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采沃分局和彼得罗夫卡市局的侦查员合编成一个小组，分头进行侦查。一部分人调查在伊兹梅洛沃婚姻登记处被枪杀的加琳娜-卡尔塔绍娃一案，以证实她是否是凶杀案的真正牺牲者。另一部分人调查在昆采沃被枪杀的新娘斯韦特兰娜-茹克的身世。

    5月17日是星期三，两个姑娘同时下葬。对葬礼的跟踪观察中，没有发现什么新线索。只是探听到人们的一种看法：最不会得罪人的人，也可能有他意想不到的对头。侦查员混在送葬的人群里，留心捕捉传到耳边的只言片语。

    “如果加琳娜不抛弃伊戈尔，就不会出事……”

    “我就觉得这小伙子不会使她幸福……”

    “斯韦特兰娜不该听她父母的摆布。他们非要她5月结婚，不如听我的，等到秋高气爽……”

    “我总觉得，这是埃迪克干的。我早就知道，她要和他分手，但他是不会认命，不会就此罢休……”

    必须找到伊戈尔、埃迪克，看看为什么“这小伙子”不会使人幸福……

    瓦列里-图尔宾的母亲对科罗特科夫的来访并不表示欢迎。她开了门，冷冰冰地请他进了屋子，径直坐在他对面，一双露着凶光的小眼睛死盯住他。

    “的确，婚礼办不成，我很高兴。”她幸灾乐祸地说，仍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韦罗尼卡，那是为什么？您不喜欢埃利娅？”

    “埃利娅倒没什么，她是个招人喜欢的姑娘。我只是觉得，我儿子现在结婚还为时过早。他不是好丈夫，没有能力养家糊口。”

    “瓦列里27岁了，难道还不该成家？”科罗特科夫不胜惊讶地问道，他可是民警学校一毕业就结婚了，那时他只有21岁。

    韦罗尼卡对这善意反问的反应却使他很窘。这位上了年纪的女主人缄口不言，只是把视线转向一旁。尤拉神经紧张地猜想，自己可能出言不当，冒犯了老人。得尽力改变这尴尬的局面。他突然觉得，作为27岁儿子的母亲，韦罗尼卡似乎太老了点，她已经70岁了。43岁才生儿子？这可是罕见的事，莫非……于是他问道：

    “瓦列里是您的独子吗？”

    老人顿时脸色煞白，她那涂了红色唇膏的双唇在土灰色的脸部的映衬下似乎变成了青紫色。

    “您是来谈婚礼的，还是要了解我的家庭？”她故意提高了声调，语气里却透着紧张和恐惧。

    “我只是想，您对瓦列里的婚姻持反对态度或许与您其他子女在婚姻上的不幸有关。对吗？”

    “不，”韦罗尼卡断然否定，“我没有别的子女。瓦列里是独生子。”

    “请谈谈他的父亲。”科罗特科夫刚出口的话似乎触到了她的痛处。

    老太太的面孔变得更难看了，布满皱纹的双手紧攥，十指交叉在一起，仿佛任何力量都不能把它们分开。那双暗淡无光的眼睛里燃烧着怒火。

    “我不想跟您谈起曾是瓦列里父亲的那个人。再说，他也早就不在人世了。”

    话谈不下去了，总是存在某种无法形容的障碍。科罗特科夫很着急。很显然，图尔宾的母亲对他有所保留，但要不要设法让她心平气和地继续谈，他一时拿不定主意。

    他环视四周，竭力想从室内陈设和氛围的某些重要的细节中找出点话题，好让谈话继续下去，不至于冷场。他一眼就看出，这家人的生活并不富裕。家具都是最基本的，一件多余的也没有。书籍虽然相当多，但也都是“标准定价时期”出版的平价书。一台便携式黑白旧电视，孤零零地勉强摆放在窗台上，一条电线拉到敞开的气窗口，作为自制天线。

    科罗特科夫掏出手绢，用力擦手，还时不时地皱皱鼻子，显出不满意的样子。

    “我能洗洗手吗？”他终于开口说，并歉意地微笑着站了起来。

    韦罗尼卡也跟着站了起来，一声不吭地把他领到浴室。尤拉拧开水龙头，仔仔细细地往手上擦肥皂，同时不动声色地察看着洗手池上面那已裂了缝的镜子，还有那把廉价的火星牌刮脸刀架，这是十年前市场上卖的那种，记得当时的价钱是两卢布30戈比。十年前，瓦列里才17岁，这大概是他的第一个刮脸用具，一直用到了今天。浴室内有些地方的瓷砖已经脱落，浴盆的瓷面上满是黄斑。一眼就能看出，这所住宅已经多年没有维修了。

    “您早就住这套房子吗？”他似乎是在随便问问。

    “刚一年多。”

    “这之前呢？”

    “以前我们住在马里纳小树林那边。”

    科罗特科夫暗自思索，真奇怪，马里纳小树林离和平大街不远，交通便利，商厦林立，是个方便的好地段，干吗搬到这个窄窄巴巴连电梯都没有的“赫鲁晓夫贫民窟”①来？这儿可是空气严重污染的工业区。

    ①指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大量建造的房间很小的五层楼房住宅区——译者注

    他绞尽脑汁搜索话题，想跟女主人谈下去，又不致引起她的反感，同时又能得到一星半点有用的线索。然而，一小时过去了，却毫无成效。看来，韦罗尼卡是个不好对付的人，科罗特科夫对她耍尽招数也未能奏效。

    “您是否知道，瓦列里和埃利娅什么时候再去登记？”已走到门口的他不甘心地问道。

    “他们不会去了。”老太太斩钉截铁地说，不友好的目光一直跟随着他。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直言相告，我不想让我的儿子娶老婆。只要我还活着，这事就甭提了。我还希望，我死后他也同样娶不成。”

    科罗特科夫对扮演这种温良恭谦让的外交官式的角色已经厌烦了，他明白，韦罗尼卡已经上了年纪，用平时惯用的那种硬碰硬的腔调和一个70岁的老太太交谈是不恰当的。可如果死去的两个姑娘中有一个就是她儿子的未婚妻的话……

    “韦罗尼卡-马特维耶夫娜，”他气势汹汹地又进了屋子，“可能您还不知道情况的严重性。有充分依据证明，有人很不希望您的儿子和埃利娅-巴尔托什成婚。我们交谈中您一再提到的那些话使我不得不怀疑，这个人就是您。因此我提醒您，别再用不痛不痒的表白来回避我的问题，让我们来谈谈实质性问题。您得明白，在问题没搞清楚之前，我是不会离开这里的。第一个，您为什么不希望您的儿子娶埃利姬？第二，您得让我相信，您与这两封信没有任何关系。我谈得够清楚了吧？”

    科罗特科夫一口气说完这一大段严厉的话，威风凛凛地坐到桌旁，双手交叉在胸前，逼视着女主人。韦罗尼卡-马特维耶夫娜一下子变得面如土色，她试着想把矮小的身躯伸直，可怎么也挺不起来，于是只好可怜巴巴地靠到墙上。科罗特科夫看出，她的双手在发抖。

    “您没有权利这样对我，”她断断续续地说，“我年老体弱，有病在身，已经70岁了，您却闯进我家，逼我回答我认为没有必要的问题。您应当感到羞愧。用年轻力壮来威胁我，是起不到什么作用的。”

    她一转身，进了另一个房间，留下科罗特科夫一个人。这种局面，是他始料不及的，不过他只惊呆了一小会儿，两分钟后，又打起精神，果断地站起身来走向门廊。

    “韦罗尼卡-马特维耶夫娜，”他向关着门的小房间大声说，“我这就走，您关上大门吧。很遗憾，我们的交谈没能进行下去，不过说老实话，这是您的不对。也许下次见面会谈得好些。”

    他喀嚓一下拧开门锁，拉开门，走到楼梯上。他刚一下楼走到街上，便四处寻找他急需的两样东西：自动电话和一处便于监视楼门洞的地方。电话他很快就打通了，答应给他在两个小时内查明，为什么一年前图尔宾母子搬到这所年久失修的住宅里。接着，他找到了一处可以清楚地看到图尔宾家的房子的有利地形，开始耐心等候。他还从来没跟70岁的女涉嫌人打过交道，因此要预测她的一举一动是很困难的。于是他只好作长时间守候的准备，等待意外事件的发生。

    亚历山大-卡缅斯基对姐姐的请求是很认真的。

    “当然，我知道‘蓝色多瑙河’公司，”他说道，“出于业务往来，我不止一次遇见过巴尔托什。你交待任务吧，我会尽力查明的。”

    上班以后，他第一件事就是浏览所谓无关紧要的信件，如广告说明书、礼仪性的请柬和其他色彩艳丽的纸张。在这堆花花绿绿的印刷品里，他迅速找到了所需要的，国际医药公司邀请他所在的银行去参观卧床病人护理用品展览会的请柬。生产厂家列了十个公司，其中就有“蓝色多瑙河”。这说明展览会上会有“多瑙河”的代表出现。

    他不很熟练地拨通了家里的电话，一想到马上就要听到快要做妈妈的妻子的声音，心里无比激动。

    “达莎，你现在感觉如何？”他关切地问。

    “挺好，”她快活地说，“只是闷得慌。快点儿回来，好吗？”

    “我有个建议。我得去参观一个卧床病人护理用品展览会。我想是不是带你一起去？大约再过一个月，你就是卧床病人了，你可以去挑一些到时候用得着的东西。”

    “萨沙，那不过是几天的事儿，”达莎捧腹大笑，“生孩子不是病，是妇女的自然生理现象。”

    “达莎，别争了，我的妻子要有最好的照顾，哪怕只是几天。再说，我应当去看看产品，好弄清楚有没有投资价值，我也需要有人参谋。你就给我去当参谋吧。快穿衣服，过半小时我来接你。”

    在展览会入口处接待他们的是一位具有西方风度的经理，剪得很讲究的头发梳理得油光锃亮，深红的西装上衣内衬雪白的衬衫。

    “我是‘维佳’银行的。”亚历山大自我介绍说，同时递上自己的名片。

    “请进，”那位经理满脸堆笑，殷勤地招呼着，“很高兴你们光临。对不起，请问，这位女士陪您一起参观，还是让我送她到休息室去？”

    亚历山大注意到，达莎突出的肚子没有逃过经理的眼睛。

    “这位女士是我妻子，我的顾问，”他严肃地说，“她要陪我看看展品。”

    达莎脸上泛起了红晕，歉意地看了看保养得很好的经理，又突然顽皮地微微一笑，滑稽地皱了皱鼻子。经理向她报以礼貌的微笑，走到前面带路去了。

    他们挑剔地研究着用途各异的、有些甚至是稀奇古怪的产品。

    “看我要给你买什么，”萨沙指点着，“产妇卧床不起时，那东西能自动把婴儿裹在襁褓里。”

    “萨沙，用得着吗？”达莎告饶道，“你以为我生了孩子就会得重病，卧床不起吗？我可没这个打算。”

    “达莎，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比如摔倒、骨折，我又经常不在家，就把它买下吧！”

    “大概是你看上它了吧！”妻子笑了起来。

    他们终于走到了“蓝色多瑙河”公司的展台前。展出的品种虽不算多，但亚历山大一眼就能看出，开发这为数不多的产品，要投入巨额资金，但利润也很大。为巴尔托什工作的专家们，成功地研制出几种对人体有益的生物活性织物，使用这类织物可以解决卧床病人的两大难题：肺炎和褥疮。有这类病人的家庭，很希望用这种布做的内衣，再贵也不在乎。银行家卡缅斯基马上意识到，这种织物值得投资，成本回收快，资金周转期短。但作为侦查员挪斯佳-卡缅斯卡娅的弟弟，他又想到了别的方面。他需要同这家公司的代表作进一步的接触。

    这家公司的代表是位迷人的年轻女士，穿一身绿色丝绸套装，温文尔雅地站在角落里，身旁有一张低矮的圆桌和几把沙发椅。她捕捉到卡缅斯基的目光，马上对他微微一笑，走了过来。

    “有什么事可以为您效劳？”她训练有素地打着招呼，“我叫塔季扬娜，是公司派驻展览会的代表。‘蓝色多瑙河’公司愿与‘维佳’银行竭诚合作。请允许我向您的夫人赠送一件小礼品。”

    话音刚落，塔季扬娜就向达莎递过去一个不知从哪儿拿出来的装潢精美的纸包。

    “我们好像见过面？”亚历山大装出吃惊的样子，虽然他本想凭良心说是第一次看见这位年轻女士。

    “我们没见过面，”她又莞尔一笑，这回笑得很自然，甚至有点儿调皮，“不过，你们刚一进大楼，我就猜到，这肯定是‘维佳’的亚历山大-卡缅斯基和夫人来了。”

    她朝身后的一个地方点了一下头，随着她的视线，萨沙看见了无线电话。

    “重要的客户都预先向您通报？”他探问道。

    “那是不言而喻的。不然，我就起不了作用了，如果我事先不上心的话，就是洛克菲勒来了，也会错过的。要想给我们公司吸收巨额资金，就得正经八百地做好准备工作。您同意我的看法吧？”

    三个人哈哈大笑，坐到桌旁的沙发椅上。塔季扬娜立即给什么人打了个电话，一分钟后给他们送来了咖啡和饮料。

    “拉特舍夫先生好吧？”亚历山大一边关切地问，一边喝了一大口加冰块的橙汁饮料，“我和他好像是在一个电影制片厂的最新广告片首映式上见过一面。”

    “他挺好。虽然遇上了一件不幸的事，不过，我以为他能对付得了。”

    “出了什么事？”

    “他想娶的姑娘，嫁给了别人。真是一场庸俗的闹剧，是不是？也许，世界上没有一个男人能忍受这种事，哪怕只是一次。但依我看，没有谁会因此而去死的。”

    塔季扬娜笑吟吟地说着，仿佛是在讲一件趣闻。

    “那位对他不忠的情人看上的是什么人？更富有，还是更漂亮的？”

    “噢，您可别当真，据我所知，她看中的完全不是这样的人。”

    卡缅斯基留神起来。马拉特-拉特舍夫，这位“蓝色多瑙河”的商务经理，给人的感觉好像是个非常自信而又一帆风顺的生意人，但实际上他可是个精明机智地往上爬以求辉煌腾达的人，他卑鄙无耻地不择手段以达到个人目的，而且非常狡滑奸诈，从不大肆张扬。

    “那个未婚妻，”他把沉甸甸的玻璃杯放到桌上，抽出了一支香烟，悠然问道，“她真的值得别人这样为她操心劳神？”

    “您别以为我是个爱搬弄是非的女人，”塔季扬娜显出讨好的样子，“据我了解，您对拉特舍夫先生非常熟悉，所以我可以直言相告：这个未婚妻就是巴尔托什先生的女儿。马拉特把希望都寄托在她身上了。”

    “您说什么呀！”达莎两手举起轻轻拍了一下。丈夫虽然没把要完成的任务告诉她，但达莎聪明机灵，随着谈话的逐步深入，她猜到这与案件有关。她虽然一点儿也不知道当天还发生了另一桩凶杀案，更不知道埃利娅-巴尔托什也收到一封奇怪的信，但是她明白，萨沙拉她来看展览绝不是无缘无故的，和这位漂亮的塔季扬娜的攀谈也不是顺便闲扯，他对别的公司的代表连看都不看一眼。既然萨沙要让这位姑娘多说一些，那就助他一臂之力。

    “怎么会是这样呢！”达莎接着说，两眼瞪得圆圆的，“马拉特是个男子汉，哪个姑娘嫁给他都会幸福的。”

    其实达莎从来没见过这位马拉特，更没听说过他。只是萨沙问塔季扬娜，埃利娅后来看中的那位是不是更漂亮、更富有时说的这个“更”字，使达莎领悟了其中的奥妙。而塔季扬娜无意中偶然提到“马拉特”这个名字，又使达莎得以顺水推舟说了几句，给人一种她与马拉特相互认识的假相。

    “不过，人们常说：五月嫁人，一生受苦。这话不是没有道理的。”塔季扬娜说，“虽然婚没结成，但说不定这正是马拉特的希望。”

    “哟，这可是奇谈怪论。”达莎马上表示反对，她牢牢抓住谈话的主动权，将其引向纯粹是妇女关心的话题，为此丈夫对她真是感激不尽。“我们也是5月结的婚，而且是13号，我相信我们会过得白头到老，幸福美满的。没准儿还会在同一天去世，像格林童话中的主人公那样。”

    塔季扬娜的脸上顿时显得有些愕然，像是看见了一艘载着外星人的宇宙飞船。

    “你们是5月13号结的婚？去年？”

    “不，是今年。就在上星期六。”

    “这不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

    “巴尔托什的女儿也定在上星期六出嫁。真怪，竟有这么巧！真难以想象！”

    达莎的用意很简单，做法也很符合实际。世上有些事情可以不受环境的影响而莫名其妙地突然使陌生人互相之间产生好感，其中之一就是巧合。比方说，你在别的城市偶然碰见一位邻居，从此成了好友，而在此之前，你们每天早上在汽车站上相遇，连个招呼都不打。再如，你在火车上与一位旅伴攀谈，发现你们曾先后在同一所大学里学习，或者生日恰巧在同一天……

    “您说婚礼没有举行，这是为什么？”达莎作出对不在场的马拉特-拉特舍夫深表同情的模样。

    “真是难以置信，竟然在婚姻登记处发生了凶杀。这太可怕了！当然，后来警察来了，对所有在场的人进行询问，哭叫声混成一片，哪里还能举行婚礼！”

    达莎本想再说些什么，可她看到了丈夫示意的目光，便收住了话头。她知道有些事情不该说。可哪些不该说，她心中可没数，于是只好将话题从喜事没办成转到不走运的未婚夫身上。

    “不过，我想，巴尔托什先生本人应该赞成马拉特娶他的女儿为妻。比他再好的女婿，打着灯笼也找不到了。”

    萨沙紧张的神情终于松弛了下来，达莎明白，这回话题引对了。她对所谈之事一无所知，也不认识提到的人，所以只能聚精会神地听着，惟恐贸然说出什么不恰当的话来。她感兴趣的是，这位巴尔托什是个什么样的人？拉特舍夫又是谁？最好再弄清那个没嫁成人的姑娘的名字，才能弄清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给你们透露个秘密，马拉特曾经有个女朋友，在我们公司广告部工作，她说马拉特早在埃利娅中学毕业的时候就开始打她的主意了。伊什特万经常带妻子和女儿参加各种社交活动，而马拉特则追随他们寸步不离。塔米拉特别钟爱马拉特，并要把埃利娅嫁给他。为此她想尽了办法，甚至让女儿到匈牙利巴拉顿湖畔她祖母那儿去度假，而陪同女儿的任务自然是交给马拉特了。据说，是因为他会讲匈牙利语。”

    塔米拉、埃利娅、伊什特万……天哪，这都是些什么名字！可别弄混了。伊什特万，可能就是那位巴尔托什了。埃利姬大概是他女儿。那么塔米拉又是谁呢？是不是巴尔托什的妻子？

    “结果马拉特坠入了爱河？”达莎问道，脸上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心里却很紧张，惟恐捅出漏子，无法挽回。塔季扬娜鬼迷心窍似地瞎扯起来，显然忘记了同自己谈话的是银行家的妻子，只把眼前的达莎看作是一位年轻妇女，与她东拉西扯。

    “哪能呀！”她挥了挥手，“马拉特可是天下少有的爱向女人献殷勤的人。这可是为了钱！为了在公司的地位，他什么干不出来！他如果真成了老板的女婿，董事会里肯定有他的位子。再说，别忘了，巴尔托什家族是很富有的，他们的家底源于伊什特万的曾祖父。巴尔托什的声誉是靠得住的，他们的业务往来遍及全球。与那些目光短浅的暴发户不同。长达百年的历程中，巴尔托什家族一次也没有衰落过，总是向前发展，日渐强大。”

    萨沙突然哈哈大笑起来。他忽然明白，塔季扬娜喋喋不休的闲扯只是个幌子，是巧妙进行广告宣传的一种手法。她以纯女人的方式引导对方，给人以无意间闲扯的假象。但稍加留意，就能听出她言外之意：“蓝色多瑙河”是一家信誉可靠的公司，值得为它投资，这家公司从没有出过问题，更谈不上破产。近一个世纪积累起来的业务经验，造就了巴尔托什家族的代表人物，他们具有为西方同行认可的经商能力，可以顺利地在欧美发达国家开展业务。好一个塔季扬娜！好一个多嘴多舌的女人！这样的信息，经伶牙俐齿的漂亮女人一渲染，谁能不信以为真？东拉西扯闲聊会造成偶尔说漏嘴的假相，听者会以为自己得到了极其隐秘的重要信息，从而对投资前景作出正确的评估。并且会为自己的聪颖过人而自鸣得意，为自己的机警而沾沾自喜。自然也会在不知不觉中欣然接受公司代表随后提出的一切建议。“蓝色多瑙河”的这位有头脑的职员实在令卡缅斯基惊叹不已，他觉得有必要好好考虑一下，把这一方法也用到自己的银行里来。

    “亲爱的女士们，咱们言归正传吧，”萨沙将姐姐所需的情况探听完毕，终于介入了谈话，“如果我们肯投资。50万美元生产防治褥疮的纺织品，你们能很快投产吗？”

    塔季扬娜马上换上了一副严肃的面孔，迅速拿出小型便携式笔记本电脑，手指灵巧地在键盘上移来移去。

    “如我们向贵方购买我方应得到利润份额的产品，贵方是否授权我们银行出口这批货物？你们是否有专利局的鉴定书？”

    卡缅斯基又变成了精明能干的实业家，有条不紊地向塔季扬娜提出问题，这些都是他在银行董事会提出投资问题之前需要了解的。达莎插不上话，不声不响地站起身来，又仔细观赏起那些装潢美观的展台来。

    一小时后，娜斯佳同尼古拉-谢卢亚诺夫联系上了。

    “在您的侦查对象中，又出现了一个角色，”她向他通报说，“有个叫马拉特-拉特舍夫的，是‘蓝色多瑙河’公司的商务经理。他最不希望埃利娅嫁给图尔宾，因为他自己想做她的丈夫。”

    “从哪儿打听到的？”

    “这不是你的事，”她戏谑地说，“但信息可靠。科罗特科夫在哪儿？”

    “去找图尔宾的母亲了，后来就不知去向了。”

    “怎么，失踪了！？”

    “别担心，我不是那个意思。他去找图尔宾的母亲后，来过电话，要了解他们什么时候搬的家，搬过几次。我答应两小时后给他回音。两小时早过去了，他却音讯全无。也许他窜到柳夏那儿去了吧？”

    “在上班时间？他疯了？”娜斯佳半信半疑地又问了一次。

    谢卢亚诺夫的猜测不完全是捕风捉影。三年前，科罗特科夫又一次坠入情网，但这次不知为什么，他们爱得很深很久。可能是柳夏以前当过侦查员，因此非常体谅尤拉，不像包括他前妻在内的其他女人那样对他不谅解。同柳夏在一起，可以探讨业务问题，听到内行的忠告，还可以得到她无微不至的帮助。也有可能，科罗特科夫与柳夏是真心相爱，而对其他女人仅仅是一时冲动。但上班时间借口执行公务去幽会，是绝对不可能的。科罗特科夫是个原则性很强的人，要想上班时间忙中偷闲，是肯定会请人帮他打掩护的，而通常这个人就是娜斯佳。上司戈尔杰耶夫有急事找科罗特科夫时，她总是用诚实的目光回答说，他刚来过电话，说是去过什么什么地方，现已离开，一小时后回办公室。随后她就按尤拉留的电话号码给他通风报信：“一小时过去了，快回来吧。”还有，柳夏不仅有两个儿子，丈夫也健在，因此他们幽会受到许多条件的限制，其中之一就是要在她那严厉的丈夫离开莫斯科去外地，房间可自由支配的时候。

    “他一回来，就让他给我打个电话，好吧？”娜斯佳请求道。

    “一定转告。”谢卢亚诺夫满口答应。

    “照相洗印室被盗的事，有什么新情况？”

    “暂时没有。几位摄影师都在翻腾自己的匣子，东寻西找，可能还有人丢失了底片。”

    “这是白费功夫。据我所知，丢失的只是舍夫佐夫的底片。我们碰上了个狡诈的罪犯！”

    “我们！”谢卢亚诺夫滑稽地模仿这个词儿来挖苦她，“还是说‘你们’吧。你在度假避风头，可我们却在这里马不停蹄地跑。还是库金说得好：‘你就是出嫁也跟别人不一样，离不开死人。’”

    “真不该让我出嫁，”她立刻反击，“你们整天絮叨，都听烦了。照片上的那个女人，已经被通缉了吧？”

    “查了20册特征描述样本，都没碰到这类女人。”谢卢亚诺夫兴致勃勃地说，“看来还得利用《刑事侦查报》，在上面登个寻人启事。”

    “你瞧，尼古拉，只要你想干，就能办好。”

    “只是得你亲自出马同编辑们谈好。”

    “那是为什么？”

    “昨天夜里，我们在洗印室找胶卷时，有个人一直盯着你看，他大概喜欢上你了，就是那个副总编，现在你说话最管用。”

    “尼古拉，别瞎说。说真的，是你懒得打电话吧。”

    “看你说的。我要打电话，还得求人，可这对你是举手之劳，舍夫佐夫是你的熟人。怎么样，咱们谈妥了？”

    “真拿你没办法。”她叹了口气。

    安东-舍夫佐夫显然恢复了健康。今天他的声音有力多了，几乎感觉不出气短。他自告奋勇给副总编打电话，商谈刊登照片和寻人启事。

    “娜斯佳，没问题，我向您保证。”

    半小时后，他打来了电话。

    “都办妥啦，”他高兴地说，“副总编很乐意按您的要求去做。不过，作为回报，他对您个人也有个请求。”

    “什么请求？”

    “接受我们记者就婚姻登记处事件的采访。”

    “绝对不行，”她立即回绝，“这是侦查秘密。”

    “娜斯佳，您误解了。不是让您以民警局工作人员的身份来接受采访，只是让您作为现场的见证人来谈谈这事件。您在刑侦处工作的身份，我们是不会公开的。您只需讲述事件的经过，像任何一个在现场的人一样。”

    “您不是也在现场，”她反驳说，“不如您自己讲吧。”

    “我讲不好，”舍夫佐夫笑了起来，“我是编辑部的在职人员，按规定我不能接受采访。并且没有我的稿酬，您却不同。”

    “我不需要什么稿酬。”

    “您倒是不需要，可谁来付刊登照片和寻人启事的费用呢？我们这儿一毫米免费的版面都没有，毕竟是商业出版物。这样，为了不向彼得罗夫卡民警局要钱，我们发表对您的采访，给您支付稿酬，您一收到就交还给出纳处，作为刊登照片和寻人启事的费用。这样可以了吧？”

    “你们可真精明，连协助侦破凶案也一毛不拔？”

    “财务纪律嘛，毫无通融的余地。这么说，您同意了？”

    “我还能有什么办法，只好如此了。”

    “那我就把您的电话告诉我们的记者了，由他同您联系，商定采访时间。也可能我们一起见面，他同您谈话，我负责拍照。我明天就上班去。”

    同舍夫佐夫谈妥之后，娜斯佳将上周六发生的一切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因为不能排除罪犯看到登有访问记的报纸的可能性，所以有些情况必须守口如瓶。

    尤拉-科罗特科夫在跟踪韦罗尼卡-马特维耶夫娜-图尔宾娜，她从一辆公共汽车上下来，又换另一辆，这已是换乘的第三辆公共汽车了。科罗特科夫离开她家后，大约过了40分钟，她才走出家门。她拐来拐去，走出了很远，显然很熟悉地形。她朝柳别尔齐区走去，科罗特科夫有点纳闷，她放着电气列车不坐，为什么偏要多次换乘这又挤又闷的公共汽车呢。

    她终于走近了一所房子，这里显然是她此行的目的地。她走进大门，尤拉稍等了一会儿，随后蹑手蹑脚地把门打开了一点，往里面窥视了一下。一股强烈的臊臭味和薰人的酒气扑鼻而来。破旧的墙壁上，满是有伤风化、下流猥亵的淫秽图画，这大概只会使下个世纪的未来民俗学家感兴趣的，因为这些画既集中反映了当代流行的不规范的风格，又充分体现了象征线条画艺术的发展水平。他踮起脚沿楼梯走到最高层，观察着各家住户的门，从装在门框上的电铃数目来看，这里大都是几家合住的套房。走到每个套房门口，他都留神地谛听一会儿，竭力想捕捉到人们的说话声，从中获悉哪家刚来了客人。但他未能如愿以偿。没有任何迹象显示，韦罗尼卡-马特维耶夫娜到底进了哪间套房。

    科罗特科夫只好走下楼来，直奔当地民警分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