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决Ⅰ

她找到我,坐下,低头一言不发,

就像她才是真的犯人。

我曾想这世上还有谁会惦念我,妈妈也许是唯一一个。我想她应该来看我,等了很久没等到,便想她已嫁至远方,忘记此事了。但在某天,看守却说她来了。我不想见,他说哪怕是透透风也好啊,我便由他拉着,叮叮当当地去了。

会见室屋顶很高,一块又长又厚的玻璃墙将囚犯隔离在狭长的这边。那边大门忽然拉开时,自由的人们张开双手,跌跌撞撞,像是从遥远的冰川拥来。妈妈愚蠢地跟在后头,双手撇在腿后,脑袋摇晃着,好像在说“不,不,不要打我”。我几乎不想见她了。

她找到我,坐下,将装着半个包子的塑料袋捉在膝间,低头一言不发,就像她才是真的犯人。我嗤了一声。此时大厅像候车室,声音此起彼伏,互相穿透,一起飘荡至半空,嗡嗡一片。妈妈几次欲言又止,我便说:“有什么快说吧。”她猛然打抖,抬起头。

“不说你来干吗?”

她展开手掌,偏过头让我看,眼泪汩汩而出。那里结满老茧,像石头一样又脏又硬,还沾着一根短小的草。“我去烧香拜佛了。”她说。

“有什么用?”

她又不说了,只是抬手臂擦泪。我说:“不卫生。”她便扯下头巾,这下我便看见她满头的白发,不久前那里还只有一两根白丝。“怎么搞的?”我问。

“一夜间急的。”

这大约是我的人生里最温情的一刻。我试图将手指从对话的小孔伸出去,未遂,便说:“你以后多照顾自己,找一个老公,想吃就吃,想喝就喝。你听我的。”她却是一个劲儿地摇头。不一会儿看守走来,她想起什么,匆匆说:“你要好好听话,认真交代,服从管教。”然后被领走了。准确地说,是她将人领走了。她匆匆消失在大厅,带走那半个包子。她就这样走了。她真不是个妈。

法院送来起诉书副本时,我才知自己坐了将近四个月的监。他们说:“如果你不请律师,我们会给你指定一个。”我说:“我要是不要呢?”

“一般说都要一个。”

我说那好吧。他们又问我有没有证据或证人需要列举,我说没有。不久律师来了,问了同样的问题,然后不停地接电话,没多久便走了。

审判日来临时,他们解下脚镣,将我押出看守所。我一下感觉脚步轻盈,人控制不住要飞到天上。看守所门口挂着白底黑字的招牌,铁门的门框上方安着琉璃瓦,四周是灰白色砖墙,墙内伸出无数白杨和一间瞭望哨,一名武警端着冲锋枪在哨上踱来踱去。我看到这些,也看到上午的阳光极其充足,天空深邃,像将碎的蓝色瓷瓶。我想唯在此时,它方显如此之辉煌。

妈妈躲在远处树后,不时偷窥。囚车开过时,我喊妈妈、妈妈,很快明白她听不见,倒是看见她面色惊恐,眼神痴愣,完全被镇压了。那悲哀的场景就像一个人看见自己的双手双腿被别人割下,用板车拖跑了。

到达中院后,两名法警将我带入一间小屋,端坐一旁,喉咙发出吞咽声。隔壁想来是大厅,有脚步的沙沙声,不一会儿静下来,有人规规矩矩念了一通规则,隆重地请公诉人、辩护人、审判长、审判员入席。那审判长敲下槌子,说:“传被告人到庭。”这边铁门便猛然拉开,法警架着我的胳膊,风一般蹿到被告席,看起来就像我的精神垮掉了。我站定后,挥舞手铐,以示不满。我的律师请求解除我的手铐,遭到公诉人强烈反对,他认为我极具危险性。

旁听席坐了不到十人,他们好像仍对我感到好奇,只有一位女子眼神狠毒。她穿黑裙,肩膀上搭条暗花巾,臂缠黑纱——整个人就像一只瘦长的乌鸦。可能因为上了年纪,她的皮肤松弛,挂在脸上,就像挂了一挂黑黄的面条。她此时紧抿嘴唇,巨大的鼻翼不停地扇开,又像一只壶盖随时要被冲开。我很奇怪这么丑的女人怎么会生下孔洁。钱钟书说,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在审理前,审判长问了一堆毫无意义的问题。比如我的姓名、出生日期、民族,我是否受过法律处分,什么时候收到起诉书副本,然后他说因为涉及被害人的隐私,案件不公开审理。我想人都死了,还要什么隐私?他又念出一通名单,被念到的有的站起身,有的点头嗯一声,他在告诉我享有什么权利后,问我需不需要谁回避,我说:“需要,全部都回避。”他说:“有什么理由吗?”我想不出来,就说:“好吧,不需要了。”

按照程序,公诉人站起来将起诉书逐字逐句读了一遍。有时为突出效果,他会在关键的话语上提高声音,就像往锅里添加味精,但从整体上看他是利索的。接着是孔洁的母亲走上前宣读一份附带民事诉状。她捧着纸的手不停地发抖,有些话读错了,便从头读过。她要求我赔偿三十二万元。从我的理解看,得到一笔钱和这种事是冲突的,人们会怀疑她是不是借女儿的死亡敛财——至少它对复仇的纯粹性造成了一定损害。她似乎清楚这点,念完补充道:“我就是想用这个来将你整破产,三十二万我一分钱不得,可以全捐了。”我还有什么破产不破产的。

审判长问我有什么说的。我说:“要说什么?”

“就是刚才宣读的起诉书,你有什么意见?”

“没有,完全属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