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7年6月

在科拉摔伤大约五天之后，我得到允许，来到她住院的病房去看她。

“脑震荡要很久才能恢复，”医生说，“绝不能让她用力，她需要休息和安静。”

自从我又见到她的时候起，她的目光一直是呆滞的，苍白的脸上毫无表情，这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我没有因此而泄气，而是告诉她，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情的责任全在我的身上。我求她把手伸给我。她说她不知道自己是在哪里，需要回忆一下。她打算先回布莱克菲尔德，她还求我六个月之内不要再来看她。我同意了，但请求她给我最后一次恩惠：允许我在她出院回布莱克菲尔德的那天再来看她一次。她虽然同意了，但却显得很不情愿。这时，医生走进来，请我不要谈得过长。我经常问他病人的情况，两星期后，当我得知她下星期一就准备出院时，我的喜悦是难以言表的。这天终于来到了，刚到中午，我就来到了医院。

“将近十点的时候，她租了一辆马车去滑铁卢车站了。”医生神情忧郁地对我说。在令人不安的沉默之后，他又说：“我提醒过她，说你要来看她，但……她没听我的，好像很急……”

我默默地转身走开，精神颓丧，心都要碎了。我本来是准备带她到医院附近的摄政公园内的动物园去的。我喜欢那个地方，我们本可以在那里愉快地度过几个小时，信步而行，无忧无虑。可是……

唉！……

如果周围没有人，我想我会失声痛哭的，因为我已失望到了极点。我坠入了巨大的精神痛苦的深渊。我已经麻木了，但是当我面对印度猛虎时，我蓦然摆脱了麻木。它那暗绿色的眼睛里闪着冰冷的慈善。一个无法摆脱的可怕的回忆促使我朝前走去。但是，无论是猴子的顽皮，鹦鹉的鸣叫，还是狗熊攀爬带阶梯的栏杆，兴高采烈的孩子骑在大象背上散步的情景，甚至是摄政公园里最受欢迎的河马，都没能把科拉从我的思绪中赶走。

人们沉醉在植物园、鲍亭湖和美丽的花坛的魅力当中。但是，我无心顾及他们，而是又走出一段，截住一辆马车，回到住宅。

我住在法学协会附近休胡同十二号的一幢房子里。这套房子在三层，包括两个舒适的小间。一条便梯通向内院，有时，我因调查任务繁重而至深夜或晨光熹微时才能归来，此时就利用那条楼梯不引人注目地进入我的房间！

我付了车钱，慢慢爬上楼梯，走进我的小公寓。我继续喝下两杯浓威士忌之后，点燃一只雪茄，躺进扶手椅，准备整理一下紊乱的思绪，因为我的头脑里挤满了各种各样无法回答的问题。

每每遇到一个头绪极其纷乱的案件，我都这么做：一把扶手椅，一杯威士忌酒，壁炉里烧火时发出的噼噼啪啪的声音，这时，问题的答案就会神奇般地出现在我的面前。但是现在，我不再希冀能够解决一个一方已向另一方倾诉衷肠的情缘。然而，请不要忘记，科拉被摔成了脑震荡，也许时间最能医治……

强烈的门铃声打断了我的沉思。来者是一个警察，他告诉我，梅尔文警长要我立即到科拉住过的那所医院去。

半小时后，我走进医院的地下室，来到躺在角落里的一名女护士的尸体前。她的脖子被切断，尸体支离破碎，真是惨不忍睹。法医说，死亡时间不超过二十四个小时，这说明凶杀发生在晚上十点——那时，有人最后一次见到萨莉·汉弗莱还活着——和至迟清晨六点之间。我立即投入了调查。请注意，萨莉是照顾科拉的护士之一。

科拉没有杀人的概率有多大？坦率地说，当时我估计有百分之一，也许还不到！……一个已经癫狂的女人共杀了四个人——后三个被害者的惨状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她与年轻的女护士无冤无仇，但她杀死了她。几小时后，她匆忙逃离了医院。我必须尊重事实：我的存在似乎引起了科拉的精神错乱。

从某种角度看，这场新的谋杀给了我一些安慰。实际上，科拉的匆忙离开并不像我几个钟头之前担心的那样是因为她不想见我。

此时，我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深刻地意识到我是多么爱她。

我的处境是独特的：对于梅尔文委托我查清的这桩杀人案，我不得不有意扰乱其线索。我竭力而为，我的努力取得了成效：谁也没有把科拉同这场血腥的谋杀联系起来。

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我都有义务帮助她，保护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