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拉德从克洛斯·冯·普罗的家世开始，讲到他如何“逃离纳粹占领下的丹麦”，如何成为剑桥大学法学院最年轻的学生，毕业后又如何一路春风，直做到世界首富保罗·格笛的“总裁执行助理”，成为当时伦敦“最具魅力的高薪单身汉”。

桑妮确实富有，赫拉德说，她在第一次离婚时给了她的前夫亚尔斐·冯·奥斯勃格王子100万美元现金以及欧洲的两栋府宅。但克洛斯并非“淘金者”，正是他，在结婚前坚持要求桑妮做一份“婚前财产协议”，直到他们婚后三年，桑妮主动取消了这份协议，因为她看到克洛斯为了她和她的孩子们放弃了“格笛石油”的高薪工作，放弃了他在英国的富有生活。桑妮对朋友说过，克洛斯对冯·奥斯勃格姐弟“比他们的生身父亲还周到”。

克洛斯跟着桑妮从英国到了美国，“他还想工作，可是桑妮不让，为此，她甚至用克洛斯的名字给他存了一笔相当可观的‘零花钱’，仅月息就1万美元……桑妮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她没有任何特长，没有任何兴趣，没有任何爱好，她周围的朋友非常有限，因为她太有钱了，她和她的家人们，特别是她的母亲，对任何向她表示友好的人都先存三分戒心。”桑妮每天的生活就是，上午11点起床，让司机查尔斯·罗伯兹载着她到健身中心锻炼，或去高尔夫球场打球，或去游泳，然后再载着她买东西，做头发，洗桑拿，3点半回家睡午觉，5点半起床以后通常不再换衣服，晚上的时光就和家人们一起消磨。“对于桑妮，最大的敌人就是时间！”

更糟糕的是，自从生了科西玛，桑妮几乎完全失却了*，她告诉克洛斯她在这方面给予他充分的自由，“只是必须谨慎”。

桑妮的健康状况，也不像公诉方说的那么好。她白天无所事事，到了晚上就失眠。她罹患“低血糖症”，医生多次告诫她不可喝酒吃甜食，可她两样都吃。她平均每天吞下20片阿斯匹林，那次的阿斯匹林中毒，还是“全靠克洛斯救了她”。她对安眠药和镇静剂的依赖已经到了“不可或缺的程度”，在她1980年底第二次昏迷时，大夫查出她血中的巴比妥酸盐水平高达1·郾06，在某些情形下已足以致命。

“我们还是从1979年的第一次昏迷开始吧。”据玛丽雅·辛拉翰姆的说法，克洛斯和衣躺在桑妮身边是在等着妻子断气，实际的情形是，桑妮要求在她每次入睡和醒来的时候，克洛斯都必须守着她。玛丽雅说她第一次查看桑妮是在上午9点，但据克洛斯的回忆，应该是11点，当时玛丽雅说：“夫人好像有些不对。”克洛斯答：“你并不是第一次看见她这样，对不对，玛丽雅？”到下午3点，简尼思·盖利迪大夫给克拉伦敦庄园回电话，指示克洛斯“让冯·普罗夫人尽量多睡一会儿”。后来送进医院，盖利迪大夫疑为毒品所致，遂当即查验，却没有在桑妮身上的各静脉处发现注射后留下的针眼。

“没有针眼，何来胰岛素注射？！”赫拉德向法庭高声提问。

等桑妮醒来，盖利迪大夫曾与她长谈，建议她接受心理治疗，遭桑妮拒绝。

之后，克洛斯做了两件事。一是到岳母家登门拜访，恳请艾特肯夫人和他一起帮助桑妮戒酒，而艾特肯夫人的反应是“随她去吧”。克洛斯又致信盖利迪大夫，详述他在桑妮犯病前后的所作所为，问大夫：“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我是不是耽误了她的治疗？”盖利迪大夫回信说：“你救了冯·普罗夫人一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