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天之后，我和雪子提着行李来到了机场。在服务台办妥了相关手续，我们正想喝杯咖啡打发时间，身后突然传来了招呼声。回头看去，那位叫做凯西的女律师正向我们走过来。

“太好了，总算赶上了。”她望着我们微微一笑。

“您是来送我们的？太感谢您了。”

“我可不希望你们带着对哥斯达黎加的恶劣印象离开这里啊。”

“我们也没觉得这里有什么不好。”我皱了皱眉，“这回只是运气不太好罢了。”

“那就欢迎你们再来这里玩一趟，也好转转运气。”她笑着说，冲我们眨眨眼。

我们找到一处咖啡站，一边喝着咖啡，一边闲聊。

“钱的问题都解决了吧？”她问道。

“是啊，信用卡公司给了我一张临时卡，可以用一个月。另外，旅行支票虽然已经被强盗拿去兑现了，但发行机构方面发现签名的笔迹不同，就把钱退还给我们了。”

“那你们被抢去的东西呢？”

“我的照相器材都保了险，损失并不惨重。只要赔还朋友借的那架照相机就行了。”

“尼克的照相机啊。”她笑了笑，“多亏这台照相机才能找到破案线索呢。”

“所以还得额外向他致谢呢。”我说。

那枚电池盖为什么会在我的钱包里面呢——我和雪子绞尽脑汁，终于回想起我在警车里打开腰包，硬币散落在地的那一幕。电池盖应该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当做硬币一起被捡起放入钱包的。这样一来就说明，电池盖早在我们上车之前就掉落在警车上了。

随后我们更进一步想起了当日被警察叫上警车时的情景。从警察的举动来看，他好像早就知道我们的遭遇似的。

我们给律师打电话谈了这些想法。她很快就领会了我们的言中之意，迅速与警方取得了联系。那辆警车立即得到彻查，并从中找出了一节纽扣电池。那名警察一经询问便爽快地坦白交代了。

根据这名警察的口供，他与那两名强盗相识于某个酒吧的一场赌赛。两名强盗赌输了，欠了他一笔债。两人没钱还债，正在为难，他便趁机吩咐两人帮忙监视单身游客的行踪。

那日，警察从旅客服务中心的那名女工作人员那里得知了一对从加拿大来的日本夫妇要去国立公园游玩的消息，便按照惯例告诉了那两名强盗，我和雪子便因此倒了大霉。

随后，两人回到警察那里，向他展示了抢劫的来的战利品。电池盖大概就是在那个时候掉落在警车之中的。按照那名警察的说法，他直到那时才知道两人当了强盗。本该立即将两人捉拿归案，但一想到提供被害人信息的正是自己，生怕沦为共犯，便动了隐瞒事件真相的心思。同时，他又觉得很对不起那对日本夫妇，这才开着警车找到我们，还把我们送回了旅馆。

“您觉得警察说的是实话吗？”我啜了一口咖啡，问道。

“多半是在撒谎吧。”她回答，“他们之间肯定有分赃的约定，这才会盯上你们。三周以前发生的那桩抢劫事件大概也是他们几人联手制造的。另外，我觉得他让你们乘上警车并非出于歉意，而是另有原因。其一，他想探探你们的口风，看看你们对于强盗的身份知道多少。其二就是想延后你们报警的时间，这才在小镇上一圈一圈地乱转呢。”

“原来如此啊。”

“可是，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这一举动反而成了致命伤，你们居然在警车里见到了已经被抢走的照相机的零件。”

“更何况他还让我们遇上了您呢，他们也真是不走运啊。”

听了这话，她粲然一笑，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齿，“真高兴听到你这么说。”

两名主犯把抢来的租赁汽车丢弃在机场的停车场里，就此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女律师估计警方追捕这两名犯人的积极性并不高，案子恐怕很难侦破。我在心中暗暗赞同。

登机时间到了，我们站起身来。

“请你们一定要再来玩啊。”她说。

“等运气好一些的时候我们一定过来。”我爽快地答应了，心中却泛起了嘀咕：这种地方哪里还敢再来第二次呢。

五个半小时以后，我们回到了加拿大多伦多，筋疲力尽地乘坐出租车返回住所。一路之上，熟悉的城镇从眼前渐次闪过，我从未感受到自己对这里竟是如此思念。

我们在公主大道下了车。庭院中芳草萋萋，砖砌的楼房美观整洁。我们终于到家了。

房门上贴着一张字条，上面用马克笔写着：

“WelcomehomeTed&Ann”

那潦草的字迹无疑出自塔尼亚巴先生的手笔，可能是格蕾丝请他这样做的。我全身气力在看到这张字条的瞬间突然消失殆尽，再也站立不住，蹲下身来。这时，身边的雪子忽然“哇”地一声嚎啕大哭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