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我紧紧握着十元纸钞,慢慢听她娓娓道出当晚经过。她说她从我大腿上爬下来后,四处帮我找其他女孩问问题,几乎跟每个人都交头接耳讲过话了,但是大家都不清楚,不管是亲身经历或者听来的,大家都没有相关信息。没听到谣言说有个同行在汽车旅馆里遇到麻烦。她又回到帮单一顾客做表演的房间里去查问,也没听到什么,在更衣室里则是没看到人。因为生意很好,大家不是上台表演,就是到对街去开房间了。她知道自己该继续问下去,但没有耳语传出。她很确定,如果真有这么一回事,一定会有风声。所以她想放弃,然后把我打发掉。接着跟我讲过话那个大兵走进更衣室——就是卡邦,她描述得非常精确。跟大多数妓女一样,她学会了记住人脸的本事,因为再度找上门的客人比较喜欢自己的脸被人记住,他们会觉得自己很特别,小费也给得比较痛快。她说卡邦警告她,叫她不要跟任何宪兵讲任何事,她特别模仿他十天前讲话的口气,特别强调:任何宪兵,任何事。接着为了确保她把自己的话听进去,他给了她两巴掌——正手、反手,又快又狠。她被吓呆了,根本看不清楚自己怎么被打的,她似乎印象深刻,就像常常被打似的,还可以算得出他那两巴掌在自己挨过的打里面排行第几名。看着她,我觉得挨打是她的家常便饭。

我说:“告诉我,打妳的是那个大兵,不是妳老板。”

她看着我的眼神好像我疯了似的。

她说:“老板从来不打我们,我们是他的摇钱树。”

我把十块钱给她,离开那张安静的桌子。

桑玛说:“这件事有何意义?”

我说:“每一件事都跟它有关。”

“你怎么知道的?”

我耸耸肩。我们回到汽车旅馆把东西折好,打包行李,准备好踏上最后一次查案之旅。

我说:“我本来想错了,我想我应该是在巴黎开始想通的。当时我们在机场的人群里等乔伊,大家都看着走出来的人,心里有一半准备好要接人,另一半则准备让迎面而来的人擦身而过,取决于他们看到的是谁。在酒吧那晚也是这样。我走进去后,因为我是个大个儿,所以大家都看到我。他们一开始觉得好奇,但是没人认识我,也没人喜欢我的职业,所以他们都转过身去,不愿意跟我讲话。这种细微的反应,要从肢体语言里面看出来。卡邦例外,只有他愿意理我,走向我。我以为他只是刚好走到我身边,结果不是。我以为是我挑中他,结果是他挑中我。”

“一定是刚好,他根本不认识你。”

“他不认识我,但他一眼就看出宪兵的徽章。他在陆军待了十六年,他一清二楚。”

“那他为什么走向你?”

“这就好像临时改变心意,他的脚步犹豫不决。他本来要走掉的,然后改变心意又走回来。他希望我走向他。”

“为什么?”

“因为他想知道我为何出现。”

“你跟他说了吗?”

我点头说:“现在回想起来,我的确跟他说了。我不是直接回答他,只是要他把话传下去,要大家别担心,所以我说这件事跟任何人都无关,只是要找一个在对街丢掉的东西,也许被妓女拿走了。他是个很聪明的家伙,心很细,他像钓鱼一样把我钓起来,获得自己想要的信息。”

“跟他有什么关系?”

“我曾跟威拉讲过,为了让某件事像石沉大海一样而做了另一件事。卡邦希望我查案子就像石沉大海一样没有结果,那是他的目标,所以聪明的他脑筋动得很快。特遣队里没有傻子,这点我可以确定。他走进更衣室去打那女孩,以免她泄漏了什么。然后他走出来,让我以为是老板干的。他甚至没有开口骗我,只是让我这么以为,我像个发条玩具一样,只能走他指定的方向。结果出了更衣室,我一巴掌打在那老板的耳朵上,还在停车场打了一架。卡邦站在那边看这场他预料中的好戏,然后去投诉我。所以这场戏等于是他自导自演,他把两个会出问题的洞都补了起来。那女孩被封口,我则是因为军纪问题而没办法继续办案。他是个聪明的家伙。桑玛,真希望我以前就认识他。”

“他为什么希望你不要继续查案?他的动机是什么?”

“他不希望我发现手提箱被谁拿走。”

“为什么?”

我坐在床上。

“为什么我们一直没找到跟克拉玛见面的女人?”

“我不知道。”

我说:“因为根本没有这样一个女人,和克拉玛见面的是卡邦。”

她瞪着我。

我说:“克拉玛也是同性恋,他正在和卡邦做那件事。”

我说:“卡邦立刻把那个手提箱拿出房间,因为他们的关系是见不得人的。就像我们之前想到那个从来不存在的女人一样,他也会担心里面有牵连到他的数据。或者,克拉玛一直在吹嘘尔汶堡的会议,大谈装甲部队要怎样力挽狂澜。所以也许卡邦很好奇,甚至很关切。他当步兵已经十六年了,而且那种能加入特遣队的家伙,对部队的忠诚度极高,甚至他爱部队更胜于爱克拉玛。”

桑玛说:“我不相信。”

我说:“妳应该相信。这说得通,诺顿中校已经透露出一点端倪。我想她知道克拉玛是个同性恋,我不确定她是清楚认定还是怀疑而已。我们指控她就是那个女人,但她一点也不恼怒,记得吗?她反而觉得很好笑或迷惑。她是个性心理学家,所以跟克拉玛见面后就像职业病似的感受到他是个同性恋,或者说他欠缺异性恋具有的特质。所以我们以为跟克拉玛上床的是她,她压根儿想都没想过,所以她不生气,因为他们俩是不会有火花的。而且我们知道克拉玛的婚姻只是个空壳,他们没小孩,他已经五年没住家里,克拉克警探也纳闷这种人为什么不离婚。他还问我,就算离婚也不会妨碍将军的前途吧?我说不会。但如果将军是个同性恋,那就大有关系了,他可以不用考虑前途的问题。所以他必须保住这桩婚姻。就像演戏给陆军看一样 ,卡邦在皮夹里摆女友的照片也是这么回事。”

“我们没有证据。”

“但我们已经很接近了。卡邦的皮夹里除了女友的照片外,还有保险套。我可以跟妳打包票,他的保险套跟克拉玛身上那个是一样的。而且我可以保证,如果我们查看过去的任务命令,就可以找出他们俩在何时何地见面。就像我们之前就想过的,可能是联合作战演习。再加上他们的人事参谋告诉我,卡邦负责管理他们的交通工具。所以整个机棚里的车他随时都可以开走,所以除夕夜当天他一定是自己一个开车出去的。”

“他也跟克拉玛夫人一样,是因为手提箱而被杀吗?”

我摇头说:“他们两个都不只是因为手提箱而被杀。”

她看着我。

我说:“这部分等一下,我们慢慢来。”

“但是手提箱在他手上,你说他拿着东西逃走了。”

我点头说:“而且他一回到博德堡就打开来翻,发现了议程。读过后他发现某件事,于是立刻打电话给指挥官。”

“是他打给布鲁贝克?那他怎么说呢?总不能直接说,嘿,我刚跟一个将军上过床,猜猜看我发现什么?”

“他可以说是在别地方发现的,也可以是人行道上。但事实上我觉得布鲁贝克可能一直都清楚卡邦与克拉玛的关系。三角洲特遣队是个大家庭,而且布鲁贝克是那种什么都管的指挥官。他可能知道,而且也许他想利用这个情况获取情报。这都是些竞争心很强的家伙,桑切斯说只要有机可乘,布鲁贝克会善加利用自己的任何优点或对方的任何弱点,所以布鲁贝克可以忍受卡邦的存在,条件是他必须用枕边闲谈得到的情报来交换。”

“真糟糕。”

我点头说:“就跟妓女一样。我可以跟妳说,这件事结束后,没有人是赢家,每个人都有问题。”

“除了我们之外,但前提是我们必须破案。”

“妳会没事,但我会有事。”

“为什么?”

“等着瞧吧。”

我们把行李拿回还藏在酒吧后的雪佛兰车上,摆在后车厢里。停车场上的车子开始多了起来,夜晚的气氛被炒热了。我看看手表,几乎已经是美东时间八点了,西岸时间则是快五点。我站着不动,要下个决定:如果我们稍微喘口气,那就死定了。

我说:“我要再打两通电话。”

我拿着陆军电话簿,又走回那间小餐馆。我翻遍每个口袋找零钱,找出一小堆,桑码给了我二十五分与五分的硬币各一个,还跟柜台服务员把一分的硬币换成面额较大的。我投入硬币,打到尔汶堡给法兰兹,下午五点刚好是他值班时间的中间点。

我问他:“我可以进你们基地的大门吗?”

“为什么不可以?”

“威拉要抓我,他有可能知会了所有我可能会出现的地方。”

“我这里还没消息。”

“也许这两天你可以把电传机关掉。”

“你大约何时抵达?”

“明天,几点我还不确定。”

“你的老朋友刚刚来了。”

“我没有老朋友。”

“瓦索与库莫,他们刚从欧洲飞回来。”

“为什么?”

“军事演习。”

“马歇尔还在吗?”

“当然,他开车去洛杉矶国际机场接他们。他们全都一起回来,就像个快乐的大家庭一样。”

我说:“我需要你帮两个忙。明天派人来洛杉矶国际机场接我,明天早上第一班从华府飞过去的班机。”

“还有呢?”

“我需要你派人找出瓦索与库莫在这里用的幕僚用车,是一辆黑色水星尊爵,除夕夜由马歇尔少校签名开出去的。那辆车现在或者停在国防部停车场里,或者是停在安德鲁空军基地。我需要鉴识人员仔细采集车上相关物证。而且动作要快。”

“鉴识人员要特别注意什么吗?”

“所有在车上的东西。”

法兰兹说:“好。” 我说:“明天见。”

挂断电话后我从F前缀的尔汶堡(Fort Irwin)一路翻到P前缀的五角大厦(Pentagon),指头按在页面上,一路往下滑到C前缀的分类项目,查到陆军参谋长办公室(Chief of Staff's Office)这一项,然后把电话簿摆着不动。

我说:“瓦索与库莫在尔汶堡。”

桑玛说:“为什么?”

我说:“躲在那里,他们以为我们还在欧洲。他们知道威拉正盯着机场,没想到居然到尔汶堡去坐以待毙。”

桑玛说:“要抓他们吗?他们显然不知道克拉玛夫人的事,你说出来的时候他们还很震惊。就是那天晚上在你办公室里,不是吗?所以我想他们下令去偷东西,没想到有人会无辜受害。”

我点点头。她是对的,那天晚上在我办公室里他们感到很意外。库莫脸色惨白,还问我:是窃盗案吗?这是基于良心不安与罪恶感,直接脱口而出的问题。那意味着马歇尔在当时还没告诉他们,这个坏消息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在凌晨三点二十分回到华府的饭店,只跟他们说手提箱没找到,但没提到自己还做了什么事。本来事发后瓦索与库莫一定还被蒙在鼓里,那晚到我办公室后就立刻把整件事兜起来了。他们回去的路上一定很有趣,两个人一定互相指责。

桑玛说:“是马歇尔自己干的,他一时失手。”

我说:“严格来讲这是共谋犯罪,法律上他们俩也有责任。”

“很难起诉他们。”

“那是军法局的问题。”

“证据不足,很难证明。”

“他们还犯了其他案子。相信我,他们绝对不会担心克拉玛夫人被杀害这件事。”

我又丢进更多硬币,拨了五角大厦权力核心,也就是陆军参谋长办公室的电话。接电话的是位女性——典型华府人士的声音,音调不高不低,优雅又有教养,几乎没有地方腔调。我猜她是位加班的资深行政人员,年纪大约五十岁,一头金发已经开始变灰,脸上打了粉底。

我对她说:“请把我说的写下。我是个宪兵少校,叫做李奇。我最近从巴拿马被调到北卡的博德堡。我在今晚午夜会待在五角大厦最内层的警卫室,妳向参谋长报告,由他决定要不要见我。”我顿了一下。

那位女士说:“就这样?”

我说:“嗯。”说完我就挂断电话,把剩下的十五个一分钱硬币掏出来,放回口袋里,阖上电话簿,把它夹在手臂下。

我说:“走吧。”我们开车经过加油站,花了八块钱加油,然后往北开。

桑玛说:“妳向参谋长报告,由他决定要不要见我?这是什么鬼话?”

我们开上九十五号公路,距离华府还有三小时车程,因为是桑玛开车,也许两个半小时就够了。天色已是一片漆黑,路上到处是车,假日的宿醉早就消退,整个世界都回到工作岗位。

我说:“有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正在进行中,否则卡邦怎么敢打断布鲁贝克的舞会?如果不是惊人的大事,有什么不能等的?所以这一定是件有大人物参与的大事,否则谁有办法在同一天调动全世界各基地的二十个宪兵特调组军官?”

她说:“你是个少校,桑切斯跟法兰兹还有其他人也都是,任何一个上校都可以动你们。”

“但是所有宪兵指挥官也都被调动了,有人希望他们不要挡着,让我们有调动的空间,而且大多数宪兵指挥官自己就是上校了。”

“好,任何一个准将都可以调动你们。”

“而且连伪造的签名都派上用场?”

“谁都可以伪造签名。”

“但在事后逃过刑责?不是,干这整件事的人,是个知道自己会没事的家伙,谁都动不了的家伙。”

“陆军参谋长?”

我摇头说:“不,我想应该是副参谋长。现任的副参谋长是步兵出身。而且我们可以假设他是个很聪明的人,能爬上那种位置的人,不可能是白痴。我想他看到一切迹象,柏林围墙坍塌,他想到很多东西也即将随之瓦解,一切既有的秩序将不复存在。”

“然后呢?”

“然后他开始想到装甲部队会有动作,而且是大动作。就像我们之前讲的,这些家伙即将失去一切,我想副参谋长预见了麻烦,所以他主导了这次大风吹,把对的人放在对的位置上,让我们在事情开始前就阻止这些事发生。而且我觉得他的担忧是有道理的,装甲部队的确看到危机出现,他们计划放手一搏,不希望出现经过集成的新单位,而且还要被步兵的人牵着鼻子走。他们希望一切照旧,所以我想尔汶堡的会议就是关于他们的大动作。他们要做坏事,所以担心议程外泄。”

“但是改变终究会降临,那是不可避免的。”

我说:“没有人会接受这事实,过去不会,未来也一样。妳可以去华盛顿海军造船厂一趟,保证妳可以找到成千上万份五十年前的报告,它们被存放得好好的,里面的论调千篇一律都是颂扬旧式战舰如何不可被取代,航空母舰又是怎样的无用废物。几百个海军上将都曾将毕生心血化为文本,对天发誓只有他们的方式才是可取的。”

桑玛不发一语。

我微笑说:“翻阅陆军的历史纪录,我们可能会发现克拉玛的祖父大声疾呼,坦克不能取代马匹。”

“他们的计划到底是什么?”

我耸耸肩说:“我们没看过议程,但可以好好猜一下。显然他们想让所有对手都丢脸,他们会把扯烂污的技术发挥到极致,而且想必会跟军火商勾结在一起。如果他们可以找到制造工厂背书,说轻装甲一定会有安全疑虑,等于是帮他们一个大忙。他们可以诉诸舆论,告诉人们,说他们的子弟将会坐着像铁皮一样的轻装甲交通工具上战场,那种装甲连玩具枪都射得穿。他们还可以恐吓国会,告诉议员们,如果要把C130运输机改造成可以运送轻装甲,国家要耗费数以千亿计的预算。”

“这些都只是一般的诬蔑而已。”

“所以也许还有我们不知道的。因为克拉玛心脏病发,目前一切都停摆了。”

“你觉得他们会卷土重来?”

“如果是妳,不会吗?妳都已经要失去一切了。”

她把一只手从方向盘上拿开,摆在膝盖上,稍微转向,看着我,眼睑又开始活动。

她说:“所以你为什么要跟参谋长见面?如果你是对的,站在你这边的应该是副参谋长。他把你调来这里,是他在保护你。”

我说:“就像下西洋棋一样。这是场好人与坏人之间的角力战,好人把我调来这里,坏人把盖伯调走。把他调走的难度较高,所以坏人的官阶比好人高。只有一个人的官阶比副参谋长高,那就是参谋长。这两个位置总是由两个不同兵科的人轮流坐,我们知道副参谋长是步兵,所以参谋长就是装甲兵,因此他也参与了这件事。”

“参谋长是坏人?”

我点点头。

“那你为什么要求跟他见面?”

我说:“桑玛,因为我们是陆军的一分子。我们应该迎战的对象是敌人,而不是朋友。”

我们愈接近华府,话也愈来愈少。我知道自己的优势与弱点,因为我够年轻、够大胆,也够愚蠢,所以我才能觉得没人比我厉害。但是要挑战参谋长却完全是另一回事,那就好像挑战超人一样,没有比他更厉害的家伙了。在我服役期间曾出现过三位参谋长,三个人我都不认识,而且就我记忆所及,连他们的面我都没见过。我也没看过副参谋长或陆军部次长,或是任何其他类似的达官贵人。他们仿佛是另一个物种,身上某些特质使他们与众不同。

但他们一开始也是小兵,理论我也可以成为他们那种人,因为我跟他们一样都是西点军校毕业生。但过去几十年来西点军校变得好像只是一所比较好的工程学院,如果要成为幕僚,还要继续到更好的学校去深造,像是乔治·华盛顿大学、史丹佛、哈佛、耶鲁、麻省理工学院或者普林斯顿,或者是到海外,像英国的牛津或剑桥等学校。必须要拿到牛津的罗德奖学金,或者是拿到经济学、政治学或国际关系的硕、博士学位。或者是必须成为“白宫青年团”的一员。这就是我职业生涯的分水岭——西点军校毕业后,端视着镜子里的我,看到的是一个K人高手,而不是K书高手。其他人对我也有一样的看法。就像我说的,把人员进行分类的事情从入营第一天就开始,所以我跟其他人也就分道扬镳,他们进入国防部或白宫的权力核心,而我去的却是汉城与马尼拉等地的陋街暗巷。如果他们来到我的地盘,一个个都会趴在地上。我到他们的地盘后会怎样,待会儿就知道。

我说:“我要自己去。” 桑玛说:“你不可以。”

我说:“我得自己去,不管妳怎么想,妳可以说这是朋友的忠告,也可以说是上级的命令。总之妳一定要待在车里,如果有必要我会把妳铐在方向盘上。”

“这案子是我们一起办的。”

“但我们可以聪明点。这不是跟诺顿中校见面,非常危险。我们没必要把两个人都赔进去。”

“如果你是我,你会留在车上吗?”

“我会躲在车底下。”

她不发一语,只是开着车,速度跟以往一样快。我们开进了环状高速公路,用顺时针的方向经过一条四分之一圆的长路,驱车前往维吉尼亚州阿灵顿郡。

五角大厦的警戒程度比平常高一点,也许有人担心诺瑞嘉的余党会展开两千哩远的长途跋涉,然后渗透进入国防部。但是我们很容易就进入了停车场,里面几乎没有车辆,桑玛用慢速绕了一个很远的圈,最后在大门口附近停下。她熄掉引擎,拉起手煞车的动作稍稍比平常用力,我猜她是在跟我赌气。我看看手表,还有五分钟就到午夜了。

我说:“我们还要吵吗?”

她耸耸肩,“祝你好运,给他点颜色瞧瞧。”

我走进外面的冷空气中,关上车门后站了一会儿。夜色中的五角大厦矗立在我眼前,有人说它是全世界最大的办公大楼,当时我真的相信这句话。我开始从一道长长的斜坡走到大门,进去后是个有警卫的大厅,就像篮球场一样大。我用特调组的徽章就被放行了,然后我走向这栋大楼的核心,看见构成这栋五角形大楼的五道走廊,这些走廊被称为“环廊”。每一道“环廊”都有独立的安检站,我的徽章让我有资格进入B环、C环与D环,但我可能要下辈子才有资格进入E环。我在最后一个安检站停下,对警卫点点头,他也用点头回应我。有人站在外面等待对他来讲已经司空见惯。

我靠在平滑的水泥墙上,让人感觉冷冷滑滑的。大楼里很静,我只听得到水管里水的流动声,一点点的暖气机送气声,还有警卫规律的呼吸声。地板上铺的是亮晶晶的塑胶地砖,地上反射着天花板的模糊日光灯管影像,影像一路延续到远处。

我等待着,一边靠着警卫室里的时钟,午夜已经过去五分钟了,然后过了十分钟。我一直等待着,但我开始猜想对方是不是根本不理会我的挑战。他们都是些政客,也许他们玩游戏的方式比我想像中聪明,也许他们的托词更多,心思更细,也更有耐心。也许是我自己太不自量力了。

或者接我电话那位女士直接把留言丢进垃圾桶。

我还是等待着。

午夜过了十五分钟后,我听见远处传来鞋跟踩在塑胶地砖上的声音。他穿的应该是正式鞋款,断断续续的节奏听起来有些急促,乂有些轻松,像是个忙碌而又不慌张的男人。我看不到他,但那鞋跟的声音从一个角落向我逼近,那声音就像一道警讯,让他在空无一人的走廊上可以“人未到,声先行”。

我听着声音,盯着他即将出现的那个角落,一个日光灯管直接照射在地板上,形成倒影的角落。声音不断传出,然后一个男人从角落走出,日光灯的光芒洒在他身上。他直接走向我,脚跟的节奏未曾中断,不疾不徐,尽管他很忙,却一点也不慌张。靠过来的是陆军参谋长,身穿正式晚宴军装,那件蓝色短外套的下摆长度只到腰际,蓝色长裤旁边缝了两道金色条纹。他戴着领结,身上别着扣饰与袖扣,袖子上与肩头到处都是花结与金色辫饰。他身上到处都是金色佩章、徽章、饰带以及缩小版的奖章。他留着一头白发,身高大概五呎九吋,体重一百八十磅,标准的现代陆军身材。

我在他距离我十呎时就立正敬礼,这是纯粹的反射动作,就像天主教徒见到教宗也会行礼一样。他没有回礼,只是看着我,也许根据礼仪规定,身穿晚宴军装时是不能敬礼的。又或者是在五角大厦里,不戴军帽时本来就不用敬礼,又或者他只是傲慢无礼。

他伸出手来跟我握手。

他说:“抱歉,我迟到了,谢谢你等我。我在白宫,陪着一些外国朋友参加国宴。”

我跟他握手。

他说:“我们到我办公室谈。”

他带着我通过E环的安检站,我们左转进了走廊,走了一小段路。接着我们进了一间办公室,我看到接电话的那位女士,她的外表跟我猜的差不多,但她实际上的声音听起来比电话里好听。她说:“少校,要咖啡吗?”

她有一壶刚煮好的咖啡,我猜她在十一点五十三分把开关打开,所以在午夜时可以准时煮好——我猜参谋长办公室就是这样的地方。她用小碟子递了一杯装在透明骨瓷杯的咖啡给我,我唯恐那杯子会像蛋壳一样破掉。她穿着便服,但因为是深色的,感觉起来比制服还要正式。

参谋长说:“往这边走。”

他带我走进他个人的办公室,我的咖啡杯发出嘎嘎声响。令人意外的是,他的办公室很简单,跟大楼里其他地方相同,都是粉刷过的水泥墙,办公用的铁桌跟我在博德堡病理医生办公室里看到的没两样。

他说:“坐。如果你不介意,我们的速度可以快一点,时间不早了。”

我一语不发,他看着我。

他说:“我知道你的意思了,完全了解。”

他顿了一下,接下来试着缓和气氛。

他说:“诺瑞嘉的左右手都还在逃,把你调走,你不会觉得奇怪吗?”

我说:“那地方有三万平方哩大,藏身之处太多了。”

“全都抓得到吗?”

我说:“没问题,他们一定会被出卖。”

“你相信人性本恶。”

我说:“我只是比较务实一点。”

“少校,你有什么要跟我说的?”

我啜饮一口咖啡,灯光黯淡,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置身于全世界最安全的一栋大楼里,在这夤夜之中与全国权力最大的军人面对面坐在一起。而且我即将对他提出严厉指控,只有一个人知道我在这里,而她搞不好已经被人丢进牢房里了。

我说:“两周前我还在巴拿马,然后我被人刻意调了出来。”

“为什么你这样觉得?”

我深深吸口气,然后说:“我想副参谋长怕出事,所以他刻意把某些人调到特定的基地里。”

“出什么事?”

“怕你在装甲部队的那些老朋友们搞鬼。”

他顿了好一会儿,才问我:“这种担忧是务实的想法吗?”

我点头说:“元旦那天,本来要在尔汶堡召开一个会议。我相信那议程非常具争议性,可能是违法的,甚至涉及叛乱。”

参谋长一语不发。

我说:“后来他们没有得逞,因为克拉玛将军死了。但他的死可能造成一些漏洞,所以你亲自介入,把盖伯上校从一一〇特调组调走,换了个无能的家伙来接替他。”

“我为什么要做这种事?”

“你要的是让这案子的调查无疾而终,一切就是那么自然。”

他又坐了一会儿,完全不动,最后露出微笑。

他说:“很棒的分析。苏联的瓦解即将在美军内部造成很大的压力。这些压力最后会造成内部的各种倾轧与阴谋。有人会预期这种状况的发生,于是事先进行反制,趁还没有真的出事就出手阻止。如你所说,因为内部的张力而产生动作与反制动作。”

我没有接话。

他说:“就像下西洋棋一样。副参嘴长一有动作,我就出手反制,这是不可避免的结论。我想是这样,因为你找的是两位最高端的军官,其中一个官阶比另一个高。”

我直视着他,说:“我错了吗?”

他说:“只有两个地方。改变即将来临,这点显然你是对的。连中情局都没预料到苏联会这么快垮台,所以我们只有不到一年时间可以思考。但是,相信我,我们真的从头到尾都想过一次了,现在我们处于一个前所未见的处境里。多年来我们就像个受训要夺取世界拳王头衔的拳击手,有天早上起床后发现我们的假想敌死掉了。这是种令人困惑的感觉,但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他倾身打开抽屉摸索一阵,拿出一个很大的活页文件夹。文件夹至少有三吋厚,啪一声被他丢在桌面上。文件夹是绿色的,上面印了黑字,他把文件夹倒过来让我看:转型。

他说:“你的第一个错误是,目光太浅。你必须把自己当作我们,从上面看全局。必须改变的不只是装甲部队,大家都得改变。显然我们必须发展出高机动力的集成性部队,但这种部队绝对不只是步兵的加强版而已。新的部队必须以全新概念为根据,是前所未见的,也许攻击直升机也会被纳进来,然后把指挥权交给在空中的家伙。也许我们会进入电子战的阶段,然后把指挥权给会用电脑的家伙。”

我保持沉默。

他手里拿着那个文件,手心朝下,对我说:“我的意思是,在这转变过程中,没有人会不受伤害。没错,装甲兵过去引以为傲的专业无疑会受到伤害。但是步兵、炮兵、运输兵以及后勤,每个兵科受到的伤害程度也都一样,甚至更胜于装甲兵。可能连宪兵都会改变。少校,一切都会改变,美军的未来将会有全新面貌。”

我继续沉默。

他说:“你必须了解,这不是装甲兵与步兵之间的对决,这种说法太过简化了。事实上,这是每一个兵科与其余所有兵科的对决,而且最后恐怕没有真正的赢家,同样也不会有输家。你可以选择这么想,毕竟大家都在同一条船上。”

他把手移开文件夹。

我说:“我的第二个错误呢?”

他说:“把你调离巴拿马的,是我,不是副参谋长。他完全不知情。我亲自挑选了二十个人,把你们摆在我觉得需要你们的地方。我把你们摆在世界各地,是因为我只有一半机会预测哪里会先出事。是轻型部队还是重型部队?我不可能先猜到。一旦部队的指挥官开始思考,他们会发现自己将失去一切。例如,我把你送去博德堡,是因为我有点担心布鲁贝克,他是那种先发制人的家伙。”

我说:“但先出错的是装甲部队。”

他点点头,“的确,我刚刚已经说过,我只有百分之五十的机会。而且我有点失望,因为他们是我的人,但我不会护短。这盘棋我必须继续下,我把他们丢在那里。很高兴的是,我该怎么下棋,就怎么下棋。”

“那你为什么要动盖伯?”

“不是我。”

“那是谁?”

“谁的官阶比我大?”

我说:“没人比你大。”

他说:“但愿如此。”

我没说话。

他说:“一把M16步枪要花多少钱?”

我说:“我不知道。我猜应该不贵吧。”

他说:“大概四百块就可以买到一把。一辆MlA1艾伯朗姆斯坦克造价多少?”

“大约四百万。”

他说:“所以你想想看那些军火大厂,他们会站在哪一边?是轻型部队,还是重型部队?”

我没有回答。我想他只是要引导我去思考。

他又问我一次:“谁的官阶比我大?”

我说:“国防部长。”

他点头说:“一个肮脏的小人,政客。政党收取政治献金,而军火商跟任何人一样都看得到未来。”

我一语不发。

参谋长说:“还有很多事需要你去思考。”他把那份文件摆回抽屉里,拿出一个较薄的文件,上面写着:氩气行动。

他问我:“你知道什么是氩吗?”

我说:“是灭火器里面用的一种惰性气体,它们会在火上方形成一个气层,阻止火的蔓延。”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选这个名称,氩气行动指的是在去年十二月下旬,把你们调离当时职务的计划。”

“你为什么用盖伯的签名?”

“就像你之前讲另一件事时所说的,我希望这一切看来自然而然。参谋长亲自签署宪兵的调动令,会引起一堆人注意。每个人会装出表现良好的一面,或者打草惊蛇,本来想闹事的人就躲起来了。你们的工作也会更难做,无法达成我的目标。”

“你的目标是什么?”

“我当然是想预防出事。那是第一优先目标。但是少校,我也很好奇,我想看看谁会先闹事。”

他把文件交给我,说:“你是个特调组调查员,依法一一〇特调组有无上权力。不管在哪里,你都可以逮捕任何军人,如果你决定逮捕我的话,在这里就可以下手。所以你看看氩气行动的文件。我想你会发现我是清白的,如果你同意,你就可以到别处继续办案了。”

他从桌子后面起身,我们再度握手。然后他走出房间,留下我独自一人在半夜置身这五角大厦的权力核心里。

三十分钟后我回到车上跟桑玛会合。为了省油,她把引擎关掉,车里很冷。

她说:“怎样?”

我说:“大错特错。角力的两方不是正副参谋长,而是参谋长跟国防部长。”

“你确定?”

我点头说:“我看过文件,里面有九个月前到现在的备忘录与命令。纸质、字体、用的笔都不一样,那些东西不可能在四小时内伪造出来。这计划是由参谋长起头与运行的,他一直是清白的。”

“他怎么看这件事?”

我说:“从各方面来讲,他的看法都是对的,但我觉得他应该不想帮我。”

“帮什么?”

“帮我从现状中解套。”

“什么现状?”

“妳可以拭目以待。”

她看着我,“现在要去哪里?”

我说:“加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