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我很晚才睡。我想睡，睡不着；想看书，看不下去。最后坐在黑暗的窗前，望着外面街灯下的雨丝。我坐在那儿想一些长长的思绪。“年少的思绪，是长长、长长的思绪。”我曾经在一首诗里读到过这样一句，其实在任何年龄，你都可以有长长的思绪，如果你睡不着，而天又下着细雨的话。

十点多电话铃响时我还在床上。TJ说：“你有笔吗，大哥？你要情报吗，快记。”他一古脑儿的念出两个七位数的电话号码，“最好写下区号718，因为你得先拨这个号。”

“这会拨到哪里？”

“真奇怪，居然第一次打电话就遇到你在家。大哥，找你还真得碰运气！星期五下午打电话找你，星期五晚上打电话找你，昨天一整天、一整夜，直到午夜还在打电话找你。大哥你可真难找！”

“我出去了。”

“我用小指头想想也知道应该是这样。大哥，你派我去的任务可真不赖。老布鲁克林，走几天也走不完。”

“它的确很大。”我表示同意。

“大得让人受不了啊！我去的第一个地方，坐到最后一站下车，火车从地下钻到地上，可以看到一堆漂亮房子，像电影里的老镇，完全不像纽约。走到第一部公用电话，打给你，没人在家。又继续追第二部公用电话，大哥，那是什么鸟路，那么长！有几条街，我在街上走，那儿的人全瞪着我瞧。黑鬼！你来这里做什么？虽然没一个人讲出来，但你不必很用力听，就可以听到他们心里在想什么。”

“可是你没惹麻烦。”

“大哥，我从来不惹麻烦。我呢，是这么做的，我在麻烦看到我之前，就会先看到它。我找到第二部电话，再打给你，找不到你，因为你不让我找到。所以我就想啦，嘿，搞不好这附近就有地铁站，因为离我刚才下车的地方已经有八百英里了。我就走进一家糖果店，问吧：‘请问您，最近的地铁车站在哪里？’我就是这样讲的哦，你知道，就跟电视上报道新闻的人讲话一样。那位老兄又瞪我，‘地铁？’好像他这辈子没听过这两个字，这个概念好像让他脑筋转不过来哦。于是我干脆照原路走回去，大哥，一直走到弗莱特布什线的底站，因为至少我知道那条路怎么走。”

“那好像就是最近的地铁站。”

“你好像说对喽，因为后来我看了地铁地图，真的就是那一站最近。另一个留在曼哈顿的理由，大哥，就是你永远不会离地铁站太远。”

“我会铭记在心。”

“我真希望我打电话的时候你在家。我全设计好了，我念电话号码给你听，然后说，‘现在就打。’于是你拨那个号码，我接起来说：‘就是我。’现在告诉你感觉就不酷了，可是那个时候我不真是等不及了。”

“你是说那些电话上都贴着号码吗？”

“哦，对了！我都忘记说了。第二部，就是走了好长好长一段路去到韦特兰斯大道上的那部，路上每个人都用很奇怪的眼光看我，那部上面有号码。可是另一部，在弗莱特布什大道和法拉格特路交叉口的那部，没有号码。”

“那你怎么知道号码的？”

“咦，我有办法啊，我不是早告诉你了吗？”

“说了不只一次。”

“我呢，就打电话给接线员，说：‘嘿，女孩，搞什么啊，这部电话上面没号码，我怎么知道我现在在用哪个号码？’她跟我解释了一大堆，说什么她没办法告诉我号码啦，不能帮我的忙啦。”

“好像不太可能。”

“我也是这么想。他们有那么多仪器，你打电话去查号台，她们答得比你问得还快，怎么可能没办法告诉你自己打的这部电话的号码呢？然后我想啦，TJ，你是猪啊，他们把号码拿掉，就是为了对付那些毒贩，你还用那种毒贩的语气去问人家。于是我又拨了一次0，因为你可以整天打电话给接线员而不用花半毛钱，免费服务！而且每次接电话的人都不一样，对不对？所以这次是另一个妞儿跟我讲话，我把街头混混的腔调全部拿掉，说，‘小姐，有件事想请您帮个忙，我现在在打公用电话，需要把电话号码留给公司，让他们打回来，可是有人用喷漆在电话外壳上乱涂，让我无法看清楚号码，不知道你可不可以帮我查一下，然后告诉我。’我还没讲完哦，她就把号码念给我听了。马修？噢，操！”

电话录音又插进来要钱。

“钱用完了，”他说，“我得再喂一个硬币进去。”

“把你的号码给我，我打给你。”

“不行。我现在不在布鲁克林，也没有骗到这部的电话号码。”电话响了一声，他喂的硬币掉了下去。“好了，现在没问题了。怎么样，我拿到那个号码的方法很老练吧？你听得到吗？怎么不说话？”

“我太惊讶了，”我说，“我不知道你还能用这种语气讲话。”

“什么语气？你是说像普通人啊？当然可以。虽然我在街头混，但这并不表示我无知啊。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大哥，现在，你是在跟一只双语猫讲话。”

“哇，真令我印象深刻。”

“真的吗？我猜我安全去到布鲁克林，又安全回来，大概会令你印象深刻。接下来你要我做什么？”

“目前还没事。”

“没有？总有我可以做的事吧。这一次我表现不错吧？”

“你很棒。”

“你不需要是火箭科学家，也能找得到路去布鲁克林再回来。可是从接线员那里拿到电话号码的那招就酷了，对不对？”

“绝对。”

“我很有办法的。”

“非常有办法。”

“可是你今天还是没工作给我做。”

“恐怕没有，”我说，“过一两天再打电话过来问我。”

“问你，”他说，“大哥，只要你说一句，我随时打电话问你都可以，问题是你根本不在那里让我问嘛。你知道谁才应该装个寻呼机吗？大哥，就是你！我可以传呼你，然后你心里就想，‘一定是TJ想找我，一定很重要。’什么事这么好笑？”

“没什么。”

“那你干嘛笑？我每天都打电话问你，大哥，因为我觉得你需要我替你工作。别和我争论，阿伦！”

“嘿，我喜欢这个韵。”

“我就知道，”他说，“专门留给你的。”

星期天一整天都在下雨，大部分时间我都待房间里。我打开电视，在网球赛、ESPN和高尔夫球赛之间转来转去。有的时候我可以专心看完一场网球比赛，但那一天不行。我从来没办法好好看高尔夫球赛，但高尔夫球赛的画面漂亮，解说通常也不像其他运动比赛中的那么唠叨，所以当我在想别的事情时，看看高尔夫球赛还不错。

下午过了一半，吉姆·费伯打电话来取消我们的晚餐约会。他太太的一个表亲去世了，得去露个面。“我们可以约在哪里喝个咖啡，”他说，“只可惜现在天气这么坏。”

结果我们在电话上谈了十分钟。我提到我担心彼得·库利，怕他会开始喝酒或嗑药。

“听他描述海洛因那个样子，”我说，“连我都想试试。”

“我注意到毒虫都有这种特点，”他说，“总是很渴望、很向往的样子，好像一个老头子在悲叹逝去的年少时光。你知道你是没办法帮他保持清醒的。”

“我知道。”

“你没在辅导他吧？”

“没有，不过他也没有别的辅导员。昨晚他把我当成辅导员了。”

“他最好不要正式要求你做他的辅导员。你跟他弟弟已经有一层工作上的关系，所以多少跟他也有点关系了。”

“我想到了这一点。”

“而且即使他真的开口要求了，也不表示他就是你的责任。你知道做一个成功辅导员的首要条件是什么吗？就是自己保持清醒。”

“这话很耳熟。”

“大概是我讲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帮任何人保持清醒。我是你的辅导员，我帮你保持清醒了吗？”

“没有，”我说，“不论有没有你，我都一直保持清醒。”

“是不论有没有我，还是故意要跟我过不去？”

“或许两种因素都有一点吧。”

“彼得到底有什么问题？因为不能喝一杯或打一针，就自怨自艾？”

“是用鼻子吸。”

“嗯？”

“他不敢用针筒。不过你说得对，大致就是这么回事儿。而且他还对上帝很不满。”

“操！谁不是啊？”

“因为什么样的上帝才会让那种事发生在像他弟妹那么好的人身上呢？”

“上帝经常做这种事。”

“我知道。”

“或许上帝有自己的理由，或许耶稣基督需要她去当一束阳光，你还记不记得那首歌？”

“好像没听过。”

“我祈祷你永远都不要从我嘴里听到，我不喝醉是唱不出来的。嘿，你看他是不是跟她有一腿？”

“谁跟谁有一腿？”

“还能有谁？彼得和他弟妹？”

“天哪，”我说，“我怎么会这么认为？你的思想真他妈肮脏，自己知不知道？”

“近墨者黑嘛。”

“肯定是。不，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他只是很难过，而且我觉得他想喝酒又嗑药。我希望他不会真的去做，就是这样。”

我打电话给埃莱娜，告诉她我晚餐时间有空了，可是她已经跟她朋友莫妮卡约好，请她去家里玩。她说她们打算叫中国菜，欢迎我加入，这样可以多叫几样菜。我说算了。

“你怕我们整晚都在聊女人的话题是不是？”她说，“你的顾虑大概是有道理的。”

我在看《六十分钟》的时候，米克·巴卢打电话来。我们聊了一二十分钟。我告诉他本来我已经订好机票准备去爱尔兰了，后来又不得不取消行程。他为我不能去感到遗憾，但同时也为我找到事情做而高兴。

我跟他讲了一点点我现在的工作，但没告诉他我在替什么样的人工作。他对毒贩毫无同情心，偶尔还会闯入那种人家里拿点儿现钞，补贴补贴自己的收入。

他问纽约天气如何，我说已经下了一整天雨了。他说那边永远都在下雨，搞得他连太阳是什么样子都记不得了。噢，还有，我听说了没？他们已经证实上帝是爱尔兰人了。

“真的？”

“真的，”他说，“你看看这些事实嘛。他一直到二十九岁还父母住在一起；明天就要死了，最后一个晚上还跟哥儿们出去喝酒：他相信他妈是处女，而他妈那个好女人呢，则认定他就是上帝。”

新的一周终于开始了。我卖力地查着库利案，先查出经手利拉·阿尔瓦雷斯谋杀案的警官是谁。利拉·阿尔瓦雷斯便是那个陈尸绿林墓园的布鲁克林学院的学生，那个案子并不属于第七十二分局，而是由布鲁克林刑事组一位名叫约翰·凯利的刑警负责调查的，但我一直找不到他本人，也不想给人留下我的姓名和电话号码。

星期一我和埃莱娜见面。她的电话并没有因为强奸案受害者纷纷来电而忙得不可开交，令她好不失望。我告诉她搞不好她一个电话都接不到，有时候就是这样，你得在水里丢下很多很多鱼饵，等上好久还不见一条鱼来咬。何况现在还早，我说。跟她在电话里聊过的人可能过了周末才会开始打电话。

“周末已经过啦。”她提醒我说。我说就算那些人打了电话，或许要等一阵子才会找到那些受害者，而且那些受害者可能还得考虑个一两天，才会决定打这个电话。

“或决定不打。”她说。

星期二，仍然没有电话进来，她更加沮丧。但等到星期三晚上我跟她通话的时候，她却非常兴奋。好消息是有三个女人打电话来；坏消息是没有一个听来跟绑架弗朗辛·库利那帮人有关系。

一个女人在她公寓外面的走廊里被一名单独行动的攻击者袭击。他强奸了她，还抢了她的皮包。另一个女的让别人载她回家，因为她以为对方是同班同学；他亮出一把刀，命令她去后座，可是她逃脱了。

“他是个瘦巴巴的小男孩，又单独行动，”埃莱娜说，“所以我觉得把他列入考虑似乎太牵强了。第三个打电话来的是约会强奸，或者叫泡马子强奸，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称呼这种案例的。根据那女人的说法，她和她的女朋友在阳光岸一家酒吧里钓到两个男的，她们坐上男的车子出去兜风，然后她女朋友晕车，他们只好停车，让她下车呕吐。结果他们居然就开车跑了，把她丢在那里，你相信有这种事吗？”

“是不太体贴，”我说，“不过这样好像不叫强奸。”

“真是绝了。后来他们又兜了一阵子，然后他们回到她家，要求跟她上床，她说门儿都没有，你们把我当作是什么女人，又说了些类似的话。最后她终于答应干其中一个，就是跟她配对的那个，另一个人可以在客厅里等。当然他没照做，他们俩正要开始时他就走进来看，这下子对浇熄他的欲火实在帮助不大，你也可以想象。”

“然后呢？”

“然后他说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她说不、不、不，最后她决定替他口交，因为那是唯一可以摆脱他的办法。”

“她跟你讲这些？”

“当然用字造句比较含蓄，不过基本上就是这样。然后她去刷了牙，打电话叫警察。”

“说她被强奸了？”

“我同意啊。那男的从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变成如果不让我痛快，我就踢掉你的牙，我认为这样已经符合强奸的标准了。”

“哦，那当然，如果他这样硬来的话。”

“不过听起来还是不像我们要找的家伙。”

“嗯，一点都不像。”

“如果你想继续查下去的话，我把她们的电话号码抄下来了，而且我跟她们讲只要制作人决定做，我们就会打电话跟她们联络，不过目前拍片计划有点问题。对不对？”

“一点没错。”

“所以说虽然我没得到有用的情报，接到三个电话还是很令人鼓舞的，你说是不是？而且明天可能会有更多电话。”

星期四来了一个电话，本来听起来还挺有希望的。一个三十出头的女的在圣约翰大学修研究院的课，在校园里的停车场上正要打开自己车门的时候遭到三个男人用刀挟持。他们全挤进她的车里，开到坎宁安公园，在那里跟她口交及阴交，不只用一把刀不断威胁她，恐吓她要切除她的身体各部分，而且真的割伤她的一条臂膀，不过可能是不小心割伤的。等他们都办完事了以后，他们把她丢在那里，驾着她的车跑了。到现在案发已经快七个月，那辆车还没找到。

“但不可能是他们，”埃莱娜说，“因为那三个男的是黑人。在大西洋街作案的那些人是白人，对不对？”

“对，所有目击证人都这么说。”

“嗯，这几个是黑人。如果我一直追问她这一点。她一定觉得我有种族歧视，或是我怀疑她有种族歧视，否则干嘛紧咬着强奸犯的肤色问个不停？当然对我来说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这么一来就表示她并不符合我们的条件了，除非那帮人在去年八月到现在这段时间里，想出个法子改变肤色。”

“如果他们有这个本事，”我说：“那他们就绝对不只值四十万了。”

“你真好。总之，我觉得自己好像白痴，不过我还是抄下了她的名字和电话号码，告诉她只要计划通过就会联络她。还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你想不想听？她说不管这件事会不会有结果，她都很高兴自己打了这个电话，因为能讲出来对她帮助很大。事情刚发生的时候她常常讲，也作了些心理辅导，可是她已经很久都没提这件事了，她觉得好过很多。”

“一定也让你觉得很好。”

“她还以为我是辅导人员，暗示能不能一周来我这儿一次作治疗，我跟她讲我是制片的助理，这两份工作需要的技巧是一样的。”

同一天，我终于找到了布鲁克林刑事组的约翰·凯利刑警。他还记得利拉·阿尔瓦雷斯案，说那实在很可怕。她是个很漂亮的女孩，而且每个认识她的人都说她是个又很听话又用功的学生。

我说我在写一篇关于在不同寻常的地点弃尸的报道，问他尸体在被发现时有没有不异样之处。他说尸体曾遭肢解，我问他是否能说得详细些，他说还是不说的好。一方面是因为该案某些部分他们想保密，另一方面是顾及到女孩家人的感受。

“我想你一定可以谅解。”他说。

我又试了几个不同的策略，结果都是碰壁。我谢谢他，正打算挂电话的时候，突然想到问他是否曾在七十八分局上过班，他问我为什么问这个。

“因为以前我认得一个在七十八分局上班的约翰·凯利，”我说，“不过我看你们绝对不是同一个人，因为他现在早已过了退休年龄了。”

“那是我父亲，”他说，“你说你姓斯卡德？你到底是干什么的，记者？”

“不，我自己也办案。曾经在七十八分局待过一阵，然后转到曼哈顿第六分局，在那里升了刑警。”

“噢，你是刑警？现在变成作家了？我父亲常说要写一本书，不过他是光说不练。他退休大概有八年了，现在在佛罗里达家中的后院里种葡萄柚。我认识很多警察都在写书，至少他们是这么说的，不然就是说在计划中，不过你真的在写？”

是时候转变话题了。“不。”我说。

“什么？”

“刚才都是胡扯，”我坦承，“我现在是私家侦探，离开警界后就开始做这行。”

“那你到底想知道阿尔瓦雷斯案的哪些事？”

“我想了解肢解的内情。”

“为什么？”

“我想知道是不是切除肢体。”

一阵静默，时间长得足以让我懊悔根本不该提出这一连串问题。然后他说：“你知道我想知道什么吗，先生？我想知道你他妈的到底是从哪里钻出来的。”

“一年多以前在皇后区出了一个案子，”我说，“三个男人从伍德海芬的牙买加大道上掳走一个女人，然后把她丢在森林公园一个高尔夫球场里。除了各种凌虐的痕迹，他们还切除了她两根指头，塞进她的，呃，身体开口处。”

“你有什么理由认为这两件案子是同一伙人干的？”

“没有，但我有理由相信做掉戈特斯坎德的凶手没有就此罢手。”

“皇后区那个女的姓戈特斯坎德？”

“对，玛丽·戈特斯坎德。我一直想把杀她的凶手和其他案件连在一起，阿尔瓦雷斯案看起来很有可能，可是对于那件案子，我知道的仅限于报纸上的报道。”

“阿尔瓦雷斯的屁眼里塞了根指头。”

“戈特斯坎德也一样。她前面还塞了一根。”

“在她的——”

“对。”

“你跟我一样，不喜欢说出死人的那些部位。妈的，你去验尸化验室晃晃，那些家伙一个比一个猥亵。我猜他们是不想让自己有任何感觉吧。”

“也许吧。”

“可是我总觉得这样太不尊敬人了。那些可怜人，她们还能要求什么呢？不就是在她们死后给她们一点点尊重。杀她们的人可一点都不尊重她们。”

“嗯。”

“她的一个乳房不见了。”

“什么？”

“阿尔瓦雷斯。他们把她一边的乳房切掉了。根据流血的程度，他们说乳房被切除时她还活着。”

“上帝！”

“我真想抓住这些王八蛋，你知道吗？进了刑事组，你每一个都想逮，根本就没有什么所谓的轻度谋杀，可是有些罪犯会让你觉得特别想出手，这个就是。我们真的尽力了，查了她的行踪，跟每一个认识她的人都谈过。可是你也知道这种案子，如果受害者跟凶手没有关系，案子本身又没留下什么实质性的线索，你能做的也只有这么多了。现场能采到的证据非常少，因为他们是在别处杀了她，然后才把她丢在墓园里。”

“那部分报纸上说了。”

“戈特斯坎德也一样？”

“对。”

“如果当初我知道戈特斯坎德案的话——你说是一年多以前？”我把日期告诉他，“原来这件案子一直待在皇后区的档案柜里，我怎么会知道呢？两具尸体，手指都被，呃，切除，然后塞入，我却坐在这里用自己的大拇指塞自己的屁眼。我不是故意要这样说的，老天。”

“希望对你有帮助。”

“你希望对我有帮助？你还有什么情报？”

“没有了。”

“如果你隐瞒——”

“戈特斯坎德案我所知道的部分，全都在她的档案里。阿尔瓦雷斯案呢，我知道的都是你告诉我的。”

“你跟这两件事有什么关系？你自己的关系？”

“刚才我才告诉你——”

“不！不！不！你为什么这么感兴趣？”

“这一点必须保密。”

“保密个屁！你没有权利隐瞒事实。”

“我没有隐瞒事实。”

“那你说这叫什么，嗯？”

我吸了一口气，然后说：“我想我说的已经够多了。我对戈特斯坎德或阿尔瓦雷斯这两件刑事案都并不是特别清楚。一件我读了档案，另一件是你告诉我的，那就是我知道的全部。”

“一开始，你为什么要去读那个档案？”

“因为一则一年前的报纸新闻，然后我读到另一则新闻，又打电话给你，就这样。”

“你在包庇你的雇主。”

“就算我有雇主吧，他可绝不是凶手。他是谁，那是我个人的事。难道你不想自己去比较比较两件案子，看看是否能突破？”

“我当然会这么做，可是我真想知道你葫芦里在卖什么药。”

“那并不重要。”

“我可以传你来局里，或是差人去逮捕你，你想这样玩？”

“你是可以这么做，”我说，“可是除了我刚才告诉你的话，你是问不出什么来的。你可以浪费我的时间，不过你也会浪费你自己的时间。”

“你他妈的胆子还真大，这点我服了你。”

“嘿，好了，”我说，“现在你也得到一些新的情报了，如果你想记一笔账在我头上，当然可以，可是这样有什么意义呢？”

“那我应该说什么呢？谢谢你？”我心里想，说一声你会少块肉啊，但没说出口。“算了算了，”他说，“不过你最好还是把地址跟电话号码留下，搞不好我会需要联络你。”

我犯的错就是一开始让他知道了我的名字。我可以试试他到底是不是能干的警察，让他自己去曼哈顿电话簿里找，但又怎么样呢？我把地址和电话号码给了他，告诉他我为不能回答他所有的问题感到抱歉，可是我必须对自己的雇主负一定的责任。“如果我现在还是警察，碰上这种事一定气炸了，”我说，“所以我可以了解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反应。可是该做的我还是非做不可。”

“对，这一句词儿我听多了。嗯，或许干下这两件案子的真是同一伙人吧，或许经过比较之后，我真的能有所突破。那就好了。”

最后那一句已经是很接近“谢谢你”了，我也很乐意就此结束。我说那的确会很好，并祝他好运，然后请他代我向他父亲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