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循着熟识的路走回剧院广场，搭上机场巴士。那星期我已经搭了六趟那种巴士，每次都一样不舒服，不舒服的坐让我开始思考。

我们在飞往他国的离境大厅下车，找到法航报到柜台，用两张旅行凭证换了两张十一点飞往杜勒斯机场的晚班飞机票。因为要等很久，我们拿着行李穿越机场大厅，朝酒吧前进。桑玛的话不多，我想大概是因为她想不出要说些什么来安慰我。但实际上那时候我没事，因为人生就是这么一回事，早晚爸妈都会离我们而去，无可避免。自古以来就是如此，没什么好难过的。

喝了啤酒后我们找地方吃饭。早晚两餐我都没吃，我想桑玛也是。我们走过那些规模不大的免税精品店，找到一个装潢成路边小餐馆的地方，我们把剩下的美金凑一凑，发现刚好足够吃两套餐点，她可以喝果汁，我可以喝咖啡，还可以付小费。我们点了“牛排薯条”，送来的是块挺不错的肉排，还有薯条与美乃滋酱。法国到处都有好吃的食物，就算机场也不例外。

一小时后我们往登机门前进，时间还早，候机室里还没什么人，只有几个已经买完东西，或是跟我们一样身无分文的过境旅客。我们坐得离他们很远，眼睛茫然地看着前方。

桑玛说：“要回去了，我的心情也跟着变差。不管有多少麻烦，如果人走得远远的，总是可以忘掉。”

我说：“只要破案就好。”

“我们连一个案子都破不了，已经十天了，还是一点头绪都没有。”

我点点头。距离克拉玛死掉已经十天了，距离卡邦被杀六天，距离三角洲特遣队给我一周时间自清已经五天。

桑玛说：“我们什么都没查出来，连最简单的东西也是。我们甚至没找到跟克拉玛去开房间的那个女的。照理讲应该不难的。”

我又点点头。她说得对，应该不难的。

候机室里已经到处都是乘客，我们在起飞前四十分钟登机。桑玛和我坐在一对老夫妻后面，他们俩的旁边就是出口。但愿我可以跟他们换位置，如果能有伸腿的空间那就太好了。飞机准时起飞，第一个小时我觉得位置愈来愈挤，我愈来愈不舒服。即使我想吃饭也没办法，因为手肘没有足够空间可以移动，所以无法使用餐具。

我又想到另一件事。

我想到昨夜乔伊也是搭乘飞机，显然他也是搭乘经济舱。一个为了私人行程而搭乘飞机的公务员，坐的一定是经济舱座位，他也跟我一样要忍受整夜的拥挤与不舒服，而且因为他比我高一吋，情况可能稍稍严重一点。所以，让他搭巴士进城那件事又让我难过起来，我想起座位上坚硬的塑胶垫，还有他被挤到连头都得跟着车子移动而一起摆动。我应该从城里叫辆出租车到机场，要司机等我们。我应该凑得出钱。

我又想到另一件事。

我想像克拉玛、瓦索与库莫在除夕夜当天从法兰克福搭乘美国航空的波音喷射机，位置不会比其他喷射机大。他们早早从十二军团基地出发，坐很久的飞机才到杜勒斯机场。我想像他们从空桥走出，全身僵硬，缺氧又脱水，到处都不舒服。

我还想到其他事。

我从口袋拿出乔治五世饭店的信封，拿出帐单明细看一遍，又看一遍，每一行与每个项目都仔细看。

旅馆帐单、飞机、进城巴士。

进城巴士、飞机、旅馆帐单。

我闭上眼。

我想一想所有人跟我说的——桑切斯、特遣队的人事参谋、克拉克警探、诺顿中校，还有桑玛。我回想我们在戴高乐机场入境大厅看到的那些接机人潮。我想到维吉尼亚州的史派瑞维尔，还有克拉玛夫人在绿谷镇的房子。

最后就像骨牌被推倒似的，我把所有环节都想通了，每个人都有错——连我也不例外，因为我实在犯了太多错，包括其中一个错误大到会害我立刻尝到苦果。

我不断忙着思考之前犯的那些错，导致我又犯下另一个错。我光是花时间回想过去，却没时间顾及未来，所以没有思考反制之道，也没想到杜勒斯机场正有人等着我们。飞机在凌晨两点着陆，通关后就一脚踩进威拉所设的圈套。

六天前那三个来自宪兵总指挥官办公室的准尉又站在同一个地方等我，我看见那两个W3级准尉与那个W4级准尉，他们也看见我。有片刻时间，我想着威拉到底是怎么办到的，难道他不分昼夜派人在各地国际机场看守吗？难道他翻遍整个欧洲，查找我们使用旅行凭证的纪录吗？他自己能办到吗？还是他找了联邦调查局来帮忙？还是陆军总部？国务院？国际警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我不知道。我还很荒谬地提醒自己，有天一定要把这件事搞清楚。

接着我又花了点时间来决定要如何处理这个情况。

现在我不能再耽误了，我不能落入威拉的手上，至少在未来二十四或四十八小时里，我需要移动与行动的自由。然后我才会带着快乐的心情去见威拉，因为在那时我已经准备好痛扁他一顿，然后逮捕他。

那位W4级准尉带着身后那两位W3级准尉向我们走来。

“我奉命要帮你们俩都戴上手铐。”

我说：“别管什么命令了。”

他说：“办不到。”

“你试试看。”

他又说了一次：“办不到。”

我点点头，说：“好，那我们交换一下。你如果敢拿出手铐，我就打断你的手。如果你们带我们走到车上，我们会乖乖跟你们走。”

他想了一下。他和手下都有武器，我们没有，但这里是机场，没人会想在这里开枪。更何况对方是手无寸铁的同僚，心里会不好受，而且还要写报告。同时他也不想动手跟我们打架：因为是三对二，我长得太高大，桑玛却长得太娇小，不管怎么盘算都不公平。

他说：“成交吗？”

我对他说谎：“成交。”

“那我们走吧。”

上次他走在我前面，他那两个臭屁的W3级准尉在我后面戒护。我多希望他还是用这种队形。我猜那两个W3级准尉一定觉得自己很行·但我觉得他们其实没那么厉害。我比较担心的是那个W 4级准尉，他看起来像是有那么两下子，但毕竟他后脑勺并没有长眼睛，所以我希望他走在前面。

他的确走在前面，桑玛和我并肩走着，手里拿着行李，那两个W3级准尉走在我们后面，两人相隔很远，我们五个人形成一个箭形队伍。在W4级准尉的带路下，我们出门走进寒冷的室外，跟上次一样朝公务车停车场前进。当时是凌晨两点，机场的引道完全没有车流，只有几根杆子上的设备发出一道道黄光。之前才下过雨，地上是湿的。

我们穿越接机车道还有上面设有巴士站的中央安全岛，我们继续往黑暗前进。靠近左边的地方我可以看见一个室内停车场，那辆雪佛兰停在远远的右边。我们右转走向它，走在大部分白天时间都车水马龙，但当时一片寂静的路上。

我把行李放下，用双手把桑玛推开。完全停下脚步后，我用右手肘用力往右边那位W3级准尉脸上招呼，我把重心摆在下盘，站稳后好像在做体操一样，用上半身的扭动把手肘往左带，痛击左手边那个W3级准尉。那位W4级准尉听到声音，他向后朝我冲来，我用左手直拳攻击他，因为两人都在移动，对撞后产生的攻击力道可真的不能小觑。我紧接着用右勾拳攻击他的下巴，一拳把他打翻在地。然后我立刻转身去看看那两个W3级准尉，发现他们都躺在地上，鼻梁断裂，牙齿也掉了，满脸是血还有震惊与意外的表情。出其不意的攻击让我获得满意的成果，他们是挺厉害，但我更快、更狠。我看一下那个W4级准尉，他没办法活动，然后我蹲下把那两个W 3级准尉的贝瑞塔手枪从枪套里取出，然后一转身也把W4级准尉的同款枪拿走。把三把枪都勾在我的食指上，然后用右手去找车钥匙，它就在右手边那位W3级准尉的口袋里。我把钥匙拿出来后丢给已经站起来，有点惊魂未定的桑玛。

我把三把枪都交给她，然后我拉着那位W4级准尉的衣领，把他拖到最近的巴士站，然后又回去一趟，一手拖着一个W3级准尉。我让他们全都趴在地上排成一列，他们虽然还醒着，但浑身无力。头部受到重击的后果在现实生活中比在电影中严重多了，我自己也是呼吸困难，几乎已经气喘吁吁，因为迟来的肾上腺素还在作用。不管打赢打输，打架的人总会受到影响。

我蹲伏在那位W4级准尉身旁。

我说：“我向你道歉，小队长。没办法，你挡住我的路了。”

他不发一语，只是抬头瞪着我，眼神里充满愤怒、震惊、困惑，看得出自尊严重受损。

“现在你听好了，你们从来没看到我们，我们没在这里出现过，你们等了几小时等不到人，出来后发现车子被小偷偷走。这就是事情经过，懂了吗？”

他想说些什么，但那句话没办法立刻脱口而出。

我说：“我知道，这种说法很丢脸，而且别人会觉得你是个蠢蛋。但如果是你让我们脱逃，结果会比较好吗？而且你没按照命令帮我们上手铐。”

他没说话。_我说：“我刚刚讲的就是你的说词，我们没出现，你的车被偷了。口风紧一点，不然我会说是那个中尉把你们撂倒的，她是个只有九十磅的女孩，大家会非常喜欢知道她打败你们三个的故事，而且你也知道这种谣言会一辈子跟着你。”

他一语不发。

我说：“你自己选吧。”

他耸耸肩，没说话。

我说：“我真的很抱歉。”

我让他们继续待在那里，拿了行李后跑到他们的车旁，桑玛开锁后我钻进车里，她把车子发动，打档后把车开离街边石旁。

我说：“开慢点。”

我等到车子开到巴士站旁才摇下车窗，把贝瑞塔手枪丢到人行道，——如果手枪连车子一起丢了，他们的说词就不会有人相信。三把枪掉在靠近他们身边，三个人挣扎着起来，开始往手枪的方向爬过去。

我说：“走吧。”

桑玛加足马力，轮胎发出摩擦声，一秒后我们就远远离开了手枪射程外。她的脚始终踩着油门，我们用九十哩时速离开机场。

我说：“妳还好吗？”

她说：“到目前为止还可以。”

“抱歉，刚刚推了妳一把。”

她说：“我们应该逃跑就好，我们可以在航厦里甩掉他们。”

我说：“我们需要一辆车，我不想再搭巴士了。”

“但是我们现在玩火玩过头了。”

我说：“那是当然。”

我看看手表，接近凌晨三点。我们从杜勒斯机场往南在黑暗中疾驶，没有特定目的地。我们必须决定要先去哪里。

我说：“妳知道我在博德堡的电话号码吗？”

桑玛说：“当然。”

“好，开到有电话的地方就停车。”

五哩后，她停在一个二十四小时营业、灯火通明的加油站。我们靠边后进去查看一下，发现加油区后面有个小型杂货舖已经关门。夜间加油必须要从一个防弹窗口付钱，外面的打气帮浦旁边墙上有个铝箱，里面装着付费电话，那箱子被做成像箱子的形状，两边被固定在墙上。桑玛帮我拨了博德堡办公室电话，然后把话筒递给我。响了一声后我的夜班女中士把电话接起。

我说：“我是李奇。”

她说：“你要倒大楣了。”

我说：“好消息。”

“那坏消息是什么？”

“坏消息是，妳要跟我一起做坏事，妳找得到保母吗？”

“我隔壁那辆拖车的女孩会帮我照顾小孩。”

“她可以多待一小时吗？”

“为什么？”

“我要妳来找我，拿东西给我。”

“你要付出代价。”

“什么代价？”

“一小时两块钱。保母的薪水”

“我身上连两块钱都没有，我就是要妳帮我带钱过来。”

“你要我给你钱？”

我说：“跟妳借的，几天就好。”

“多少钱？”

“妳有多少就借我多少。”

“什么时候给你？拿到哪里？”

“等妳六点下班，到脱衣酒吧附近那个小吃店。”

“你要我带什么给你？”

我说：“电话纪录，从除夕夜那天午夜开始，一直到一月三日。所有从博德堡打出的电话。我还需要一本陆军电话簿，因为我要跟桑切斯、法兰兹，还有一堆人通电话。我还需要十二军团马歇尔少校的履历，不管妳从哪里调，总之叫人传真一份给妳。”

“还有吗？”

“我要知道瓦索与库莫在一月四日来博德堡吃晚餐时，把车停在哪里。妳帮我查查看，说不定有人注意到了。”

她说：“好。就这样吗？”

我说：“还有，我想知道马歇尔少校在二日与三日的行踪。找个负责出差事宜的办事员问问，看有没有人核发旅行凭证给他，还有我要华府杰佛逊饭店的电话号码。”

“三小时内要帮你做那么多事？”

“所以我找妳，而不是找日班那家伙，妳比他能干。”

她说：“算了吧！拍马屁对我没用。”

我说：“总得试试。”

我们回到车上，继续上路，往东朝着九十五号公路前进。我要桑玛开慢点，如果她用平常速度在夜间无人的路上疾驰，我们会比我的中士还早到那小吃店。我不希望这样——她会在六点半抵达，我希望比她晚到，大概六点四十。我想查看她是否遵守上头的指示，带人埋伏抓我。这种事的机率不高，但还是有可能。我想要开车经过她，查看现场，我不希望在店里喝咖啡，但等到的人却是威拉。

桑玛问我：“你要那些东西干嘛？”

我说：“我知道克拉玛夫人是怎么死的了。”

“怎么知道的？”

“我想出来的，一开始我就该想到的，但我根本没去想，没有发挥我的想像力。”

“光靠想像是不够的。”

“够了，有时光靠想像就够了，有时一个调查员也只要靠想像就能搞定一切。妳必须想像有什么事一定是某人干的，还有他一定是怎么想的。妳必须设身处地，把自己当成他。”

“当成谁？”

“我们就拿瓦索跟库莫当例子好了，我们知道他们的身分，他们大概是怎样的人，所以我们可以猜测他们的行为。”

“他们做了什么？”

“除夕夜那天他们起个一大早，从法兰克福搭一整天飞机，身穿军礼服，试着让自己的座位升等。也许他们搭的是美联班机，所以他们办到了，但也可能没办到。不管怎样，他们绝不会认为一定能办到，所以已经准备好在经济舱的座位上待八个小时了。”

“那又怎样？”

“像瓦索和库莫那种家伙会喜欢在杜勒斯机场里排队等出租车吗？他们会喜欢搭又挤又不舒服的接驳车进城？”

桑玛说：“不会，两件事他们都是不干的。”

我说：“一点也没错，他们觉得自己是大人物，绝对不会干那种事。他们那种人会要求司机来接他们。”

“谁是司机？”

我说：“马歇尔。他是他们宠爱的跑腿小弟，他一定在那边等着伺候他们了。一定是他去机场接机，也许包括克拉玛。克拉玛有搭乘赫兹租车公司的巴士去取车处吗？我想也不是。我认为是马歇尔载他过去的，然后他再带瓦索与库莫去杰佛逊饭店。”

“然后呢？”

“然后他跟他们待在那里，桑玛。我想他也住进饭店，也许他们希望他留在那里，隔天一早载他们去华盛顿机场。他一定是跟他们一起的，也许他也要去尔汶堡，或者他们有急事要跟他讲，就瓦索、库莫与马歇尔三人在场，克拉玛不在场反而比较容易讲话。而且马歇尔一定有很多可讲的，妳自己说他从十一月起暂时被调到国防部，十一月是柏林围墙即将崩垮的时间点，他们在那时就看出了危机的端倪，所以他们派他去国防部就近打听消息，这是我的猜测，但不管怎样，当晚马歇尔一定跟瓦索与库莫一样，都在杰佛逊饭店投宿。我很确定。”

“嗯，然后呢？”

“马歇尔在饭店里，车也停在那里。而且妳知道吗？我查一下我们在巴黎过夜的饭店帐单，什么东西他们都要收一大笔钱，特别是电话费。但不是每一通电话都要收钱，我们打的内线电话没有出现在帐单上，妳在六点打电话问我去哪里吃晚餐，然后我在午夜因为感到一阵寂寞而打给妳，我在帐单上到处都找不到这两通电话。按下3然后拨其他房间的号码，那是不用钱的，按下9就会启动电脑。瓦索与库莫的帐单上面没有电话费支出，我们就以为他们没拨电话，但是他们的确拨了电话，他们拨的显然是内线电话。瓦索接到十二军团跟他报告克拉玛的死讯后，他打电话给库莫讨论要如何善后，然后他们其中之一打给马歇尔，他们吩咐跑腿小弟下楼驱车离去。”

“马歇尔干的？”

我点头说：“他们在夜里派他出去善后。”

“能证明吗？”

我说：“我们可以起个头，跟妳打赌三件事，我们如果打电话去杰佛逊饭店，会查到在除夕夜有个叫做马歇尔的投宿。第二件事是，马歇尔的履历里会记载着，他曾住过史派瑞维尔。第三，他是个高大强壮的右撇子。”

她陷入沉默，眼睑开始动来动去。“这样就够了吗？查出杀死克拉玛夫人的凶手，我们就没事了吗？”

我说：“精采的还在后头。”

看着桑玛开车开那么慢，我感觉自己来到了宇宙里跟地球平行的另一个世界，我们沿着公路往下开，外面的世界好像以一半的速度往后倒退。那辆雪佛兰大车的速度好像只比怠速快一点点而已，轮胎完全没有出声。我们经过一些熟悉的地标，像是州警局的楼房、克拉玛的手提箱被发现的地方、休息区，还有那条通往小型高速公路的支线。我们从交流道下去，我瞥见加油站和那家油腻腻的小餐馆、停车场还有那间汽车旅馆，整个地方都笼罩在红灯、雾气与黑影里面，不过视线算是够清楚了。我看不出有人要暗算我们的迹象，桑玛开进停车场，慢慢绕了一大圈，有三辆十八轮大卡车像条搁浅鲸鱼似的停着，几辆好像已经被遗弃的老轿车——它们看起来就像被丢在那里，烤漆已经失去光泽、轮胎没气，避震弹簧也都松了。有辆老旧的福特载货卡车，座位上绑了个婴儿座椅，我猜那辆车是我的中士开的。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当时是早上六点四十分，世界还是一片黑暗寂寥。

我们把车停在酒吧后隐密处，从停车场走到小餐馆，它的窗户因为烹煮食物发出的热气而满是雾气，里面有炽热的白色灯光。那景色像画家艾德华·哈波的一幅画。我的中士一个人坐在餐厅后面，我们走进去后跟她坐在一起。她从地板上拿起一个杂货店的袋子，里面装满了东西。

她说：“先说一件最重要的事。”

她把手伸进袋子，拿出一颗子弹，把它立在桌面上。那是一颗派拉贝伦型九毫米制式子弹，北约组织部队的标准配备，整颗子弹都包在金属外壳里，手枪跟冲锋枪都适用。我把它拿起来看，上面刻了两个潦草而不平整的字，应该是用手快速刻出来的：李奇。

我说：“刻着我的名字的子弹。”

我的中士说：“昨天三角洲特遣队的人亲自送来的。”

“谁？”

“留落腮胡那个年轻人。”

我说：“太可爱了，提醒我要好好修理他。”

“别开玩笑了，整个特遣队都在摩拳擦掌。”

“他们找错对象了。”

“你能证明吗？”

我顿了一下，“想通”跟“证明”是两回事。我把子弹丢进口袋，把手摆在桌上。

我说：“也许可以。”

桑玛说：“你也知道卡邦是谁杀的？”

我说：“一个一个慢慢来。”

我的中士说：“你要的钱，我只有这些了。”

她又把手伸进袋子里，拿出四十七块钱放在桌上。

我说：“谢了，就当我欠妳五十块，三块是利息。”

她说：“五十二块，别忘了还有保母的钱。”

“妳还要给我什么？”

她拿了一叠上面有条条淡蓝色的线，旁边有固定孔的印表纸给我。上面有一行一行的号码。她说：“通联纪录。”她给了我一张陆军便条纸，上面抄了一个区域码是二〇二的电话号码给我，说：“杰佛逊饭店的电话号码。”然后她给了我几张卷卷的传真纸，“马歇尔少校的履历。”接下来是一本厚厚的绿皮陆军电话簿，里面有全世界美军基地与机构的电话号码。然后还有另外几张卷卷的传真纸——是绿谷镇克拉克警探派人到街上去查问除夕夜情形的结果。

她说：“加州的法兰兹说你需要这个。”

我说：“太棒了！谢谢妳所做的一切。”

她点头说：“记住，是你自己说我比白天那家伙厉害的，在军方要裁人的时候不要突然忘记这件事。”

我说：“我会跟上头说的。”

她说：“算了吧！从你嘴里讲出来一点帮助也没有，到时候你可能已经挂了，或在监狱里蹲着。”

我说：“妳帮我带这些东西过来，表示妳对我还有信心。”

她没有接话。

我问她：“瓦索与库莫把车停在哪里？”

她说：“一月四日当天？没人可以确定。第一班巡逻人员看到有辆幕僚用轿车远远独自停在停车场远处，但是不能确定，因为他不记得车牌号码。第二班巡逻的人根本不记得，所以两人的说法不相符。”

“第一班那家伙到底看到了什么？”

“他说是一辆幕僚用轿车。”

“是黑色的水星尊爵吗？”

她说：“是辆黑头车，但是哪辆幕僚用轿车不是黑色或绿色的？黑色车没什么特别的。”

“但那辆车停得远远的。”

她点头说：“只有那么一台，远远停在停车场另一头。但是第二个巡逻的家伙不确定。”

“马歇尔少校在二日与三日的行踪呢？”

她说：“这件事就比较简单了。他用了两张旅行凭证，二日去了法兰克福，三日回来。”

“在德国待了一夜？”

她点头说：“去德国后又回来。”

我们静静坐着，柜台服务员拿了一本便条纸和铅笔过来，我看着菜单和桌上的四十七块，点了不到两块钱的咖啡和蛋，桑玛知道我怕花太多钱，也只点了果汁与饼干。如果要让自己不至于饿到倒下，这大概是最便宜的点餐方式。

我的中士问我：“我可以走了吗？”

我点头说：“真的谢了。”

桑玛先从座位上出来，让她出去。

我说：“帮我亲一下妳儿子。”

我那瘦削但坚强的中士站在那里，直视着我。

我说：“我妈刚死了，有天妳儿子会想起今天妳亲他的事。”

她点点头，走到门边。一分钟后我们看到她上了她的载货卡车，娇小的身躯坐在大大的车里。她把车开进黎明的迷雾里，车尾排出一阵黑烟，稍后消失无踪。

我把所有纸张用合乎逻辑的方式排好，从马歇尔的文件开始看起。传真的品质不好，但还辨识得出上面有什么。里面都是一般性数据，在第一页我发现马歇尔是一九五八年九月出生的，因此当时是三十一岁，他尚未娶妻生子，我猜他是以陆军为家的人。上面纪录着他身高六呎四吋，体重两百二十磅。陆军需要类似的数据，军需官的办事效率才会比较高。数据上写着他是个右撇子，陆军必须知道这点，因为狙击手的手动式来福枪都是为右撇子设计的，左撇子军人通常不会被训练为狙击手，这种把人员进行分类的事情从入营第一天就开始了。

我翻到第二页。

马歇尔是土生土长的史派瑞维尔人，从幼稚园、小学、国中到高中，都读那里的学校。

我露出微笑，桑玛带着疑惑的眼神看着我。我把几页传真纸分开来，推到她面前给她看，趋前用手指指出相关的那几行，然后把那张写着杰佛逊饭店电话号码的便条纸推给她。

我说：“打通电话。”

从外面的门走进来，靠近收银机的墙上就有具电话。我看到她放了两个二十五分钱硬币进去，拨号后讲了几句话就开始等，然后说出自己的名字、军阶与部队番号。我看到她听对方讲话，然后又讲了几句，又放了几枚硬币进去。这通电话讲了很久，我猜电话一定被饭店人员转来转去，然后我看到她说声谢谢，挂断电话，回来找我时一脸的笃定与满意。

她说：“他也住进去了。事实上，房间是前一天他亲自订的。他帮自己和瓦索与库莫订了三个房间，饭店还另外收了停车费。”

“妳有跟停车场管理员通电话吗？”

她点头说：“他在午餐时间结束不久去停了一辆黑色水星尊爵，凌晨十二点四十再度出去，三点二十又回来，最后离开是元旦当天早餐时间以后。”

我翻阅那一叠纸，找到克拉克警探从绿谷镇传来，挨家挨户的查案数据。里面列了相当多的汽车进出纪录。因为是除夕夜，许多人为了派对到处赶来赶去。快到凌晨两点时，有人以为克拉玛夫人她家前面的路上来了辆出租车。

我说：“幕僚用轿车可能被误认为出租车。一辆全黑的轿车，车身很干净，但有点旧，开了很多的里程数，车型跟福特皇冠维多利亚很接近。”

桑玛说：“有道理。”

我说：“很有可能。”

付了帐单后我们在桌上留下小费，算算我们还剩多少钱，最后决定吃东西还是要省一点，因为加油也要钱。此外还有电话费跟其他开销。

桑玛问我：“现在要去哪里？”

我说：“到对街的汽车旅馆。我们今天要待在那里，做点事，然后睡觉。”

我们让雪佛兰继续停在酒吧后面，徒步跨越街道，叫醒旅馆办公室里那个削瘦的小伙子，跟他要了个房间。

他说：“一个房间？”

我点头，桑玛没有拒绝。她知道我们付不出两个房间的钱，而且同房而睡也不是第一次——从巴黎的经验看来，晚上要怎么睡不会是问题。

那家伙说：“十五元。”

我把钱给他，他面露微笑，把克拉玛死在里面的那个房间的钥匙给了我。我感觉他想展现幽默感，我没多说什么，也不介意，我想有人在里面死过的房间比按小时计费的房间要好一点。

我们一起沿着走廊往下走，开锁后进门。那房间看起来还是非常潮湿，一片泛黄，而且很粗劣。它的样子跟我上次看的没两样，差别只在尸体被移走了。

桑玛说：“这不是乔治五世饭店。”

我说：“那还用说。”

我们把行李摆在地板上，把我的中士给我的那些文档放在床上。床单感觉有点潮湿，我把窗下的暖气打开，开始感觉有点温暖。

桑玛说：“先做什么？”

我说：“先查通联纪录，我要找出一通拨了区域号码九一九的电话。”

“那是当地号码，博德堡的区域码也是九一九。”

我说：“那太棒了，通联纪录里至少会有成千上万笔。”

我把那些印表纸摊开摆在床上，开始查阅。打当地电话的纪录不到成千上万笔，但我确定有几百笔。我从除夕夜午夜开始看，然后继续往下，并且略掉那些由好几个号码拨打好几次的电话。我猜那应该会是出租车公司、酒吧或夜总会的电话号码。跟博德堡有一样交换码的电话号码，我也把它们跳过——因为那主要是基地外面的住家，执勤的士兵在午夜过后打电话回家，跟自己的配偶与小孩说声新年快乐。我把注意力摆在那些比较特别的号码，打到北卡其他城市的号码，特别要找的是大概在午夜过后三、四十分钟，打到北卡另一个城市，而且只打一次的号码。我耐心地从印表纸里耐心寻找目标，一行一行、一页一页，我有一整天时间，所以我不急。

我在第三页就找到了。时间是在十二点三十二分，一九八九年结束后，一九九〇年开始的第三十二分钟，跟我预期的差不多。那是通持续了十五分钟的电话，跟我的预期也差不多，看来我的方向是对的。我继续往下看后面二、三十分钟的纪录，条件没有那么相符的，所以我往后看，把手指摆在我锁定的那个号码下面。它可说是可能性最大的一通电话，也是我唯一的希望。

我说：“有笔吗？”

桑玛从口袋里掏笔给我。

我说：“有二十五分钱铜板吗？”

她给了我两枚。我把那个号码写在陆军便条纸上，杰佛逊饭店电话号码的下方，然后拿给她。

我说：“打这个电话，看一下是谁接的。妳得走回对街餐馆去打，汽车旅馆的电话被砸烂了。”

打电话花了她八分钟时间，我用这时间来刷牙。我的理论是：如果你没时间睡觉，至少要冲澡。如果你没时间冲澡，至少要刷牙。

我把牙刷摆在浴室的一个玻璃杯里，桑玛进门后把冷冷雾雾的空气也带了进来。

她说：“那是雷利市郊区一家高尔夫球饭店的电话。”

我说：“太好了。”

她说：“那是布鲁贝克去度假的地方。”

我说：“妳觉得呢？他有可能在跳舞，除夕夜午夜过了半小时后，柜台的办事员可能要把他从舞厅拖出来接电话。所以电话持续了十五分钟，大部分时间都在等他接电话。”

“谁打给他？”

印表纸上有代表发话地点的代码，但那代码对我来讲毫无意义，那些只是号码与字母而已。但我的中士给了我一个对照表，在最后一页印表纸的后面，紧接着有一张表格，里面列出所有代码以及它们代表的地点。她说得没错，她比白天班那家伙还棒。但话说回来，她是个中士，官阶代号E5，他则是个下士，官阶代码是E4。中士以上的士官可说是美军部队里最有价值的人力。

我看了一下对照表，说：“三角洲特遣队有个家伙在营区用付费电话拨打的。”

桑玛说：“特遣队的家伙打电话给他的指挥官，这对我们有帮助吗？”

我说：“这时间点可以说明些什么吧？一定是有急事。”

“谁打的？”

我说：“我们一步一步来。”

“你想自己揽下所有责任吗？”

“我没有。”

“你有，有些事你不想让我知道。”

我没说话。

“你妈死了，你心里难过，所以你想自己揽下这件事。但你不该这样，你不能靠自己，李奇。你不能一辈子自己生活。”

我摇摇头，“没那回事。因为我只是在猜测，我一直都是屏息以待，解决一道一道谜题。我不想在妳面前栽跟头，这样妳就不会再尊敬我了。”

她不发一语。

我说：“我知道，妳看过光溜溜的我，没办法再尊敬我了。”

她愣了一下，然后面露微笑。

我说：“但妳必须习惯光溜溜的我，因为现在妳又可以看到了，而且我们有一整天可以休息。”

房里的床很烂，床垫中间往下陷，床单感觉起来也湿湿的，就像沾了水一样湿。这房间如果从克拉玛死后就没人待过，我可以确定没人会来换床单。克拉玛还有用过这张床，但他却死在上面，谁知道他在上面留了他的哪些体液。桑玛似乎不在意——话说回来，她没看过克拉玛全身灰白，趴在那里不动的样子。

但接着我想，这房间只花我十五块，还能要求什么呢？而且桑玛让我不再继续想那些床单，我无法分心去想她以外的一切，我们很累，但并未筋疲力竭，这么棒的事当然不能只来一次。根据我的经验，第二次通常是最棒的，因为我还很期待，又不会太累太烦。

事后我们像婴儿一样睡着，暖气终于把房里的温度提升了一些，床单开始暖了起来。高速公路上的车流声响让人很好睡，就像电视杂讯的噪音。我们很安全，没有人会想到我们躲在这里。克拉玛挑的地点真好，这是个非常好的藏身之地。我们在床垫上翻滚拥抱，最后我居然觉得这是我睡过最好的一张床。

稍后我们醒来，饥肠辘辘。当时已过了晚上六点，窗外一片漆黑。一月的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没想那么多，冲澡着装后到街上吃东西。我把陆军电话簿也带着。

我们用最少的钱吸取最多的卡路里，但两人还是吃了八块钱。我用咖啡来补偿没填饱的肚子。咖啡可以续杯，所以我毫不客气豪饮着，然后跑到收银机旁，靠着柜台用墙上电话。我用电话簿查出杰克森堡的电话，打给桑切斯。

他说：“听说你要倒大楣了。”

我说：“这是暂时的，布鲁贝克的事还有进展吗？”

“什么进展？”

“车子找到没？”

“嗯，离哥伦比亚市有一大段路。”

我说：“我猜猜看，大概在博德堡北边一个多小时车程的地方，或者是雷利市东边，稍稍偏南。是不是史密斯菲尔镇？”

“见鬼了，你怎么知道？”

我说：“凭我的感觉。一定是靠近九十五号公路与八十号美国公路交会处，就在一条主要分支道路上。他们觉得他是在那里被杀的吗？”

“毫无疑问，他就是在那里被杀的。有人从后座枪杀了他，驾驶前方的挡风玻璃破了个洞，还沾了一堆血渍与脑浆。有些残渣留在方向盘上，但没被抹脏，显示他死后没有人开过车，而且他就是在那里被杀的。在北卡州史密斯菲尔镇的车上。”

“有找到弹壳吗？”

“没有弹壳。除了他们知道一定会发现的那些东西外，没留下什么重要的痕迹与证物。”

“他们有试着仿真案发经过吗？”

“那是个工业区里的大停车场，那大型工业区是当地地标，白天人很多，晚上就像个废墟一样没人。他们觉得是两人都开车，约好见面，布鲁贝克先到，第二部车靠边停好。至少有两个人下车，他们上了布鲁贝克的车，一人坐前面，一人后面，也许聊了一阵子。接着后面那家伙掏枪出来干掉他，这也就是为什么他的手表会被打到。他们猜他的左手腕就摆在方向盘上缘，大家开车时都是这样摆着的。但不管怎样，他被做掉，把他拖出来后丢进另一辆车的后车厢，载到哥伦比亚市弃尸后离开。”

“没动他身上的毒品跟钱。”

“他们还不知道那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

我说：“凶手为什么不把他的车开走？大老远把尸体载到南卡，车子留在原地，这样不是有点蠢吗？”

“没人知道，也许是因为车上到处是血，挡风玻璃破了个洞，开这种车太过显眼。也许是因为凶手有时候就是那么笨。”

“有关布鲁贝克接的那通电话，你还留着布鲁贝克夫人怎样描述当时情况的那份纪录吗？”

“元月四日晚餐以后那通电话吗？”

我说：“不是，早一点那通。除夕夜的午夜过了半小时后，他们牵手高唱〈往日时光〉的时候，他接到的那通电话。”

“也许有。我做了很多纪录，可以去看一下。”

我说：“快。我这是付费电话。”

我听到他把话筒搁在桌面上的声音，听到他办公室里远处传来窸窸窣窣、找东西的声音。我等待着，把另外两枚硬币投进去，我们已经花了两块打电话，还有十二元吃东西、十五元付房钱，总计剩下十八块钱。接下来我相信，很快又要花十元。真希望陆军没有采购像Caprice这种八汽缸引擎的大车，如果是克拉玛租的那辆四汽缸小车，八块的油钱可以把我们带到更远的地方。

我听到桑切斯又把话筒拿起来。

他说：“嗯，她告诉我，除夕夜他们本来在一场晚宴舞会里，但他在凌晨十二点三十左右被拖出来，她自己觉得有点委屈。”

“他有提及这通电话的内容吗？”

“没有，但她说他接完电话后，跳舞跳得更好了，好像心情好得不得了，抓到什么猎物似的，显得非常兴奋。”

“她可以从他的舞姿察觉异处？”

“李奇，他们是老夫老妻了，有什么事瞒得过对方？”

我说：“好，谢了，桑切斯，我得走了。”

“小心点。”

“没一天不小心的。”

我挂断电话，走回我们那一桌。

桑玛说：“现在去哪里？”

我说：“去看脱衣舞。”

从小餐馆走到酒吧，距离很短。酒吧前有几辆车，但是不多。时间还早，距离人群汇集还有两、三个小时，当地人都还在家里吃晚餐，看着运动新闻。博德堡的军人则还在食堂用餐、冲澡、换装，三三两两聚在一起，开始找钥匙，决定谁不能喝酒，当指定驾驶。但我还是很小心，因为我不想碰到一群三角洲特遣队的家伙。不希望在这黑暗的室外与他们见面，这珍贵的时间可不能浪费。

我们推门走进去，收银机后站着的是个新脸孔。也许是那胖子的亲友，我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而且我们穿着战斗装，没有单位番号，也看不出我们是宪兵。所以那个新脸孔很欢迎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帮他在开始营业时带来一点点收入。我们快速通过他。

整个地方还不到十分之一满，那气氛很不一样。觉得又冷又大又空旷，像个工厂似的。没有穿梭来去的人群，音乐听起来更大声更尖锐，空着的区域实在太多，像有几亩地似的，有几百张没人坐的椅子。只有一个女孩在主要舞台上表演，红色温暖的灯光打在她身上，但她看来很冷，无精打采。我看到桑玛看着她，身上打了个冷颤。之前我跟她说：妳该怎么办呢？把自己饿死吗？跟馨恩一起在脱衣舞酒吧里工作吗？当她亲眼目睹后，发现这实在不是明智之举。

她问我：“为什么来这里？”

我说：“要找出可以解答每个疑问的一个关键，也是我犯的最大错误。”

“那是什么？”

我说：“妳看就知道了。”

我绕到更衣室门前，敲两下门，一个我不认识的女孩来开门。她只把头伸出来，我没看见她的身体。也许她没穿衣服。

我说：“我得跟馨恩见面。”

“她不在这儿。”

我说：“她在，难道她不用赚钱过年吗？”

“她在忙。”

我说：“我给十块，十块钱跟她讲话就好，我不碰她。”

那个女孩把门关上，我站到旁边，让馨恩出来时先看到桑玛。我们等待着，门又打开，出来的是馨恩。她穿着一套会发亮的粉红色紧身衣，脚蹬透明高跟鞋，看来很高。我走到她后面，挡在她跟更衣室的门中间，她转身看到我。我把她困住了。

我说：“问妳两、三个问题就好。”

她的样子看起来比上次好多了——因为已经过了十天，她脸上的瘀伤多少已开始退去。也许她的妆比以前浓，但这是她脸上唯一的问题。她的眼神空洞，我猜她刚刚在脚趾头间打了一针。不管她打的是什么，都是用来帮她度过今晚的。

她说：“十块钱。”

我说：“我们先坐下。”

我们找到一个离喇叭很远的座位，一个还算安静的角落。我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十元钞票，握在手里没放开。

我说：“记得我吗？”

她点点头。

我说：“记得那一晚吗？”

她又点点头。

“好，我要问的是，打妳的是谁？”

她说：“那个大兵，稍早你刚跟他讲完话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