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抗议了。”亨利·克利瑟林先生轻轻地眨动双眼，看着在座的人说，班特里上校双腿伸得直直的，对着壁炉台皱着双眉，仿佛一位游行中懈怠的士兵。他太太正悄悄地扫视着刚寄来的一些球茎植物的目录。劳埃德大夫则用一种不加掩饰的欣赏的目光盯着珍妮·赫利尔。这位漂亮的女演员却在若有所思地注视着自己打磨得光光亮亮的粉红色指甲。只有那位年长的老处女马普尔小姐笔直地坐着，她那天生的蓝眼睛眨着与亨利先生的目光相遇，算是回应。

“抗议？”她低声说道。

“一个很严肃的抗议。我们一共六个人，男女各占一半，我要代表在座的这几位受压制的男性公民提出抗议。今晚我们共讲了三个故事，这三个故事都是三个男人分别讲的，我抗议女士们没有承担起她们应该完成的那一份。”

“哦！”班特里太太愤怒地说道，“我们已经做了我们该做的。带着我们的智慧，我们倾听、判断，女性能做的也就是这些了，不指望把我们自己置于引人注目的中心位置。”

“绝妙的借口，”亨利爵士说，“但行不通，《一千零一夜》就是一个很好的先例。因此，继续下去吧，山鲁佐德。”

“你是指我吗？”班特里太太说，“但我真的是没什么好讲的，我周围从未有过血腥事件或什么解不开的谜。”

“我并没有坚持非要讲什么血案，”亨利爵士接下她的话头说，“但我肯定你们三位女士中会有人能讲一个她认为最精彩的案子。好了，马普尔小姐，这次是讲‘发生在女佣身上奇怪的事故’还是‘母亲会之谜’呢？别让我们对圣玛丽米德失望。”

马普尔小姐摇摇头说：

“没有你感兴趣的东西，亨利爵士。令我们迷惑不解的事常有，诸如前面我讲过的某某太太的袋装虾莫明其妙地不见了，如此等等，你不会感兴趣的，因为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尽管这些小事能映射出人的本性。”

“你已经教会我们重视人性了。”亨利爵士很认真地说。

“赫利尔小姐，你怎么样？”班特里上校问，“你肯定有一些有趣的经历。”

“是的，肯定有。”劳埃德大夫说。

“我吗？”珍妮说，“你们是要我给你们讲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吗？”

“或者是你朋友的。”亨利爵士纠正道。

“哦！”珍妮有些含含糊糊，“我想没有什么事发生在我身上，我是说你们指的那类事。鲜花，当然还有形形色色的便条，但那些只是男人们的游戏，对吗？”她停住，陷入了沉思。

“我看我们还是听听有关虾的的传奇吧！”亨利爵士说，“请吧，马普尔小姐。”

“你真能说笑，亨利爵士，虾的事只是信口说说而已。但我倒是想起了一件往事——起码不是件小事，实际上是场悲剧，我本人在某种程度上也卷了进去。我对自己做的事从不后悔，不，一点儿也不后悔，只可惜这件事不是发生在圣玛丽米德。”

“这让我有些失望，”亨利爵士说，“但我会尽量接受的，我们都知道，你是靠得住的。”

他一副洗耳恭听的态度，使马普尔小姐感到有些脸红。

“但愿我能完整地讲述这故事。”她不无忧虑地说，“我担心讲得不连贯，人在离题的时候，是意识不到的，我很难记清每一个事件的先后顺序，如果我在叙述上出了什么问题的话，请大家包涵，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我说了，这场悲剧的发生地不在圣玛丽米德，而是在一所水疗院里。”

“你是说发生在水上飞机上吗？”珍妮问，睁大了双眼。

“恐怕你搞错了，亲爱的。”班特里太太说，并给她解释这词的两种含义。这时她丈夫插了进来说：

“令人生厌的地方，糟透了。早上得早早地起床，喝那些不干净的水。老妪们坐在一起，东家长西家短地说个没完。上帝啊，我一想到……”

“得了，阿瑟，”班特里太太温和地说，“这个世界上不可能只有你最好。”

“是有许多老妇人坐在一起闲扯各种丑闻。”班特里上校咕哝道。

“没错，”马普尔小姐说，“我自己……”

“亲爱的马普尔小姐，”上校叫道，一副慌乱的表情，“我压根儿不是指……”

马普尔小姐有些脸红，以一个很小的手势止住了他：

“但事实就是如此，班特里上校先生，我想跟大家讲的也正是你刚才说的那些话。让我理理思绪，是的，就像你说的，她们聚在一起谈些排闻，她们确实没少谈这类事情。大家都看不起她们的这种行为，特别是年轻人。我侄子，那位写书的，也是个非常聪明的年轻人，曾经用更严厉的词句指责这种行为。说她们平白无故地夺去了人们的品德，简直太恶劣了，如此等等。但我想说的是，没有一个年轻人肯停止批评，用脑去思考思考。他们并没有真正了解情况，关键在于这些闲扯中真实的部分有多少。如果他们作些认真的调查的话，我想，他们会发现这些闲扯十有八九倒是真的。让人真正恼火的正是这点。”

“令人鼓舞的猜测。”亨利爵士说。

“不，不是猜测，根本不是，是实践与经验的问题。我曾听说过有一个古埃及文物研究者，只要你给他一只那些奇妙的小甲虫，一摸一看他就能告诉你它是属于公元前哪一年的，或者是伯明翰的仿制品，他从来也说不清这里面有什么规律可循，但就是能识别，他的一生都与这些东西打交道。

“我尽力要表达的正是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事。这些我侄子称之为‘多余的女人’们有着充裕的时间，她们最感兴趣的是人，在这方面，她们快成为‘专家’了。现在的年轻人用不着像我们年轻时那样受众多的限制，他们可以自由地谈论任何话题，而他们的头脑却简单得可怕。他们轻信，如果有人要去告诫他们，即便是轻言细语，他们也会对你说你的头脑已过时了，说这些老太太们聚集的地方像是一个洗涤槽。”

“那么，”亨利爵士说，“洗涤槽有什么不妥吗？”

“是的，”马普尔小姐有些激动。“在任何房子里，它都是必不可少的部分，虽然不像卧室那么罗曼蒂克。我得承认，我是有些情绪，其他人也会这样的。那些不动脑筋的不加思索的评论深深地伤害了我。我知道先生们对家务事毫无兴趣，但我还是得说说我那位侍女埃塞尔，一位外貌姣好，处处显得有礼貌的女孩。我一见到她，就知道她与安妮·韦布以及可怜的布鲁特的女孩是一类人，时机一到，对她来讲，我的东西，你的东西就都变成她的东西了。当月我就把她辞退了，给她写了封推荐信，说她诚实、庄重，但私下我却警告老爱德华太太不要收留她。我侄子雷蒙德为此感到极大的愤慨，说他从来没有听说过如此可恶的事，是的，可恶。后来，她又找到艾什顿小姐那儿去，我觉得我没有义务提醒这位小姐。猜猜怎么着？所有内衣的花边都被剪了下来，两枚钻石胸针被拿走，而这位女仆趁黑夜离开了她家。此后，再也听不到她的消息。”

马普尔小姐停下来，深深地吸了口气，然后继续道：

“你们会说，这与发生在凯斯顿斯帕水疗院的事毫不相干，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是有关系的。这正好能说明，为什么从我第一眼看到桑德斯，就知道他想摆脱她太大的原因。”

“噢？”亨利爵士说着，向前倾了倾身子。马普尔小姐以一种平静的面容对着他。

“我刚说了，亨利爵士，我毫不怀疑他要甩掉她。桑德斯是个大块头，英俊，脸色红润，精神饱满，与周围的人都合得来。他妻子就不像他那么讨人喜欢了。我知道，他是要甩掉她的。”

“亲爱的马普尔小姐……”

“知道，知道，我侄子雷蒙德·韦斯特也是这么说的，他说我是捕风捉影。但我忘不了沃尔特·霍思利，格林曼的老板，一天晚上在与太大回家的路上，太大掉进了河里，而他却拿了太大的人寿保险。时至今日，还有另外两个人没被收进法网。有一个与我生活在同一阶层，与太大一起到瑞士去避暑，他们想爬山，我警告那位太大不要去，这位可怜虫没有像平时那样冲我大喊大叫，只是笑笑‘她认为像我这样的老古董会对她丈夫哈利产生这种想法，真是可笑。结果，一场意外发生，哈利娶了另一个女人。然而我能做什么呢？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可没有证据。”

“哦：马普尔小姐。”班特里太太叫道，“你该不会说：亲爱的，这种事很平常，时有所闻。先生们是很容易受到诱惑的，尽管他们很坚强。把事情弄得看上去像是意外，就简单多了。我前面说过，第一眼看到桑德斯先生，我就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事情发生在电车上，车内很挤，我不得不到上层去，我们三个人都站起来正准备下车时，桑德斯先生没站稳，正好倒向他太大，她头朝下地倒向楼梯，幸亏售票员年轻力壮及时抓住了她。”

“这肯定是意外。”

“当然是意外，没有比这看上去更像意外的了，但桑德斯曾跟我说过，他在商船上供过职，别跟我说，他这种在颠簸倾斜的船上都不会失去平衡的人，会在连我这老太婆都站得住的电车上站不稳。”

“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会认为这是你的想象，马普尔小姐，有虚构的成份。”

这位老姑娘点点头。

“我相信自己的判断。这之后有一天，在过马路时发生的一次意外使我对此更加深信不疑，现在，我来问你，我该怎么做，亨利爵士？有一位心满意足，幸福的已婚妇女马上就会被谋杀。”

“亲爱的女士，你真让我吃惊。”

“那是因为，像现在的大多数人一样，你没有面对现实。你宁可认为它是不可能的，但我知道，事实就是如此。我当时真是束手无策，既不能到警察局去报案，也不能去警告那女人，那是无用的。我看得出来，她倾心于她丈夫。我只能尽量去收集有关他们俩的情况。俗话说，在火边你会有足够的时间做针钱活的。桑德斯太太(她叫格拉迪斯)，不太愿意与人交谈，他们好像刚结婚不久，说是他将会得到一笔遗产。但那时他们的生活过得很拮据，实际上，他们是在靠她那点可怜的工资过日子。她抱怨她根本碰不到家里的经济，好像什么地方有个什么人在控制着一切似的，我后来发现，那些属于她的钱已被她用遗嘱的形式留给了别人。就在他们结婚的同时，他们就分别立了份对对方有利的遗嘱，非常感人。当然了，要想让一个花花公子回头，那是每天都要背负的重任。实际上当时他们很需要钱。他们住在顶楼，与仆人的房间在一起，一旦失火是很危险的。如果真有火灾发生的话，紧急通道就在他们窗户外面。我很小心地问她，房间外是否有阳台，那是危险的所在。阳台上，只需轻轻一推。

“我要地保证不到阳台上去。我说这是梦的启示，她牢牢地记住了，有时候迷信很能起作用。她是位漂亮的姑娘，脸色有些苍白，未束的卷发齐肩长。但她非常地轻信，把我的话原封不动地告诉了她丈夫。有一两次，我发现他看我的眼神怪兮兮的。他可不是那种容易哄骗的人，他知道那天我也在电车上。

“我很担心，非常地担心，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抓住他的尾巴。在疗养院我可以防止事故的发生，只消暗示他，我对他有怀疑就能办到，但那最多也只能推迟他的计划而已。不能让他那么做，我开始相信只有警方才能阻止得了。无论如何得给他设个陷阱，如果我能按我选定的方式引诱他去杀人的话，他的面具就会给撕下来。那么她就不得不面对现实，尽管这对她来说是一次很大的打击。”

“你真让我惊讶，”劳埃德大夫说，“你用的什么妙计？”

“别急，我是找到了一个好办法。”马普尔小姐说，“但那男人比我想象的要聪明得多。他不再等了。他吃准我已起疑心，在我还没有完全搞定之前，他就动了手。他知道搞成一次意外会受到我的怀疑。因此，他把计划改成了一次谋杀。”

大家都有些透不过气来，马普尔小姐点了点头，倔强地紧咬双唇。

“恐怕我讲得有些乱。我该告诉你们发生的事。我一直都感到痛心，我本来可以阻止它发生的。但上帝知道，我是尽了力的。”

“空气中充塞着一种我认为是怪异的恐惧的感觉，像是有什么东西压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喘不过气来，一种不祥的预兆。我得先说说乔治，那个门厅行李搬运工。他在疗养院已有些年头了，认识每一个人。他开始是得了气管炎，后来发展成了肺炎，最后在得病的第四天死了。每个人都遭到了打击。那会儿离圣诞节只有四天。后来又是一位女士，一位好姑娘，患上了败血症，二十四小时内就死了。

“我与特罗洛普小姐和老卡彭特太太坐在休息厅里，卡彭特太太信神信鬼的，对此津津乐道。”

“记住我的话，’她说，‘这还不算完，有句俗话说，祸不单行。我不止一次地验证过，还会有人要死的，你们不用怀疑，而且时间不会太长，肯定还会有第三个人要死的，祸不单行啊！’

“说完最后一句话，她点点头，把编织针弄得卡嗒卡嗒直响。我一抬头刚好看见桑德斯就站在门口，有那么一会儿他有些出神，脸上的表情再清楚不过了，到死的那天我也会认为是卡彭特大太那些恐怖的话钻进了他的脑子里，我看得出他的大脑在高速运转。”

我能给各位女士捎些圣诞节用品回来吗？’他问，‘我这就去凯斯顿。’他带着他那可亲的笑容走进来说。

“他在我们中间滞留了一两分钟，谈笑风生，然后离开了我们。我说过，我一直很担心，于是我直截了当地问：

“‘有人知道桑德斯太太在哪儿吗？’

“特罗洛普太大去了她朋友那儿，莫蒂默一家打牌去了。我的脑子暂时松了下来，但我仍感到忧心忡忡，拿不准该做些什么。大约半小时后，我走回我的房间，碰到科尔斯大夫，他是我的医生，我上楼时他刚好下楼，我正想跟他谈谈我的风湿病，于是我请他到我的房间。他跟我提到了可怜的玛丽姑娘的死，经理不愿意这件事张扬出去，医生也让我别说出去。我当然没告诉他，玛丽断气后的个把小时里，我们谈话的内容全是有关玛丽的。这类事情是包不住的。一个像他那样有经验的人应该明白这一点，但大夫是位单纯的，毫无疑心的人，他只相信他愿意相信的。一分钟后，他的这种轻信引起我的警觉。他说他正要走的时候，桑德斯先生让他去看看他太大，她好像刚觉得有些不舒服，像是消化不良等等。

“可就在当天，桑德斯太太还对我说她的消化系统很好，她还要为此感谢上帝呢。

“看见了吗？我对这个男人的怀疑顿时增加了一百倍，他正在为某种行动铺路。什么行动呢？在我还没决定是否要跟大夫讲我的想法时，他就离开了我的房间。就算跟他说，我也不知道从何说起。我刚跨出房门，这位桑德斯正好从楼上下来，一副外出的打扮，再次问我是否需要他从城里给我带点什么回来。我能做的仅仅是跟他客套一番。我径直走到休息室，要了杯茶。我记得当时是五点半钟。

“现在我想把接下来发生的事讲得清楚些。我在休息室里一直呆到七点差一刻。这时候，桑德斯先生走了进来，有两位男士与他一起，三个人步履轻快。桑德斯撂下他的朋友，向我和特罗洛普太大坐的地方走来，说他给他太大买了件圣诞礼物，想听听我们的意见，买的是一个配晚礼服用的包。

“瞧！女士们’他说，‘我只是个粗莽的水手，这类东西我是一窍不通。我让他们送来三个供我挑选，我想听听你们这些专家的意见。’

“我们告诉他说我们乐意效劳。他问能否劳驾我们上楼去，如果他把东西拿下来的话，怕他太大有可能会撞上。这样，我们就跟他上了楼。随后发生的事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至今我仍然觉得我的小手指在隐隐作痛。

“桑德斯先生打开卧室的门，亮了灯，不知道谁先看见了……

“桑德斯太太倒在地上，头朝下，命归黄泉。

“我最先向她奔过去，跪下，拿起她的手摸了摸她的脉，但已经没用了，她的胳膊已冰凉发直。在紧挨着头的地方是一只填满了沙的袜子——把她击倒的凶器，特罗洛普小姐，那个糊涂虫，只知道靠着门，一遍一遍地呻吟着。桑德斯大叫‘我的太大，我的太太……’冲向她。我不让他碰她，当时我就能肯定是他干的。他一准是想把什么东西拿走或者藏起来。

“‘别碰，什么也不许碰，’我说，‘桑德斯先生，请镇静点。特罗洛普小姐，请到楼下把经理我来。’

“我留在屋里，跪在尸体旁，我不能让桑德斯单独与她在一起，但我不得不承认，如果说，他在表演的话，他确实演得很好。他看上去是那样的茫然，迷惑，完全给吓傻了。

“不一会儿，经理就来到了现场。他迅速地把房间查了一遍。然后把我们都赶了出来，锁上门。他自己拿着钥匙，然后，他去给警察打电话。我们好像是等了一个世纪，警察都还没来，后来我们才知道是电话线路出了问题，经理不得不派一个信使去警察局。疗养院离城很远，在荒野的边上。卡彭特太太很仔细地向我们打听情况，‘祸不单行’的预言这么快就应验令她特别地得意。有人说桑德斯漫无目的地向疗养院的花园走去，双手抱着头呻吟着，展示着他的悲痛。

“最后，警察终于来了，与经理、桑德斯先生一起上了楼。稍后，他们让我也上去。我上了楼，警督正坐在桌子旁边写着什么。他是一位看上去很聪明的人，我喜欢他。

“‘简·马普尔小姐吗？’他问。

“‘是的。’

“‘我听说，尸体被发现的时候，你在现场。’

“我说当时我是在现场，并给他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我想这可怜的人在跟桑德斯以及艾米莉·特罗洛普谈话之后陷入了一团雾水中。这下好了，总算找到了一位能有条有理地回答他问题的人了。母亲曾教导我说，一个有教养的女人应时时能在公众场合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尽管私下里她也作些让步。”

“一个令人钦佩的格言。”亨利爵士低声说。

“我把我知道的都说完之后。警督说：

“谢谢你，女士，我得请你再看看尸体，她是否还在原来的地方，是否被动过，与你第一眼看到的位置一样吗？’

“我跟他解释说，我没让桑德斯动尸体，他点头表示我做得对。

“桑德斯先生好像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他说。

“‘看上去是的。’我答道。

“我认为我并没有强调‘看上去’这几个字，但警督仍用一种尖利的目光看着我。

“那么我们能肯定尸体就在它原先的位置，没被动过罗？’他说。

“‘除了帽子外。’我答道。

“警督机警地抬起头来。

“‘你什么意思？那帽子怎么了？’

“我告诉他，那帽子原本是在格拉迪斯头上的，可现在却落在她头边上。我原以为是警察搞的，然而警督断然肯定不是他们干的，他们没动过任、何东西，他皱着眉，看着面朝下的尸体。格拉迪斯穿着出门的衣服，一件深红色的有毛领的花呢外套，那顶红色的廉价毡帽静静地躺在她边上。

“警督一声不吭地在那儿站了好一会儿，眉头紧蹙，突然想起了什么。

“‘你能否记起，女士，死者耳朵上是否有耳环，或者死者生前有戴耳环的习惯？’

“幸亏我有仔细观察事物的习惯，我记得有一对珍珠在帽沿下面熠熠闪光，我当时虽然没有特别注意这对耳环，但我能给你肯定的答复。

“‘这就对了。这位女士的珠宝盒被打劫，我知道，她并没有什么太值钱的东西，手指上戴的戒指被摘了下来。凶手准是忘了耳环，所以在谋杀被发现后返回来摘走了耳环，一个冷血的家伙。噢！‘也许……’他环顾四周，然后缓缓地说：‘他也许就藏在这个房间里，一直都在房间里。’

“我不同意他下的这种结论，我跟他解释说，我亲自查看过床底下，经理也打开衣橱看过，除了这两处外这房间里再没有别的地方可以藏身。衣橱中间装帽子的小柜子倒是锁着的，但那只是一些浅浅的隔板，是没办法藏人的。

“我在陈述这些看法的时候，警督不住地点头。

“‘我同意你的看法，女士。我前面说过他一准折回来，一个非常冷血的家伙。’

“‘但经理锁上了门，且把钥匙攥在了手里。’

“‘那说明不了什么，阳台和防火通道是小偷出入的捷径。可能你们的闯入逼迫他从窗户那儿溜走。等你们都离开之后，他又重新返回来继续他的勾当。’

“‘你能肯定是小偷所为吗？’我说。

“他毫无表情地说：

“‘看上去像是的，不是吗？’

“他的那种口气让我觉得宽慰。我觉得他还没有把桑德斯只是当作丧妻的鳏夫。

“我承认，我是有些像我的邻居们，那些法国人所说的那样‘固执己见’。我知道这个叫桑德斯的男人盼他的妻子死，我只是设想到事情会让我刚好碰上，真是一种奇怪的巧合。我对桑德斯的判断绝对不会错的，那人是个恶棍，他装出来的那虚伪的悲伤一刻也没有骗过我的眼睛，我仍记得当时的感觉，他吃惊、迷惑，演得很像，好像一切都是真情的流露，你们明白我的意思。与警督交谈之后，一个奇怪的念头爬上我的脑际：如果这可怕的事是桑德斯干的，我想不出有什么令人信服的理由能使他返回出事现场，取走他妻子的耳环？这可不是明智之举，而桑德斯是那种头脑非常清醒的人，也就是因为这个，我才觉得他危险。”

马普尔小姐的眼光逐一扫过她的听众。

“也许，你们都猜得出我的结论是什么？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总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我是如此地相信我的判断，正是这种固执，使我对其他一切都视而不见，但是结果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事实证明不是桑德斯干的……”

班特里发出一声惊诧的喘息，马普尔小姐转向她说：

“我知道，亲爱的，我开始讲这故事的时候，结果就不是你所希望的，也不是我所希望的，但事实就是事实。如果事实证明某人错了，那他就得承认并从头开始。在我心里，凶手就是桑德斯，无论怎样也动摇不了我的看法。

“我想，现在大家都想听听事实是怎么说话的，对吧？桑德斯太太整个下午都在与朋友，其中包括莫蒂默夫妇一起打牌。大约在六点一刻左右她离开了他们。从她朋友的家到疗养院要走一刻钟，如果走得快点的话还用不了一刻钟。她六点半钟准能到达疗养院。没人看见她进来，所以她可能是从侧门直接回到她房间的，她换了衣服，她穿着去打牌的那件浅黄褐色的外套和裙子就挂在衣橱里。当她被击倒的时候，很显然，她正准备外出。他们说，她根本不知道是谁把她击倒的。那沙袋确实是一件很有效的武器。由此看来，凶手好像就藏在房间里，也许是在哪一个她没开的大衣橱里。

“现在来看看桑德斯的行踪。如我前面所说，他是五点半钟或许稍迟一些出去的，在几家商店买了些东西。大约六点钟左右，他进了‘格兰德斯帕’旅馆，在那儿他邂逅两个朋友，就是后来与他一起回到疗养院的那两个人。他们一起玩了台球，喝了威士忌加苏打。这两个人一个叫希契科克，另一个叫斯彭德，那天下午六点以后他们一直在一起，他们一起回到疗养院。之后，他离开他们走向我和特罗洛普小姐，那时是七点差一刻，这时候，她妻子已经死了。

“我亲自跟他的这两位朋友谈过。我不喜欢他们，他们举止粗鲁缺乏教养，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说的全是真话，他们说那天桑德斯没有离开过他们。

“有一个小插曲要提出来讲一下，那就是在玩牌的过程中，有电话找桑德斯太太，一个叫利特尔沃思的人想跟她通话，听完电话之后，似乎有什么事让她又兴奋又激动，打牌时出了一两次不该出的错，而且她还提早离开了，他们原本计划多玩几局的。

“问到桑德斯先生他是否知道他太太有个叫利特尔沃思的朋友时，他说他从未听说过这个名字。在我看来，那正好印证了他太大的心态，她也不知道这个叫利特尔沃思的人是谁。听完电话之后，她的脸上微微泛红，带有一种藏不住的笑意。因此，不管是谁打的电话，他肯定没有说出他的真姓实名，对吗？

“不管怎么说，这是个问题，把此案看作一般的偷盗案有些站不住脚。而另一种推论是，桑德斯太大准备外出去会某个人，那个人是不是从防火通道先进了她的房间？他们是不是吵了架？或许就是他无情无义地将她杀害了？”

马普尔小姐停了下来。

“那么，”亨利爵士说，“答案是什么呢？”

“我想，你们中间有人能猜到的。”

“我不善猜谜，”班特里太大说，“有那么充分的证据证明桑德斯不在现场真是可惜，只不过你都相信了，就没什么可怀疑的了。”

珍妮·赫利尔晃动着她漂亮的脑袋问：

“为什么那个装帽子的柜子是锁上的呢？”

“亲爱的，你真聪明。”马普尔小姐高兴地说，“我也感到纳闷，但答案很简单，里面是一双绣花拖鞋和一盒手绢，是那可怜的姑娘给她丈夫的圣诞礼物，是她亲手绣的，这就是她把柜子锁起来的原因，在她手袋里找到了钥匙。”

“哦，”珍妮说，“那么，这没什么意义了。”

“并非如此，”马普尔小姐说，“这是惟一一件有意义的事，正是这一点让凶手露出了马脚。”

每个人都盯着这位老小姐。

“我两天都没弄明白这一点，”马普尔小姐说，“我想呀想呀，忽然一切都清楚了。我立即去找警督，请他做个试验，他同意了。”

“你让他试什么呢？”

“我请他把地上的帽子戴到死者的头上看看是否能戴上，当然戴不上去，那不是她的帽子。”

班特里太太睁圆了双眼。

“但一开始的时候是戴在她头上的，对吧？”

“后来不在她头上……”

马普尔小姐稍作停顿，让她的话深入到其他人的脑子里，然后继续说：

“我们一直都认为躺在那儿的那具尸首就是格拉迪斯·桑德斯，谁都没去看她的脸，她脸朝下，还记得吗？那帽子又把头和脸都盖住了。”

“但她是被杀了呀？”

“是的，那是后来的事了。在我们给警察打电话的时候，格拉迪斯·桑德斯还活得好好的。”

“你是说，有人扮成她吗？但当你碰她的时候……”

“是具死尸，一点不错。”马普尔小姐平静地说。

“活见鬼，”班特里上校说，“不太可能随处找到尸首的。他们怎么处理……处理第一具尸体的呢？”

“把她搬回去，”马普尔小姐说，“这是个该死的主意，但确实绝妙透顶，我们在休息厅的谈话使他萌生了这个计划。为什么不利用那可怜的女仆玛丽的尸体呢？还记得桑德斯夫妇的房间在顶楼，与仆人们的房间在一起吗？玛丽的房间离他们的房间只有两个门。殡仪员要天黑以后才能到，他把时间都计算好了。他沿着阳台把尸体搬过来，五点的时候，天已经黑了，给她穿上她妻子的衣服，在外面再套上那件对她来说太大的红外套。之后，他发现他太太装帽子的柜子锁着的。他惟一能做的只能是找一顶玛丽自己的帽子，没有人会注意到这些的，他把沙袋放在她边上，然后离开房间，出去的时候，让我们都看见，以证明案发时他不在现场。

“他给他太大打电话，称自己是利特尔沃思，我不知道他跟她说了些什么。我前面说过，她是个轻信的姑娘，他让她提早离开牌局。但并没有直接回到疗养院，而是约她七点钟在防火通道附近的花园与他见面，他也许跟她说，他想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

“他与他的朋友一起回到疗养院，设计让我和特罗洛普小姐与他一起发现谋杀，他曾装着试图要把尸体翻过来，当然会遭到我的阻拦。然后是派人去找警察，他则摇摇晃晃地向疗养院的花园走去。

“没有人问他尸体被发现后他有没有不在现场的证据。他在花园里与妻子碰了头。叫她从防火通道上走，他们一起回到他的房间。也许他跟她谈过屋里有具尸体的事，她俯下身去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立即拾起沙袋向她猛击下去……噢，上帝啊！即使是现在想起来，也让我恶心。然后他飞快地把她的衣服和裙子脱下来。挂在衣橱里，再从另一具尸体上脱下衣服，给她穿上。

“但帽子戴不上去，玛丽的头发短，而格拉迪斯，我前面说过，有一头齐肩的长卷发。他不得不把帽子放在尸体边上，希望不会有人注意到这一点。然后，再把玛丽的尸体搬回她自己的房里去，再次把一切弄好。”

“这真有点难以置信。”劳埃德大夫说，“警察有可能很快就会到的。”

“还记得线路坏了这回事吗？”马普尔小姐说，“是他计划的一部分。他不能让警察马上就赶到现场，况且警察来了之后，先到经理办公室去与经理谈了一会儿，然后才到楼上去的，这是最糟糕的，本来完全有机会，有人会觉察到一具死了二小时的尸体与一具刚死半小时的尸体的差别的。然而，警督却指望能从首先发现尸体的外行人那儿找到线索。”

劳埃德大夫点了点头说：

“凶杀应该是在七点差一刻左右进行的，我推测应该是七点或者是七点过几分的时候，警察就赶到了。法医验尸的时间最早也是七点半钟，他也许就无法察觉了。”

“我应该是知情人，”马普尔小姐说，“我在摸那可怜的姑娘的脉搏时，它是冰凉的，而后来，警督却说凶案就发生在他们来之前不久，我当时没反应过来。”

“我认为你发现的东西已经够多的了，马普尔小姐。这案子是我在任之前的事了，我还从未听人说起过，后来怎样了？”

“桑德斯被处以绞刑。”马普尔小姐说得很干脆，“案子破得很漂亮，我从不后悔我参与了把这恶棍送上断头台的行动。我丝毫也没有当今人们对死刑的那种人道主义的态度。”

她绷紧的脸舒展开来。

“我经常为未能挽救那姑娘的生命深感内疚。但谁会愿意听一位老太太匆匆做出的结论呢？哎，谁知道呢？也许在她活得快活的时候死去，比幻象破灭后艰难地打发日子更好些。那是一个突如其来的不幸，她爱那恶魔，相信他，她从来也没看破他的真面目。”

“那么，”珍妮·赫利尔说，“她一直过得开心，很开心罗？我希望……”她没往下说。马普尔小姐看着这位著名的、漂亮的、成功的珍妮·赫利尔，轻轻地点了点头。

“我知道，亲爱的，”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温柔，“我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