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是星期天，我毫无困难地说服自己休假一天。我在电视上看了一个小时左右的美式足球季前热身赛，不过心思没放在上头，只是熟悉一下球员而已。

我每星期天都固定和我匿名戒酒协会的辅导员吉姆·费伯吃晚餐，不过他八月出城一个月。所以埃莱娜和我去卡耐基音乐厅对面看了场电影，然后去一家新开的泰国餐厅吃晚饭。吃完后我们觉得，还是平时常去的那家泰国餐厅比较好。

当天我很早就上了床，次日早餐后我去格林威治村。第一站是西十街的第六分局办公室，我向一个名叫哈里斯·康利的警探自我介绍，后来我们就在布里克街转角的一家店里喝咖啡吃丹麦面包，他把他所知道有关拜伦·利奥波德谋杀案的事情都告诉了我。

之后我到霍雷肖街拜伦所住的那栋大厦，我曾跟那儿的门房聊过几句。拜伦被射杀时，他正在当班，所以他才能告诉我先前那位警探不知道的一些事情。他不能让我进去，不过他替我把管理员找来。那个管理员身材矮胖，操东欧口音，手指上的烟渍和身上浓浓的烟味都显示他烟抽得很凶。管理员听完我的话，查看了我的证件，然后带我到十五楼，用他的钥匙打开拜伦的房门。

那套公寓是个很大的工作室，外加一个小浴室和简单的厨房。家具很少，而且像是从邮购目录上买来的便宜货。房里有电视机，还有书架，上头堆了书，墙上有一张裱框的海报，是一年前霍珀在惠特尼美术馆的特展。圆形咖啡桌上有一本精装书，是后冷战时期的间谍惊悚小说，里头夹了张纸片标示着他读到哪里，差不多已经看完三分之一。

我从电视机上的一个铜雕木座上拿起了上头的小铜象，在手上掂掂重量。管理员在房间的另一头看着我。“你想要的话，”他说，“就藏在口袋里带走吧。”

我把那只小铜象放回木头底座。“我想它的家在这里。”我说。

“住不了太久了，所有东西都要搬走。你倒是告诉我，它现在的主人是谁呢？”

我无法回答。我告诉他，肯定会有人跟他联络的。

“住房委员会想把这里卖掉。利奥波德先生只是租房子，他当初有机会的时候没把这里买下，所以现在房子也不是他的。如果找得到他的家人，我们会把家具和衣服转交过去。有人出面，就可以接收这些东西。要是没有，我们就都送到救世军那儿去。”

“我相信他们会好好利用的。”

“要是有什么好东西，载货的司机会通知旧货商，让他们花几块钱偷走。我刚刚看到你盯着那些书瞧，你要的话就拿走，带回去吧。”

“不，不用了。”

我走到窗边，眺望街对面的公园。又检查了衣柜。

“警方来检查过几次了，”他说，“有个警察拿走了一些东西，虽然我没注意是什么，不过我知道拿走了很多。”

“我相信你会发现的。”

“浴室药物柜里头的一些药，床头柜上头的一只手表。如果不当警察的话，他会是个好小偷。还有个警察什么都不肯碰，就像这样走来走去。”他两臂紧抱在胸前，“他还以为他碰了什么东西就会被抓去，会被什么鬼抓去。真是笨蛋，鬼才不会这样抓人呢。”

拜伦·利奥波德生命中的最后一个早晨吃了半个哈密瓜和一片烤面包。（警方在垃圾桶里找到了哈密瓜皮，另外一半用保鲜膜封好放在冰箱，他用过的盘子堆在洗水槽里。）他煮了一壶咖啡，装进一个有盖的塑料杯，然后拾起门垫上的《纽约时报》。他把报纸挟在腋下，一手拿着咖啡杯，一手拿着橡皮头拐杖，乘电梯下楼，走过楼下大厅。

这是他通常的行程。天气太冷或下雨时，他就待在公寓里面，坐在窗前喝咖啡看报；但天气好的时候，他会出门，坐在阳光下。

他坐着看报，身边的板凳上放着一杯咖啡。然后一名男子走向他。是个白人，而且证人似乎一致指出，此人不老也不年轻，不高也不矮，不胖也不瘦。他显然是身穿浅色休闲裤，不过有个证人记得他是穿牛仔裤。上衣不是T恤就是短袖运动衫，证人的说辞不一。我的感觉是，其实在听到枪声之前，没有人真的注意到他。枪声响起后，几个原先没留意的证人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但枪手已经一溜烟跑掉，什么也看不到了。

凶手跟拜伦说了些话，有几个人听到，其中一个说他喊了拜伦的名字。如果真有那么回事，那就表示凶手不是随便乱挑人，但我谈过的第六分局警探对那个证人不是很信任。他告诉我，那家伙是在附近街上混的，他的意识通常受到毒品控制，眼力和听力不会比你我强。

两枪，几乎同时发射。没有人看到枪，一个证人记得他带了一个纸袋，或许吧，果真如此的话，他就可以把枪藏在纸袋里。两枪都射进被害人的胸膛，是从五英尺到十英尺外开枪的。凶器是点三八口径的左轮，相当有威力，不过不是那种高科技穿甲子弹。如果拜伦当时穿着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所穿的那种防弹背心，他就可以活着告诉我们事情的经过。

可是他没有，两颗子弹紧挨着，一颗在他的心脏找到，另外一颗在右边约一英寸处。那种疼痛和震惊一定无法形容，但不会持续太久。被害人几乎当场死亡。

两枪，而且在拜伦眼中的生命光芒熄灭之前，凶手就已经拔腿跑掉了。他很幸运，因为他可能绊倒，或者跑到转角刚好碰到警察。或者即使没碰到警察，也可能会不小心碰到某个好好看清他脸的路人。

结果都没有，他干干净净地跑掉了。

那天下午我呼叫TJ，他在两个街区外的一家咖啡店跟我碰面。“我们以前来过这里，”他说，“后来整修过，看起来很不错。”

“来客奶酪汉堡如何？”

他想了想。“完工了。”他说。

“完工了？”

“已经被我吃掉，而且吃得很饱，”他说着把盘子推到一边，“你要找我做什么工作？”

“完全用不上电脑的工作。”我说道，然后跟他说了我所知道的拜伦·利奥波德，还有我对他的死有什么想法。

“跑腿工作开始了，”他说，“到处找人，到处打听。”

“就是这么回事。”

“已经开始算时间了吗？”

“你开始了。”我说。

“意思是你会付钱给我，可是谁付钱给你呢？”

“彼得会付钱给我，”我说，“不过我得查出保罗出了什么事。”

“我看你是答不出来啦，大哥。”

“我有个客户，”我说，“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

“大律师啊！他上了威尔的名单了。”

“没错。”

“他跟拜伦有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我说，然后解释惠特菲尔德的理论给他听。

“想想，威尔会去找那种穿着运动服的人下手，”他说，“你觉得合理吗？”

“不怎么合理。”

“我也觉得不合理，”他说，“他为什么要练习？他一直做得很好啊。”

假设拜伦·利奥波德的谋杀案是一桩街头犯罪。或许是因为说了什么或做了什么激怒了凶手而惹来杀身之祸。或许他是一桩犯罪事件的目击者，或许他曾从他公寓的窗口看见什么，或是在公园板凳上听到了些什么，也或许他被错认成某个曾在毒品交易中激怒那个枪手、或者抢走他女友的人，而遭到误杀。

如果是这类的，那么有可能街上会传出这方面的消息，所以我派TJ到处去打听这类事情，他比我有办法。

同时，我可以寻找拜伦生活中的动机。

我拿起电话打给金尼。“谈谈他吧。”我说。

“你想知道哪方面的？”

“有一些事情不太合理。他住在一栋很不错的大楼里，那儿十二年前转为合作公寓，而且他按时缴房租。他合乎购屋资格，可以用内部的便宜价格把房子买下来，或者继续租房子。可是他没买，宁可继续付房租。”

“当时他吸海洛因吸得很凶，”她说，“一般的毒虫在投资判断上眼光不会太精明的。他曾说他真希望有机会的时候买下那户公寓，可是当时他根本买不起。”

“令人意外的是，”我说，“他居然还有办法租得起。如果他是个毒虫——”

“他曾有吸毒的习惯，但那不是他的生活方式，马修。他是个华尔街毒虫。”

“你该不是要说他对股票市场上了瘾吧？”

“不是，他对海洛因和酒上了瘾。不过他在华尔街工作。是个低阶层的工作，在证券商那里当负责下单的职员之类的，不过他朝九晚五乖乖上班，没请太多假。他保住了工作，按时缴房租，没有丢掉他的公寓。”

“我知道有些人就把自己的住处给丢掉了。”

“醉鬼通常会如此。听到海洛因这个字眼，总会令人联想到犯罪。”

“噢，光是买海洛因就已经是违法交易了。”

“而且是个负担沉重的习惯，大多数的毒虫凭合法的收入无法负担得起。不过若你有份不错的工作，毒瘾又没那么重的话，你就可以撑得下去。”

“我知道有些中产阶级也吸海洛因，”我说，“上个月那个女的，嫁给税务律师的那个杂志编辑。不过当然她不用针头。”

“不会在这种艾滋年代使用。拜伦如果晚几年才开始吸海洛因，他也不会用针头的。不过即使是用鼻子吸，那也还是海洛因。吸了会很亢奋，不吸就会犯瘾。而如果吸得太多，你就会死。那个杂志编辑之所以死掉就是因为吸过量了。”

我们谈着这件事，然后我说：“所以他这些年都一直在做同一份工作。”

“一直工作到他戒酒后。后来他的公司被收购，他就失业了，但我记得不到两个月，他就在另一家公司找到性质非常相似的工作。然后一直做到他因为健康原因辞职为止。”

“那是多久之前的事情？”

“我想六个月吧，但可能更久。对，没错，因为我记得他是圣诞节假期之前就辞职了，但他又回去参加公司的圣诞晚会。”

“对戒酒的酒鬼来说可真不好受。”

“他后来很沮丧，但我想不是因为周围的人都在喝酒，虽然那也可能是原因之一。我想是因为他了解到自己生命中的某个部分已经结束了，他再也不能回去工作了。”

“有些人认为这是得艾滋的好处之一。”

“就像不必担心得皮肤癌？你说的没错。但拜伦不这么想，他喜欢有份工作。”

“他银行里有钱，”我说，“接近四万元。”

“是这么多吗？我知道他不必为钱发愁，他的健康保险还有效，而且他说他的钱够撑到他离开，他是这么说的。”她沉默了片刻。“去年冬天他说过，他认为自己还有大约一年的时间可以活动自如，可以去户外的时间是两年。除非有什么奇迹的药发明，或者其他的奇迹。”

“我知道他立了遗嘱，”我说，“简单而直接，他是用现成的格式，找了两个邻居当证人，把所有的东西捐给几个防治艾滋病的慈善机构。”

“他以前告诉过我他打算这么做。”

“他结过婚吗？”

“他毕业后不久就结了婚，维持了大概一年。然后两个人就离婚了，或者是取消婚约。我想应该是取消婚约吧。”

“我想没孩子吧。”

“对。”

“有任何家人吗？”

“一个破碎的家庭，父母亲都是酒鬼。”

“所以他是遗传的。”

“嗯。他父母都死了，父亲是很多年前，母亲是他戒酒后没多久。他有一个哥哥，但已经下落不明很多年了，拜伦认为他可能已经死了。还有另外一个哥哥，也已经过世好几年。拜伦说他是死于食道破裂，所以我猜想他一定也是个酒鬼。”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我说。

“老天。”

“你认为他那四万元是哪里来的？而且如果他去年圣诞节前就没再工作过，一开始一定更多。就算他戒酒后开始每星期存点钱，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存这么大一笔钱也还是很不得了。”

“人寿保险。”

“他是谁的受益人吗？”

“不，他有个特殊的寿险方案，几年前开始有个朋友说服他投保，说是很好的投资。”

“这些年还一直在保着？”

“他说这是发生在他身上最幸运的事情。如果他没钱或忘了缴保费，有一个延期的期限，可是保险公司会自动贷款去缴。所以他戒酒之后，保险还是有效，他就继续缴保费。”

“他的受益人是谁？”

“我想一开始应该是他太太，然后有几年他把他母亲列为受益人，后来她死了之后——”

“怎么样？”

“抱歉，很难讲出口。当时我并不知道，但后来他让我当他的受益人。我猜反正非填个受益人不可。”

“你说你们以前很亲近。”

“亲近，”她说，“你知道我是怎么发现的吗？他寿险结束领钱时，我收到了通知。保险公司规定的，我得签一份文件。我不必同意，但他必须通知我。”

“很多保险公司都有这项规定，”我说，“以防万一保险需要补缴保费，算是离婚条款的一部分吧。”

“他几乎是感到抱歉，马修。‘你恐怕不会成为富婆，金尼。我自己需要那笔钱。’”

“保额有多少？”

“不是什么大财富。七万五千元？八万元？反正不到十万。我不知道他领回了多少。”

“要看投保方案的退保金是多少。”

“嗯，”她说，“我也不知道。无论是多少，反正一定够他度过余生。”

“我自己也不太懂这些，”我承认，“只知道基本上要看你所缴的保费是多少。然后看你所投保的寿险方案，慢慢累积一个现金值。若是终身缴保费的方案，你缴的保费会越来越高，累积的现金值就越多。但若是定期型方案，你缴的保费越来越少，但累积的现金值是固定的。当然还有介于其间的其他方案。”

“我不知道他保的是哪一种。”

“不会是定期型，”我说，“因为定期型保险不能贷款。你刚刚说，他停缴保费时，他的保约还是有效。”

“对，他可以根据他所累积的现金值贷款缴保费。”

“你说的没错。当然如果有任何大笔贷款的话，现金值也会减少。”

“不过他事后还得付清，不是吗？”

“不必。这个贷款的利息很低，因为基本上你是在跟自己借钱。比方说你用这个方式跟自己借了几千元，为什么要还给自己呢？有什么动机呢？要是你拖着不还，等到你死了，保险公司就会从保险金里头扣除，让你的受益人少领一点，可是反正你也没法活着听到他的抱怨了。”

“噢，我不知道拜伦的贷款总额是多少，”她说，“或者他有没有还钱。我对人寿保险不是很了解。”

“我也不了解。”

“他也许有其他的投资，或者可能是我记错了保险数字，我对这种事情记性一向很坏。嗯，这倒提醒了我，你刚刚说你进到他的公寓里面了是吧？有没有碰巧看到一个小铜象呢？”

那是他们两个都戒酒后，她送给他的礼物。当时他刚戒酒，记忆不太靠得住。他永远记不住别人的电话，或者钥匙放在哪里。但她告诉他，有了这个象，就不会忘掉一切，这变成他们之间的一个信物。

“我想留着那只小铜象，”她说，“不值什么钱，除了我之外，对其他人也不会有任何意义。”

“这对他也一定有某种意义，”我说，“他没有什么摆设之类的，但他把这个小铜象放在电视机上头这么重要的位置。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刚好会注意到。管理员还劝我把它拿走。”

“你拿了吗？”

“没有，该死，我放回原位了。不过真可笑，因为我原来有个冲动想拿走的。我会回去拿。”

“真不好意思让你再特地跑一趟。”

“我离他那栋大楼只有两个街区，”我说，“一点也不麻烦。”

最麻烦的就是要找到那个管理员。他正在七楼修一个漏水的水龙头，门房花了好些时间才找到他，把叫他下来。这回我没在拜伦的公寓里逗留太久。第二次造访，里头艾滋病的气味似乎更浓了。似乎有一种特殊的麝香味儿可以和那种疾病联想在一起。稍早我检查他的衣柜时就发现了——衣服都有这个味道——但这回整个公寓都闻得到。我拿了那个小象就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