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唆使 第6节

纵然从山上老人家火速赶回岛津警局,也已过中午。不过,勇作已事先打过电话,说他好像感冒了,今天早上要去看病。

他毫不内疚地打这通电话,也是因为最近的调查停滞不前。逮捕弘昌已经过了四天,却还不能确定他的口供是真是假。

许多刑警的不满都明显地写在脸上。他们认为,既然逮捕了最可能作案的嫌疑人,为什么不能进行彻底的审讯,逼他招供?也就是要逼弘昌自己招了。实际上,警方遇到这种局面时,还是经常使用这种手段。

然而,警方这次不能那么做。毕竟,对方是瓜生家的后人。警方担心万一事实真如弘昌的口供一般,将无法收场。因为UR电产在当地具有莫大的影响力。因此,专案组最近一直笼罩着一股低气压。

然而,今天却不同。

勇作从警局的玄关进门走上楼梯时,感觉局内的气氛和平常迥异。虽然耳边喧嚣依旧,却能从中察觉到一种紧张感,沉寂的空气仿佛突然动了起来。

勇作一走到会议室前,忽然从中冲出两名刑警,其中一人撞上了他的肩。那人匆匆说声“抱歉”,疾步而去。

刑警们照旧聚集在会议桌旁。西方一看到勇作,马上问:“感冒严重吗?”

勇作歉然道:“还好。不好意思,让您担心了。”

这时织田走了过来,挖苦地说:“大人物来上班啦?”他伸臂穿上西装。“我们要到真仙寺调查线索。如果你不舒服,不去也没关系。”

“真仙寺?发现什么了?”

“今天一大早,局里收到了一封密函。”

“密函?怎样的密函?”

“如果你要一起来,倒可以边走边告诉你。”

“我当然去。”

勇作和织田并肩走出会议室。

织田说,密函是以限时专递的方式指名由岛津警局局长亲启。市售的牛皮信封里装着白色信纸,上头是黑色钢笔写的字迹。织田手上有一份副本,字迹相当端正。

“工整也是理所当然。仔细调查后发现,那些字有用尺书写的痕迹——隐藏笔迹的标准手法。”等前往真仙寺的公交车时,织田说。

密函的内容如下:

每天马不停蹄地调查,你们辛苦了。关于UR电产社长遇害一事,我有事情非告诉你们不可,所以提笔写下了这封信。

那天(命案发生当天)中午,十二点半左右,我去了真仙寺的墓园。

我在那里看见了一幕奇怪的景象。当我走到墓园的围墙外时,看见一棵杉树后放着一个黑色塑料袋。我记得那是一棵树干很粗、枝干在及腰处一分为二的杉树。一开始还以为是谁丢弃的垃圾,但看起来不像,往袋内一瞧才发现装了一把像是弓的东西,大小约五十厘米,像西洋绘本中猎人使用的弓。

我心里嘀咕着:这是什么?谁把这种东西放在这里?但还是将塑料袋放回原处,离开了。

当天晚上看了电视,我才知道发生了那起命案。听到受害者是被人用弓箭杀害,我害怕得膝盖发颤。原来,我当时看到的那把弓就是凶器。

我想,是不是该尽早告诉警方自己看到的事呢?那说不定有助于调查的进展。可是,我却有不能那么做的苦衷。我那天到那个地方是有原因的,而且非保密不可。不过,这并非意味着我与此案有关。说得更清楚一点,我不想让丈夫知道我那天的行踪。因为从前一晚到当天早上,我和别的男人在一起,当时正要回家。

正因如此,我才会沉默至今。再说,我想我的证言应该也帮不上什么忙。

听到瓜生弘昌先生被逮捕之后,我再次犹豫要不要说出这件事。警方似乎认为犯人并没有使用弓犯案。我想,如果没有说出真相,将有无辜的人因此受苦。

反复思量后,我想到了这个方法。请务必相信我说的话。另外,请不要找我。千万拜托。

这封信的起承转合很严谨。一遍读下来,令人觉得出自有点年纪的女性之手,但又不能完全相信这种第一印象。

“寄件人想必没有署名?”勇作将纸翻过来问。

“信上写的是山田花子,肯定是假名,地址也是胡诌的。”

织田正说着,公交车来了。两人上了车,并肩坐在最后一排。

“按照信中的说法,寄件人应该是个女人。”

“而且是个搞外遇的女人,自称去会情人,早上回家的路上经过真仙寺。就创作而言,的确是可圈可点。但这不禁令人怀疑,为什么要使用密函这种手法?”

“创作?”

“我是那么认为。如果真是那种女人,应该会隐瞒这件事,而且我认为她会模仿男人的口气写信。”

勇作有同感。他总觉得从这封看似出自女性手笔的信中,能看见男人的诡计。

“不过,”织田说,“内容应该不全是假的。”

“咦?”勇作看着织田的脸。

织田干咳一声,然后说:“总之,上头命令我们先到真仙寺附近适合男女幽会的宾馆或酒店调查。如果寄信人所言属实,她很可能是那种地方的客人。”

然而,他们的行动没有得到期待的收获。虽然的确有几家那类宾馆,但一般而言,住宿者名单根本不足以采信。两人见了店里的员工,也没有打听到有用的线索。两人四处奔走,到傍晚才回岛津警局。

“我们大体记下了去宾馆的客人的名字和住址,但我认为那些大概都是假名。”

西方听着织田的报告,一脸不出所料的表情。“没有看到山田花子这个假名?”

“很遗憾,没有。”

“哦。不过就算真如信中说的那样,她大概也会尽力掩人耳目。”西方又补上一句,“你们辛苦了。”

其他刑警也回来了。他们好像去了出租车公司调查。寄信人当天早上不见得是走路去真仙寺的,可能从哪里搭车而去。然而,他们似乎也没什么收获。

“假如这个密告者不是信上所写的那种女人,又会是谁呢?与命案有关的人?”渡边警部补征求西方的意见。

“当然也应该考虑这种可能性——对方是为了救瓜生弘昌,才使出这种手段。因为只要在作案前将十字弓藏好,就能制造出弘昌的不在场证明。”

“瓜生家的人?”

“不止,只要是和瓜生家有深厚交情的人,都可能想救弘昌。”

“如果,”织田插嘴说,“这封密函出自关系人之手,只是单纯想救弘昌,那么信上写的不就全是捏造的吗?连在现场看到十字弓的证言也是假的。”

“问题就在这里。”西方像要强调这封密函的重要性般,靠向椅背重新坐好,“现阶段我们无从断定这人究竟是谁。不过,这封密函当中,有某些部分确实提到了真相,即关于十字弓藏匿情形的叙述。首先是树木,信中极为详细地说明,那是一棵树干很粗、枝干在及腰处一分为二的杉树。由于弘昌以嫌疑人的身份浮出水面,因而这点不太受重视,但现场附近发现了脚印。其次是十字弓装在黑色塑料袋里这一点。案发次日发现十字弓时,的确是装在那种袋子里。可是,报纸等新闻媒体并没有公布此事。”

众人沉默了很久。密告者写得如此详细,肯定曾亲眼目睹了十字弓。

“如果真的目击到现场有十字弓,寄信人就应该是和命案无关的人。”渡边说,“命案关系人不太可能碰巧在现场。”

勇作也认为这个意见合情合理。

西方说:“警部补说得没错,命案关系人的确不太可能碰巧在现场。所以寄信人不只是一个想救弘昌的人,还以某种形式涉案或知道真相。”

此言一出,四周顿时一阵骚动,甚至有人条件反射般从椅子上起身。

“你是说,有人明知真凶是谁,却故意隐瞒?”渡边的脸上露出激动的神色。

“用不着那么惊讶吧。”西方的神情和属下的正好相反,他沉稳地说,“这起命案其实发生在很小的人际圈子中。嫌疑人都是被害者的亲戚或身边的人,就算有人知道真相也不足为奇。我反倒认为,有人蓄意包庇凶手,所以这个案子才会如此棘手。”

几个刑警闻言叹息,他们肯定是从西方的话中隐隐察觉到了什么。

渡边说:“不管寄信的是个怎样的人,说的内容倒是真的?”

“可能性很大。”

警部这么一说,四周又响起出于另一种原因的叹息。原本好不容易看见了终点,此刻却又回到了原点。

“假如这封密函的内容是真的,”织田站起身来,拿起放在会议桌正中央的密函复印件,“凶手为何要那么做?”

“我觉得这不难理解。凶手从瓜生家拿走十字弓后,离下手还有一段时间,在此期间,若被人看到自己手边的十字弓就糟了。再说,凶手也不可能为了杀人拿着那么大的东西四处走动。所以我认为,事先将十字弓藏在命案现场才是正确答案。”

没人提出反对意见。

“对了,能不能从这封密函的内容推算出凶手拿走十字弓的时间?”

“根据园子的口供,”渡边说,“她从学校早退后偷偷溜进了书房,那时大概是十一点半。她说,当时十字弓就不见了。”

“嗯……但未必这时就已经被带出瓜生家。”

“没错。密函上说是在十二点半发现十字弓,假设移动十字弓需要十五到二十分钟,那么凶手是在十二点多离开瓜生家的。”

“十二点多!”西方夸张地露出一脸不耐,“几乎所有访客都符合这个条件。”

“不,这说不定就是寄信人的目的——要我们释放弘昌,而不是抓住凶手。所以或许寄信人发现十字弓确为事实,但发现的时间尚待求证。”勇作道。

“正是。”西方大声赞同,“寄信人可能是为了不让我们锁定嫌疑人,才将时间写成十二点半。可能是更早发现的。”

“我们要设法弄清正确的时间。”渡边也说。

“试着找找那天到过真仙寺和墓地的人,说不定有人见过那个黑色的塑料袋。”目前弘昌犯案的可能性降低,或许是觉得破案的线索太少,西方的声音中带着一股悲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