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六早上，我们乘直升机从匡提科赶到机场，又换了一架联邦调查局的小型喷气式飞机，启程前往科罗拉多，那是我哥哥遇害的地方，也是凶手留下最新踪迹之地。飞机上有我、巴克斯、沃林和一个叫汤普森的法医，在昨天晚上的会上，我记下了他的名字。

我的外套里是一件浅蓝色的衬衫，左胸还有联邦调查局的徽章。蕾切尔今天一早敲开我的房门，笑着把这件衣服塞给了我。她想得很周到，但我还是宁愿赶紧回丹佛换上自己的衣服。不过这总比我原来那件衬衫强，那可是穿了两天都没换过。

飞机飞得很平稳。我坐在最后一排，在我前面三排坐着巴克斯和蕾切尔，汤普森坐在他俩后面。为了打发时间，我读起那本爱伦·坡文集附录的作家生平传记，不时在电脑上做些笔记。

差不多快飞到中部地区时，蕾切尔从座位上站起身，走到后面来看我。她今天穿着牛仔裤和绿色灯芯绒衬衫，脚踩一双黑色登山鞋。她在我身旁坐下后，把头发挽到耳朵后面，这让她的美丽面庞更加显眼了。她真是美极了，我意识到在不到二十四小时里，我从一开始憎恨她，变成现在想要接近她。

“一路上你都一个人窝在后头，在想什么？”

“没什么，大概是我哥哥的事吧。要是我们抓到了这个家伙，我想我大概就能明白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直到现在，我还是很难相信这一切是真的。”

“你们的关系非常好吗？”

“大多数时候还是很好的。”我不假思索地回答，“但在最后几个月里，不……或许之前就是这样了。这就像个循环，一会儿我们关系很好，一会儿又看到对方就觉得讨厌。”

“他是比你大还是比你小？”

“比我大。”

“大多少？”

“大三分钟，我们是双胞胎。”

“我之前不知道这些。”

我点点头，她皱起眉头，仿佛觉得因为我们是双胞胎，失去他对我的伤害更大。或许真是这样。

“我在报告里没看到这个情况。”

“或许这个情况不重要，所以没有记录吧。”

“也许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你会……我一直想多了解双胞胎。”

“你是想问，在他遇害的那个晚上，我有没有什么心灵感应之类？答案是没有。类似的事情从没在我们之间发生过，或许曾经有过，但我没意识到，他也不曾对我提起过。”

她点点头，我又把视线移向窗外，有好一会儿，就那么看着。我很喜欢跟她待在一起，尽管昨日的相见一波三折，还有几分尴尬。但我开始感觉到，蕾切尔·沃林就是有那种本事，让最恨她的人都觉得跟她共处很开心。

我试着反过来问了些她的事。她提到那场婚姻，我已经从沃伦那儿知道了，但她并未多说前夫的事。她说她曾就读于乔治城大学，攻读心理学，在大学的最后一年被联邦调查局招募。成为探员后，她去了纽约分局，这期间又重返校园，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夜校拿到了法学学位。她坦率地承认，身为拥有法学学位的女性，她在调查局升迁得很快。行为科学部这份工作可是人人艳羡的美差。

“你的家人一定很为你骄傲。”我说道。

她摇摇头。

“不是吗？”

“我母亲在我小时候就离开了。从那以后很长时间，我都没再见过她，她完全不知道我现在过得怎么样。”

“你父亲呢？”

“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

我知道我已经无意中越过了日常闲聊的界限，应当就此打住，但作为新闻记者的本能总是跳出来催促我提出下一个问题，一个受访者不会期待的失礼的问题。我同样也感觉到，她希望诉说更多，但不会主动说出来，除非我先问起。

“他是怎么去世的？”

“他是个警察。我们当时就住在巴尔的摩。他自杀了。”

“噢，天哪。蕾切尔，我很抱歉。我本来不该——”

“没关系，我不介意，我也希望你能了解。我觉得正是这件事决定了我今后的一切，决定了我成为什么样的人，决定了我走上现在的职业道路。或许正是你哥哥的事情，还有这篇报道对你的意义，你才会做这些事。这就是为什么我想告诉你我父亲的事，如果我昨天对你太苛刻了，我想向你道歉，真是对不起。”

“别在意昨天那些事了，我没有怪你。”

“谢谢。”

我们都沉默了一会儿，但我感觉这个话题还没有完结。

“那个基金会的警察自杀研究项目，就是……”

“是的，就是因为我父亲，我才着手这项研究。”

我们又陷入沉默，但我并不觉得有什么不自在，我想她也是。最后，她站起身走向机舱后部的仓储区，为我们每个人拿了苏打水。巴克斯开玩笑说她这个空姐干得不赖，她又重新坐回我身边。我们再次开始聊天，我试着将话题从她对父亲的回忆中转移开来。

“你有没有后悔干了这行？你本可以当个独立执业的心理医生。”我问她道，“这难道不是你进学校学习这个专业的最初目标吗？”

“一点都不后悔，现在的工作能带给我满满的成就感。我现在已经积累了很多第一手反社会心理研究素材，很可能比大多数心理医生一辈子见过的还要多。”

“我只能理解成这些素材来自那些与你共事的探员。”

她毫不掩饰地大笑起来。“这么多人也就你洞悉了这个秘密。”

或许只是因为她是个女人，但我确实觉得她跟我这么多年来打过交道的那些探员不一样。她不像那些人，尖锐得像岩石上锋芒毕露的棱角。她更像是一个倾听者，而不是一个倾诉者；她有自己的想法，而不是被动地做出反应。我开始觉得可以在任何时候向她倾诉自己的想法，不必瞻前顾后，不必担忧会带来什么不利后果。

“就像索尔森，”我说，“那家伙就像时刻绷紧的弦，但是绷得有点太紧了。”

“完全正确。”她说道，然后不自在地笑了笑，又晃了晃脑袋。

“对了，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只是很愤怒。”

“什么让他愤怒？”

“很多事情。他背在身上的担子太多了，其中还包括我。他是我的前夫。”

我其实没有太惊讶。他们之间的那种紧张气氛几乎都快肉眼可见了。我对索尔森的初始印象，就是他完全可以被印在“这世上男人都是猪”的海报上。难怪沃林对所有男性都印象不佳。

“我真后悔提起他，真是抱歉，”我说，“我发现我在说错话方面还是有天赋的，娴熟程度堪比棒球运动员打出一千个安打。”

她笑了。“没关系。他给很多人都留下不好的印象，不差你一个。”

“跟他共事一定是个非常艰难的差事吧，你们怎么还待在一个部门？”

“准确地说，我们算不上在一个部门。他是紧急情况应对组的，而我在行为科学部和紧急情况应对组两边跑。我们只在某些特殊时候，比如像这次，才会一起工作。我们结婚之前是搭档，都为暴力犯罪分析中心工作，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是互相扶持过来的。然后，就分道扬镳了。”

她喝了口可乐，我没有再提问题。这会儿我没法提出一个比较合适的问题，所以我决定先不问。但她没等我发问，就继续说了下去。

“我们离婚后，我就离开了暴力犯罪分析中心，开始更多地接触和负责行为科学部的项目，做侧写，偶尔碰上案子也出来参与调查，而他转到紧急情况应对组。但我们还是会时不时碰上，比如在自助餐厅，或者眼下这种情形。”

“那你为什么不干脆从这儿调走？”

“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被分配到联邦调查局匡提科中心工作可是个美差。我不愿离开这儿，他也是。要么是这个原因，要么就是他故意在我身边晃荡让我不痛快。鲍勃·巴克斯有次跟我们谈话，说他觉得我们其中一个主动提出调离比较好，但我们俩都不愿意。他们无法调动戈登，他的资历摆在那儿，匡提科中心刚建立的时候他就在了。要是他们调走我，那就是调走了中心硕果仅存的三个女探员之一，而且他们也知道我会大闹。”

“你能怎么闹？”

“我只需要说，我之所以被调动，只是因为我是个女人，这是性别歧视。或许我可以跟《华盛顿邮报》说说。匡提科可是联邦调查局的招牌之一，到各地去帮助当地警察时，我们一个个都跟英雄似的，杰克。要是我去爆料，媒体肯定照单全收，局里可不会傻到让这种事情发生。所以，戈登和我只能都留下来，隔着桌子对坐，不停地朝对方甩脸子。”

飞机开始俯冲下降。透过舷窗，我已经能看到前方的景象。西方远远的地平线上，逐渐显出熟悉的落基山脉。我们快到了。

“采访包括本迪和曼森这些杀人狂在内的罪犯，这项工作你参与了吗？”

我不记得以前在哪里听说或者看到过，行为科学部正在全国各地的监狱访谈所有服刑的系列强奸犯和连环杀手，通过这些访谈收集心理分析数据，再用这些材料绘制相似的其他凶手的心理侧写。这个访谈项目已经进行好几年了，我记得当时我看到过，跟这类罪犯的会面对联邦调查局的探员们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创伤。

“是有那么一段时期，”她说，“我、戈登和鲍勃，我们都在那个小组里。我现在还能时不时收到那个叫查理的杀人狂给我写的信，大多都是在圣诞节前后。作为一个罪犯，他非常善于操纵那些崇拜他的女性追随者，所以我觉得如果他打算在联邦调查局内部发展出一个同情他遭遇的信徒，此人一定是个女人，而我就是他的最佳选择。”

我看出了其中的逻辑，点了点头。

“至于强奸犯，”她说，“他们当中很多人的心态其实跟杀人狂一样。我可以告诉你，他们当中有些看上去还挺可爱的。我一走进去，就能感觉到有些人正直勾勾地打量我，像掂量货物一般掂量我。我可以打包票，他们正试着盘算在那些警卫冲进来之前，他们会有多少时间，就是他们能不能在后援抵达之前把我给制住。从这一点就能看出他们的心理模式。他们只考虑那些来救援我的人，从未想过我是不是有能力保护自己。我完全可以自救，但他们从不曾考虑这一点，只是简单地把所有女人都视为牺牲品，看作猎物。”

“你的意思是，你是一个人进去跟这些人面谈的？而且没有和他们隔开？”

“这种访谈都是非正式的，通常都在犯人和律师见面的房间里，没有隔板，但一般会有个黑洞。访谈协议是——”

“黑洞？”

“就是一扇小窗户，警卫可以通过它观察里面的情形。访谈协议规定所有访谈都必须有两名探员在场，但实际操作的时候，因为要访谈的人实在太多了，我们有时候分配不过来。所以大多数时候，我们几个人一起去一家监狱，然后分头访谈，这样工作效率高一些。进行访谈的房间外面当然一直有警卫守着，但一些犯人还是会时不时让我感到某种诡异的战栗，就像我自己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一样。可我又不能朝黑洞那儿张望，看是否有警卫盯着，因为如果我这么做了，我的访谈对象也会扭头去看，要是他发现黑洞那儿没有警卫，那么……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真是该死。”

“还好，对于那些暴力倾向特别严重的访谈对象，我的搭档就会和我一起上，要么是戈登，要么是鲍勃，或者其他什么人。但如果我们分头行动，各自进行访谈，效率总是高得多。”

我想象着如果一个人耗费好几年的时间做这些访谈，很可能会把一些心理负担转移到自己身上。我不知道刚才谈及她和索尔森的婚姻时，她所说的负担是不是这个意思。

“你们总是穿同样的衣服吗？”她问。

“什么？”

“你跟你的哥哥。我经常看到双胞胎这么打扮，你应该也见过。”

“一模一样的装扮？没有，感谢上帝，我们的父母从没逼我们这么干。”

“所以谁是家里的坏小子？是你还是你哥哥？”

“是我，绝对是我。肖恩是圣人，我是罪人。”

“是吗？你的罪是什么？”

我注视着她。“我犯下了太多的罪孽，一下子数不清。”

“真的？那么，肖恩做过的最像圣人的事情是什么？”

笑容从我脸上消失了，最符合她问题的答案在我心头浮现出来。就在这时，飞机猛地左转，偏离了预定航线，开始向上爬升。蕾切尔顿时忘了自己的问题，朝过道倾身，观察着前方情况。只见巴克斯沿着过道走了过来，两手撑在舱壁上以保持平衡。他示意汤普森跟上他，两人都挪了过来，坐到我们这边。

“发生什么事了？”蕾切尔问。

“我们正在转向，”巴克斯说，“我刚刚接到从匡提科打来的电话。今天一早，菲尼克斯分局回复了我们不久前下发的警示通知。一周前，一个负责凶杀案的警探被发现死在自己家里，本来以为是自杀，但有些情况不太对，他们现在把案子定性为谋杀。看样子，我们的诗人犯了个错误。”

“菲尼克斯？”

“对，最新的案发地。”他看了看手表，“我们得赶快过去。那名警探四个小时后就要下葬，我想在下葬之前看一眼尸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