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药品皆为镇静剂或安眠药类，在那支用过的针头上，科学家们查出了“高浓度的胰岛素”。

司铎克大夫马上拿起电话，他问理查德·库尔：“是你去报警，还是我报警？”这是美国人的讲话方式，意思并非商量，而是给对方施加压力：“假如你不报警，我就报了。”

事到如今，想要避开警方已是不可能的了。

五个月后，1981年7月6日，星期一，罗得岛州大陪审团作出决定，以两项“谋杀未遂罪”对克洛斯·冯·普罗提起起诉。

7月13日，克洛斯缴纳保释金10万美元，监外候审。

很快，克洛斯聘的据说是当时“纽约最好的律师”赫拉德·法林格和“罗得岛州最好的律师”乔恩·希翰。前者因成功受理若干高曝光案而享誉法学界，后者对罗得岛州的司法系统和法律条文了如指掌，用一位记者的戏言：“地皮子踩得溜熟。”

“克洛斯·冯·普罗谋杀未遂案”于1982年1月11日，星期一，正式开庭。那天的纽波特寒风刺骨，气温低达2华氏度，相当于零下17摄氏度。

其时，经过各大小媒体半年多的炒作渲染，案子已然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诚如首席公诉人史蒂文·伐密利提在他的开场发言中所说：“当你经过一周的劳作，在星期五晚间走进一家电影院，等待着从一部极精彩的好莱坞影片中获得享受或刺激时，你最期盼看到的是什么？”在美国，新片的首映都是在星期五晚上。“这个案子，可以说是要什么有什么。你想看到金钱、*、毒品，这案子里有，你想看到纽波特、纽约、欧洲，这案子里有，你想看到皇室、贵族、上流社会，这案子里有，你想看到现时美国已经不多见的仆人、管家、花匠，司机等等，这案子里也有……克拉伦敦庄园筑有高墙铁门，你们中的大多数人或许一辈子也无法窥视到那墙和门的另一面。这个案子给了你们一个机会，使你们可以看到，有钱人是如何生活的。”

史蒂文说，公诉方将向法庭证明，桑妮·冯·普罗之所以昏迷不醒，是因为有人给她注射了胰岛素，而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桑妮的丈夫克洛斯·冯·普罗。至于动机，“动机就摆在那儿，我们甚至用不着去证明它——桑妮的富有，在这世界上恐怕没有多少人可以与之媲美，相形之下，她的丈夫几乎一文不名。克洛斯知道，桑妮在遗嘱中留给他1500万美元，为什么？因为桑妮对丈夫从不加防范，她甚至不顾律师的劝告，邀请克洛斯参与了修改遗嘱。然而，在事实上，他们的婚姻却面临着危机。克洛斯一手插进桑妮的钱袋，一手又搂着另一个女人”。这句极富启迪的形容后来激发了至少三位漫画家的灵感。“克洛斯面临的难题是，一旦离婚，他连一分钱也得不着。”

“于是，就有了桑妮在接连两次圣诞期间的接连两次昏迷。第一次她醒过来了，第二次，到现在已经一年有余，医生们仍然看不到她苏醒的可能。于是，就有了德国女佣玛丽雅·辛拉翰姆和桑妮家人们的怀疑，继而有了律师和警方的介入，有了今天这场审判。”

被告方律师展现在陪审团眼前的，却是一幅截然不同的画面。赫拉德·法林格一上来先打了一个比方：“你们现在看见的是什么？”他高举起一只手，“我的手？不对！无论你们坐在法庭中的什么位置，无论你们从哪个角度看过来，你们现在看见的，都只是我的手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