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案 中华第一刺客案(张文祥刺杀总督马新贻案) 第十二章

曾国藩和郑敦谨在上奏的同时,把供招抄录分送军机处、刑部存案。郑、曾这一手很厉害,首先存案,造成既定事实。意思很明白,这就是最后定谳,已经入档了,再审也不过如此,绝不能翻案。郑、曾还在会衔复奏时,特别附了一个夹片,陈明“实无主使别情。”但又说“该犯供词,尚属可信。”前边意思是没有其他情况了,后面又说此供词只是可信,并不一定就是事实。这一模棱两可前后矛盾的措词竟被慈禧通过了。其实他们上夹片的意思就是请慈禧、慈安、同治帝及军机处多多担待,不要再生枝节。由于郑敦谨之前上的密折,以及慈禧通过其他渠道对案情的了解,慈禧明白此案只能是一个糊涂案,深究无益,反而会给朝廷带来麻烦,因此她也不得不最终接受这一事实。当年三月二十六日,谕旨下达,以“漏网发逆,复通海盗,挟嫌泄愤,刺杀总督大员”定谳,肯定了郑、曾的奏结。直到朝廷批复下达,会审官孙衣言、袁保庆仍抗旨拒不画押。但此时这个案子已经彻底将他们排斥在外了。

说到慈禧定案,其中还有一个插曲。本来同治帝是依了两宫皇太后的意思,对刑部的申报作了批示。但皇后阿鲁特氏听说了此案,因为这个案子甚奇,十分关心。看了刑部的申报和郑、曾二人的折子以及张问祥的供词后,觉的疑点重重,对同治分析道:“表面上此案为张文祥新仇旧恨积聚成仇。但细细分析,任何一点都不能成立。首先,张文祥因为一品大员不帮他找回老婆就起谋害之心,这实在是无法理解;马新贻查禁押当,是地方政策,并非针对其一人,利益受损的也不止张文祥一人,他不过一介草民,失去财产并不多,况大丈夫何处不可安身,难道真是被逼的走投无路了,要与马新贻同归于尽?此理也讲不通;折子上说张文祥开押店,勉强过活,那就说明他虽受程速台资助,但所受有限,这也不值得他去冒这么大的风险,为程速台卖命。张文祥仇恨三年不改其志,必欲杀马新贻而后快。即使将这三条理由都加起来,也无法让一个常人积聚起如此大的仇恨。我看马新贻因小节而背义,遭至杀身之祸的事,倒可能是真的。如今国家内忧未平,外患日甚,朝中官员都应当至力于治理国事,为国出力,岂能象马新贻那样腐败贪欢。我看要严肃官纪,依事实断案。张文祥杀马新贻,本应算杀害‘不拒捕奸夫’,依‘擅杀律’,判个缓期执行的绞刑即可。”

同治帝也觉得慈禧太后建议不当,而皇后阿鲁特氏的说法更有道理。他接受了皇后的见解,依着她的话批下奏章。慈禧太后知道后,气得大骂同治帝是昏君,不听她的话却听信皇后的一派胡言。逼同治重新改过批文。从此,西太后也更加嫉恨阿鲁特皇后,为以后逼死同治皇后埋下伏笔。

同治十年(1871年)四月初四,曾国藩奉旨监刑,将张文祥凌迟处死,并摘心致祭。据说用的是“鱼鳞剐”,一片片细割。张文祥的儿子也一并被杀。张文祥早就料到有这么一天,对此毫不在意。但让他吃惊的是,事实并没有象曾国藩答应他的那样,让他在清史上留下一个侠义的名声。“因妻为人诱逃,呈控未准审理,心怀忿恨,又勾结海盗乃乘闲刺杀总督大员。着将该犯比照谋反叛逆凌迟处死,并摘心致祭。”不知张文祥临死前听到这样的判词会怎样想?曾国藩是否成为他平生最恨之人呢?

朝廷对马新贻的恤典甚厚:入贤良祠,以总督阵亡例议恤,赠马新贻太子太保,予谥号“端愍”,意思是为官清正,死得可惜。又赐其后代子子孙孙可世袭“骑都尉兼云骑尉”的职位。这些恩赐总算仁至义尽。在历史上,马新贻还算是有一点儿政绩的,在任上废除了一些无名之费,扰民陋规,惩治湘军游勇,打击海盗,兴修水利等。他死后,在他任职过的江宁、安庆、杭州、海塘,都有百姓为他建立专祠。

袁保庆吃了个哑马亏,虽心怀不满却也没有办法。孙衣言却是个极有文采的人,有笔在手,不争一时争千秋。他为马新贻所撰的墓志铭,秉笔直书:“贼悍且狡,非酷刑不能得实,而叛逆遗孽刺杀我大臣,非律所有,宜以经断用重典,使天下有所畏惧,而狱已具且奏!衣言遂不书‘诺’。呜呼!衣言之所以奋其愚戆为公力争,亦岂独为公一人也哉!”意思是张文祥彪悍狡猾,不用酷刑是无法得到实情的。必须查明实情,找出藏在其背后的叛臣贼子,用重典来惩治,这才能让天下怀二心者有所畏惧。但如今我虽然没有签字,主审官仍然匆匆结了案。我之所以奋力为马新贻力争,难道仅仅是为了他一人么?我是为了大清江山啊。

孙衣言的文章一出,震惊朝野,舆论大哗。慈禧太后虽知道其中大有隐情,可总不能为了一个死人,去动摇大清江山啊。斯人已作古,让他去吧,无非加恩赐恤,以慰忠魂,也就够了。

郑敦谨极爱惜自己声名,当年立志以夔、皋、伊尹为榜样,锐意进取,欲要陶铸人心,转移世风。如今却做下这种违背良心和本性的事,心情很糟糕。听说孙衣言为马新贻作的墓志铭后,更受刺激,决意离开政坛上的倾轧虞诈,不再涉足官场。未等圣旨下达,更没等张文祥正法,他悄悄的离开了江宁。

郑敦谨走到清江就停了下来,打发两个郎中代他回京交旨,声称有病不能回京。新任漕运总督张兆栋在清江将郑敦谨接到督府,劝他道:“老前辈圣眷优隆,老当益壮,着实还有一番桑榆晚景,何以忽有浩然归去之志?”

郑敦谨苦笑道:“九陌红尘,目迷五色,我真的厌倦了。早归早好。如今还算走的晚了,若是早归一步,我的名声也不会被沾上这个污点。”

钦差大臣不回京交旨,按清制是要治罪的。曾国藩觉得有点对不住这个湖南同乡,借巡视地方为名,到清江去看他,百般安慰,劝他回京赴任。朝廷也迭下谕旨,命其回京。他以有病为托词,请求开缺,并终生不再为官。

郑敦谨的名声大,慈禧虽然对他半路扔顶戴的事不高兴,但不愿意为这事在朝野上下惹起口舌事非。她将对郑敦谨的怨气撒到了两位刑部郎中身上。郑敦谨的两个助手回京后悄然消失。六月,颜士璋被放到兰州,虽是给了一个没有实缺的知府,与充军流放所差无几,不久回籍赋闲。伊勒通阿于八月十九日“给全俸以养余年”,也回老家去了。

曾国藩因将张文祥刺杀总督案办得天衣无缝,受到朝廷上谕嘉奖。曾国藩、魁玉、梅启照等人都交部优叙。

第二年三月十二日,即同治十一年(1872年),曾国藩病逝于两江总督任上,终年62岁。是月,清廷闻讣,辍朝三日。追赠太傅,谥文正。

赋闲在家的颜士璋后来写了一本《南行日记》,记述了赴宁审案的全部过程。据他的曾孙颜牧皋说,日记中写道:“刺马案与湘军有关。”“刺马案背后有大人物主使。”但此日记已经失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