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拉绝对不可能核准我出国，所以我去了一趟宪兵指挥官的办公室，从办事员书桌上拿了一叠旅行优惠凭证，把它们带回我的办公室，然后在指挥官签名处签上我自己的名字，然后用很像盖伯上校的笔迹在授权者的签名处签上里昂·盖伯。

桑玛说：“我们在犯法。”

我说：“这就像库斯克的坦克大战，我们不能回头了。”

她犹豫不决。

我说：“选择在妳，不管妳加入或退出，我都不逼妳。”

她不发一语。

我说：“这些旅行优惠凭证要到一、两个月后才会被发现有问题，到时候不是威拉已经走人，就是我们卷舖盖，我们有什么损失呢？”

我说：“去打包行李，准备三天份的东西。”

她离开后我打电话问我的中士，谁是这基地宪兵里的第三号人物，我走后应该顶替我代理指挥官职缺的。稍后她跟我讲了一个我认识的名字，是之前我在军官俱乐部看过，那位手臂受伤的女上尉。我写了张字条，向她解释我必须离开三天，这段时间由她顶替我，然后拿起电话，打给乔伊。我说：“我要去德国一趟。”

他说：“好，一路顺风。”

“既然我要去德国，回程时当然要去巴黎一趟。你也知道，情况使然。”

他顿了一下，说：“是这样没错。”

我说：“如果不去一趟，是不对的。但我不应该让她觉得我比你关心她，那也不对。所以你也该去一趟。”

“什么时候？”

“你在两天后搭乘夜间班机。我会跟你在戴高乐国际机场会合，我们一起去看她。”

桑玛跟我在我住处外的人行道上会合，我们把行李拿到雪佛兰车上，我们都穿着战斗装，因为如果我们运气好，可以在安德鲁空军基地搭乘夜间运输机。要搭夜间的民航机，时间已经来不及了，而且我们不想再等一夜，搭乘隔天最早的班机。我们上车后在门口签名，离开基地，开车的当然还是桑玛。她用力加速，然后车速稍减，一路用很平顺的节奏开车，时速只比一般车辆多十哩。

我安坐在椅子里，看着路面路肩，还有沿路的商场集散地以及车流，我们往北开三十哩，经过克拉玛投宿的那家汽车旅馆，然后上了交流道，朝东开往九十五号公路，往北走后我们经过休息，一哩后经过克拉玛的手提箱被弃置的地方。接着我阖上双眼。

到安德鲁空军基地的路上我都在睡，抵达时午夜已经过很久了。我们把车停在专用停车场，用两张旅行凭证换了两个运输大队C130运输机上的位置，凌晨三点要飞往法兰克福。我们在一个有日光灯的大厅等飞机，里面有塑胶椅垫长凳，还有满满的候机旅客。军队调动是最常见的事，所以不管白天或晚上，任何时刻都有人要赶往某处。这种候机大厅从来不是交谈的地方，那天也不例外，我们只是浑身僵硬地坐在那里，又累又不舒服。

距起飞三十分钟前运输官来帮我们带路，我们从飞机跑道上走向飞机，登上机腹。中段机舱有很多货物，我们坐在旁边装有网子的折椅上，背靠着机身内壁——整体而言，我还是比较喜欢法航的头等舱，因为运输队没有空姐，也不给免费咖啡。

稍后飞机就往西迎风起飞了，接着我们用一百八十哩的慢速在华府上空飞着，然后加速往东飞行，我可以感觉到速度的变化。机上没有窗户，但我知道我们在城市上空，乔伊就在我下方某处沉睡着。

飞到高空时机身内壁变得很冷，所以我们都把手肘撑在膝上向前靠着。飞机里吵到令人无法交谈，我瞪着装载在机上的坦克弹药，直到视线开始模糊，我又睡着了。这种睡姿并不舒服，但身为陆军的一员，必须学会在任何地方睡觉。我醒来大概十次，一路上大多睡睡醒醒，因为飞机引擎与螺旋桨气流实在太吵。不过相对来讲这趟旅程还算安稳，总算还能保有床上睡眠的六成效果。

我们在高空飞了将近八小时才开始逐渐下降，因为没有对讲机，不像民航机上机长会对旅吝发布即时消息让人安心。你只能从引擎声的改变与机身往下倾斜来判断，而且耳中会出现一种尖锐的感觉。我身边到处有人站起来伸懒腰，桑玛直挺挺地把背靠在一个装弹药的木板条箱上，像只猫一样摩擦着背部。她的状况看起来很好——因为她的头发短到不会变乱，而且她有明亮的双眼，充满决心，好像她知道这赵旅程不是航向毁灭，就是光荣之旅。她决定服从我，不去想会是哪一种结果。

我们全都再度坐下，降落前紧抓椅子旁的网子，轮子落地后，轮胎发出摩擦巨响，煞车_把机身拉住，上面放着货物的托盘往前滑动，但是被带子固定住，引擎关掉后飞机又滑动了好一阵子才停下来。机尾的活动舷梯放下后我们从后面看到薄暮的昏暗天色。当时是德国的下午五点，比美东时间早六小时，比世界标准时间（Zulu time）还要早一小时。我很饿，因为从前一天在史派瑞维尔吃了那个汉堡后就没进食了。桑玛和我站起身拿了行李就开始排队下机，跟其他人一起从舷梯下去，到了飞机跑道上，发现天气很冷，跟北卡差不多。

我们在法兰克福机场里位处偏僻的军事禁区，大家搭着地勤人员的接驳巴士到民用航空站，接下来就各自到不同单位报到。有些人已经有专车在等着接他们，但我们没有，我们跟一群老百姓一样等着搭出租车。轮到我们的时候，我们给司机一张旅行优惠凭证，要他载我们到东边的十二军团基地。他非常高兴能有这笔交易：他可以拿着凭证到任何美军基地换钱，而且回程时他一定可以在十二军团基地载到几个想去城里待一晚的美军。绝对不会拿不到钱，也不用空车开回法兰克福。他跟过去四十五年来的许多德国人一样，都是靠美军为生。他的出租车是辆奔驰。

这是趟横越郊区的半小时路程，这里的郊区有西德常见的景象，到处都是一大片远在五〇年代就盖好的淡蜂蜜色建筑物，新社区蜿蜒聚集着，形成一道东西向的不规则曲线，这些区域都是把轰炸的残骸铲平后重盖的。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跟德国一样在一场战役中输得那么惨，我跟很多人一样都看过那些一九四五年拍的照片：“惨败”还不足以形容当时的情景，“世界末日”应该比较接近一点。全国各地变成废墟一片，从建筑物上到处都可看到证据——就连建筑物下方也是。每次电话公司装设线路时，总会挖出头颅、骨骸、茶杯、弹壳以及生锈的反坦克飞弹。每次建筑物的地基在用汽铲机开挖前，总有个教士在旁边为亡灵祈福。我出生在柏林，跟一群美国人一起生活，居住地方圆数哩内都是毁灭后又重建的。我们以往总是说：是他们先惹我们的。

郊区街道又整齐又干净，朴素的商店上方都是些公寓，橱窗里陈列了许多闪闪发亮的商品。路标都是白底黑字，用的是种古老字体，很难看懂。路上到处都有较小的美军基地路标，没隔多久就会看到一个，我们沿着十二军团的路标往前进，距它愈来愈近。我们离开建筑物群聚的地区，穿越两、三公里的农田，感觉起来就像壕沟，或者一块隔离的区域。我们眼前东边的天空已经暗了下来。

第十二军团的基地原本是纳粹时代最典型的军事设施。某位纳粹的工业钜子在原野里盖了个上千亩的工厂，那已经是一九三〇年代的旧事了。它的特色是有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办公大楼，后方有一排排的铁皮屋，绵延数百公尺。这些铁皮屋曾因轰炸而数度化为碎片，又被重建，而办公大楼则只有部分受损。一九四五年，有些疲惫不堪的美国装甲部队在此驻扎，为了赚取食物，法兰克福许多戴着头巾、身穿褪色洋装的瘦弱妇女来到这里，用铲子与小推车把碎石弄成一堆一堆。接下来美军工兵部队把办公大楼修好，派推土机把碎石清掉，然后五角大厦不断撒钞票重建这地方。到了一九五三年，这里已经是个模范基地了，到处矗立着砖造建筑，刷上闪亮的白漆，基地周围还有坚固的围篱。到处都是旗杆、岗哨与警卫室，还有许多食堂，以及诊所和福利社各一。基地里遍布营舍、工作站与仓库。最重要的是，这一千亩的平地上，到了一九五三年时已经停满了美军坦克。它们排得井然有序，全都朝东停放，随时可以呼啸而出，在东西德边界的“富达平原” （the Fulda Gap）上与敌人决战。

我们抵达法兰克福时，已是三十七年后的事了，当时天色暗到根本看不到什么，但我知道基本上没什么是会改变的——唯一不同的是坦克的机种。帮我们赢得二次世界大战的M4雪曼坦克车早就被换掉了，只在大门摆了两部保养得非常好的样本，肩并肩停在一起，像是精神象征。两辆坦克都一样，一半已经登上一个经过造景设计的水泥斜坡，高举炮管，尾部向下，就像它们还在奔驰一般，正在向上挺进。旁边打的灯光颇具戏剧效果，车身的绿漆光泽亮丽，两边都有闪亮的白色星星，比原来的模样更好看。他们后面有条长长的车道，两边的街边石漆成白色，还有用泛光灯照射的办公大楼，现在是基地总部。总部后面是坦克的车库，装甲师的主力MlA1艾伯朗姆斯坦克肩并肩停在一起，这些数以百计的坦克，光是一辆的造价就要四百万美金。

我们从出租车下车，越过人行道，走向大门警卫室。我出示特调组的徽章后，他们就放行了。这枚徽章可以让我们通过任何美军设下的检查站，唯一的例外是五角大厦内部的警卫室。我们拿着行李，沿着车道走下去。

桑玛问我：“来过吗？”

我边摇头边走路，“我待过海德堡的步兵基地，待了很多次。”

“在附近吗？”

我说：“不远。”

门前有宽阔的石板台阶，这栋大楼看来就像美国某个小州的议会大楼，保持得干干净净。我们踏上台阶进门，一进门就有个坐在桌前的士兵。他不是宪兵，只是个办行政的十二军团小兵，我们把识别证给他看。

我问他：“你们的来访军官寝室还有空房吗？”

他说：“报告，还有。”

我说：“给我们两间房间，过一夜。”

他说：“我会先打电话过去，只要照着指针往前走就好。”

他指着走廊后面，那边还有几扇门可以走进这栋大楼。我看看手表：刚好中午，不过手表上显示的还是美东时间。现在西德已是傍晚六点，天色已经变暗。我说：“我必须跟你们的宪兵运行官见面，他还在吗？”

那家伙打了通电话，确认后指着一道宽阔的楼梯，上二楼就可以找到他了。

他说：“上去右转。”

我们上楼后右转走进一道长廊，两边都有办公室，办公室的门都是硬木门板，上面装有条纹窗户。我们找到要去的那间，进去后发现外面的办公室有位士官，这办公室跟我在博德堡的那间没什么两样：壁漆、地板、家具、温度与气味都一样。连咖啡机也是陆军配发的，里面的咖啡也相同。这位士官跟我以前共事过的许多士官一样温和、有效率而且冷静，看起来他随时都准备好可以自己搞定这办公室里的大小事，而且搞不好已经有过这种经验。他坐在桌子后面，当我们进门时抬头看我们，花了点时间了解我们的身分与来意。

他说：“我想你是来找少校的。” 我点点头，他拿起话筒，打电话到里面那间办公室。

他说：“直接进去吧。”

进去后我发现桌子后面坐着一个叫史温的家伙。我跟他挺熟的，上次我们见面是三个月前在菲律宾，当时他刚调到那里，本来要派驻一年。

我说：“难道你也是十二月二十九日到这里的？”

他说：“我连屁股都快冻僵了，我只带了太平洋区的制服跟装备，三天后十二军团才帮我找到一件冬天的制服。”

我一点也不意外。史温又矮又壮，他的身材几乎就像个立方体。在军需官的登记册里，也许只有他自己一人有这种尺寸。

我说：“你的宪兵指挥官在吗？”

他摇头说：“暂时被派到别处去了。”

“你的派令也是盖伯签发的吗？”

“据说是。”

“确认了吗？”

“我根本搞不清楚状况。”

我说：“我跟你一样。”

他耸耸肩，那姿势就像是说：嘿，这就是陆军。你想怎样呢？

我说：“这是桑玛中尉。”

史温说：“特调组的吗？”

桑玛摇摇头。

我说：“但是她很厉害。”

史温从桌子另一边伸出手来跟桑玛握手。

我说：“我必须跟一个叫马歇尔的家伙见面。他是十二军团的少校参谋。”

“有问题吗？”

“有问题的是别人，我需要马歇尔帮我查出一件案子是谁干的。你认识他吗？”

史温说：“没听过，我才来没多久。”

我说：“我知道，十二月二十九日。”

他对我微笑，又耸耸肩，好像又跟我说了一次“你想怎样呢？”然后他拿起话筒，我听见他要他的中士找到马歇尔，告诉他，如果方便的话，我想跟他见面。我们等待回电时，我四处看看，发现史温的办公室看起来也是暂借的，跟我在北卡那间一样。两间办公室里挂着同款电子钟，没有秒针，也不会发出滴答声，已经六点十分了。

“这里有事吗？”

史温说：“没什么动静。有个直升机部队的家伙去海德堡逛街，结果被撞死了。当然，还有克拉玛的事，那倒是件大事。”

“谁会接掌他的指挥权？”

“我猜是瓦索吧。”

我说：“我见过他了，不是什么好东西。”

“胜利背后隐藏的是苦果，一切都将改变，你该听听这些家伙的论调。他们很悲观。”

我说：“现状无法持续下去了，有人这样跟我讲。”

他的电话响起，他听了一分钟后把话筒放下。

他说：“马歇尔不在基地里，他到乡下进行夜间演练了，明天回来。”

桑玛瞥了我一眼，我耸耸肩。

史温说：“跟我一起吃晚餐。我不习惯跟这些装甲兵一起，刚好没伴。一小时后在军官俱乐部见面？”

我们带着行李去来访军官寝室，找到我们的房间。我的房间踉克拉玛那间汽车旅馆房间看来差不多，不过比较干净。里面的格局跟一般美国汽车旅馆一样，当时可能是由某间连锁旅馆标下这个政府合约，然后他们把所有设备跟家具都空运过来，从洗手槽到毛巾架、马桶等等都是。

我刮了胡子后又冲澡，穿上干净的战斗装，距离跟史温见面还有五分钟时去敲桑玛的房门。打开门后发现她看来也是干净又清爽，从外面看进去，发现她的房间跟我的也一样，不过里面闻起来已经有女性的气味，空气里弥漫着某种淡香水的味道。

我们很容易就找到了军官俱乐部，这栋建筑一楼有两个侧厅，它在其中一个里面，占整个侧厅的一半。里面空间很大，天花板很高，灰泥墙面上还有装饰雕纹。里面有个大厅，有酒吧、还有用餐室，史温在酒吧里。他跟一个穿着军礼服的中校在一起，军礼服外套上有战斗步兵的徽章。在一个装甲兵的基地里能看到这种人是挺奇怪的。他的名牌上写着：赛门。他自我介绍，我觉得他会跟我们一起吃晚餐。他说他是这里的步兵联系人，装甲兵也派了个人到海德堡的步兵基地去，做跟他一样的事。

我问他：“来很久了吗？”

他说：“两年了。”听到他的回答真让我高兴。因为我需要一些背景，而就像我不了解博德堡，史温也不了解这里。接着我才了解，赛门并不是恰巧来跟我们一起吃晚餐，一定是史温想到我的需要，于是我还没开口他就帮我做了这个安排。史温就是这种人。

我说：“幸会。”接着我跟史温点点头，好像在跟他道谢。我们用结霜的大杯子饮用冰冷的美国啤酒，喝完才去用餐室。史温先订了位，服务人员带我们在角落一张桌子坐下。我坐在一个让我可以立刻看到整个房间的座位，我没看到任何认识的人，瓦索与库莫都不在。

菜单一点也不特别，里面的菜色是世上任何一个军官俱乐部都看得到的。军官俱乐部不是为了向你介绍当地菜肴而存在的，它是为了让你有家乡的感觉，所以里面的一切都代表陆军对于美国文化的诠释。我们可以选择鱼或牛排，鱼可能来自欧洲，但牛排一定是从大西洋对岸空运过来的。一定是家乡有牧场的政客向国防部施压，完成了这笔令人满意的交易。

有一阵子我们只聊一般性话题。我们拿薪水与津贴的事发发牢骚，也聊我们都认识的人，还有巴拿马的“正义之师”行动。赛门中校说他前两天去了一趟柏林，带了一小块柏林围墙的水泥碎片回来。他说打算把东西保存在一根塑胶管里面，像传家之宝一样代代相传。

我问他：“你认识马歇尔少校吗？”

他说：“很熟。”

我问他：“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人？”

“这会列入纪录吗？”

我说：“闲聊而已。”

“基本上，他是个有计划有策略的人。他会做长期盘算，克拉玛将军似乎很喜欢他，总是把他带在身边，任命他成为自己的情报官。”

“他有情报背景吗？”

“没有正式训练，但他应该曾经轮调去做类似的工作。”

“所以他也是圈内人？我听说克拉玛、瓦索与库莫被大家称为铁三角，但没提到马歇尔。”

赛门说：“他是他们那个小团体的一分子，这是确定的。但你也知道那些将官是怎样的角色，就算他们需要别人帮忙也不会承认。所以他们不重用他，他只是帮忙跑腿开车，但是当问题来时，他们会征询他的意见。”

“现在克拉玛死了，他是不是会跟着一起往上爬？或许他可以接库莫的遗缺？”

赛门做了个表情，然后说：“应该会。他跟他们一样，都是热爱装甲部队的狂热分子。但是没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克拉玛死的时机对他们来讲真是不利。”

我说：“世界正在改变。”

赛门说：“什么世界？基本上这是克拉玛的世界，从各方面来讲都是。他是西点军校五十二年班的，而且很多基地像这里一样，都是五十三年班的人在当家作主。过去将近四十年的时间里，他们可以说是世界的中心。这地方做了多少军事建设？多到你难以想像。你知道谁在这个国家付出最多吗？”

“谁？”

“不是装甲兵，也不是步兵。这个战场是陆军工兵部队建造出来的。以前的雪曼坦克车有三十八吨重、九呎宽。现在我们已经升级到M1A1艾伯朗姆斯坦克，重量七十吨、十一呎宽。这四十年来，陆军走过的每个地方，工兵部队都曾留下痕迹，他们在西德境内铺路造桥，拓宽的路数以百哩。我的天，路跟桥都是他们建的。如果你想让一辆辆七十吨坦克车驰骋前往东边的战场，你最好确定那些路跟桥都撑得住。”

我说：“嗯。”

赛门说：“这些都要花掉数以十亿计的经费。当然，他们知道哪些路跟桥是重要的。他们知道部队要从哪里开拔，要前往哪里。他们跟战争领袖谈过了，他们看过地图后就开始用水泥与钢筋干活。只要我们有需要，他们会帮忙建造中继站，还有坚固的燃料站、临时弹药库、维修站，在部队经过的预定路在线，会有数以百计的设施。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已经根深蒂固，简直可以说挖个洞住在这里。李奇，这整个国家就等于是冷战的战场。”

“有人会说，因为我们花了大笔经费才赢了这场战争。” 赛门点头说：“说得没错。但接下来会怎样？”

我说：“要花更多钱。”

他说：“完全正确。就像海军一样。当那些大型战舰被航空母舰取代时，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以及另一个时代的开始。艾伯朗姆坦克就等于大型战舰，它们曾经举足轻重，但已经过时了。它们能够走的路，只有那些我们为坦克量身订做的道路，方向也都是早就决定好的。”

桑玛说：“它们是机动的，所有坦克都一样。”

赛门说：“不够机动。下一场战争会在哪里发生？”

我耸耸肩。我希望乔伊在这里，这种跟地缘政治学有关的问题他最在行。

我说：“中东？也许是伊朗或伊拉克。两伊战争结束了，他们总得再找事做。”

史温说：“或者巴尔干半岛。等到苏联真正垮台，那地方是个已经煮了四十五年的压力锅，锅盖一掀开马上出事。”

赛门说：“好。我们就当是巴尔干半岛好了，假设在南斯拉夫，那里一定是第一个开战的地方，现在他们只是在等谁先开枪。我们该怎么办？”

史温说：“派空降部队过去。”

赛门又说一次：“好。假设我们先派八十二和一〇一空降师的人过去好了。一星期内我们就可以调三个轻武装的营过去。但过去后呢？我们只能抵挡一阵而已，还是要等重装部队过去，这就是第一个问题。一辆艾伯朗姆斯坦克七十吨重，不能用空运的，一定要先用火车载，再用船运。而且最棒的是，你不能只是把坦克带过去，坦克每多一吨，就要多载四吨燃料，还有其他装备。这些吃油的怪兽每跑半哩，就要吃掉一加仑的油。而且还需要替换用的引擎，弹药，还有大量维修人员。坦克部队所需要的补给队伍，可能长达一哩，所以移动坦克就像移动一座铁山一样。如果你希望坦克部队可以多到扭转战局，最少需要六个月的准备工作，而且必须日以继夜地工作。”

“空降部队根本撑不了六个月。”

赛门说：“那还用说。而且他们都是我的人，我很担心。轻武装空降部队如果遇到外国的装甲兵，有可能不被屠杀吗？这六个月会让我非常非常焦虑。这还不是最糟的。等到重装部队终于抵达，下船后却只跑了两条街就被困住了。因为路不够宽，桥不够坚固，他们根本出不了港区。他们会被困在泥泞中，远远看着步兵被人宰杀。”

大家都不发一语。

赛门说：“或者我们可以拿中东当例子。我们都知道伊拉克想夺回科威特，假如他们真的发动攻击呢？长期来讲，我们容易赢，因为大沙漠对坦克来讲差不多等于欧洲的大草原，差别只在那里的温度较热、风沙较大。我们的战争计划应该会奏效，但我们的坦克真的能够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吗？我们只能让步兵在那里撑六个月，等坦克过来，但是谁说伊拉克人不会在两星期内就用坦克辗毙他们？”

桑玛说：“动用空中武力，派攻击直升机过去。”

赛门说：“希望如此。飞机跟直升机是很炫，但它们没办法自己打赢战争。历史上没这回事，以后也不会有。只有步兵能克敌制胜。”

我露出微笑。说这种话跟他自己是个步兵有关，这是面子问题。但其中也有几分属实。

我问他：“所以未来会怎样？”

赛门说：“就跟一九四一年的海军一样。一夜之间，战舰变成历史，航空母鉴成为新宠。所以我们现在应该要集成，我们必须了解陆军的轻武器部队太脆弱，重武器部队却又太缓慢。所以应该要摒弃轻兵种与重兵种之间的差别，我们必须组成有装甲交通工具的快速反应部队，但是交通工具必须在二十吨以下，而且要小到可以装进C130运输机的机腹里。我们必须更快抵达战场，用更聪明的方式作战，不要再妄想跟敌人进行坦克大决战。”接着换他露出微笑，“基本上我们该让步兵当家做主。”

“你跟马歇尔那种人讲过这番话吗？”

“他们的参谋？绝不可能。”

“他们对未来有何想法？”

“我没概念。而且我也不在乎，未来是步兵的天下。”

甜点是苹果派，接下来我们喝了咖啡，咖啡挺好喝的。我们从未来又跳回现实，开始聊些不关痛痒的话题。服务人员在我们身边不发一语地走来走去——军官俱乐部都是差不多的，只不过这个跟我前些晚上去的相隔四千哩远。

史温告诉我：“马歇尔黎明时会回来，他在进基地的第一列纵队里，应该坐在后面的侦查车里。”

我点点头。我想一月期间，法兰克福应该是在七点破晓，所以我提醒自己，应该要在六点起床。

赛门中校与我们说晚安后慢慢走开，桑玛把椅子往后推，我看见身材娇小的她在椅子里动来动去。史温往前坐，把手肘摆在桌上。

我问他：“这基地里毒品很多吗？”

他说：“你想来点吗？”

我说：“我在找海洛因，不过不是我要的。”

史温点头说：“这里的人说德国有些土耳其外劳可以帮人弄一点，我确定有个卖安非他命的家伙也兼卖海洛因。”

我问他：“你遇过一个叫威拉的家伙吗？”

他说：“我们的新老板吗？我收到备忘录了，没见过面。但这里有些家伙认识他。他本来是搞军事情报的，业务跟装甲兵有关。”

我说：“他是计算油耗量的。”

“为什么？”

“我想是苏联T80坦克的油耗量，借此算出他们的训练模式。”

“那现在由他指挥一一〇特调组？”

我点点头，“我知道。很怪吧？”

“他怎么办到的？”

“显然有人帮他撑腰。”

“我们该找出是谁帮他撑腰，开始发送黑函。”

我又点点头。每年要花几千亿养的百万大军，要找出谁帮谁撑腰，嘿，这就是陆军，你能怎样呢？

我说：“我要去睡了。”

因为我住的来访军官寝室格局实在太常见，关上门后不到一分钟，我就忘了自己身在何方。我把制服挂在衣柜里，洗澡后钻进被窝。那被单的洗洁精味道一闻就知道是各地陆军统一使用的。我想到在巴黎的我妈和在华府的乔伊。妈大概已经睡了，而不管乔伊的工作是什么，应该还在工作。

我对自己说早上六点，然后闭上双眼。

破晓之际，我已经跟桑玛一起站在十二军团基地的东路大门，当时是早上六点五十，手里各拿着一杯咖啡。地上已经结冻了，四处一片雾蒙蒙的。当时天色灰暗，景色一片粉绿。这里的地势很低，最多只有波浪似的起伏，跟很多欧洲地区都一样，完全没有让人惊叹的感觉。到处都是整齐的矮树丛，冬天时整个大地都在休眠，寒冷的空气中散发出一种植物的味道，四下一片寂静。

那条路穿越门口，转向后往东延伸，接着偏北进入一片雾中，朝着苏俄方向继续下去。这是条又宽又直的大路，路面由强化水泥铺成，因为坦克履带的摩擦，所以街边石上面到处是刻痕，常有楔形水泥石块从上面掉下，因为坦克是非常难驾驭的。

我们继续等待，还是一片宁静。

接着我们听到部队回来的声音。

二十世纪最具代表性的声音是什么？这问题的答案可能见仁见智。有人说是飞机引擎缓慢的嗡鸣声——想像一下一九四〇年代一架战斗机在蔚蓝天空中爬升发出的声音。或者是一架喷射机从头上低空快速呼啸掠过，撼动地面。也可能是直升机发出唔噗、唔噗、唔噗的声响。其他还有满载的七四七班机从地面轰隆轰隆起飞，以及炸弹落在城市里的猛烈轰炸声。这些声音都有资格成为二十世纪特有的噪音，是先前历史上“前所未听”的。有些狂热的乐观主义者可能会说是披头四的歌声，——在台下听众的尖叫声中，四个人耶、耶、耶的合唱声渐渐渐消逝。我自己会投这种声音一 票，但实际上歌声与尖叫声却不是二十世纪特有的，因为自从有人类以来，音乐与欲望也伴随着出现，它们不是一年后才有的。

上面讲的都不是。二十世纪最具代表性的声音是坦克进入柏油路时履带发出的尖锐声响以及哗啦当吠的巨响。这种声音在在华沙、鹿特丹、史达林洛勒以及柏林都出现过，然后出现在布达佩斯，布拉格、汉城与西贡等地。这是种很残暴的声音，让人害怕，而且它代表压倒性的武力优势，具有一种孤傲、不人性而冷漠的特质。坦克用这种声音告诉世人：它是无人能挡的，所有人在它面前都显得脆弱无力。接下来坦克一边的履带停止，另一边继续转动，此刻它转而向你推进，一边咆哮尖叫。这是二十世纪真正的声音。

在还没看见十二军团的艾伯朗姆斯坦克队伍之前，远远就听到它们的声音了，那声响穿越迷雾，直扑我们而来。我们听见履带转动的声音，以及涡轮机嘎嘎作响。每当齿轮带动履带上的金属片，砰然一声往前转动时，我们都听见吱嘎换档的声音，隐约从脚底感觉到震动。我们还听到在坦克的重压下，沙砾与石头都被绞碎了。

接着它们出现了，最前面一辆坦克从迷雾中穿出，很快向我们驰骋而来，有点颤抖，但大致还算平稳，引擎发出轰隆声响，后面接着一台又一台坦克。它们排成一排纵队，气势像来自地狱的“无敌舰队”一样惊人又壮观。艾伯朗姆斯坦克就像鲨鱼一样，经过不断演化，臻至完美。没人会怀疑它具有“丛林之王”的地位，这地球上还没有其他任何坦克可以损坏它，因为包覆着它的装甲是由两片轧钢构成，中间的材质是贫铀制成，装甲密实，无法穿透。战场上的子弹、火箭或者移动的设备，只要撞上它都会弹回来，但它最厉害的地方在于：它可以在非常远的地方停住不动，看着敌人的子弹或飞弹因为推进力耗尽而在它面前掉下。接着它把炮管转向，一秒钟内就可以对攻击它的敌人还以颜色，炮弹飞到一哩半以外。这是种无人能敌的优势。

最前头那辆坦克从我们眼前通过，它长二十六呎、宽十一呎、重七十吨。它的引擎声像打雷一样，重量撼动地面，履带在地面滑动时会发出吱嘎声响，哗啦当啷。接着是第二辆、第三辆、第四辆、第五辆。噪音震耳欲聋，坦克的炮管时而上下跳动，时而左右摇动，空气中弥漫着坦克排放的废气。

纵队里一共有二十辆坦克，他们开进大门后，噪音与震动在我们身后消失，不久后，一辆侦查车从迷雾中穿出，开向我们——那是一辆运行“打带跑”战术的悍马车，车上的配备是TOW2反坦克导弹发射器。里面有两个家伙，我档在它的路上，举手把它挡下。我不认识马歇尔，而且也只看过他一次，当时他开着那辆停在博德堡总部大楼外的水星尊爵，我看到他坐在昏暗的车内。尽管如此，我还是很确定这两个家伙都不是马歇尔，因为我记得他很高大，而且皮肤黝黑，这两个家伙都很矮小，可说是较典型的装甲兵，因为艾伯朗姆斯坦克里面最欠缺的东西之一就是空间。

悍马车就在我面前停下，我绕到驾驶座窗边，桑玛则是轻松地站在乘客座窗边。驾驶把他的窗户摇下，瞪着我。

我说：“我要找马歇尔少校。”

驾驶是个上尉，坐在他身边的也是个上尉。他们都穿着防火坦克装，头戴全罩式保暖帽以及有内置式对讲机的钢盔。那位乘客袖子的口袋上插满了笔，两边大腿上都绑着写字板，里面都是打分数的纪录。

那位驾驶说：“马歇尔不在这里。”

“那他在哪里？”

“你是谁？”

我说：“你自己可以看。”我穿着昨晚换上的战斗装，衣领上有橡树叶，衣服上印有“李奇”这个名字。

那家伙说：“什么单位的？”

“说出来会吓死你。”

他说：“马歇尔去加州了，去尔汶堡出紧急任务。”

“什么时候？”

“我不确定。”

“大概的时间就好。”

“昨晚吧。”

“范围太大。”

“我真的不确定。”

“尔汶堡有什么紧急任务？”

“这我也不确定。”

我点点头，往后退开。

我说：“走吧。”

他们的悍马车从我跟桑玛之间开走后，我们俩又在路中间站在一起。空气里弥漫着柴油与涡轮机废气的味道。履带通过后，水泥地面出现一道道新的刮痕。

桑玛说：“这趟白来了。”

我说：“也许不是。关键在马歇尔是什么时候离开的。如果是在史温打电话以后，那一定有鬼。”

为了搞清楚马歇尔到底在什么时间离开十二军团，我们在三个办公室间走来走去，最后来到瓦索将军位于二楼的办公室，他自己不在，跟我们讲话的是个上尉，他似乎是个文书连队的连长。他说：“马歇尔少校在两三洞洞搭乘民航机，从法兰克福飞往杜勒斯机场。七小时后再从华盛顿机场飞到洛杉矶国际机场，旅行凭证是我签发的。”

“什么时候？”

“他离开的时候。”

“那是几点？”

“他在班机起飞前三小时就从这里离开了。”

“晚上八点吗？”

那位上尉点头说：“八点整。”

“有人说他本来要参加夜间训练。”

“本来要参加，但计划改了。”

“为什么？”

“我不确定。”

不管我问十二军团的人什么问题，他们似乎总给我千篇一律的答案：“我不确定。”

我说：“尔汶堡出了什么状况？”

“我不确定。”

我露出浅浅的微笑，然后对他说：“马歇尔什么时候接到命令？”

“七点钟。”

“书面的吗？”

“口头的。”

“谁下的令？”

“瓦索将军。”

“瓦索将军也副署了他的旅行凭证吗？”

上尉点点头，“是，他也签了名。”

我说：“我必须跟他谈谈。”

“他去伦敦了。”

我说：“伦敦？”

“因为英国国防部临时通知他要开会。”

“他什么时候离开的？”

“跟马歇尔少校一起去机场的。”

“库莫上校呢？”

那家伙说：“柏林，他想弄些柏林围墙的纪念品。”

我说：“难道他是跟瓦索、马歇尔一起去机场的？”

上尉说：“没有，他坐火车去的。”

我说：“太棒了。”

桑玛跟我去军官俱乐部吃早餐，坐的还是昨晚那张角落的桌子。我们靠墙并肩坐在一起，两人都可以看到整个用餐室。

我说：“史温的办公室在六点十分打电话询问马歇尔在哪里，五十分钟后他就接获来自尔汶堡的命令，又过一小时他就离开基地。”

桑玛说：“还有瓦索就去了伦敦，库莫则是匆匆搭上去柏林的火车。”

我说：“夜班火车。如果只是去玩，谁会搭夜班火车？”

她说：“每个人都有事想隐瞒。”

“除了我跟我的猴子。”

“啊？”

我说：“这是披头四的歌，他们的歌声是二十世纪的声音。”

她看着我，说：“他们在隐瞒些什么？”

“妳来告诉我。”

她把手放在桌上，手心向下，吸了口气。“其中一部分被我看出来了。”

“我也是。”

她说：“那份议程跟昨天赛门中校讲的事情，可说是一体两面。赛门妄想步兵能变得更重要，装甲部队的优势受挫，我想克拉玛对这些也都一清二楚。二星中将可不是白混的，所以本来元旦要在尔汶堡召开的那场会议，就是要想出反制对策。我认为他们想反抗，他们不想放弃既得利益。”

我说：“他们必须放弃的还真多。”

她说：“真的是这样，他必须像以前的战舰舰长一样为自己打算。”

“议程的内容呢？”

“显然是有攻有守。他们必须抨击把部队集成起来的构想，嘲笑轻型装甲车，吹嘘自己的专业有多了不起。”

我说：“我同意，但这样是不够的。国防部马上就会不断收到这种狗屁文档，堆起来有一个人高，里面有赞成的意见、有反对的意见，还有什么如果啦、但是啦、然而啦，大家看了都无聊死了。但在那份议程里面有个截然不同的东西，这让他们拚了老命也要把议程拿回来。到底是什么？”

“我不知道。”

我说：“我也是。”

桑玛说：“还有，他们昨晚为什么要逃？他们一定早就把克拉玛那份议程，还有所有影本都毁掉了。他们可以睁眼说瞎话，先把你骗过去，甚至可以给你一份假的议程，直接告诉你这就是议程，你自己看看。”

我说：“他们杀了克拉玛夫人，所以要逃。”

她点头说：“我还是觉得瓦索与库莫杀了她。克拉玛一死，发球权就交到他们手上，他知道自己有责任出面把所有会泄密的文档处理掉，所以克拉玛夫人是间接受害者。”

我说：“我觉得很有道理。不过，他们两人看起来都不像特别高大或强壮。”

“他们俩都比克拉玛夫人要高要壮。而且你可以想像，在逼不得已的状况下，他们激动之余会做出什么，所以鉴识结果会有点不准确。而且我们也不知道绿谷镇的办案人员到底有多厉害。他们可能派个家庭医师来当验尸官，这种人真的懂吗？”

我说：“也许吧。但我还是觉得不太可能。妳可以算算从华府开车到那里的时间，还要花十分钟找到偷铁锹的那家五金行，他们只剩十分钟可以决定。而且他们没有车，也没打电话给任何人。”

“他们可能直接从饭店大厅搭出租车或租台礼车，而且我们绝对追查不到，因为除夕夜是整年生意最忙碌的一天。”

我说：“但因为是长途车程，要花很多钱，司机也会因此记住。”

她说：“除夕夜华府的出租车与礼车在三个州之间穿梭来回，大家去的地点五花八门，所以是有可能的。”

我说：“我觉得不是这样。没有人坐出租车去五金行偷东西，还入侵别人的房子。”

“司机不会看到的。瓦索或库莫其中之一或者他们俩可以走进那条巷子里，五分钟后把铁锹藏在大衣下走出来。去克拉玛夫人她家也一样，可以叫出租车在路上等他们，司机根本没看到他们做了什么。”

“这太冒险了。华府的出租车司机可能跟大家一样都会看报，而且因为塞车时间多，看的报纸可能更多。如果司机看到绿谷镇凶案的报导，他会想起那两个乘客。”

“他们本来觉得没有风险，因为他们不想杀人，而且他们以为克拉玛夫人不在家，而是在医院。而且他们觉得史派瑞维尔与绿谷镇的小窃案是不会上华府报纸版面的。”

我点点头。回想克拉克警探在几天前说的：我派手下沿街访查，但没有任何发现。当天有些车子进进出出。

我说：“有可能。也许我们该查查出租车。”

桑玛说：“整年里面就这天最难确定不在场证明。”

我说：“真大胆，不是吗？居然坐出租车去做这种事。”

“心脏太强了。”

“如果他们的心脏真的那么强，昨晚怎么逃了？”

她有一阵子没开口。

她说：“这真是没道理，因为他们总不能逃一辈子，而且他们也知道迟早他们必须扭转情势，反咬我们一口。”

“我同意，而且他们应该就在此地此刻反咬我们，这里是他们的地盘。我真的搞不清楚。”

“他们的反扑力量会很强大，因为他们的事业成败就在此一击。你要小心点。”

我说：“妳也是，不只是我。”

“攻击是最佳的防守。”

我说：“我同意。”

“那我们要追他们吗？”

“为什么不？”

“先追哪一个？”

“马歇尔，我想先抓他。”

“为什么？”

“根据经验法则。要追就要追那个被他们支开的，因为他们觉得他最容易出错。”

她说：“现在呢？”

我摇摇头，说：“现在我们要去巴黎，我必须见我妈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