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第七天
决定派尤拉-科罗特科夫赴戈罗德市处理柯里亚-阿尔费洛夫被杀案。在他临行前维克多-阿列克赛那维奇。戈尔杰耶夫作了一系列指示和嘱咐。
昨天一整天都是在收集死者情况的工作中度过的，与反经济犯罪处的同志们一起工作，并没有发现什么要害的东西，但发现这起案件非常像蓄意谋杀案。
戈尔杰耶夫给戈罗德刑事侦查处的头儿，他的朋友谢尔盖-米哈依洛维奇打电话。
“我的同事在那儿怎么样？休息得好吗？”他一开口就关切地问道。
话筒里没有回答，戈尔杰耶夫警觉起来。
“你没忘记吧，谢尔盖-米哈依洛维奇？你曾答应我去接她，帮助她安排一个单人房间，不是吗？”
“我忙得不可开交，维克多，你自己也知道我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我委托一个小伙子去的，他一切都会办妥的。”
“你是否过问了他办还是没办？你，谢尔盖-米哈依洛维奇，你别吓唬我。如果我那个同事出点什么事，我永远说不清楚。那可是我劝她到疗养院去的。”
“别着急，维克多。小伙子非常有责任心，没问题。好，你等等，我问一下。”
戈尔杰耶夫听到谢尔盖-米哈依洛维奇在另一部电话上拨号。
“斯捷潘在吗？让他到我这来一趟。”
“趁你等斯捷潘的时候，你先说说，你们管不旧疗养院莫斯科人死亡的事件？”戈尔杰耶夫插话说。
“已经备案了，”谢尔盖-米哈依洛维奇不太情愿地回答说，“是你的人吗？”
“不是。没有跟踪破案吗？”
“暂时还没结果。那么，你有什么想法吗？”
“有根据认定是莫斯科的‘预谋’，我派我的侦查员过去。”
“派来吧。等等，斯捷潘来了。”
戈尔杰耶夫什么都听不到，便想是对方用手把话筒掩盖上了。他们谈了很久，当然不会是好事。终于传来谢尔盖-米哈依洛维奇的声音，只不过含有难为情的语气。
“是这样，维克多……总的来说，谁也没去接你的那位女同事。出了点差错，找不到一辆车，都出去了。”
“那么有两只手的男人也没有吗？”戈尔杰耶夫真的动火了。在他火气冲天的时候，他越发显得像个滚圆的面包，体现了从青年时代就获得的绰号的形象性。“其实，我并没有向你要汽车，我只请求派人接她并送到疗养院。我还专门提到，她连旅行袋都提不起来，她的背部有伤痛。房间给她订了没有？”
“订了。老实说，我们没能提前通知她去找谁，但想必她自己知道应该找我们。”
“她怎么知道去找你们呢，如果她连你们能否劳大驾给疗养院打电话都不知道的话？真没想到，谢尔盖。米哈依洛维奇，她可受罪了，真没想到。你算把我坑了。算了，谈正事吧！明天科罗特科夫少校将到你们那里，不用接他，他自己会去的。就这些。”
维克多-阿列克赛那维奇狠狠地把话筒摔在机身上。尤拉-科罗特科夫一声不吭，默默地等着暴风雨过去。当“小圆面包”不再画五角星，伸手去拿眼镜，这就表示要开始工作了。尤拉才壮着胆子说：
“维克多-阿列克赛那维奇，您看疗养院里有人知道娜斯佳在刑侦处工作吗？”
戈尔杰耶夫耸耸肩膀。
“如果市刑侦处就她的事打过电话，他们一定知道。但很可能登记处知道，来疗养的人不知道。最好弄准确些，一定要利用娜斯佳，她能看到和听到许多值得注意的问题。只是应当决定让她作为我们的工作人员参加工作，还是保持一种‘不公开的身份’。这要看你在山谷疗养院工作的进展情况而定。”
“我建议通过列昂尼特-彼得罗维奇开展工作。”
“想法很好，”戈尔杰耶夫点头表示赞同，“列昂尼特是位老侦查员，他能想得比较周全，还应当想个办法通知娜斯佳去的是你，但又要避免说出名字，这样她从哪儿接电话都不要紧。如果用程控电话那当然更简单。但我们也不要冒险。你估计她了解你吗？比如像爱好、喜欢吃的食品等一般的事。”尤拉思忖着。如果不能说姓名，那么外表特征、工作地点肯定也不行。
“她知道我的女朋友的名字。”他没有把握地说。
“非常要好的吗？”戈尔杰耶夫微笑着问。
“非常。”
“可以。去办公差证吧，我给列昂尼特-彼得罗维奇打电话。”
娜斯佳的继父列昂尼特-彼得罗维奇与戈尔杰耶夫非常熟悉。他在刑侦处工作多年，近几年在高等法律函授学院任教。维克多-阿列克赛那维奇认为他完全可以信赖。
按摩师柯季克的嗅觉真的像动物一样敏锐。他以玩普烈费兰斯纸牌的名义把达米尔、谢苗和希米克召集在一起分析形势，弄清情况到底对他们有多大危险。他们都知道了火灾、斯薇特兰娜和小矮人伏拉德失踪的情况。应当决定是应该寻找他们，还是考虑到出现的复杂情况让他们听天由命。讨论中柯季克对谢苗隐瞒一些事有种不祥的感觉。
“马尔采夫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他不坚持立即完成订货。一个月前他又犯病了并指望还能有两三个月的时间为他准备订货。这段时间我们要给他选定人和把事情做完。现在我们假设那个女人和侏儒在发生火灾时趁机逃跑了并且企图通过警察找到我们。他们会这样做吗？”
“不会，”谢苗肯定地回答说，“他们既没有地址，也没有电话号码。只有一个收信人的信箱号码，而且这个号码还是其他城市的，那里的备用名单有那么多，他们一百年也找不到我们。小矮人是我从机场用我那辆更换了牌照的车接回来的，他也没看见雇用的司机。那个姑娘来来回回总是和我、加夫里克一起，而且总是在晚上活动，她未必能记住什么特征。”
“除他们两个之外，戈罗德市有没有什么‘尾巴’？警察会不会发现什么？”
谢苗的语气好像坚定得过分了——柯季克警觉起来，也许危险就在这里。他把注意力转向希米克。
“你相信你那个女孩吗？她会不会惹出些麻烦呢？”
“什么话呀，柯季克。薇拉干这事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如果她那么长时间都守口如瓶，何必现在跳出来呢？”
“我看最后一次有些反常，不是吗？”
“不必担心，不过是女孩子的任性罢了。你没看出她讨厌阿萨诺夫吗？如今她已身不由己，你就是让她与鳄鱼在一起，她也会忍受的。”
“那就好，也只能相信你了。达米尔，你的恋爱谈得如何？她现在怎么样？”
“依我看，她什么也没察觉，冷冰冰地像块石头，”导演想卖弄一下说，“什么都不能打动她。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地说，她对我们毫无兴趣，没有任何问题，没有任何迹象。整天不是锻炼身体，就是槁她的翻译。我没发现她有任何可疑之处。”
“你敢保证她没有遇上扎尔普吗？”
“我当时喊的声音很大，声音可传到方圆一公里处。她一下子就被吸引到我这边来了，而且她没表现出一点惶恐的神情，倒像在沉思默想的样子。从扎尔普寻找她的时候起，我就尽量和她在一起。一方面为了让她摆脱那个精神病患者，另一方面想探听她是否发现了他。她没有一点反常的地方。她天生不惧怕黑暗，无论是在没有灯光的走廊，还是深更半夜的花园里，她都一个人独来独往。假如她察觉到什么，那也是下意识地，她也应该有所表现。”
“是的，还是可信的。我查看了她的房间，没有任何东西表明她注意到了我们。谢苗！”
“什么？”他猛地颤抖一下。
“我想，你应该还有一些想法。嗯，说吧，不必隐瞒！”
柯季克的话听起来并不尖锐，但却一针见血。只见谢苗脸上的一排肌肉在颤动。柯季克明白，问题提的时间和场合都最恰当不过。
谢苗的精神垮了，不得不和盘托出他长期隐瞒的杀害瓦西里-格鲁申的事。
“你，这个杂种，怎么竟敢瞒我们这么久？”柯季克狠狠地说，“打碎了人家的脑袋，隐瞒了4个月，为此绞死你也不过分。”
“他钻到我们身边来了，他打听马卡洛夫，还想……”
“向谁打听的？在打死他之前，你哪怕弄清楚也好。白痴！”
“没时间弄清了。他在摄影棚旁边擦干身体，恰好薇拉从里边出来，他便问马卡洛夫是否住在这个房子里。好在我下去在她身后关门，顺便听到了他们的谈话。我怎么办呢？我对他说，我就是马卡洛夫，请他进去谈，接着……又没地方把他藏起来，只好扔到大街上。”
“好在你脑子还够用，没有把他藏起来。如果他是被什么人派来的，最大的可能是警察局。假如他不见了，他们就会警惕起来，好吧，如果我们走运的话，可能被说成是酒后打架。但不管怎么说，谢苗，这种事是不能隐瞒的。如果他在寻找什么，就是说，我们在什么地方留下把柄，让有的人不安了。我们自我感觉良好，可实际上有人已经追踪我们4个月了。怎么办呢？你要赶快离开戈罗德。还有你，希米克，同样。我自己不能走，我是疗养院的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以免引起怀疑。”
“那我怎么办呢？”达米尔抢着说，“我买的疗养证是七天的。我对周围的人都说，我在这里的事情正好需要一周的时间。我不能三天后就离开！”
“你的事还没最后定，晚上再说。散了，走吧！”
等大家都走了，柯季克坐到床上，弯着腰把一张认真填画的打牌记分表撕碎，以防万一。随后他从休闲上衣口袋里取出无线电话机，拉出天线。
“我需要谈一些事情。”他说。
“现在不行，晚一点。”回答说
亚历山大-卡扎科夫，25岁的年轻人，绰号叫希米克（化学家）。他不想离开戈罗德市，他担心薇拉-杰尼索娃随时会找他。谁知道会闹出什么事来？可千万不要向她透露凶杀案的事。
他和小薇拉是一年前认识的。当时他在中学实习，教化学和生物。最初他并没有注意她，更没料到在这个天真无邪的天使般的面孔后面隐藏着对“成年人”生活的强烈兴趣和渴望。当每天课后在空教室进行化学课的辅导时，她的大腿裸露得越来越公开，香水的气味越来越诱人。对这些表现亚历山大一时还没领悟。小薇拉是个目标坚定的女孩，一旦她爱上亚历山大，便义无反顾，既不怕被人耻笑为缠缠绵绵，也不怕被认为是放荡不羁。亚历山大连续观察了她几周，她的天生丽质，思想的敏锐和执着，对性解放的追求都让他倍加赞赏。
“薇拉，”他以忧伤的目光、痛苦的声调呼唤着他说，“我爱你，但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不理解我们。你刚13岁，而我已经24岁了。如果我们真的生活在一起，我会被投进监狱的。你懂吗？”
“太荒唐了，”美丽天真的孩子却不假思索轻率地声称，“我早就不是处女了。我们从五年级开始就玩‘野菊’游戏了。”
这使化学家更加放肆，无所顾忌。为拍C组片要找一个固定的女孩，比每次选新的更加安全可靠。A组片中出演的都是成年妇女，其中虽然并不都是妓女，但她们却默默地干着。慕男狂的情况更复杂更危险。对于卡扎科夫来说，薇拉就成了最好的目标，特别是他为她编织了设法积攒很多很多钱逃往国外的幻想之后。一个如此聪明伶俐的女孩竟然相信他的胡说八道，使他无比惊喜。他有时甚至怀疑她是不是假装成轻信的姑娘。但他和薇拉在他家消磨时间的那个晚上，他的一切疑虑烟消云散。
“下一次我们可以到别墅去，虽然我并不喜欢那里，”薇拉说，“自从莉里娅走后，我在那儿总是伤感。”
“莉里娅是谁？”化学家说着挪动身体，好在枕头上躺得更舒服些。
“莉里娅是爷爷的情妇。比他小40岁。嘿，爷爷是多么爱她呀！”她不无嫉妒地感叹道，“每年都带她去国外几次，又是到现代的疗养圣地，又是看那些大博物馆，有一次，她提到很想看一看真正的英国公园，他便专程送她到英国。莉里娅是个快活而且善良的姑娘，爷爷给她买了套住宅，但她更喜欢住在别墅，整天整天地坐在台阶上看那些树木。后来爷爷把她嫁给一个公司的老板，她便随他去了维也纳。在走之前她请求我和她一起到别墅去一趟。我们在花园中散步，她抚摸着每一棵树，大哭了一场，哭得非常可怕。她说，与我爷爷一起度过的那些日子是她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每当我到别墅，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她当时悲恸的情景。因此，在那儿我总是很伤感。”
“为什么你爷爷自己不娶她呢？”
“你说什么？”薇拉从枕头上欠起身子，惊诧地注视着化学家，“那奶奶呢？他还不打算和她离婚。”
于是化学家想：“她不仅出自于一个无忧无虑的家庭，而且这个家庭的钱多得使他们享有另一种生活方式。对于他们来说，去罗马或巴黎也不过是像我去哈尔科夫或鄂木斯克一样。难怪她相信我的话。你想，出国是多么美的事啊！真想知道她的爷爷是什么人。”
可是化学家并没有直接打听，怕引起女友的警觉。他是设法迂回弄清的。弄清了，倒害怕起来，但退却已经来不及了。在这之前薇拉-杰尼索娃已参加拍摄了五六部影片，认识了谢苗和达米尔，还知道了摄影棚的具体位置。只有寄希望于成功了。但要想成功不化为泡影，必须特别细心，处处事事让薇拉相信他亚历山大-卡扎科夫对她一往情深。没有薇拉，他的生活不堪设想。亚历山大已竭尽全力，尽其所能。可突然他怎么溜走了？她一定会想她被抛弃了。
对娜斯佳来说，到山谷疗养院的第七天一切都变了。昨天晚上她睡得很早，希望能睡个够。但醒来时天还没亮，又不再想睡了。像她这样的真正的“夜猫子”，早起无疑会产生受刑一般难过的感觉。她在被窝里转动着身体，想躺得舒服些好再打个盹，但很快就放弃了无谓的努力，她不想再骗自己。
六天来，她总算蒙骗了自己，让自己相信“这不是她的事”，她不是在上班，而是在治病和疗养。六天来，她故意不理会自己意识到的，脱离逻辑常规的各种迹象。整整六天她忘却自己身为刑事侦查人员的形象，也算是成功了，却落得个自尊心受伤害和忍辱含垢的愚蠢境地。娜斯佳下定决心再不要作践自己，我愿意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思考问题就是她最热衷的活动。
她跳下床去洗淋浴。像平时工作前一样，她为自己制订了一套智力训练项目，好使大脑进入工作状态。今天她选定芬兰一乌戈尔语系的语言中对直接补语提问题的规则作为练习内容，在她做完练习之后又把淋浴的水温调冷到刚刚可以忍受的程度，顿时浑身感到一种熟悉的令人愉快的振奋。娜斯佳决定不去用早餐，煮了咖啡就开始工作了。
上午11点左右她下楼到前厅买了那里有的各种报纸以及堆在书报亭里的一个月来的各种广告信息，她夹着一大堆报纸走出大楼，在疗养院花园里漫步了大约一个小时，只是稍稍改变了以前走的路线。她在长椅上读了一会儿报纸，然后回到房间在一些零散的纸上画起离奇难解的笔画。
到中午她的笔下已形成大体上完整的画面，其中虽有不少空白处，但娜斯佳已大致想象出怎样把它们填满。这有待进一步核实和澄清。这时她对昨天提问她的侦查员的满腹怒气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她意识到，作为一个就在阿尔费洛夫死前见到过他的人，她一定还会再一次受审问的。很可能出面的是另一位侦查员。他不会是那么疲惫不堪的样子，因此她有可能把她深思过的一切告诉他。
侦查员已经来了。为方便工作给他一个空房间按顺序接待证人。阿娜斯塔霞-卡敏斯卡娅在他最急于谈话的第一批约见者之列。她认为这是个好的预兆。
娜斯佳发誓要控制自己的情绪。她搞侦查工作也不是第一年了，知道地方警察局的人是怎样对待住不久的莫斯科人的。他们故作友善姿态，掩饰厌恶心理，只等莫斯科刑侦局或部里的人一走，便不停地发泄满腹牢骚。从首都临时调来工作的人往往不知深浅，指手画脚，恣意妄为，搞乱了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制定的行动方案。还要把他们迎进宾馆，要保障与莫斯科的通讯，又要解决交通工具。为了表现主人的好客，还要给他们灌伏特加。这种前呼后拥的客人除了让人头疼之外，一点益处也没有，当然，也有例外，如果是完全忠于职守的人，那么例外就会多于习以为常的现象。但不管怎么说，人们对中央来的“协助者”总是抱有期望。
娜斯佳考虑到这种种情况，决定尽可能以礼相待。不要一进门就摆出自己的一大堆推理，而要等待适当的时机，当自己感到需要的时候。最后，她想，人命案到底是人命案，帮助自己的同行也是责无旁贷，但愿有那种机会。
侦查员对她很客气，以她的名和父称相称谓，体谅她，如果她想吸烟，可以吸。他穿戴得过于年轻，笔挺的西装，鲜艳的衬衣，同样鲜艳的领带，与他的年龄极不相称，他脸上的皱纹和稀疏的头发无法掩饰他的年龄。
娜斯佳料想，侦查员很可能提出嫉妒杀人的说法，继续昨天定下的思路。可是，他一开始却提出这么几个问题：谁在什么时间来的，是否有人企图当面或通过她认识阿尔费洛夫。娜斯佳立刻明白这是在验证“蓄意谋杀”的说法。戈洛文昨天曾对她说，死者在一个公司当司机，为总经理开车。她想到，一定是当地的刑侦处已经和莫斯科通了电话。看吧，明天、后天一定有人从戈尔杰耶夫那儿来。娜斯佳心里很高兴。
“阿娜斯塔霞-巴甫洛芙娜，您能说出阿尔费洛夫是哪一天到疗养院的吗？”
“不，不能。我只是在花园里，当他走近我时才注意到他。难道他来的日期在疗养证和登记簿上没有记载吗？”
侦查员毫不理睬她的问题，仿佛没听见似的。
“那么，你认识杜布雷宁是在阿尔费洛夫之前还是之后？”
“之后，第二天。”
“他没有请您介绍他与阿尔费洛夫认识吗？”
“何必呢？”娜斯佳不解地说，“要知道他们同住在一个房间。”
侦查员没任何反应，只顾接着提问：
“他们两人中是谁，阿尔费洛夫还是杜布雷宁告诉您说他们两人住同一房间？”
“杜布雷宁。他们在饭厅也正好坐在一起。”
“为什么说‘正好’呢？”侦查员已问得不耐烦了。
“因为这表明他们是同时来的。您可以去问问营养护士，让她给您解释吧！”娜斯佳本想发火，但及时清醒过来。忍耐一下，她叮嘱着自己。
“在疗养院期间，有谁向您献殷勤吗？”
“达米尔-鲁特费拉赫马诺维奇-伊斯马依洛夫，他来自新西伯利亚，住在二楼的豪华套间。”
“他没请您介绍他认识阿尔费洛夫吗？”
“没有。”
“他没有向您打听他或是杜布雷宁的情况吗？”
“没有。”
“他比阿尔费洛夫先来还是后来？”
“我不知道阿尔费洛夫什么时候来的，也不能说出伊斯马依洛夫什么时候在戈罗德露面的，但不会在10月22号星期五之后，也许还早，但不在那之后是完全肯定的。伊斯马依洛夫自己应该告诉您他什么时间到的。”
“阿娜斯塔霞-巴甫洛芙娜，您已经不是第一次向我提问题了。我不想表现得不礼貌，因此我首先让您理解您的行为不适宜。如果您理解暗示，我不得不提醒您：您作为证人，应当回答问题，而不是提问题。请原谅。”
“忍耐，”娜斯佳告诫自己说，“再忍耐！工作总归是工作。”
“您曾提到，参加打赌的共三个人。您知道谁是这场闹剧的第三个参加者吗？”
“他并没有对我作自我介绍。杜布雷宁说他叫热尼亚，在疗养院当电工。阿尔费洛夫没有否认这些情况。但是……”
“等等，”侦查员打断她的话，“您想说，当您认识那个热尼亚的时候，甚至没问他叫什么名字？您怎么解释呢？”
“我只能解释为：我一点都不想和他认识。他曾两次想跟我攀谈，两次都被我回绝了。因此，我就没有问他的名字，也为了不给他造成我准备和他谈话和进一步认识的错觉。我解释得清楚吧？”
“阿娜斯塔霞-巴甫洛芙娜，我建议你不要过于激动。您是莫斯科内务总局的工作人员，可这种地位并没有把你培养成侦破犯罪案件的大专家。如果您感到您比我更了解在侦破凶杀案时应该提哪些问题，那么我敢对您说：你错了。我从事这项工作已经多年，我请您相信好了，我的经验足以侦破百分之九十六的凶杀案的。在莫斯科，您大驾工作的地方，类似如此重大的犯罪案件的侦破率要低得多，是吧？因此，让我们遵守游戏规则：我将提出我认为需要的问题并等待由您作真实的回答，而您，从自己的角度只回答我的问题就够了。而且不需要有什么情绪，特别是不满的情绪。我们继续吧！第一次之后，热尼亚还想和您结识吗？”
“没有，他再没有找过我。”
（当然，他想。他先让老老实实的阿尔费洛夫来找我，也不告诉他自己失败的真相。当然不能先告诉阿尔费洛夫，不然他会马上拒绝的。后来他又唆使令人倾倒的杜布雷宁向我进攻，我并非玛莉莲-梦露，一定能把杜布雷宁吸引住。因此，聪明过人的热尼亚便想出提高赌注的诡计。他相信阿尔费洛夫是不会成功的，于是把压在我身上的赌注提高到使杜布雷宁感兴趣的地步。为使杜布雷宁更深地吞进诱饵，满怀激情地围着我这样的灰老鼠转悠，热尼亚又专门对杜布雷宁说他自己也是一无所获。热尼亚年轻、漂亮，和他竞争并不算什么。此外，他聪明而且精于算计。但您呢，尊敬的侦查员先生，您甚至不愿意听我的解释。您问，我就答吧。）
“阿娜斯塔霞-巴甫洛芙娜，您怎么解释您一而再，再而三回绝了热尼亚-萨赫诺维奇、柯里亚-阿尔费洛夫、巴威尔-杜布雷宁，而忽然您自己却在晚上走到阿尔费洛夫那儿主动和他谈话呢？”
“我感到他是一个开朗的没有坏心眼的小伙子。如果在第一次见面时，他给人以智力发育不全的印象，后来在与杜布雷宁的谈话中所有让我感到奇怪的东西都得到应有的解释而且为他的性格增添了光彩。因此，在散步时我和他聊上几分钟，我看这没有什么不好。”
（当我看见阿尔费洛夫坐在花园的长椅上时，心里一阵发冷。而我历来相信自己身体的感受，如果发出“注意”的信号，我必然侧耳倾听。很遗憾，这一周来我多次破坏了这一常规。我和他谈话，试图摸索到那个按键，按到它、大脑便会重新发出警示信号。我的确触摸到了，当弄清热尼亚把告诉杜布雷宁的东西瞒着他的时候，我就触摸到了。那时刻我才真正理解热尼亚为什么设法见我，而后又回去最终想出这个主意。遗憾的是达米尔干扰了我。可我不会把这一点告诉您，因为您早就把我看成大笨蛋，而且认为我的想法根本不值得您听。）
“您在花园里与阿尔费洛夫谈了多久？”
“大约10分钟。”
“您记了时间，看过表？”
“我吸完一支烟，这大概要10分钟。”
“那么后来呢？”
“后来我起身沿林荫路朝大楼走去，想回自己的房间。”
“您在路上没遇见什么人吗？”
“是的，伊斯马依洛夫。他喊我，我走过去，而后我们一起走进大楼。”
“除伊斯马依洛夫外，您没看见任何人吗？”
“没有。”
“您进大楼时没发现前厅里有什么人吗？”
“可想而知，那里坐着值班员，还有几个人在放着沙发的角落里谈话。”
“您能叫出他们的名字吗？”
“不能，我不认识他们。”
“也许，您想知道他们是什么人？”
“不，我连看都没看他们一眼，而且他们离我很远。”
“进了大楼您回自己房间去了？”
“没有。”
“您到哪儿去了？”
“到达米尔房间。”
“为什么？”
“为……那个。”
一阵令人不快的沉默。终于，侦查员笑了。
“阿娜斯塔霞-巴甫洛芙娜，我怎样评价您的回答呢，是情报还是不礼貌的话？”
“是情报。您就认为我的词汇量贫乏好了。”
“好吧，我们认为您到伊斯马依洛夫那儿是为了幽会，对此您不好意思说出来。您在他的房间呆了多久时间？”
“很久。这段时间我还看完了半部影片，喝了咖啡，与伊斯马依洛夫聊天，大约两个小时。”
“这段时间伊斯马依洛夫一直在房间吗？”
“是的。”
“没有离开过吗？”
“没有。”
“您绝对有把握吗？”
“是的。”
“您确认您的证词是发生凶杀案时伊斯马依洛夫不在现场的证据吗？要知道伪证会带来严重后果。”
（不要吓唬我，也不用虚张声势。您最好注意我的所有证词的最大特点——非常准确。我将以最简单的方式让您相信我的认识、我的作为、我去侦破罪案方面的思想。既然我工作的刑侦处是对付重大暴力犯罪的，一个杀人案又怎能难倒我呢！）
“我确认。我毫无保护伊斯马依洛夫的企图。我所说的完全符合事实。”
“为什么，阿娜斯塔霞-巴甫洛芙娜？如果您接受了一个男人的爱慕并在夜间到他房间去幽会，自然您就会产生保护他的愿望。可是为什么您没有这种愿望呢？”
“因为我是具有正常理智和健康心理的人。直到现在我还没有把男人的爱慕和公民的义务相混淆。正是公民的义务感使我拒绝提供伪证。”
（实际上我到他房间并不像您所说的是去幽会。那只不过是双方的游戏。达米尔出于某种需要，而我只不过出于好奇。他矫揉造作表露情感，因为他出于某种动机需要我，而我做出信赖他的姿态，因为我想弄清楚他玩弄把戏的真实目的。尤其是现在我更有兴趣弄明白它，因为好像他对我的需要急剧消失了。可惜，您不愿意和我谈这些问题。）
娜斯佳认真而准确地回答了侦查员的一大堆问题，同时与他进行了广泛的思想上的对话。对这次谈话她早有准备，决不与侦查员对她保持距离的立场妥协，即使在言语中不表达出来，即便只是心灵的思考，她反正要倾吐出她认为需要倾吐的一切。
“从伊斯马依洛夫房间回来时，您是否经过240号房间？”
“我不知道240号房间在哪里。如果在豪华套间那一侧，那么就经过了；如果在另一边，就没经过。”
“难道您走在走廊上没看房间号吗？”
“没看，而且走廊很暗。”
“伊斯马依洛夫没送您吗？”
“没有。”
“为什么？”
“没这个必要。我从不怕黑暗，也从不迷路。”
（从达米尔白天对我说的话来看，他没有送我，让我多少感到奇怪。这是不是表明前一个晚上直到上午都存在某种危险，有可能发生某种不该发生的事件，而达米尔和我在一起就可能防止它呢？就是在那个晚上，起初这种危险还是存在的，达米尔不会无缘无故在花园里到处找我。到后来这种危险消除了，好像从来没有过一样，于是达米尔也就不必要在深夜两点钟从二楼护送我到五楼。）
“谢谢您，阿娜斯塔霞-巴甫洛芙娜。相信这不是最后一次见面，我不得不再一次提问您。”
“请原谅，我可以再问一句吗？”
“问吧，但我不能保证回答您。”
（忍耐住，亲爱的，忍耐住！时间不会很久，不久一切都会澄清，还其本来面目。）
“在阿尔费洛夫的上衣口袋里或他的房间里没发现一包‘阿斯科尔’牌香烟吗？黑色的硬纸盒印有金字的那种。”
“没有。您再没有问题了吗？阿娜斯塔霞-巴甫洛芙娜，再一次感谢您，祝您一切顺利。”
娜斯佳记不得是怎么回到自己房间的。她一点都不理解。一个多么骄横无理的人，竟把与女人讨论专业问题看做有损于自己的尊严。他真的是不是很愚蠢呢？为什么当时他对她的最后一个问题没有反应？他应该、他有责任问她那包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留在阿尔费洛夫那里。她就会向他解释，烟是她忘记在长椅上的。如果阿尔费洛夫没发现是一回事，但如果他发现、带走或放在口袋里，他们应该会看到它。发现了吗？没有。那么到哪儿去了呢？在被打死倒下去时掉了？那就是说，他不是在房间里被杀的。随之她的思路越来越清晰。可真不明白为什么提问她的侦查员却看不到这一点。
她从里面锁上门，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煮咖啡。她两手发颤，手指僵硬，耳朵轰鸣，脚也不听使唤，同时眼前发黑，冒着金星，仿佛一群苍蝇在房里飞来飞去。一股寒流在体内四处漫溢，她感到手指和脚趾变得冰凉。工作带来的快慰已消失殆尽，屈辱伴着痛苦和孤寂又占据了她。
人类分为男人和女人。这个朴素的尽人皆知的真理原本只是对生物客观现实的确认，但渐渐地转化为一种规则、行动的指南，并据此形成一种莫名其妙的社会思想。随着“社会”的向前发展，规则的覆盖面还多少扩大了。在存在着男人和女人的基本范畴的同时出现了补充的、也可叫做辅助的范畴。这种辅助范畴作为一种奇谈怪论己濒临破灭，因此很值得列入红皮书①。
①国际保护自然和自然资源联合会出版的有关全世界稀有物种的现状和保护措施等内容的书籍——译者
聪明的人类依据这种基本规则的精神，挖空心思想出各种复杂程度不同的游戏：有专为男人的，专为女人的，还有供男女混合编队的。如果深入研究社会性别活动的演化过程，并没有发现这种界线一开始就不符合实际，而更多的仅仅是一种形式，游戏的一部分。可忽然这种界线却从游戏的东西变为真正的钢筋混凝土一般的森严壁垒，以至任何先进的思想、任何完善的武器都不可能击穿它。
缝制衬衣裤应当是女人的事，侦破犯罪应当由男人干，就是这样。不管你如何努力，也是徒劳。但奇怪的是男人又完全可以成为著名剪裁和设计大师，圣洛朗、扎伊采夫，女士发型设计师萨苏都是有力的证明。既然这样，妇女从事侦破犯罪的工作也就不应该有什么奇怪。
女侦查员差不多和男的一样多，但刑事侦查是男人的领地，你，蠢婆娘，就别想涉足了。这就是传统公认的侦查工作，难道对吗？个人的侦查、埋伏、追踪、攻击都是体现男孩子们浪漫精神的开心的活动。许多文艺性、记叙性的作品，甚至口头传说故事都以此为主题赢得读者的心。可为什么谁都愿意承认和证明侦破工作是一项需要智慧、默默无闻、不抛头露面的工作？在获得个人侦查奇迹之前，不知要熬上多少个不眠之夜，专心致志地、反反复复地分析地点、住址、历史、绰号、外表记号、语言和行为特征，而后才到连自己都不知道的地方去寻觅自己都不认识的人。在坐上三辆带警灯的车，风驰电掣般去阻截一个武装匪徒之前，要长时间细心地搜集情报、跟踪匪徒的行踪，像预测天气一样对他明天的行动计划做出判断。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只有人才玩游戏。生活，只有当它摆脱愚昧，才会按其本身的规律运行，而且这些规律绝不是人们在那些游戏中杜撰出来的规则，而完全是客观存在的。同样，就是包藏着罪恶的生活，它的客观运动也始终要求人们不要以自己的游戏规则，而要以客观现实规律为指导。如果为了侦破犯罪需要进行情报的分析，情报的汇集、思考和核实、梳理，那就让我们这样做吧。决不能把分析工作和侦破工作的其他形式混为一谈。每个人应该做他最擅长做的，而不要按所谓的规则行事。你善于射击和奔跑——就去阻击罪犯；你善于了解他人的心理和找到让人开口的钥匙——就去审讯；你善于研究情报——就去做情报工作，但不是为自己个人，而是为整个事业，为共同工作的每个人努力吧！所以不管你的性属是从哪个字——男或女——开头，都不应该有任何区别。
维克多-阿列克赛那维奇-戈尔杰耶夫很早就认识到不能把生活规律和游戏规则混为一谈，只要条件允许，他就力促实现这一新的认识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他把各有所长的匠人们团结在自己周围。比如，伏洛佳-拉尔采夫是位优秀的心理学家，能给大家提供咨询，帮助你如何与某人进行谈话，以求达到你要达到的目的。笑容可掬的科利亚-谢卢亚诺夫对莫斯科了如指掌，什么穿堂院、偏僻的小巷、死胡同他都一清二楚，在制订行车路线上没有人可与他相比。长着一对黑眼睛的年轻人米沙-多岑科在做证人的工作方面也是不可替代的。他极其耐心和细致，能从证人那里取到最细小的证据。而娜斯佳-卡敏斯卡娅是位分析专家。如果说起初戈尔杰耶夫处的人对她持怀疑态度，因为除戈尔杰耶夫外，许多人还遵从老的游戏规则，那么现在大家不仅喜欢和尊重她，而且让她放出光彩。
可是，如今娜斯佳处在别人的场地，按着老式的规则玩着常规的游戏：一个婆娘算什么，在刑事侦查方面干不了什么事；女人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也不会比男人更聪明，真的是头发长见识短。因此，论侦查的斗智从不会比男子汉强，论斗勇就更不行了。
人类，其中包括某些侦查人员，已经认识到世代形成的规则的不合理性，但一时还找不到一种道德力量来粉碎高高竖起的栅栏。
娜斯佳-卡敏斯卡娅怎么办呢？她已经两次被别人场地的代表否定了。首先是安德烈-戈洛文，而后是那个侦查员（他虽然说了自己的名字，但说得不清晰，娜斯佳没有听清楚）。难道她能对其中的任何一个人说：喂，这要你去核实……你知道就去做吧……你听我说，我说的是案情……不，这些话只能是那些和地方警察打过交道，进行过意料得到和意料不到的游戏，包括不完全体面的形式的人们才能说出口的。而如果你是个女人，除了觊觎历来由男子从事的工作之外还想指教男人如何如何，那么，亲爱的，这几乎是不现实的。卡敏斯卡娅很快意识到了这一点。戈罗德市从一开始就没有理会她，而且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认定女人在刑侦部门工作完全是胡闹，是根本不可能的。当凶杀事件发生之后，娜斯佳曾设法公开给他们提供帮助，而这相反却使她完全明白：女人应当知道自己的位置，不要向栅栏靠近。
娜斯佳尽量不听信这些话。她真诚地想帮助他们，为此她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尊严，但一切总得有个界限。既要冷静，也需要理智。她冲破第一次屈辱的浪潮，随着浪峰顺势向前冲去，投入第二次浪潮，不料却呛了水。
又有人敲门了。第一次约在一个小时前，娜斯佳躺在床上躲着，佯装室内没有人的样子。此时她正在进行翻译，打字的声音很远都听得到，便没有什么理由不开门了。
“阿娜斯塔霞，你怎么了？请把你的病历给我，”主治医生米哈依尔-彼得罗维奇严厉地说，“我已经想到了。你已经连续两天没有去治疗，也没有去游泳池，你不舒服吗？为什么不去餐厅用餐？”
“我……我不舒服。”娜斯佳懒懒地说。
“那你为什么不去找我呢？这里是疗养院，不是市场，请你考虑这一点。一遇到身体什么地方不舒服，立即去找医生，明白吗？”
“明白，现在已经好了。明天我就去餐厅，去治疗，一定，米哈依尔-彼得罗维奇。”
“好吧，我想知道你什么地方不舒服，为什么没有食欲。难道我给你订的医疗方案不对吗？”
“别担心，只不过情绪不太好。”娜斯佳笑着说。
“那个悲痛的事件对你影响很大吗？”
“有一点儿。不必担心，米哈依尔-彼得罗维奇。一件蠢事，今天，请您原谅，还有点难过，明天早上一切都会好的。”
医生不甚满意地走了，他对娜斯佳的固执也没什么办法。她还是没去餐厅吃饭。
达米尔仍然没露面……
差不多晚上10点又有人敲门。是列基娜-阿尔卡基耶芙娜。
“您的电报，娜斯佳。我走过值班室，值班的护士请我交给您。”
邻居交给她一封已拆封的电报。是谁那么好奇，忍不住偷看别人的电报？“请速给家里打电话吻你爸爸。”她感到不对劲。如果家里发生了什么严重的事，就不会在电文中用“请”字。如果用“请”，这是请求，而不是命令语气，“请求”，可以不办。另外，“速”，为什么要求尽快呢？要知道，昨天收到汇款后才给他打了电话。
“怎么办呢？”娜斯佳不知所措地说，“父亲叫我马上打电话回家，但到市里去已经太晚了，电话局工作到21点。”
列基娜-阿尔卡基耶芙娜果断地拉住娜斯佳的手。
“走！这种特殊情况应当用特殊办法。我们走运的话，就可以在经理办公室打电话。”
娜斯佳被拖着往前走，心里有一种小羊被拖去宰杀的感觉。从各种情况判断，继父想向她传达戈尔杰耶夫的通知。处长不想通过当地的刑侦机构与她联系，这本身就能说明许多问题。比如，能否利用她建立一个立足点。他也许打算派什么人来再考虑如何行动，还要决定娜斯佳在疗养人员中间以什么面目出现：翻译工作者还是刑侦局的人。
娜斯佳想到在经理办公室的前面总有一间接待室，接待室的电话与经理室的是连通的。这种情况下从经理办公室打电话回家是非常愚蠢的。谈话可能被偷听。拒绝不打吧，又以什么借口呢？你收到家里的电报，要你速回电话，又把你领到了电话旁，可你呢？真想把脚扭伤算了。真没办法，只好让你用哪部电话就用哪部吧！最好不要发生什么事。娜斯佳自我安慰地想着。有谁又有什么必要去偷听我的电话呢？普普通通的翻译工作者给家里的亲爱的父亲打电话。有什么不一般的呢？没事，不会出事的。娜斯佳给自己鼓气。
她一路想着，和列基娜-阿尔卡基耶芙娜走到护士值班室。
“奥莉娅，”列基娜亲切地向护士打招呼，“你能不能给我们打开格奥尔基-瓦西里那维奇的办公室？我的朋友收到家里的电报，她要马上打一个长途电话。”
奥莉娅点点头，从抽屉里取出一串钥匙，走进接待室，娜斯佳立刻往秘书的办公桌上看：的确，有几部电话，有一部是与经理办公室连通的。很可能让我在这儿打，那时就能确定经理室有没有人拿起听筒，但奥莉娅和列基娜就站在身边……
这时护士打开经理室，开了灯，然后用手做个邀请的手势。让进娜斯佳之后，护士有礼貌地关上经理室和接待室之间的门。娜斯佳差一点没喊出来：“不要关，我好能看到秘书办公桌上面的电话。”
一切都会好的，没什么可怕的。娜斯佳一咬牙，拨动莫斯科的区号和家里的电话号码。
“喂！”听筒里传出列昂尼特-彼得罗维奇的声音。就在这一刹那娜斯佳的耳朵捕捉到非常细微的咔嚓声，也不是咔嚓声，是某种咝咝声。也就是说，有问题。
“爸爸，是我。说大点声。声音不清楚，有杂音，怎么搞的？”
“娜斯佳，”列昂尼特-彼得罗维奇提高声音，虽然电话里的声音非常清晰。他明白了“有杂音”是什么意思，“你把自己房间的钥匙留给谁了？”
“七楼的马尔加里达-约西冯芙娜。我不是专门留了字条？怕是你忘了。”
“噢，想起了。”继父的声音炮含后悔的情绪，“想起了，你好像在冰箱上放了个什么条子，我到处都找不到。”
“你要钥匙干什么？”娜斯佳怀疑地问。
“你知道，柳霞-谢苗诺娃的男朋友来这里出差，柳霞问能不能让他住在你那儿。她知道你去疗养院了。”
“为什么一定要住我那儿呢？”娜斯佳有意不满地说，“柳霞在旅馆有后门，让他住那儿去吧！”
“哎，丫头，你别那么凶嘛！他们不是在谈恋爱嘛，你知道，旅馆里有规定。你，怎么，舍不得吗？”
娜斯佳感到她的思维在飞速运转，甚至还来不及接受。他，这就是谈话的关键性人物，表明到市里来的将是尤拉-科罗特科夫。他和柳霞谈恋爱已有一年多了。柳霞去年也是一个凶杀案的见证人。怎么回答呢？责备自己一通再说“舍得”。不要忘记秘密拜访和搜寻过她房间的不速之客，还有……
“哎，这个柳霞，”她对着话筒叹着气说，“她看我从来不为难她。就是她那位问起来，也没有我的事，都知道她是个不拘小节的人，真的。算了，把钥匙给她吧。不过房间我没收拾，走得很匆忙，房里到处乱扔着内衣。”
“役问题，自己人。马尔加里达-约西冯芙娜住几号房间？”
“7楼，43号。妈妈没给我打电话吗？”
“没有，好的，休息吧，亲爱的。谢谢你，吻你。”
放下听筒，娜斯佳急忙打开门。没有人，灯也夫着，护士奥莉娅正对着窗口吸烟。娜斯佳注意到烟已烧到过滤嘴，不是才点燃的。在接待室并没有烟味。如果偷听谈话的不是奥莉娅又是谁呢？
她立刻转身回去，走到秘书办公桌前，用手掌触摸每一部电话听筒。没有哪一部有温热的感觉，看不出哪一部是握在手里几分钟只是在10秒钟前才放下的。娜斯佳无法独自核实自己的疑点。现在就等科罗特科夫来了。
“我们要我的人就在山谷疗养院。很多现象都说明这一点。首先，他们把姑娘运到疗养院的游泳池。对这一点可以不必怀疑：高大的铁门，墙上贴着瓷砖画。在戈罗德市共有4个游泳池，从外表上看就是这一个。其次，在把斯薇特兰娜运往游泳池的那段时间，热尼亚不可能监视各个楼层。他来不及搜集从344～358，401～412，509～519各房间所住的人的情况。以前他还没遇到过类似的困难。这就使我们想到一种有组织的对抗行动。第三，住在513号房间的正是从莫斯科来的卡敏斯卡娅。从她的表现看不像一个在疗养院休养的人，同时有传闻说她在莫斯科内务部工作。她不可能不知道那些传闻，但为什么不制止呢？因此，完全有理由认定，她利用传闻更容易掩盖自己的面目。根据所说的种种迹象，她的行为很值得怀疑。第四，凶杀案就发生在疗养院。就此事要特别加强对卡敏斯卡娅本人和她的情夫伊斯马依洛夫的审问。因为他们是最后见到过死者的人。”
“你们给斯薇特兰娜和伏拉德看过伊斯马依洛夫的照片吗？”
“看过了。他们从没见过他。”
“奇怪。总的看好像你是对的。我们找了很久的这个马卡洛夫就在疗养院。还有很多东西不清楚，有很多漏洞，甚至很多相互矛盾的地方，这正表明要出事。要知道，这种情况以前还没有过。”
“是没有过，艾杜阿尔德-彼得罗维奇。”
“请我们市内务处的朋友到这儿来一趟，要客气些。”
当斯塔尔科夫走后，艾杜阿尔德-彼得罗维奇-杰尼索夫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陷入深深的思考。一个姑娘和一个侏儒——奇妙的构想，至少可以说明有一个外来的组织在他的——杰尼索夫的领地上从事活动。还不太清楚他们为什么这样做，而且完全不清楚他们是些什么人。
那个伊斯马依洛夫的情人卡敏斯卡娅是个什么人物呢？热尼亚对她的情况还没有弄明白，这使人担心……热尼亚不能骗取这个女人的信任。她一定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东西需要隐瞒，所以才孤僻、冷漠、自我封闭。要把卡敏斯卡娅的情况弄清楚。
然而，当前的形势还有更为复杂的一面。不管用什么手段，山谷疗养院中的凶杀案必须侦破。一方面对他杰尼索夫来说，弄清这帮外地人的团伙非常重要。另一方面，如果罪行不被揭露，至少在年底前都会捆住他的手脚。早在7月策划的两起保证不被揭露的暗杀，他已经用其中的一起教训由邻省窜来的不自量力的敲诈勒索之徒。杰尼索夫计划把第二起用在他所保护的一个人身上，如果侦查的材料被证实，暴露出他与黑手党有牵连和通过自己的银行为他们洗钱等问题的话。材料的核实工作也会很快结束。如果他的保护人不得不惩治的话，决不能等到明年年初。剩下的两个月他能够把那些案件一并处理，不排除对非法贩卖麻醉品的亡命徒的袭击。这种事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应当在罪犯还没危及大人物时就干掉他。如果疗养院的凶杀事件没有暴露，杰尼索夫就用不着违反与市内务处达成的协议，以免招引部里来检查他们，以急剧下降的破案率使他们为难。但现在他杰尼索夫应当尽一切努力破获发生在疗养院的杀人案，要出钱、出人、出技术帮助他们，这些他全能办得到。因为这有助于在一旦需要的时候，有余地把与非法保护人的关系推卸得一干二净。
没过多久，市内务处的人来了。他严肃、文雅，还算长得漂亮，如果不看那对掩饰在茶色眼镜后面深陷的小眼睛的话。杰尼索夫没有拐弯抹角，直接谈起事情来。
“首先，我要弄清楚是一伙什么人舒舒服服住进了山谷疗养院，其次，我要求破获疗养院的杀人案。您怎么做，认真还是不认真，我不感兴趣。案件应该结束侦查阶段，然后移送法院，而且要尽快。明天向我报告您需要什么帮助。能够找到真正的凶手更好，不能的话也不要紧。您应该明白我爱惜自己的人。”
“明白，”戴眼镜的人点头说，“第三呢？”
“第三，我想知道，卡敏斯卡娅是什么人？她在疗养院休养，住513号房间。热尼亚-萨赫诺维奇碰了一鼻子灰，我想知道原因。”
“您想什么时间得到卡敏斯卡娅的情况？”
“我不催促您。那就明天吧，您来见我时要谈侦破杀人案，同时谈谈卡敏斯卡娅的情况。”
“那就明天见，艾杜阿尔德-彼得罗维奇。”
“明天见，亲爱的，明天晚上，7点前，一起吃晚饭。”
深夜，按摩师柯季克和他的上司见面。
柯季克在自己的房间里，依靠着沙发，伸着腿，从瓶子里喝着黑啤酒。
“我已命令谢苗和希米克离开城市了。”
“对的。谢苗失去了自控能力，很危险。达米尔呢？”
“达米尔不得不留下。还要审问他。依我看，他们怀疑他是凶手。”
“真可笑，那个女翻译家怎么样？”
“也审问了她。我看，我和您都错了。她不是警察局的。”
“那就好。如果是警察局的，她在这里做什么呢？这可能与夏天谢苗干的事有关？”
“不大可能。过去那么久了……他们何必等那么久呢？”
“你说得对，柯季克。还可能有第三种情况：她是警察局的，但不是来工作，而是来休养的。你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她会对我们构成危险吗？”
“我想不会。”
“应当让达米尔监视她。他们常见面吗？”
“达米尔已经两天没见到她了。”
“好一场戏。她窜到哪儿去了呢？”
“坐在房间里工作，整个楼层都能听到她打字的声音。只是达米尔对她没兴趣。他要她干什么？要知道他只是保护她避开扎尔普。”
“不对，柯季克。你错了。达米尔应当有自知之明。你去说一下。”
“我对达米尔说什么呢？您不是说不能让他知道她是警察局的嘛！”
“随你说什么。一般情况下不要提到我。对这个浪漫文人说，不要先是纠缠人家，然后跟他说这是不可能的爱情，最后就无缘无故地消失了。告诉他，她可能感到委屈，要知道只有她能证明发生谋杀案时他不在现场。不能和她争吵。没有什么比被抛弃的女人的报复心更可怕的。这些道理他会懂的。”
“就这些，好的。”柯季克表示同意，接着又喝了一大口酒才放下瓶子。
“你可要卖力，朋友，要保证达米尔常与卡敏斯卡娅在一起，但要小心。”
“我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