人员清单弄成整齐的一叠。
“我们必须专注在卡邦的案件上。”
“那么我们就需要一个新计划，克拉克警探现在不会再找铁锹了，他要的那把已经被他找到了。”
我点头说：“我们要回归备受重视的传统调查手法。”
“什么手法？”
“我也不是很清楚，我读的是西点军校，不是宪兵学校。”
我的电话又响了，又是我听过那个温暖的南方女人口音：杰克森堡发送了一〇三三与一〇一六两个消息代码。我知道后打开免提器，整个人靠在椅背上等着。整个房间里响着嗡嗡嗡的电讯声，然后又传来一声喀。
桑切斯说：“李奇？”
我说：“还有桑玛中尉。我们在这边听着。”
“房里还有其他人吗？”
我说：“没有。”
“门关着吗？”
“嗯。怎么回事？”
“哥伦比亚市警局又找上我，就这么回事。他们一点一点把事情告诉我，而且他们好像在玩弄我似的，卯起来幸灾乐祸。”
“为什么？”
“因为布鲁贝克的口袋里有海洛因、三包少量白粉，还有一大袋现金。他们说那是桩毒品买卖，结果被黑吃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