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面之上：东野圭吾的小说艺术

对于日本推理小说作家而言，新本格浪潮兴起之后的创作环境，无疑是再幸福不过的。以往独尊本格或社会派的现象，在20世纪90年代以降的日本，似有融合及共荣共存的现象，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作家，同时尝试本格或社会不同主轴的推理形式，也出现了像京极夏彦这般不易归类的作家。

然而这正是文学自我生产的法则，越来越多的文评家认为，文学就如同生命一般，具有自我演化的机制，当它发展到一个瓶颈时，自然会寻找转化的新路径。正如同生物的本能一般，单一物种繁衍最后的结果，必然是灭亡与绝迹。唯有不同物种之间的融合，才能突破外在环境的障碍，以及内在发展的局限。而这也是后现代氛围之下，文学跨界的自然发展。欧美会从古典推理发展到冷硬派，日本从本格推理到社会派，都是顺应此一机制而生。每找到一种出路，文学就找到新的可能，也就多一分生机。然而除此之外，我认为这跟作者不同的创作意图，有着很大的关系。

面对推理小说，我们无法不注视作者的“意图”，因为不同的意图，会造成小说叙述主轴的偏移。本格推理重在诡计与谜团的安排与破解，作者正是布置一场热闹的斗智嘉年华。冷硬派要作家给犯罪一个理由，哪一个地方能比社会拥有更多的人心纠葛呢？叙述性诡计的精华就在于运用语言的暧昧性，以及叙述结构上的盲点及死角，来让读者“误读”或在关键处键入“习惯认定”，以制造出人意表的结果。“意图”不同，所形成的小说叙述风格，当然也就各有千秋。

关于这点，我们在东野圭吾身上可以看到最好的证明。一般多将东野归类在写实本格，然而我认为他其实拥有更大的野心，他总是尝试采取更新颖的叙事观点，给予读者新的刺激及观看方式。在《恶意》中，他利用手记的暧昧性及盲点，形成挖掘真相的对话关系；《十字豪宅的小丑》尝试从物的眼光出发，以木偶的角度絮语着事件的一切；在《绑架游戏》中，他挑战了以筹划绑架犯罪的角度，去观看整个案件发展的过程，更呼应了日本推理小说中新的动机模式：只是一场游戏；《秘密》则是挑战悬疑小说的可能，妻子灵魂附身于女儿并扮演女儿，这是在真实的边缘上推敲着；《名侦探的守则》中，他解构了推理小说的主要元素，自己化身侦探破案般，将密室杀人、暴风雨山庄、死前留言等一一颠覆，当魔术师将自己的底线都揭露后，他势必要创造出更新更多的把戏，这就是后来我们看到的东野圭吾。

所以如果你问我东野圭吾到底是怎样的作家，对我而言，他是一个试图在最重视公式的类型文学中，不断尝试在公式底线跳跃出不同舞步的推理小说家。

在东野圭吾的小说中，你可以看到他不断寻找新的说故事方式，一个关于死亡的故事，纯粹的解谜不是他唯一关心的重点：这具尸体是怎么被制造出来的（这个人被怎样的手法杀害、弃尸）？凶手如何隐藏自己？戏剧性的侦探与凶手对决场面，这些都不是东野圭吾最精彩之处。在推理小说中，属于东野圭吾独特的光芒，应该是在于“是什么原因让这个死亡（事件）发生？”“遭遇这个死亡（事件）的人，该如何面对它？”这两个概念，在《湖畔》中，更是贯串了整部作品。

东野圭吾从来都不满足于，只是经营一个漂亮但再也单薄不过的动机，在他的文字世界里，动机只是杀人的一个触媒。他真正要经营的是，做出“痛下杀手”这个动作，凶手背后整个的个人历史背景、环境因素，还有包括这些因素加乘之后，所形成的更复杂的心理层面。他将这些部分紧紧串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庞大的内容，最后用一个意外性来作为结束。但这些意外其实一点都不意外，因为在他前面交代的庞大背景中，你可以一一把它们召唤出来，产生更浓郁的余味。而这，正是东野圭吾的魅力所在。

湖面之下：隐藏的意图

《湖畔》基本上是一部讨论家庭的小说，当然在其中东野圭吾批判力道之深，前所少见。在表面平静的四个小家庭间，由于孩子都要考私立初中而一起补习，所以聚居在一起，然而表面上的和乐底下却暗潮汹涌，而为了孩子，父母也一再牺牲自己，甚至逾越道德的底线。

这是日本社会的一个扭曲景象，在高中入学比例超过九成的日本，家长为了让孩子将来能顺利进入更好的高中、大学，从小安排孩子接受精英般的培育，努力考进私立初中。为此，母亲们献出自己的身体，以换取校方人员泄题的机会，丈夫们却毫不在乎，其间的荒谬与冷漠，一再令读者瞠目结舌。

这样的夫妻关系，似乎是日本社会的普遍问题，在野泽尚的推理日剧《东京夜未眠》及另一出台湾地区也播过的《情生情尽》（又译：为爱而活）中，剧中的妻子都意识到，当她们的身份转变成“母亲”之后，她们与丈夫之间的联系已经不是爱情，而是孩子了。家庭的组成维系在“父亲、孩子”及“母亲、孩子”的单向关系上，而非三人网络。难怪《东京夜未眠》里，数个家庭远离东京，希望在新社区建立理想的家园，实则也是因为想要重建逐渐破败的家庭关系。

东野圭吾犀利地点出，就算是彼此冷漠以待的夫妻，一旦遇到孩子遭逢危险，也能携手合作。因为那是至亲之情，是人类世界中最具垄断性的情感。虽然人可以在不同的对象身上找到爱情、友情，但亲情，它的对象却是限定的，唯独只能在那独一无二的对象身上。这观念只隐藏在我们内心，所以我们很快地可以接受，美菜子终究会为了孩子跨越那道德的底线，奉献自己，而俊介不是亲生父亲，所以他不会为章太牺牲。

在感性上或许我们可以同情、可以理解，然而在社会道德的层面，这还是触动了那不能始终存在着的底线。或许为了增加批判的力度，东野圭吾安排了这些父母举行嗑药派对，搞婚外情，甚至藤间和关谷两人的妻子，相互在对方丈夫身上寻找感情的慰藉与支持。这些挑战人伦道德底线的安排，一方面呈现了日本现在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也凸显了他们在父母的身份之外，保有自我欲望与面对压力的方式。

小说的最后，他们又恢复了父母的身份，俊介开始他真正的父亲人生。东野圭吾没有给我们一个确定的答案，到底是谁发动了这次杀人？但因为亲情的垄断性，所以我们可以隐约体会到，东野圭吾意在言外的暗示，引导我们去发现章太犯罪的可能动机，那纯洁的原因，因为他要夺回唯一的父亲，唯一对象的爱。

不论是守护父母之爱的单纯原因，还是在升学主义的压力下，孩子恶意的反扑，换来的代价都是父母亲必须为孩子背上一辈子的罪。但换个角度来想，不顾孩子的想法，以为是为他们好，独断地为了孩子出卖肉体、金钱，逾越道德的底线去交换光明的前途，不也是让孩子无形中背负了他们所不知情的原罪吗？而这是隐藏在表面动机之下，值得我们一再去追问的问题。

台湾地区新锐小说家陈国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