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在路上 第三节

凌晨四点钟左右我们接近松原收费站,能顺利出去我会好过很多。我问陈洁还精神吗。她反问:“你说呢?”

我说:“过去的二十个小时,你见我又紧张又谨慎,真正考验我们的时候来了,这是最后一道坎儿,就像游戏机的关底大怪,过了这个我们就一马平川,要是死在这儿,还不如死在前面。”

“你干吗讲那么多?”

“把你调动起来,”我比画着说,“注意力集中。”

“我知道啦,如果你被抓住,我不也是包庇窝藏吗?”

“真要是那样,”我露出拿把空枪说,“你就说,我拿这把枪要挟你来着。”

她没说话,减速,跟一辆吉普车后面向收费口滑行,转过来摸摸我头发,说:“你人其实挺好的,我都快被你说感动了。”

“我只是顺水推舟做人情。你那么聪明,我不说这个,你到时候也会这么干。”

“你真讨厌。”

她停下来候着。我戴上帽子往后靠装睡。这时候不能戴口罩,太此地无银了。吉普车过去就是我们,工作人员先把钱收了,一百来块钱。里面的警察跟她要身份证,陈洁从窗口递过去。他拿着证件在手持验证器上刷一下。检查第二代身份证变得简单多了,被通缉或是假证件一刷便知。我们前辈警察玩第一代的时候,还都是拿着通缉单子一个个对号呢。接着他走出来—他真客气—双手奉还。警察什么时候向服务业看齐了?

他继续客气地问:“这位先生的证件能出示一下吗?”

“他?他生病了。”原来陈洁一急也慌,检查身份证跟生病有什么关系?

我缓缓起身,仿佛刚醒来,哑着嗓子问:“怎么了,老婆?”

“他问你身份证,老公。”

“我身份证在咱结婚证那个袋子里呢,你找找。”

她翻出欧阳桐的身份证,交给警察。他核对照片是我,是一个人,走进去刷验证器。透过车窗我看到他刷了几次没成功。然后他打了二十秒的电话,走回来说:“可能机器出了点儿故障,您还得再等等。”

“什么故障?”

他皱眉审视我,看身份证,还是想不通,索性不隐瞒地说:“呃……上面显示您已经死了。”

“怎么可能?”我嚷出来。

“是啊,我已经把您的身份证号报告总局,在等他们核实。”后面的车着急了,狂按喇叭。“这样您先停在这边等一分钟,让后面的车先过,好吗?”

警察做了个靠边停的手势,一看就没干过交警,完全不是疏导手势。陈洁往右摆舵,靠边的时候,车前面只有一半是护栏,一半是空隙。我凑过去低声说:“冲出去!”

她没听我的,指着后视镜。一辆警车停在我们三个车位远的地方,两只脚架在窗前优哉游哉。

“它熄火呢,追不上我们的。”

“那护栏能直接把玻璃干碎!”

我点上支烟,对她妥协:“一会儿检查完后面那辆马自达,护栏会摇起来,那时马上冲出去。”

“一定要到这种地步吗?”

“那是个死人的身份证!”

对马自达,他们还是走一样的程序,收费,验证件,客气地奉还,工作人员准备开闸放车。不一样了,警察进去让他们停止放闸。马自达后面的车同样开始焦躁地按喇叭,警察抄起对讲机喊两句话。有了变化,后面的警车在打火,车前现出的不再是一双脚,而是一张整装待发的脸。

“走!”我叫道。

陈洁慌了,看着我,又回头看着启动的警车。

“护住脑袋!”

“啊,什么?”

方向盘还在她手里,我来不及过去,斜身踢开她的脚,猛踩油门。前面的护栏仿佛是挂在吊车上的千斤顶奔着车窗袭来,冲击过后我们面前白花花一片。我看不到前面,用枪托敲打整扇碎了但还黏合着的玻璃。哗的一下,玻璃全散进里面。车忽然冷了起来。

“跟跑车似的。”陈洁说。

似乎她还挺享受的,二人合力的效果。她还在驾驶位,我的脚还在油门上。我告诉她握紧方向盘,回头看后车。由于我们的雷锋开路,警车没有任何阻挡就冲过了护栏的位置。护栏像足球运动员被踢断腿的小腿,一半悬挂在半空。原来警车里有两个人,后排的警察伸手将警灯放到车顶,警笛大作。顿时这个夜晚不那么平静了。

警笛一响陈洁便不再享受了,方向盘在她手里摇摇晃晃。我倾向她,压住她右手,要她稳一些。我说你别管方向了,长按喇叭就成。前面长途货车不到八十公里的时速,还占着超车道,纯你妈山炮!

我也从来没这样过,在副驾位玩赛车。我改到行车道,一辆大巴在我前方,右边蓝牌子上写着“前方测距”,五十米、一百米、二百米。我估计我跟它三十米都不到,后面警车还在行车道等着我开路。我需要向左摆,伸手够不到。我让陈洁起来,站到座位上,让我进去。

“我没地方去。”

“那就骑到我脖子上!让给我!”

她居然还准备脱鞋,我瞪她一眼,她乖乖地踩到驾驶座。我移过去,有那么一瞬间,我左脚换右脚的时候,油门是空的,正好可以借减速转向。大巴和货车前后差不多有十米的空隙,只能从中间钻过去。我抓好方向盘,要陈洁闭上眼睛,其实那一刻我也没敢睁眼,油门踩空,方向盘往左打半圈。我的面前一片黑暗,我祷告什么呢?我心中无主。我只是让自己明确,如果有砰的一声巨响,再见,生活,下辈子再见。

睁开眼睛我们已经在超车道上了,货车在我们后面,警车在行车道上想办法从我们和货车之间往里挤。慢慢来,我们去终点等你。

“他们要多久才会放弃?”陈洁还骑在我肩上,双手摸着我脖子。

“你下来。”

“下不去,我脚麻了。”

“下来!”

我往前让让,她支着我肩膀抽出双腿,坐到副驾位揉着脚踝,瞄着后视镜叫我:“好像他们还有一辆跟上来了。”

“逼养的!”

那是一辆伊兰特,没上警漆,典型的盯梢用车。它越过警车大巴,在行车道跟在我侧翼,随时并进来。我不能把车身暴露给它,警车不敢太张扬,但这种车会开枪。我向右急转上行车道。这样我们中间隔了辆轻卡。我知道他一会儿就会追上来,算上紧急停车道,我有三条车道跟他绕,我在揣摩他开枪的底线。

表针指在一百八和一百九之间,我本可以再快点儿,可是前窗是空的,太他妈冷了!这么一会儿我们起码逃了三十公里。大牌子写着前方一百二十公里处有收费站,要在那之前解决问题,谁知道又会有几辆车在途中入口冲进来。

“前面修路呢,”陈洁说,“怎么办?要并道了。”

时速急减到九十公里,临时路牌标注限速六十公里每小时,车都挤进左侧超车道,慢下来,根本开不动。另两排道被封住,写着“前方施工”。我闪过从这里冲出去的念头,不能这样,路面崎岖不平也还好,万一是个断桥呢?掉到江里保证可以在淹死前冻硬。

伊兰特这时候打起了警笛,我后面五辆车给他让出半条车道。他三十秒可以超过一辆车,我却被顶在水泥车后举步不前,还有两分半,我就能举起双手求大爷饶命了。

还剩两辆车的距离,所有车并到马路另一侧。往哈尔滨方向的高速路从中间劈成两半,每隔五米就有一个红白塑料筒划成了隔离带。我们依然跟着水泥车行驶在逆行高速的右侧走蜗牛步。伊兰特继续努力,超出一辆后,已经和我后面的面包平行前进。我示意陈洁系上安全带。她明白了,也害怕了。伊兰特就快到我们身后,这里只有一条车道,我们无路可退。就像任宰的羔羊,他会猛踩油门过来,撞我们的卡迪屁股。到时候我和陈洁都会飞到前车去拌水泥。

伊兰特的扬声器在身后警告,说给我们三秒的时间停下来。实际上,与此同时他正在加速往我们靠近。

我掰过后视镜,长吸口气,问:“回哈尔滨怎么样?”

“啥?”

我向左摆一大圈,冲过红白隔离带,进入逆行车道,脚不松油门,右手马上挂倒挡倒车。对面的卡车来不及刹车,热烈地朝我们迎过来。卡迪的四个轮子飞速倒转,两秒后我们终于停止往前移动,有那么一瞬间,我们定在公路上,与那辆卡车脸贴着脸,全凭死神判决。

定了半秒钟,也许更短,零点几秒,但这样的恐怖似乎让我们死后都忘不了。终于,我们能后退了。开始缓慢,后来越来越快,我们在高速路上逆行倒车,跟着后面正常行驶的广本一个速度。伊兰特眼巴巴和卡迪贴着擦肩而过,估计他得等下个出口才能掉头过来了。

陈洁又放轻松了,转过身跪在座位上看后窗。“靠,原来车还可以这么开!”

“帮我看着,”我把后视镜正回来,“你这倒车的速度最大多少?”

“我怎么知道?”

“说明书上都有。”

“说明书一大本,比我大学教材还厚,谁能读得完?”

“我能。”

面前的卡车司机按两下短笛,赣B牌照,江西车。这不是催促,公路语言这代表欣赏、谢谢和佩服吧。他对我笑着。我冲他点点头,双手离舵合十做回礼。这是他漫长运输中的难忘插曲。也许以后到他老了开不动的那一天,都会成为他跑车生涯的奇事之一,讲给午睡过后的儿孙听。

伊兰特早已不见踪影,我找个车少的空隙,穿回隔离带,正常行驶向前两公里后,从下一个出口出去了。路牌上写着“松原北—吉林界”。黑龙江的通缉对我不再奏效,从现在开始,我呼吸的每一口空气都掺杂着自由的香甜。

就在那一刻,我突然涌出了眼泪,我对着省界牌失声喊了出来:“滚犊子吧,哈尔滨!你真的彻底把我毁了,你对不起我,你把我所有有过的幸福和希望全都偷走了!”我喊了一会儿,腾出左手擦着止不住的眼泪,回头望一眼养了我二十多年的地方,我想再告一次别,可是嗓子哑了,喊不出来了。我听见自己声音发颤地对哈尔滨说:“逼养的,你永远别指望我再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