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那天是星期四。礼拜一我吃完中餐回来,柜台给我一个口信,请打电话给彼得·咖喱,对方留了电话号码,地区代码是七一八,表示是从布鲁克林或皇后区打来的。我不记得认识一个住在布鲁克林或皇后区的叫彼得·咖喱的人,也不记得有这么个地方,不过素昧平生的人打电话给我也不是头一遭。我回到房间里拨了纸条上的号码,一个男人接的电话,我说:“咖喱先生吗?”

“哪一位?”

“我是马修·斯卡德,我接到一个口信,让我打电话给你。”

“你接到口信,叫你打电话给我?”

“正是,上面说你是十二点十五分打来的。”

“对方说他姓什么?”我重复了一次。他说:“噢,等一下,你是那个侦探,对不对?是我哥打给你的,我哥哥彼得。”

“上面说是彼得·咖喱。”

“等一下。”

我等着,过了一会儿另外一个声音来了,跟前一个很像,但比较低,也比较柔,“马修,我是彼得。”

“彼得,”我说:“我认识你吗?”

“嗯,我们认识,可是你不见得知道我的名字。我常去圣保罗教堂,有一次聚会还是我带领的,大概五六个星期以前吧。”

“彼得·咖喱。”我说。

“是库利,”他说:“我是黎巴嫩裔。让我想想该怎么描述我自己,我已经戒了差不多一年半了,住在五十一街很西边一个宽敞的房子里,一直在做快递和送货员,但本行是电影剪接,只不过不知道还能不能再回去做……”

“你的故事常提到毒品。”

“没错,可是到头来真正摆脱不掉的却是酒精。你现在记起我了?”

“嗯,你主讲的那天我去了,只是我一直不知道你姓什么。”

“这会儿你知道了。”

“我能替你效劳吗,彼得?”

“我希望你可以过来跟我和我弟弟谈谈。你是私家侦探,我想我们需要的就是你。”

“你可不可以大概说一下是什么事情?”

“这个……”

“不方便在电话里说?”

“最好不要,马修。是件调查工作,非常重要,而且你开价多少我们都愿意付。”

“这样啊,”我说,“其实我不确定我现在是不是有空接案子,彼得。我才刚刚计划好要出国度假,就这个周末去。”

“去哪里?”

“爱尔兰。”

“听起来很棒,”他说。“不过,马修,你能不能还是过来一趟,让我们把经过告诉你,你只要听,就算你决定不替我们工作,大家也不伤感情,我们会付你钟点费和来回出租车费。”这时在后面的弟弟说了些话,我听不太清楚,然后彼得说:“我会告诉他。马修,凯南说我们可以开车进城去接你,可是我们还是得回这里,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直接坐出租车过来会比较快。”

我突然觉得一个干快递和送货员的人开口闭口都是出租车有点奇怪,而且他弟弟的名字听起来也很耳熟。我说:“你不只一个弟弟吧,彼得?”

“就一个。”

“我好像记得你演讲时提到过他,跟他的职业有关。”

一阵静默。然后,“马修,我只要求你过来听听。”

“你们在哪里?”

“你对布鲁克林熟不熟?”

“除非我死。”

“怎么说?”

“没什么,我只是想到就说出口了。有一个很有名的短篇小说,‘只有死者才熟悉布鲁克林’。以前我对那个区的某些地方还很熟的,你们在布鲁克林哪里?”

“湾脊区,殖民路。”

“那简单。”

他告诉我地址,我记了下来。

R线地铁,也就是大家说的BMT百老汇街慢车,从牙买加区一百七十九街一直开到布鲁克林西南角,离韦拉扎诺桥几个街区的地方。我在五十七街和第七大道车站上车,坐到终点前两站下了车。

很多人说一旦离开曼哈顿,就等于离开纽约市了。他们错了,你只是进入纽约的另一个部分罢了。无疑,其间的差别非常明显,闭上眼睛都可以感觉得出来。活力的程度很不一样,空气里没有那种嗡嗡作响的紧迫感。

我沿着第四大道走了一条街,经过一家中国餐厅、一家韩国蔬果店、一家外场赛马赌博场和两家爱尔兰酒吧,接着走到殖民路上,找到凯南·库利的家。它座落在一群各自独立的独户住宅之中,所有建筑都墩墩实实的,看起来像是两次大战之间盖的。他家前院有块小草坪,一条四分之一层楼高的木头阶梯通往前门。我走上阶梯,按响了门铃。

彼得开门让我进去,领我去厨房。他介绍他弟弟给我,后者起身跟我握了个手,然后作个手势请我坐下,自己仍然站着,踱到炉子旁,转过身来看着我。

“很感激你能赶来,”他说,“在开始之前,你不介意我问几个问题吧,斯卡德先生?”

“当然不会。”

“要不要先喝点什么?都是不含酒精的东西,我知道你是在匿名戒酒协会里认识彼得的。我们这里有现成的咖啡,也有软饮料。咖啡是黎巴嫩式的,就是一般说的土耳其咖啡或亚美尼亚咖啡,非常浓。如果你都不喜欢,我还有一罐尤本速溶咖啡。”

“黎巴嫩咖啡听起来很好。”

喝起来味道也很好。我啜了一口,他说:“你是私家侦探,对不对?”

“没执照的。”

“什么意思?”

“表示我没有正式的身份。偶尔我会接一些大介绍所安排给我按件计酬的案子,在那样的情况下我会借用他们的执照行动,除此之外,我做的工作完全属于私人性质,非正式的。”

“你以前是警察?”

“没错,很多年以前。”

“哦,是警员还是便衣?”

“我是刑警。”

“有个金色警徽,对不对?”

“没错。我在格林威治村第六分局干了几年,在那以前还在布鲁克林做了很短一段时间,在七十八街分局,分管公园坡地和它以北一小块的地方,就是大家称作博洛姆希尔的那个区。”

“嗯,我知道那里,我就是在七十八街那一带长大的。你知道伯根街吧?就在邦德街和内文斯街之间。”

“当然知道。”

“我和彼得就是在那儿长大的。你会发现那里住了很多中东人,就在法院大道和大西洋街周围那几条街上,有黎巴嫩人、叙利亚人、也门人,巴勒斯坦人。我太太就是巴勒斯坦人,她的家人住在亨利街旁的总统街上。那里应该算是布鲁克林南区,可是现在大家好像都管那里叫卡罗尔公园了。咖啡味道如何?”

“很棒。”

“如果你还要,尽管说。”他又开始讲别的事,然后突然转过头去对他哥哥说:“我不知道,大哥,”他说,“我不知道这行得通行不通。”

“把情况告诉他,宝贝。”

“我真的不知道。”他转过来看我,将一把椅子转了个方向,抱着椅背跨坐在上面。“事情是这样的,马修。我可以叫你马修吧?”我说可以。“事情是这样的。我必须知道我能不能告诉你一些事情,而不必担心你会告诉别人。我想我担心的是,你身上到底还残留着多少警察的成份?”

好问题,我自己也时常思考这个问题。我说:“我干警察很多年,离职之后,每过一年,我就变得更不像警察一点。你其实要问的是,你告诉我的事情是否能保密。就法律上来说,我并不是律师,你对我说的话并不具有豁免权;而我也不是法庭里的官员,所以我和任何一位公民一样,并没有义务对外报告我所知道的事。”

“答案就是——”

“我不知道答案会是什么,答案似乎总有各种可能。我不可能给你太多承诺,因为我不知道你要告诉我的事情是什么。我这么大老远赶来,是因为彼得说电话里讲不方便,现在到了这里你好像也什么都不愿意讲,也许我该回家了。”

“也许。”

“宝贝……”

“不,”他说着便站起来,“这个主意不错,大哥,可是行不通。我们自己会找到他们的。”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卷百元大钞,抽出一张,隔着桌子递过来给我,“你的来回出租车费,还有占用你的时间,斯卡德先生。很抱歉老远把你拖过来,却没谈出个结果。”我没有伸手,他说:“或许你的钟点费比我想象得高。嗯,不伤感情吧?”他又加了一张,我还是没伸手去拿。

我把我的椅子往后一推,站起来。“你一毛钱也不欠我,”我说,“我不知道我的钟点费是多少,就算用咖啡交换吧。”

“看在老天的份上,把钱拿着好不好?出租车跑个单程至少也要二十五元。”

“我是乘地铁来的。”

他瞪着我。“你坐地铁来的?我哥哥不是叫你乘出租车来吗?你干嘛要省这些小钱,我不是说要付你钱吗?”

“把你的钱收起来,”我说:“我乘地铁,是因为这样比较简单,也比较快。我怎么往返是我的事,库利先生,我怎么办案也是我的事。你不必教我怎样出城进城,我也不会教你怎么样卖快克可卡因给小学生,明白吗?”

“天哪。”他说。

我对彼得说:“很抱歉,我们浪费了彼此的时间,谢谢你想到我。”他问我要不要送我进城,或至少送我去地铁车站。“不用了,”我说,“我想在湾脊区附近走走,好多年没回这里了。以前我办过一个案子,离这里只有几条街,也在殖民路上,不过要往北走一点,得穿过公园,那应该叫枭首公园吧。”

“离这里还有八到十个街区。”凯南·库利说。

“应该差不多。雇我的那个男人被控杀妻,我帮他洗脱了罪名。”

“他真的是无辜的?”

“不,是他杀的。”我说的时候,脑袋想起了整件事情。“本来我不知道,后来才发现。”

“可是你已经不能再做什么了。”

“我当然可以,”我说:“他叫汤米·蒂勒里,我忘了他太太叫什么名字,可是他女朋友叫卡罗琳·奇塔姆。等到她死的时候,他就为此入狱了。”

“也是他杀的?”

“不,她是自杀的。但经过我安排之后,看起来就像是谋杀。而且我安排得就像他杀的。我替他开脱了一次,他并不值得,所以我觉得陷害他一次似乎正好扯平。”

“他被判了多少年?”

“够久了。后来他死在监狱里,有人在他身上戳了一刀。”我叹了口气,“我想走回他家门前看看是否能唤回一些回忆,没想到回忆已经回来了。”

“让你觉得不自在吗?”

“回忆这件事?我并不觉得有什么,我做过很多更让我不自在的事。”我四下寻找我的大衣,这才想起我根本没穿大衣出来。外面是春天,是穿运动夹克的天气,不过听说今晚气温会降到华氏四十度。

我朝门口走去时他说:“等一下好吗,斯卡德先生?”

我看着他。

“刚才我太不客气了,”他说,“我道歉。”

“你不必道歉。”

“应该道歉,是我失控了。其实这不算什么,今天早上我还摔烂了一个电话。我打一个电话,对方占线,我突然怒不可遏,抓起电话就往墙上敲,敲到外壳碎掉才住手。”他摇摇头,“我从来不这样子,可是最近我压力很大。”

“很多人压力都很大。”

“嗯,大概吧。前几天有几个男人把我太太绑架了,然后把她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用塑料袋包着,放在一辆车的后车厢里送回给我。或许很多人都有着同样的压力吧,这我可就不知道了。”

彼得说:“别激动,宝贝……”

“我没事,”凯南说,“马修,你先坐下,听我把整件事从头到尾告诉你,然后你再决定要不要现在就走出去。刚才我说的话都别记在心上,其实我并不担心你是不是会告诉别人,我只是不想大声把这件事讲出来,因为这会让它变得太真实。可是它本来就是真的,对吗?”

他从头到尾讲给我听,基本上就和我前面叙述的一样,有些细节是我调查之后加上去的,可库利兄弟已经自行挖掘出不少情报。周五他们在大西洋街上找到她停在那里的那辆丰田凯美瑞,由此找到阿拉伯美食店,又根据后车厢里的购物袋推断出她曾经去过达戈斯蒂诺超市。

他讲完后,我谢绝了另一杯咖啡,要了一杯苏打水。我说:“我有几个问题。”

“你问。”

“你怎么是处理尸体的?”

兄弟俩先交换了一个眼神,然后彼得做了个让凯南说下去的手势。于是凯南吸了一口气说道:“我有个表兄是兽医,他在……我想在哪里并不重要,反正是个旧社区,他开了一家兽医院,我打电话给他,说我需要借用他的地方,处理一些私人事务。”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我是在星期五下午打电话给他的,星期五晚上我就从他那儿拿到钥匙过去了。他有个煤气炉,应该可以说是个窑吧,用来焚化被他安眠后的宠物。我们把……呃……我们把……”

“放轻松,宝贝。”

他很不耐烦的摇摇头,“我没事,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说。你怎么说呢?我们把弗朗辛的碎块拿去焚化了。”

“你拆开了每一袋,呃……”

“没有,何必呢?胶带和塑料袋也会一起烧化的。”

“你确定那是她吗?”

“对,对,我们拆开了几袋,足以,呃,确定。”

“这些我都非问不可。”

“我了解。”

“重点是,现在尸体没有留下,对不对?”

他点点头,“只剩骨灰。骨灰和小碎骨头,就这么多了。说到焚化,你会以为最后除了粉末状的骨灰之外,什么都不会留下,就跟从火炉里拿出来的东西一样,但事实并非如此;有一种辅助工具,可以把碎骨头压成粉状,看起来不会那么碍眼。”他抬起眼来直视着我,“我上高中的时候在洛的医院打过工。我本来不想提他名字,操!其实这又有什么差别呢?我父亲希望我当医生,认为这是很好的训练,我不知道;我对那个地方很熟,尤其是那些设备。”

“你表兄知道你为什么要借他的地方吗?”

“人们都只知道自己想知道的事。他反正不会认为我晚上溜进去是想给自己注射狂犬病疫苗就是了。我们在那儿待了一整夜,他的煤气炉大小是给宠物用的,得分好几次烧,中间还得让炉子冷却。老天,让我谈这件事就好像要我死一样。”

“我很抱歉。”

“不是你的错。洛知道我用过焚化炉吗?我想他一定知道。他很清楚我正在从事的行业。他大概以为我把一个竞争对手给宰了,得消灭证据吧。大家整天在电视上看到这些狗屁情节,就以为世界就是这样的。”

“而他并不反对?”

“他是亲人。他知道情况紧急,也知道这是不能明讲的事情。而且我给了他一些钱,虽然他不想拿,可是那家伙有两个孩子在读大学,他怎么能不拿呢?况且也不多。”

“多少?”

“两千。办个丧礼花两千元,预算够低了,是不是?我是说连买个棺材可能都不止这个数。”他摇摇头,“我把骨灰装进锡罐,放地下室的保险箱里。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它,完全不知道她会希望我怎么做,我们从来没讨论过。老天,她才二十四岁,比我小九岁,九岁差一个月。我们结婚刚两年。”

“没有孩子?”

“没有。我们本来打算再等一年,然后……噢,老天,太可怕了。我喝一杯你介意吗?”

“不。”

“彼得也这么说。操!我就是不喝!礼拜四下午我跟他们通过电话之后灌了一杯,然后就再没碰过了。我会有那种冲动,可是我还是把酒推开,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我就是要这种感觉。你认为我做错了吗?我带她去洛的医院,把她给火化了?你认为这样做不对?”

“我认为这样做不合法。”

“嗯。那方面我并不是很在意。”

“我知道你不在意。你只是想做一件保住尊严的事,但同时你却毁灭了证据。尸体通常隐藏着很多信息,只要你懂得去找,但如果把一具尸体化成骨灰和碎骨头,所有的信息也跟着消失了。”

“这有关系吗?”

“这对于知道她是怎么死的,或许有帮助。”

“我不在乎她是怎么死的,我只想知道是谁干的。”

“这两件事情或许互有关联。”

“所以你认为我做错了。老天,我不能打电话报警,把满满一袋子肉块交给他们,说:‘这是我太太,请好好照顾她。’我从来没有找过警察,干我这一行不可能找警察。可是如果当时我打开那辆福特后车厢,看到的她是完完整整的。虽然死了,却是完整的,那么也许,也许,我会去报案。可是在这种情况下……”

“我了解。”

“但你还是认为我做错了。”

“当时你不可能有别的选择。”彼得说。

每个人不都是这样吗?我说:“关于对与错,我知道的不多。或许换作我,如果我也有一个后院里有座焚化炉的表兄的话,也许我也会做同样的事。不过我会怎么做并不重要,现在木已成舟,问题是下面该怎么走?”

“走哪儿去?”

“这正是问题。”

那并不是唯一的问题。我问了很多问题,而且大部分都不止问一遍。我反覆询问他们两人故事中的细节,在我的记事本里作了很多笔记。在将事情的片段拼凑起来之后,我们发现似乎整件事情里唯一可以掌握的证据就是弗朗辛·库利,而她也已经化为一缕轻烟了。

我终于合上了记事本,库利兄弟坐在那里等着我吐出第一个字。“从表面上看来,”我说:“他们似乎很安全。他们全程排练过,执行得很彻底,没有留下任何线索。就算有留下蛛丝马迹,到目前为止也还看不见。或许在超市或大西洋街那家店里有人能够指认出其中一名歹徒,或碰巧瞄到一眼车牌号码,这很值得我们花力气去找出这位目击证人。不过目前这个证人只是我们假设的,很可能根本不存在,他所目击的东西可能并不能给我们提供任何头绪。”

“你是说我们一点机会都没有。”

“不,”我说,“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这件案子的调查工作要涉及的不仅仅是他们留下的这一点线索。起始点是他们拿着差不多五十万元逃之夭夭的事实,他们可能做两件事,两件事都可以引起人们的注意。”

凯南想了想。“花掉,”他说,“还有呢?”

“吹嘘。歹徒常常会自吹自擂,如果遇到值得夸耀的事情则更不得了,有时候他们会对那些很乐意转手出卖消息的人吹嘘,要诀在于你得把风声放出去,让大家知道买主是谁。”

“你有什么主意吗?”

“我的主意多得很,”我说老实话,“刚才你想知道我还保有多少警察的成分,我实在不知道,不过碰到这类问题,我的解决方式仍然和带警徽时一样,那就是反复琢磨,直到感觉可以掌握它为止。像这样的案子,我立刻会想到几条不同但都有可能性的调查途径,很可能到头来每一条都会走进死胡同,但仍值得一试。”

“所以你愿意试试看?”

我低头看看自己的笔记本,说:“嗯,我有两个问题:第一,我想我在电话里已经跟彼得提过了,这个周末我本来打算去爱尔兰的。”

“出差?”

“度假。今天早上我刚刚全部安排好。”

“你可以取消啊。”

“我是可以。”

“如果取消会让你在金钱上有任何损失,我一定会费用给予补偿。另一个问题是什么?”

“另一个问题是,不论我办出什么结果来,你会怎么处理?”

“答案你已经知道了。”

我点点头。“这就是问题。”

“你不可能控告他们绑架或谋杀,因为没有犯罪证据,有的只是一个女人失踪了。”

“没错。”

“所以你一定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这样问有什么意义?你真要我说出来吗?”

“但说无妨。”

“我要那些天杀的死!我要在现场,我要自己下手,我要看着他们死!”他说得很平静,很直率,声音里不带感情,“这就是我要的,”他说,“现在我想这件事想得发狂,其他的我一概不想要了,我无法想象自己还会想做任何别的事。跟你想的是不是差不多?”

“差不多。”

“抓走一个无辜的女人,把她剁成肉块,干出这种事情的人,你还会在乎他们的下场吗?”

我想了一下,并没有想太久。“不会。”我说。

“我跟我哥哥会做我们该做的事。你不必参与。”

“换句话说,我只是判他们死刑而已。”

他摇摇头,“是他们自己判自己死刑的,”他说,“就凭他们的所作所为。你只是从旁协助运作而已。怎么样?”

我犹豫了一下。

他说:“你还有疑问,对不对?有关我的职业。”

“那是因素之一。”我说。

“你说我卖可卡因给学生,我并不,呃,我没有在学校里交易。”

“我想你也没有。”

“更准确地说,我并不是卖货的人,我是所谓的贸易商;你知道其中的差别吧?”

“当然,”我说,“你是那条一直都能躲开鱼网的大鱼。”

他笑了,“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特别大的那条。从某些方面来看,其实中间商才是最大的,交易量也最大。我做生意时以重量计,也就是说我要不就带大量的货进来,否则就向有货的人购买,转手给那些少量出售的人。我的顾客或许交易得比我多,因为他们永远都在买和卖,而我一年却只做两三笔生意。”

“不过你还是过得很不错。”

“我过得不错。吃这碗饭风险很大,你要担心法律,还要随时小心那些想坑你的人。通常如果风险大,利润就会高。而且生意就在那里,大家就是要那些货。”

“你所谓的货是可卡因?”

“其实我做可卡因的机会很少,大部分交易的都是海洛因,还有些大麻,不过这两年来差不多都是海洛因。听着,我老实对你说,我不会为此道歉。有人用它,上了瘾,他们会抢自己老妈的钱包,会闯进别人家去偷,会用因为药过量而死,死的时候手臂上还扎着针筒,他们会共用针筒,传染艾滋病,这些事我全都知道。还有人制造枪支,蒸馏烈酒,种烟草。每年死于酒精和尼古丁的人有多少?和死于毒品的人数比较起来又怎么样?”

“酒和烟是合法的。”

“有什么不同吗?”

“有一些差别,虽然我不确定有多大。”

“或许吧。就算有我也没看到。无论是哪一种,货本身都是肮脏的。它能够杀人,或是被人用来自杀或彼此杀戮。但有一点我至少比他们强,我不会去替我卖的东西作广告,不会派说客去国会,不会聘请公关去对大众鬼扯淡,说我卖的屎其实对他们有好处。哪一天人们不想要毒品了,就是我改行作别的买卖的时候了,我也不会到处去哭去嚎,要求政府发联邦补助金。”

彼得说:“但你卖的东西到底不是棒棒糖,宝贝。”

“确实不是。货本身是肮脏的,我从来没说过它不脏。可是我做的部分,是干干净净的去做,我不会去讹人,不会去杀人,我做的是童叟无欺的交易,而且我会谨慎地挑选交易对象。因为这样,我还活着,也是因为这样,我不在监狱里。”

“你曾经入过狱吗?”

“没有,我从来没被逮捕过。所以如果你考虑的是这一点,怕说出去难听,说你替一个人尽皆知的毒贩做事……”

“这并不是我考量的因素。”

“从官方的观点来看,我不是人尽皆知的交易商,不过我可不敢保证缉毒小组或毒品管制署没人知道我,但我没有前科,据我所知,我也从来不是官方调查的对象。我的房子没被监听过,电话没被窃听过。如果有,我一定会知道,刚才我已经告诉你了。”

“对。”

“你坐一会儿,我想给你看样东西。”他走进另一个房间,回来时手里拿着一张镶在银框里的五乘七寸大小的彩色照片。“我们结婚那天照的,”他说,“两年前的事,还不到两年,五月才满。”

他身穿燕尾服,她一身白。他笑得很开心,而她则没有露齿,我先前提过原因。不过她容光焕发,你知道她是从心底里洋溢着快乐。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不知道他们对她做了什么,”他说,“这是我不让自己去想的事情之一。他们杀了她,像屠夫一样剁了她,对着她开了些下流的玩笑,所以我非采取行动不可。因为如果我不做,我就会死!如果我能自己可以,我一定会自己行动,事实上我和彼得已经试过了。可是我们不知从何下手,我们没有这方面的知识,我们不谙步骤。你刚才问的那些问题,所要采取的途径,都让我见识到在这一方面我根本像个无头苍蝇,所以我要你帮我,再高的价钱我都会想办法付,钱不是问题,我有很多钱,只要有必要,我都愿意花。如果你说不,我要么就会去找别人,要么就自己再去试,否则我还能怎样呢?”他隔着桌子伸手把那张照片拿过去,看着它说:“老天,那是多么完美的一天,”他说,“接下来的每一天也都如此,但最后搞得一团糟!”他看着我,“没错,我是个毒品经销商,是个毒贩子,你爱怎么叫怎么叫。没错,我就是打算宰了那几个天杀的人渣。一切都摆明了,你怎么说?是留下还是出去?”

我最好的朋友,那个我想去爱尔兰跟他会合的人,是个职业罪犯。据闻,有天晚上他手提一个保龄球袋,大摇大摆地走过“地狱厨房”的街道,然后从袋子拿出一颗人头。我虽不敢发誓真有其事,但不久前在马斯佩斯体育馆地下室,我就在他的身边,亲眼目睹他一刀斩下一名男子的一只手。当晚我的手里握了一把枪,而我也开了枪。

所以说,在某些方面我仍是个十足的警察,但在另一些方面,我已改变了不少。我早已吞下了骆驼,怎么会被蚊虫噎住?

“我留下。”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