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博斯从被告席和原告席背后走过,经过陪审席走上证人席,审判室里静得如同死人的心。宣誓之后,他报出全名,书记员让他拼出来。

“H-I-E-R-O-N-Y-M-U-S B-O-S-C-H。”

然后法官把时间交给了贝尔克。

“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博斯警探,说说你的工作。”

“我当警察将近二十年,目前被委派到好莱坞分局的凶杀案调查组工作。在那之前——”

“为什么叫组?”

我的天,这都问的什么傻问题,博斯心想。“因为就像一个小组,用六张办公桌拼成一张大桌,每侧坐三名警探。一桌人从来就叫‘组’。”

“好吧,继续。”

“在被派去之前,我在抢劫凶杀调查处的凶杀案特别调查组工作了八年。在那之前,我在北好莱坞的凶杀案调查组和凡奈斯的抢劫盗窃调查组工作过。我还干过大概五年的巡警,基本上在好莱坞和威尔夏分局。”

贝尔克慢慢引导博斯回顾了他的工作经历,一直说到他加入人偶师专案组。讯问进行得缓慢又无聊——连博斯都觉得沉闷,虽然说的还是他自己的人生经历。回答问题时,他不时地瞥向陪审席,似乎只有少数几位陪审员在看他,注意力在他这儿。博斯有些紧张,掌心冒汗。他曾出庭作证不下于一百次,可都与这次不同,这次是为自己辩护。虽然审判室的冷气开得很足,他还是觉得燥热。

“那么专案组的办公地点在哪儿?”

“我们借用了好莱坞分局二楼的一间储藏室,那儿曾是放证物和卷宗的地方。我们租了一辆拖车,把东西临时挪到车上,就在那间屋子里办公。帕克中心还有一间办公室。我在值夜班的组,我们一般待在好莱坞分局。”

“你们离案发地点更近,是这样吧?”

“没错,我们觉得是。大多数受害者是在好莱坞的街上失踪的,大部分尸体最后也在这片区域被发现。”

“所以你们为了能对线索快速做出反应,才把办公地点设在案发区域的中心位置,是这样吗?”

“没错。”

“迪克西·麦奎因打电话报案的当晚,你怎么会接到电话?”

“她打了九一一,接线员向她了解了情况,然后把电话转到了好莱坞分局的专案组。”

“谁接的电话?”

“是我。”

“为什么是你?我记得你说过,你是夜班组的组长,难道没有接电话的专员吗?”

“有,我们有专员,但是那个电话打来时已经很晚了,所有人都下班了。我之所以在那儿,是因为我要上交最新的调查日志——每个周末都要上交。当时只有我一个人,所以我接了电话。”

“你去见那个女人时,为什么没叫后援?”

“她在电话里说得不够详细,让我觉得可能与案子无关。当时我们每天能接到十几个电话,没有一个是有用的。我必须承认,当我接到报案去见她时,并没抱什么希望。”

“好吧,警探,既然你是这么想的,那为什么还要去见她?记录一下她的报案信息不就好了?”

“主要原因是她说她不知道那个男人的地址,说如果我开车带她去海珀利安街,她就能认出来。还有,从她的报案电话能听出一些真切的东西,明白吗?听上去的确有什么东西吓到了她,让她害怕。反正我要回家,所以我想不妨顺路验证一下。”

“说说你到海珀利安街之后发生了什么。”

“到了那儿,我们看见车库上方的公寓亮着灯,还看见一道人影从一扇窗户后面闪过,所以知道那个家伙还在里面。麦奎因女士就在那个时候告诉我,她在洗脸池下面的柜子里看见了化妆品。”

“这让你想到了什么?”

“很多东西。我马上警觉起来,因为我们从没在媒体上公布凶手拿走了受害者化妆品的细节。媒体只透露了凶手用受害者的化妆品给她们化妆,并没提到凶手还拿走了化妆品。所以当她说看到了男人收藏的化妆品,和案情完全吻合,我马上觉得她的报案有几分可信。”

博斯拿起纸杯喝了点水,那是之前法警帮他倒的。

“好吧,后来你是怎么做的?”贝尔克问。

“我忽然想到,从麦奎因报案到我接警后开车来到海珀利安街的这段时间,那个男人可能已经俘获了另一名受害者,我认为当时公寓里很可能有另一名受害者处在危险之中。于是我上去了,冲了进去。”

“你为什么不叫后援?”

“首先,我认为当时没工夫呼叫后援,连五分钟都不能等。如果那个男人俘获了另一个女人,五分钟后她可能已经没命了。其次,我没带对讲机,哪怕我想叫后援,也没法——”

“对讲机?”

“就是便携式无线电设备,警探执行任务时一般用它来联络,问题是对讲机数量有限,无法给所有人都配备。当时我是想回家,就没想着带,因为我要等到第二天晚上接班时才回警察局,要是我拿走一部,第二天白天执勤的警察就会少一部对讲机用。”

“你无法用对讲机呼叫后援,那怎么不用电话?”

“那儿是个住宅区,我倒是可以开车去找公用电话,或者敲邻居的门。可当时已是凌晨一点,我觉得没有人会马上给一个自称是警察的男人开门。时间才是关键问题。我觉得我没有时间,不得不独自上去。”

“后来发生了什么?”

“想到有人可能有危险,我没有敲门就举着枪闯了进去。”

“踢开了门?”

“是的。”

“你看到了什么?”

“首先,我自报身份,喊了一声‘警察’,往屋里走了几步。那是一个单间小公寓,我看见一名男子站在床边,后来确认他就是丘奇。那张床是一张展开的沙发床。”

“他在干什么?”

“他站在床边,没穿衣服。”

“你有没有看见其他人?”

“没有。”

“后来呢?”

“我大喊了几声‘别动’‘不许动’之类的话,又往屋里走了几步。起初他没动,接着他突然把手伸向床,在枕头下面摸索。我大喊‘别动’,可他还在继续。我看他胳膊的动作就像手里抓住了什么东西,而且开始从枕头底下拿出来。我开了一枪,击毙了他。”

“你觉得你离他有多远?”

“我离他二十英尺。房间很大,我们分别站在两头。”

“他马上就死了吗?”

“很快就死了。他倒在床上。后来的尸检证明,子弹从他的右臂下方射入——也就是他伸向枕头的那条胳膊——钻进胸腔,击中了心脏和两肺。”

“他倒下之后,你做了什么?”

“我靠近床边,检查他是否还活着。当时他还活着,所以我铐住了他。过了一会儿他死了,我拿起枕头,下面没有枪。”

“下面有什么?”

博斯转过头,直勾勾地盯着钱德勒,说:“真是个生命中的难解之谜,他伸手要拿的是一顶假发。”

钱德勒正在低头奋笔疾书,听到博斯的话马上停下来,抬起头,两人的眼神短暂地交会,钱德勒说:“法官大人,我反对。”

法官支持了钱德勒,宣布博斯“生命中的难解之谜”这一说法无效。贝尔克又问了几个跟枪击现场有关的问题,接着讯问转向对丘奇的调查。“你不再参与案件调查,是这样吗?”

“是的,按照惯例,他们安排我做些办公室工作,同时调查我在枪击事件中的行为。”

“那么,专案组对丘奇身份的调查结果你是否知情?”

“知道个大概。因为调查也有我的功劳,所以他们把结果告诉了我。”

“你知道些什么?”

“卫生间柜子里的化妆品属于九名受害者。”

“诺曼·丘奇杀害了那些女人,对此你可曾有过怀疑,或者听到其他调查员质疑?”

“对于其中九名受害者?我坚信不疑,从未怀疑过。”

“那么,博斯警探,你听过维乔雷克先生的证词,他说第十一名受害者雪琳·肯普遇害时,他正和丘奇先生在一起,作为证物展示的录像带你也看过,有没有引起你的怀疑?”

“的确引起了对案子的怀疑,但是雪琳·肯普不属于那九名受害者之列,丘奇的公寓里没有她的化妆品。我和专案组所有人都坚信杀害那九个女子的凶手就是丘奇。”

钱德勒反对博斯为专案组其他成员代言,法官认为反对有效。贝尔克换了个话题,他不想贸然谈论更多关于第七和第十一名受害者的事。他的策略是避免提及第二个杀人犯,把这个问题留给钱德勒,如果她想揪住这一点,会在交叉讯问时提出来。

“因为没有呼叫后援,你受到了处罚。你有没有觉得警察局处理不当?”

“不觉得。”

“为什么?”

“我解释过,我认为当时没有别的选择,只能那么做。哪怕要我再来一遍,哪怕知道结果是被调走,我也会做同样的选择,一定会。要是公寓里有另一个女子,另一名受害者,我能救她一命,也许还会晋升。”贝尔克没有马上问下一个问题,博斯继续说了下去。“我认为对我的调动是政治形势所迫。最后的结果是,我击毙了一个没有武器的人。至于他是不是连环杀手、是不是杀人狂,变得一点也不重要。更何况我还有过和上司——”

“你的回答已经够了——”

“争执的前科——”

“博斯警探!”

博斯打住了,他的观点已经说清楚了。

“所以你是说,对于发生在那间公寓里的事,你一点也不后悔,是这样吗?”

“不是,不是这样。”

这个回答显然让贝尔克吃了一惊,他低头看了看笔记。博斯的回答和他所期待的完全不同,他意识到讯问还得继续下去。“你后悔什么?”

“丘奇做了动作,引发了枪击。我除了做出反应,没有别的选择。我想阻止凶杀案,可也不想通过杀人来完成。最后演变成这个结果,是他耍的把戏。”

贝尔克对着麦克风长舒一口气,以示解脱,然后表示问完了。

凯斯法官宣布先休息十分钟,再进行交叉讯问。博斯回到被告席,贝尔克低声说进展不错。博斯没有回话。

“一会儿她交叉讯问时,一切顺其自然就可以了。只要你不出大的差错,我想我们就能赢。”

“她要是牵扯出模仿犯,展示字条,该怎么办?”

“我觉得她不会。她要真那么做,就是盲目行动。”

“不对,她不会盲目行动。警察局里有她的线人。有人向她透露过字条的事。”

“要是她提到字条,我就要求私下商议。”

这条对策看起来并不怎么高明。博斯看了一眼墙上的钟,计算时间够不够出去抽一根。他决定还是算了,于是回到证人席。走过钱德勒身边时,她正在拍纸簿上写东西。“生命中的难解之谜。”她连头都没抬。

“是啊。”博斯也没回头看她。

他坐在证人席上等候,看见布雷默走了进来,后面跟着《每日新闻》的一个家伙和两个通讯社的记者。看来有人放出了消息,好戏即将上演。联邦法庭里不准带摄像机进入,于是有家电视台派来了一名素描画师。

博斯坐在证人席上看着钱德勒工作,心想她一定是在写问他的问题。德博拉·丘奇坐在她身旁,双臂交叉撑在桌上,始终回避博斯的目光。过了一分钟,休息室的门开了,陪审员陆续就座。接着凯斯法官走了出来。博斯做了个深呼吸,准备接受讯问,钱德勒拿着黄色拍纸簿走上讲台。“博斯先生。”她说,“你杀过几个人?”

贝尔克马上反对,提出私下商议。两位律师和法庭书记员聚到法官席后面,低声讨论了五分钟。博斯断断续续听到了几句,大部分是贝尔克的话,他的声音最大。他争辩说只有一次枪击存在争议——就是击毙丘奇——其他的枪击事件与本案无关。钱德勒说有关,因为能反映被告的心理状态。博斯听不见法官的回复,不过两位律师和书记员回到座位之后,法官宣布:“被告应回答这个问题。”

“我回答不了。”博斯说。

“博斯警探,法庭命令你回答。”

“我回答不了,法官。我不知道自己杀过多少人。”

“你参加过越战?”钱德勒问。

“是的。”

“当时你的职责是什么?”

“地道老鼠。我钻进敌军的隧道,有时会正面遭遇敌人,有时用炸药炸毁整个地道。我不可能知道地道里有多少人。”

“好吧,警探,在你服完兵役成为警察之后,你杀过多少人?”

“三个,算上诺曼·丘奇。”

“你能说说枪杀丘奇之外的两次事件吗?概括一下。”

“可以,一次在丘奇之前,一次在之后。第一次是在调查一桩凶杀案时,我去讯问一名证人,结果他正是凶手。我敲了门,他朝门开了一枪,没打中我。我踢开门闯了进去,听见他跑向屋后,就跟着来到后院,看见他正在往围墙上爬。他在快翻过去时又扭头朝我开枪,我先开了枪,将他击落。另一次是在丘奇之后,我参与了联邦调查局的一桩抢劫凶杀案的调查。当时我和搭档一起行动,他是联邦调查局的探员,我们与两个嫌疑人在街头展开枪战,我击毙了一个嫌疑人。”

“所以,在那两起案件中,你枪杀的都是持有武器的人?”

“是的。”

“三起致死的枪击事件,挺多了,哪怕是对一名从业二十年的老警察而言,对不对?”

博斯没有马上回答,他在等待贝尔克提出反对,可那个肥胖的队友正忙着写东西,没注意到。

“呃,我认识二十年来从未开过一枪的警察,也认识击毙过七人的警察。这取决于你办的是什么案子,跟运气有关。”

“好运还是噩运?”

这一次贝尔克提出了反对,法官宣布反对有效。钱德勒马上接着提问。“在你枪杀没有武器的丘奇先生之后,你有没有感到难过?”

“不怎么难过。直到后来被起诉,得知原告律师是你时我才难过。”

审判室里响起一阵笑声,就连霍尼·钱德勒也笑了。法官敲响了小木槌,要求全体肃静,然后严厉批评了博斯,要他好好回答问题,不要答非所问。

“不难过。”博斯说,“正如之前所说,我也想活捉丘奇,不想他死。但我更想阻止他杀人,不管用什么办法。”

“是你精心策划了一切,就是为了除掉他,对吧?”

“不是,我没有。我没策划任何事情,事情就那么发生了。”

博斯知道根本没必要把怒气撒向钱德勒。以他的经验来判断,回答问题时与其气冲冲地谴责钱德勒,不如把她当作一个误会自己的人。

“丘奇先生手无寸铁,赤身裸体,毫无防备,你杀了他之后竟感到满足?”

“我没有丝毫满足。”

“法官大人,”钱德勒说,“我能向证人展示一份证物吗?是编号为3A的证物。”

她拿出几张复印的文件,递给贝尔克和法官的书记员,由书记员转交给法官。法官还在看证物时,贝尔克连忙冲上讲台提出反对。“法官大人,如果她要以这份文件作为指控理由,我不认为有法律效力。写这份文件的是一位心理医生,不是我的委托人。”

钱德勒凑近麦克风说:“法官大人,请看看文件的总结部分,我想让证人读一下最后一段话。你可能也看到了,文件底部有被告的签名。”

凯斯法官又看了一段,用手背擦了擦嘴,说:“我同意。你可以将它拿给证人。”

钱德勒拿着一份复印件放到博斯面前,没有正眼看他,接着回到讲台。“你能告诉我们这是什么吗,博斯警探?”

“这是一份保密的授权书。我要指出,这本该是一份保密文件。”

“是的,这份文件是关于什么的?”

“是在我击毙丘奇之后,批准我重返工作岗位的授权书。警察在开枪之后都会接受一名心理医生的评估,这是警察局的惯例,然后由他批准复职。”

“你跟他一定很熟吧?”

“你说什么?”

“钱德勒女士,你没必要这么说。”不等贝尔克起身,凯斯法官就指出。

“的确没必要,法官大人,我收回这句话。博斯警探,经过评估,你被批准复职——调往好莱坞的新岗位,是这样吗?”

“没错。”

“难道心理评估不就是走过场而已吗?那个心理医生从未以心理问题为由阻止警察复职,对吧?”

“不是走过场,第二个问题我回答不了。”

“好吧,我换个问法。你有没有听说过哪位警官在心理评估之后未曾复职?”

“没有,没听说过。评估结果本来也是保密的,即使有,我也无从得知。”

“你能读一下授权书上面的结论部分吗?”

“可以。”

博斯拿起文件开始看,法庭里静悄悄的。

“大声念出来,博斯警探。”钱德勒不耐烦地说,“我想这应该是不言自明的。”

“抱歉。上面写着:‘从他从军和从警的经历来看,此人对暴力已经习以为常,上述枪击致死事件尤其能说明这一点。他的言语中充满了暴力和有暴力倾向的词汇,似乎已然接受暴力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为整个人生的一部分。因此,当他再次遭遇必须使用致命暴力的情况时,此前的人生经历不太可能成为他行动的阻碍。我相信他会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主动扣住扳机。实际上,从他的言语可以看出,他对开枪行为没有任何负疚感。此外,对于事件的结果,即嫌疑人的死亡,他所表露出的满足感,应视为不恰当的。’”

博斯放下了文件,他注意到此刻所有陪审员都盯着他。他不知道这份报告对自己而言是极具破坏力还是大有帮助。

“报告所写的对象是你,没错吧?”钱德勒问。

“没错,是我。”

“你刚才说你没有满足感,可心理医生的报告又说你对事件的结果有一种满足感,到底谁说的对?”

“那是报告上的话,不是我的话。我想我没那么说。”

“你是怎么说的?”

“记不得了,但绝没说那些话。”

“那你为什么在授权书上签字?”

“因为我想回去工作,要是和他争论措辞,我永远没法复职。”

“警探,请问对你进行评估并撰写报告的那位心理医生是否知道你母亲的事?”

博斯犹豫了一下。“我不知道。”他回答,“我没告诉他。至于他之前是否了解,我就不得而知了。”博斯几乎无法专心组织语言,他心乱如麻。

“你的母亲怎么了?”

博斯直勾勾地瞪着钱德勒,过了许久才回答。钱德勒没有避开他的目光。“此前说过,我的母亲被人杀害。当时我才十一岁。事情发生在好莱坞。”

“而且没有抓到凶手,对吧?”

“是这样的。我们能说点别的吗?这些已经说过了。”

博斯望向贝尔克。贝尔克领会了他的意思,连忙起身反对,指出钱德勒是在重复提问。

“博斯警探,你想休息一会儿吗?”凯斯法官问,“好让你冷静一下。”

“不用,法官,我没事。”

“好的,抱歉,我不能限制正常的交叉讯问。反对无效。”法官示意钱德勒继续。

“我很抱歉问到涉及隐私的问题,不过在她死后,是你的父亲把你养大的吗?”

“你抱歉个鬼,你——”

“博斯警探!”法官喝道,“你不能这样。你必须回答对你提出的问题,不准说别的,只准回答问题。”

“不是。我从没见过我父亲。我先被送进收容所,后来被人收养。”

“有兄弟姐妹吗?”

“没有。”

“所以勒死你母亲的那个人,当时不仅夺走了你的至亲,还毁了你大部分的人生,是这样吧?”

“可以这么说。”

“你选择当警察与母亲惨遭杀害有什么联系?”

博斯再也无法直视陪审团。他知道自己脸红了,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一面放大镜之下,奄奄一息。“我不知道。我从未这样剖析过自己。”

“母亲的死和你枪杀丘奇先生所得到的满足感有关系吗?”

“我已经说过,即使有什么满足感——你一直揪着这个词不放——也是因为结案而满足。用你的话说,丘奇是个怪物,他是凶手,能阻止他杀人,我感到满足,难道你不这么想吗?”

“回答我的问题,博斯警探。”钱德勒说,“现在我的问题是,你真的阻止了凶案吗?所有凶案?”

贝尔克一跃而起,要求私下商议。法官对陪审团说:“我们不如现在休庭。等我们准备好了,再请各位入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