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九点，我才回到旅馆。我和凯南·库利进行了一次长谈，我的笔记本里写满他朋友、合伙人和亲属的名字。我到车库里去检查过那辆丰田汽车，找到播放机里那盘贝多芬音乐磁带。除此之外我在弗朗辛的车里没有发现其他的线索。

我没能有机会检查那辆运回她的尸块的灰色天霸车。由于绑架者违规停车，交通局的拖车在周末来把它给拖走了。我当然可以去追踪，但又有什么用呢？那肯定是专门为这次运尸块而偷来的车，种种迹象表明很可能在被偷之前它就已经被废弃很久了。警方搜证小组或许能够根据在后车厢或车内发现的诸如污渍、纤维或印记之类的线索，展开一条值得追踪调查的路线，可是我没有那样的人力，我只能在布鲁克林到处乱转，找一辆不能告诉我任何秘密的烂车。

我们三个人坐着那辆别克开了很长一段路，我们沿着案发当天的路线，一路经过达戈斯蒂诺超市和大西洋街上的阿拉伯美食店，然后往南开到海洋大道以及法拉格特大道交叉口的第一个电话亭，接着再往南到弗莱特布什区，之后沿着N大道向东开到韦特兰斯大道上的第二个电话亭。我并不需要亲眼去看这些出事地点，盯着一部公用电话看其实搜集不到多少情报，但根据经验，去亲历一下现场，去走走那些人行道和楼梯，总是都能帮你掌握到那种真实感。

这样做同时可以让我从头再询问库利兄弟一遍。通常警方在做调查时，目击证人几乎都会抱怨他们总要不断地对不同的人重复叙述同一件事。对他们来说这样似乎毫无意义，但其实不然。如果你叙述的次数足够多，而且讲的对象又都不一样，或许你会想起以前忘记的事，而且不同的人可能会听到别人忽略的细节。

途中我们在弗莱特布什区一家叫阿波罗的咖啡店停下。三个都点了希腊圆饼夹肉，味道不错，可凯南几乎没碰他盘子里的东西。后来在车上他说：“我应该点个蛋或者别的什么，从那天晚上开始我对肉就一点胃口都没有。我吃不下去，一看到就反胃。我相信这种感觉一定会过去的，不过现在我应该叫别的东西。简直莫名其妙，点的东西送来了，我却吃不下去。”

彼得开着那辆凯美瑞送我回家，但他自己得回殖民路弟弟家住。绑架发生之后他一直住在那儿，睡客在客厅的沙发上。他需要回家拿些衣服。

若非如此，我会打电话叫辆出租车。我搭地铁很自在，很少觉得不安全，可是口袋里揣着一万元现金还去坐地铁，似乎省得过头了。万一真碰到抢劫，肯定会觉得自己愚蠢之极。

那笔钱是付给我的定金，两捆百元大钞，每捆五十张；这两捆钱和拿去赎弗朗辛·库利的八十捆一模一样。对于应该收多少费用，我一向很头痛，但这一次我省了作决定的麻烦，凯南把那两捆钱丢在桌上问我这样够不够，我说他付得太多了。

“我出得起，”他说：“我的钱多得是。他们没有榨干我，还差得远哪。”

“你付得出一百万吗？”

“要出国才行。我在凯曼斯群岛开了个户头，里面有五十万。下面的保险箱里有将近七十万。如果我打几个电话，其实应该可以在纽约凑到三十万。因此我常常想——”

“想什么？”

“哦，只是胡思乱想。比如，假如我付了一百万，他们会不会让她活着回来？或者说如果我在电话上的口气缓和一点，如果我礼貌一点，拍拍他们的马屁之类。”

“他们还是会杀她的。”

“我也是这么告诉自己的，可是我怎么能确定呢？我没有办法阻止自己不去想是不是有哪一件事我应该做却没有做。或者我一开始就来硬的，不确定她还活着，就一毛都不给。”

“他们打电话来时她可能已经死了。”

“但愿你说的是真的，”他说，“可我不能确定。我一直在想，我本来一定可以做些什么，把她救回来。我一直都觉得是我的错。”

我们从高速公路回曼哈顿，先走海岸公园大道，然后由高恩努斯进隧道。当时交通并不拥挤，可是彼得开得很慢，时速很少超过四十英里。刚开始我们没怎么讲话，似乎静默似乎会一直持续似的。

“前两天可真是不好受。”他终于开口了。我问他是怎么撑下来的。“哦，我没事。”他说。

“近来你有没有参加聚会？”

“我去得还是比较规律的，”过了半晌他说，“可是这件鸟事发生之后一直没机会去，你也知道我很忙。”

“你要保持清醒，否则你对你弟弟一点好处都没有。”

“我知道。”

“湾脊区也有聚会，你不必大老远地进城。”

“我知道。昨天晚上我本想去的，可惜没赶上。”他用指头敲打着方向盘，“我本来以为今晚我们可以早点进城，去圣保罗教堂，可是又错过了。等我们到的时候都已经快十点了。”

“休斯顿街上十点钟有个聚会。”

“哦，我不知道，”他说，“等我回房间，拿了东西……”

“万一你错过十点的，十二点还有一场，同样地点，休斯顿街，在第六大道和瓦里克街之间。”

“我知道地点。”

他的语气告诉我他不希望我再说下去。过了一会儿他说：“我知道我应该去参加聚会。我会尽量赶十点那一场。至于午夜嘛，我不知道，我不想让凯南一个人独处太久。”

“也许明天早上你可以去参加一个在布鲁克林举行的聚会。”

“也许吧。”

“那你的工作呢？也不去了？”

“就这一阵子。周五和今天我都打电话去请病假，就算他们想炒我鱿鱼，也没什么大不了的，那样的工作并不难找。”

“什么样的工作？送快递？”

“其实是送午餐，替五十七街和第九大道上一家熟食店跑。”

“一定不好过，你干一份只能糊口的工，你弟弟却大把地捞钞票。”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我必须把这些事情都分开，你知道吗？凯南要我替他工作，或者跟他一起做，随便你怎么说。可一旦进了那一行，我就不可能保持清醒。倒不是因为你整天和毒品在一起，真正的情况并不是那样的，你跟货其实很少实际接触。而是整个态度的问题，我指心态，你懂我的意思吧？”

“当然。”

“至于聚会的事，你说得对。知道弗朗辛的事以后我一直很想喝酒。我是说从她被绑架开始，在他们还没做下那事以前。虽然还没到无法控制的地步，不过要不去想，很难。我把它推开，可它马上又回来了。”

“你有没有跟你的辅导员联络？”

“我其实并没有辅导员。刚开始戒的时候他们给我安排过一个临时的，开始我会按时打电话给他，可是后来好像慢慢就疏远了。他很难找。我应该去找个固定的辅导员，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没去做这件事。”

“等哪一天……”

“我知道，你有辅导员吗？”

我点头，“我们昨晚才见面。通常每个礼拜天吃个饭，谈谈彼此一个星期以来的生活。”

“他会给你忠告吗？”

“有时候，”我说，“可是我还是我行我素。”

我回到旅馆房间，立刻就打电话给吉姆·费伯。“我刚才还跟别人提到你，”我告诉他，“那个家伙问我你有没有给我提过忠告，我说我都确实遵从你的建议。”

“没有当场被雷公霹死算你运气好。”

“我知道，可是我决定不去爱尔兰了。”

“是吗？昨晚你好像已经打定主意了嘛。睡了一觉就改变想法了？”

“不是，”我承认，“想法还是差不多，今天早上我还去旅行社弄到一张便宜机票，本来星期五晚上就要飞过去。”

“哦？”

“结果今天下午有个人给我一份差事，我答应了。你想不想去爱尔兰待三个星期？我的机票好像不能退。”

“你想好了？浪费这笔钱多可惜。”

“他们跟我说这是不能退的，而且我已经付了钱。没关系，这份工作让我可以捞一笔，损失两百块无所谓。不过我还是想让你知道我决定不去所多玛和贝哥拉了。”

“听起来像是你在设计陷害你自己，”他说，“所以我才担心。过去你和你的朋友在他的酒吧里泡，但却一直没有沾酒……”

“他一个人把我们两人的全喝了。”

“不管是什么情况，反正起作用了。可是一旦到了海洋的另一边，你能找到的援助却在几千英里之外，加上你最近焦躁的情绪……”

“我知道。不过你现在可以安心了。”

“虽然不是我的功劳。”

“哦，这我就不知道了，”我说，“或许就是因为你。上帝的行事方法是很神秘的，他的奇迹无处不在。”

“对啊，”他说：“可不是！”

埃莱娜认为我最后还是决定不去爱尔兰很可惜。“把这份工作不能延一延吗？”她说。

“不行。”

“如果星期五以前你就把它办完呢？”

“可能星期五我才刚刚开始。”

“真可惜，不过你好像一点也不失望嘛。”

“一点也不。至少我还没打电话给米克说我会去，不必再打个电话告诉他我改变主意了。老实说，我很高兴得到这份差事。”

“可以让你集中精神做事。”

“没错。这才是我真正需要的东西，而不是度假。”

“是件好案子？”

我没把所有内容都告诉她。想了一会儿，说：“是件可怕的案子。”

“哦？”

“老天，现在的人竟会这样自相残杀！你大概以为我已经见怪不怪了，可是我永远都不可能习惯。”

“你想谈谈吗？”

“等我们见面再谈吧，明天晚上还是照常？”

“除非你的工作让你没办法走开。”

“应该不会。我大概七点左右去接你，如果我要晚到，会先打电话给你。”

我泡了个热水澡，一夜好眠。早上我到银行，在保险箱的积蓄里又加了七十张百元大钞。我往支票帐户里存进了两千元，把剩下一千元塞进屁股口袋里。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急切地把钱送出去。以前我常会在空荡荡的教堂里花很长时间发呆，会乖乖地缴我的宗教税，把收到的现金拿出百分之十，不多不少，塞进经过的济贫箱里。戒酒之后，这种古怪的习惯就慢慢不见了。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这么做了，也说不出以前为什么会养成这种习惯。

我也可以把我那张爱尔兰机票塞某个济贫箱里，反正它对我也没什么用处。我去旅行社问了一下，确定机票果真不能退。“我建议你去找一位大夫帮你开张证明，说你因为医疗理由，必须取消行程，”旅行社的人说，“可是这个情形没有用，因为你要对付的不是航空公司，而是那种跟航空公司集体买票，然后再廉价卖出的私人公司。”他好心提议替我转卖，于是我把票留给他，步行去乘地铁。

我一整天都待在布鲁克林。昨晚离开殖民路那栋房子时我身上带着弗朗辛·库利的照片，我拿着它到第四大道的达戈斯蒂诺超市和大西洋街阿拉伯美食店附近到处给人看。其实已经有点为时已晚，我并不喜欢这种情况——今天是星期二，绑架案发生在星期四——但也没办法了。假如彼得在星期五打电话给我，而不是等到周末过了才找我，情况就会好很多，可是，那时他们有别的事要做。

除了照片，我还给那些人看我在一家可靠的侦探社印的名片。我解释说我是为了一桩保险理赔案在进行调查。我的一个客户的车子被另一辆车擦撞，对方撞了就跑，没有停下来，若能确定对方的身份，客户索赔的过程将会加快很多。

我在达戈斯蒂诺超市和那儿的一位收银员谈过，她记得弗朗辛，因为她是常客，而且总是付现金；在我们这个社会，这可是一项值得铭记在心的特征，可这却是毒品交易世界里的习惯作法。“我还可以告诉你一件事，”那女人说，“我敢说她一定很会做菜。”我的表情一定很困惑。于是那女人接着说：“她不买已经加工好的食物，不买冷冻食品，永远只买新鲜的材料。像她这么年轻的女人，下厨房的可不多喽，而且你绝不会在她的篮子里找到一包电视晚餐。”

提物僮也记得她，主动告诉我她每次都会给两块钱小费。我问他有没有看到一辆货车，他记得一辆蓝色厢型货车停在前面，后来跟着她开走了。他没注意到车型及车牌号码，但对于颜色却颇为肯定，仿佛记得车身一侧漆有类似电视修理之类的字样。

大西洋街那边的人记得的事情比较多，因为能引人注意的事比较多。收银台后面的女人立刻认出照片里的人，告诉我弗朗辛那天买了什么——橄榄油、芝麻酱、福尔红豆，还有一些我听不懂的玩意儿。但是绑架发生时她没有看到，因为她正在招呼另外一位客人。不过她知道有怪事发生，因为有位客人走进来说看见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从店里跑出去，跳进一辆货车后面。那位客人很担心，怕店里遭抢，那些人总是抢了就跑。

中午前我又找到几个人，和他们谈过，本来想到隔壁去吃个午餐，却记起自己曾向彼得·库利提出的忠告。周六之后我自己也没有参加过任何聚会。转眼就到了礼拜二，今晚我又会和埃莱娜在一起。我打电话到聚会办公室，得知十分钟路程以外的布鲁克林高地十二点半有聚会。那天的主讲人是位老太太，外表上看起来异常端庄，可是从她的故事里知道的她戒酒前的经历却恰恰相反。她以前是个流浪妇，睡在人家门口，从来不洗澡，不换衣服。她不断强调以前她有多肮脏，味道有多臭。听她的故事，实在很难跟坐在桌子前的本人联系在一起。

聚会之后，我回到大西洋街继续做没做完的事。我在一家熟食店里买了个三明治和一罐奶油苏打水，顺便询问了一下那里的老板。然后我站在店外头吃我的午餐，吃完了再去找街角的报摊伙计和一两位顾客谈谈。我走进阿莱波餐厅，跟他们的出纳和两位服务生谈过。然后又回到阿尤布的店——我也开始这么称呼那家阿拉伯美食店，因为和我谈话的那些人都这么叫。等我回去的时候，那女人想起那位怕店里遭抢顾客的名字。我在电话簿里查到那个人，打过去的时候却没人接电话。

到了大西洋街之后，我已放弃我编的那个保险理赔调查的故事，因为那跟他们看到的情形会有出入。不过我也不想让那里的人觉得有像绑架或谋杀这样严重的事发生了，或许有人会认为作公民的有义务报警。我想出来的故事内容大致如下，但随时会因我的谈话对象而稍做更动：

我的雇主有个妹妹，正考虑跟一位想留在美国的非法居民办假结婚，男方有个女朋友，这位女朋友的家人非常反对这桩婚事。这个女朋友有两个亲戚，都是男的，最近一直在骚扰我的雇主，想说服她叫她也帮着一起说服妹妹取消这桩婚事。她同情他们的立场，但实在不想卷入纠纷。

星期四他们一直跟着她来到阿尤布的店。等她从店里出来时，他们找了个借口架她上了货车，然后开车到处转，企图说服她。等他们放她下车时，她已经有点歇斯底里了，为了挣脱那帮人，她不仅丢掉了她买的东西（橄榄油、芝麻酱等等），也把皮包给丢了，当时皮包里有一个价值颇高的手镯。她不知道这两个男人的姓名，也不知道该怎么去找他们，所以……

这个故事其实说不怎么通，但我也并没有想说服电视台替它拍个电视剧，只想拿来让一些基本上都满正派的市民安心，让他们觉得尽力帮忙是件既安全又高尚的行为。结果我得到很多免费的忠告，比如：“这种婚姻最靠不住了，叫她跟她妹妹讲，不值得的。”不过同时我也得到不少情报。

四点刚过，我决定下班，坐地铁回哥伦布圆环，恰好躲过高峰时段。柜台有我的信件，大部分都是广告。只因为依据目录向邮购公司订购了一样东西，现在我每个月都收到一打以上的目录。我住的房间很小，连摆目录的空间都没有，何况目录里介绍的我已经买了的东西。

上楼之后我把所有信件都丢掉，只留下电话帐单和两张留言，两张都写着“凯南·咖喱”打电话来，一次在两点半，另一次在三点三刻。我没有立刻回电话，我已经累坏了。

一天下来，我已经精力透支。其实我并没有做什么耗费体力的事，没有花八个小时去扛水泥包，可是跟这么多人谈话令我精疲力竭。你必须一直集中精神，如果你在编故事，就更加累人。除非你是个病态的说谎狂，否则讲假话比讲老实话辛苦多了；这就是测谎器的原理，根据我的经验，它很有道理。讲一整天的谎话、演一整天戏，很容易就榨干你的精力，更何况大部分时间我还是站着的。

我冲了个澡，补刮了一下胡子，然后打开电视跷起脚闭上眼睛听了十五分钟的新闻。差不多五点三十分的时候，我打电话给凯南·库利，告诉他虽然没有明确的结果报告，但仍有了些进展。他想知道他能做什么。

“现在还不用，”我说，“明天我会回大西洋街去看看还能不能搜集到更多的信息。等我那边的事办完了，会去你家。到时你会在家吗？”

“当然，”他说，“我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我设定了闹钟，再一次闭上眼睛，闹钟在八点半把我从梦里惊醒。我穿上西装，打了领带，去埃莱娜家。她替我倒了咖啡，能自己倒了杯矿泉水。然后我们坐出租车往上城走到亚洲协会，最近那儿在举办一个展览，以印度的泰姬陵为主题，和她在亨特学院修的那门课不谋而合。我们穿过三个展览室，跟着人群走进另一个房间，坐在折叠椅上听一位乐师演奏锡塔尔琴。那位乐师是好是坏，我一点概念都没有。我不知道怎么有人可能分辨得出来，甚至怀疑如果他的乐器走音了，他自己到底能不能够察觉出来。

之后有一个只供应葡萄酒和奶酪的接待会。“我们不必待太久。”埃莱娜耳语。经过几分钟的微笑和寒暄之后，我们已经在街上了。

“你喜欢刚才的每一分钟。”她说。

“还行。”

“我的老天，”她说，“男人为了性，愿意作的牺牲可真大啊！”

“好了，”我说：“真的没有那么糟，印度餐厅放的都是这种音乐。”

“但是在餐厅里你可以不听。”

“谁听了？”

我们去一家意大利餐厅吃晚餐，喝意大利浓缩咖啡时我告诉她关于凯南·库利的事，还有他太太的遭遇。等我说完了，她坐在那儿好一会儿，只低着头盯着眼前的桌布，仿佛上面写了字似的。然后她慢慢抬起眼来看我。她是个很能干的女人，也是个很有忍耐力的女人，但在那一刻却看起来动人的脆弱。

“上帝啊！”她说。

“现在的人就是这样！”

“什么都可以，是不是？没有限度，”她啜了口水，“那种残酷、彻底的虐待狂。为什么有人……算了，为什么要问为什么呢？”

“我想一定是因为可以得到快感吧，”我说，“做这件事的时候，他们一定觉得很痛快，不只是杀人的时候，还有折磨他，耍得他团团转，告诉他她会在车上，等他去的时候又告诉他她会在家里，最后再让他在一辆废车的后车厢里找到被切成一块块的她。杀她不见得一定是虐待狂，因为他们可能想到留下一个可以指认他们的证人很不安全，可是像他们这样剜人痛处的做法，完全没有实际的好处。分尸是很麻烦的。对不起，这种话题在餐桌上谈真是棒透了，对不对？”

“若是当作床边故事来讲，那效果就更不能比了。”

“马上让你觉得很有性趣，嗯？”

“要让女人兴奋，什么都比不上这个。不过真的，我不介意。我是说我在乎，我当然会在乎，但我不是那种怕东怕西的人。这件事很恶心，把人剁成一块块的，但这部分其实是最不重要的部分，不是吗？真正令人震惊的是世界上居然存在这样邪恶的东西，而且它随时随地会跳出来，毫无理由的一下弄死你。这才是恐怖的事，无论是空肚子或饱肚子听都一样难受。”

我们回她的公寓后，她放了一张我们俩都喜欢的锡达·沃尔顿的钢琴独奏。我们坐沙发上，都没怎么说话。播放结束后她翻了一面，第二面演奏到一半时我们进了卧室，以一种奇异的强度做爱。结束之后好半天不说话，最后她说：“告诉你一件事，小子，如果我们再继续这样下去，有一天我们就会变得很棒。”

“你真的这样认为？”

“到时候我可不会觉得惊讶。马修？今晚在这儿过夜吧。”

我吻她。“我本来就有这打算。”

“嗯……这打算很好，我不想一个人呆着。”

我也不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