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八个小时后，我又去霍雷肖街的那间公寓拜访了两次。我敲了很多门，跟各式各样的人谈话。如果警方没跟所有人谈过，至少也是大部分，但那些人并没有因此不愿再跟我谈谈，不过他们的确没什么好说的。拜伦是个好邻居，大半都独来独往，据他们所知，他在这世上没有任何敌人。我听了一大堆关于谋杀的不同理论，大部分我都已经想过了。

星期三下午我和TJ碰面交换情报，不出所料，他的收获并不比我多。“埃莱娜要我明天过去帮忙，”他说，“可是我告诉她，我得先问问你。”

“你尽管去替她看店吧。”

“我也这么想。街上打听不出什么了。”

我在第八大道上了公车往北走，到了第四十街陷在车阵中，我就下了车，步行回家，然后去对面的办公室，刚好雷蒙·格鲁利奥打电话来。

“嘿，你这浑小子，”他说，“我想那个独具一格的‘人民的意志’已经知道你参与这个案子了。”

多年前，我缴回警徽辞职不干，而且离开太太和两个儿子后，就在第九大道东边第五十七街的西北旅馆租了个房间。这么些年下来，我获得了某种程度的尊敬，但我住的地方不是原因之一。埃莱娜现在和我住在凡登大厦，就在第五十七街靠市中心那一头，西北旅馆的正对面。我搬去跟埃莱娜一起住后，还留着原来旅馆的房间，自我安慰说是用来当办公室的。不过实在没怎么用到。这儿没有地方见客户，我所收集的档案也轻易地可以装进对街的某个柜子或有架子的橱里。

“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雷蒙·格鲁利奥说，“今天稍早时候我在市中心遇到他。事实上我发现当时我刚好没事可做，于是我就坐下来看他工作。他正在办一个案子，相信你已经知道了。”

“我这两天没跟他通过电话，”我说，“他怎么样？”

“看起来没那么红，”他说，“不过就是一副筋疲力尽的样子。现在我每次打开电视都会看到他。不是在刑事法庭大楼前面把麦克风凑到他脸上，就是把他弄进电视摄影棚。昨天晚上他上了拉里·金的现场秀，是在CNN的纽约摄影棚连线转播的。”

“他说了些什么？”

“谈刑事司法里那种敌对辩论系统的道德观点。我们能期待一个律师有多宽的眼界，又能要求他负多少责任？他刚刚才谈得有点意思，接着就接听观众电话，所以就像往常，一到这个时候，一切就回到最低标准，通常还挺低的。”

“低得可怕。”

“都是这样的，他今天早上在法庭上的表现很正常。你知道塞缪尔·约翰逊说过，‘若一个人知道他两星期后就会被吊死，他的心智会专注得惊人。’”

“说得好。”

“可不是吗？我很意外那些赞成死刑的人没有提出这句话，来证明他们所提出的解救全世界疾病的药方是多么有效。”

“你该不会是打算跟我发表演讲吧？”

“不，不过下回我可能会反对约翰逊博士的说法。我们的阿德里安好像弄了一群很不错的贴身保镖。我猜是你安排的。”

“不完全是。我给了他一些建议，又给了他一个电话号码告诉他该去找谁。”

“他说他现在都穿防弹衣。”

“应该是，”我说，“不过我希望他对这件事口风紧一点。如果枪手知道你穿了防弹衣，他就会瞄准你的脑袋。”

“哎，我不会告诉威尔的。当然，我们根本不知道威尔是谁，不是吗？”

“如果我们知道，”我说，“他就不会成为我们的问题了。”

“你知道，”他说，“我自己也可能是威尔。”

“嗯。不，我可不这么认为。”

“你怎么这么确定？”

“从他的信，”我说，“用词太高雅了。”

“你这浑小子。不过他的文笔的确有一套，不是吗？”

“是啊。”

“几乎让人盼望收到他的信。不过有件事情我并不引以为荣，你知道我看到那封给阿德里安的公开信时，当时的反应是什么吗？”

“你觉得这封公开信的对象应该是你才对。”

“该死，你怎么会知道？还是我太容易被看穿了吗？”

“唔，还有其他什么事会让你觉得可耻呢？”

“我没说我觉得可耻，只说我并不引以为荣。”

“我坚持原来的说法。”

“好吧，不过你没猜错。你还记得换一个灯泡需要几个演员吗？”

“我听过这个笑话，可是忘了。”

“五个。一个爬上梯子，其他四个在下面说。‘在上面的应该是我！’律师也差不多。老兄，就这件事，你可以说我是有点像是在为自己的整个职业生涯而参加试镜。全纽约最恨的人是谁？”

“沃尔特·奥马利。”

“沃尔特·奥马利？老天他是哪个……哦，那个把道奇队搬离布鲁克林的混蛋。他死掉了，不是吗？”

“我倒真希望他死了”

“你这浑小子就是不罢休，是吧？别管沃尔特·奥马利。谁是全纽约人最痛恨的律师？”

“如果这是个笑话，那答案就是所有的律师。”

“答案你已经猜到了，是雷蒙·格鲁利奥。”

“硬汉雷蒙。”

“你说的没错。我有一堆最惹人厌的客户，是那种你很乐于去痛恨的人。是谁说他从没碰过一个他不喜欢的人，威尔·罗杰斯吗？”

“管他是谁，反正我看他碰到的人还不够多。”

“而且他一定从没见过我客户名单上的人。阿拉伯恐怖分子，黑人激进分子，精神病杀人狂。沃伦·麦迪逊，他只杀了六名纽约警官。惠特菲尔德所接过的客户中，有谁比得上沃伦·麦迪逊？”

“里奇·沃尔默，”我说，“这个是最大的。”

“沃伦·麦迪逊跟里奇·沃尔默一样坏。你可以怪罪司法系统造成沃尔默被无罪释放。至于沃伦，你就只能怪罪律师。”

“真谦虚。”

“别管谦虚不谦虚了。谦虚在这一行是吃不开的。老兄，你听过那句中国诅咒吗？‘祝你找到一个谦虚的律师。’你看我们的朋友阿德里安怎么样？会不会有事？”

“我不知道。”

“威尔一点也不着急。这是他等得最久的一次，不是吗？我指的是从写公开信到动手之这段时间。也许是阿德里安的防护措施做得比较好，要杀他比较难。”

“也许吧。”

“或者他可能厌倦了这个游戏。或者他可能在跳到公共汽车前被撞死了。”

“或者他可能坐在公园板凳上，”我说，“然后很可能遭到某个人误杀。”

“杀他的人连他是谁都不知道。”

“怎么会？”

“怎么不会？你不是正在想你提过的那个朋友的朋友吗，在霍雷肖街被枪杀的那个。”

“哦，我大概因此才会联想到那个公园板凳的说法，”我承认，“不过我想我们可以把拜伦·利奥波德排除在外。他一整天的唯一活动，就是走到对街，挑一张板凳坐。”

“所以你已经有点进展了，我的朋友。你已经排除一个人了。”

“我把你也排除了。”

“好极了。”

“还有我自己，”我说，“因为如果我是威尔的话，我不会忘记的。还有埃莱娜，因为如果她做了这类事的话，我相信她一定会跟我说的。”

“因为你们两个有一种公开而诚实的关系。”

“完全正确，”我说，“还有马蒂·麦格劳。”

“你跟他有什么关系？”

“没有，”我说，“不过我也把他排除嫌疑。帕特里齐奥·萨莱诺在布朗克斯被干掉的时候，他正在警察运动员联盟的一个晚宴上致词，而且罗斯韦尔·贝里死在奥马哈的时候，他在纽约。”

“功败垂成，”雷蒙说，“他在专栏里写的吗？我一定没看到。”

“我自己查的。”

“真的？”

“阿德里安曾说过，马蒂想给他做个独家专访，”我说，“但他接着又说他只想在电话里采访，而非当面采访。但我因此有了个想法。警方应该已经用各式各样方法检查过，排除了他的嫌疑。但我想自己去查查看也没有什么损失。”

“整件事对麦格劳有好处，不是吗？我可以了解他有多么希望一直维持热度，然而不是他干的。”

“恐怕不是。”

“也不是你或我或埃莱娜，或那些刚接受了动脉绕道手术的人，或者你那个被射杀的朋友，但可能是其他某个已经被射杀或刺死或跳楼的人。全世界最厉害的匿名杀手威尔，现在很可能被某个连他是谁都不知道的人给冰冻起来。”

“对你来说很讽刺。”

“他可能默默无闻地死去，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他是谁。阿德里安可就惨了，不是吗？”

“为什么？这么一来他不就解脱了吗？”

“你再想一想。”

“哦。”

“得你知道自己已经解脱了，那才算数啊，”他说，“你要坚持多久才会取消那些保镖措施？还要花多久时间才能真正放松？”

我想着惠特菲尔德，晚餐后打了个电话给他，在他的应答机里面留了话。没什么急事，我说，而显然他也听进去了，因为我没再接到他的回电。

不过我在夜间新闻上看到了他。整件事没有什么进展，不过媒体照样逼他发表看法。同时威尔的名字也还是照样登在《邮报》的头版上。

次日晚上他又上了电视新闻，但这回有个报导。他的案子原本在一个星期到十天之内就要开庭由陪审团审理，但忽然就因为他的当事人同意以较轻的罪名认罪而解决了。

我去圣保罗教堂参加匿名戒酒聚会。我依然随身带着那个小象，结果碰到金尼，便交给了她。我本来打算中场休息时离开，可是决定时已经来不及了，只好留下来拖到结束。到家时想必是十点半左右，电话响起时，我正在倒咖啡。

“马修·斯卡德，”对方说，“我是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

“真高兴你打来，”我说，“两三个钟头前，我刚在电视新闻里看到你。”

“哪个台？”

“不知道，我是两三个频道换来换去。”

“逛频道，嗯？很普遍的室内运动。哦，我想如果进入陪审团程序的话，我们会赢这个官司的，可是我不能劝我的当事人赌赌看。基本上他应该是不会坐牢，可要是陪审团最后不这么想，那不就糟糕了吗？”

“这种事不是不可能。”

“是啊。你永远不知道陪审团会怎么判。你可能以为你知道，可是永远无法确定。我以前原以为他们会判里奇·沃尔默有罪的。”

“怎么会？判决说明书中规定不能这样的。”

“没错，但他不再缺乏无罪开释的条件了。他们想让他坐牢，而总会有陪审团会做他们想做的事情。”

“判有罪不会成立的。”

“哦，是啊。扬西法官可以轻易驳回判决。如果他不驳回，我会在上诉的时候推翻的。”

“所以不管他们怎么做，里奇都会重获自由。”

“嗯，不见得马上。不过我当初所料想到的事情发生了——你想听详情吗？”

“为什么不？”

“我以为扬西法官明知上诉庭会改判，所以会让有罪判决成立。这样他就不会成为把里奇放回大街上的那个人。而且我以为里奇会去坐牢，碰到某个有公德心的神经病在他上诉改判之前就杀掉他。就像在威斯康辛那个家伙一样。嗯，其实后来事情的发展差不了多少，不是吗？只不过真的杀掉里奇的家伙不是囚犯，而且凶手自己也是个连续杀人凶手。”

“你还撑得下去吗，阿德里安？”

“嗯，我没事，”他说，“知道明天不必出庭，我压力小多了。同时你会有那种一件事情结束时所产生的悲喜交集的感觉——无论是一个官司、一场恋爱，或甚至是一桩失败的婚姻。你或许会高兴终于结束了，但同时你又会有一丝遗憾。”他的声音越来越低。然后他说：“唉，没有什么是永远的，对吧？只要一走下坡，往往就是结束的开始，通常都是这样的。”

“你好像有点忧伤。”

“是吗？我想我只是累垮了。这个官司让我撑了下去，现在一结束，我觉得自己好像是个被剪断线的傀儡似的。”

“你只是需要休息一下。”

“希望你是对的。我一直迷信这个官司让威尔没有进一步动作，只要我照常的工作，他就不能取我性命。现在忽然之间，我对整个情势有一种前所未有的不祥预感。”

“其实只不过是因为你之前不准自己朝这个方向想。”

“或许吧。也或许我睡个好觉起来会好过一些。该死，我知道如果喝一杯的话，我会好过一些。”

“大部分人都会，”我说，“这就是为什么人类会发明了酿酒和卖酒。”

“嗯，我打算打开瓶盖，让精灵出来。这是我今天的第一杯，如果你在场，我可以给你倒杯汽水。”

“我等会儿自己在家喝一杯，”我说，“而且我会边喝边想着你。”

“喝可口可乐吧。让这杯成为真正的欢庆时刻。”

“我会的。”

我们沉寂了片刻，然后他说：“真希望多了解你一些。”

“哦？”

“我希望有更多时间。这些话你听过就忘掉，好吗？我已经累得没法思考了。也许我会放弃喝这杯酒直接上床睡觉。”

但他没有放弃喝那杯酒。

反之，他走到前面的房间，那儿有一名保镖。“我要喝一杯，”他宣布，“我想我大概没法说服你陪我一起喝。”

“惠特菲尔德先生，我有职责在身。”

“我不会说出去的，”惠特菲尔德说，“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的威尔先生闯进那道门，我希望你头脑清醒，所以我不应该倒酒给你。喝杯汽水如何？或者来杯咖啡？”

“我已经在厨房里煮了一壶。你去睡觉后，我会喝些咖啡。别替我张罗了，惠特菲尔德先生，我很好。”

惠特菲尔德从吧台上拿了一个玻璃杯，走进厨房加冰块，然后又回到客厅，打开一瓶苏格兰威士忌。他注满杯子，然后把酒瓶盖上。

“你名叫凯文，”他对那个保镖说，“我一定听过你的姓，可是好像记不得了。”

“凯文·达尔格伦。”

“现在我想起来了。凯文，你喜欢你的工作吗？”

“这个工作不错。”

“你不会觉得无聊？”

“我不怕无聊，先生。有事情的话，我早有准备；没事情发生的话，我也乐得轻松。”

“很健康的态度，”惠特菲尔德告诉他，“你大概不会介意替托尼·富里罗发动汽车。”

“什么？”

“没什么。我应该喝掉这杯，不是吗？我倒了酒，就该喝掉。应该这样的，不是吗？”

“看你的意思，惠特菲尔德先生。”

“看我的意思，”惠特菲尔德说，“你说得完全正确。”

他举起杯子，无言地做了个干杯的姿势，然后喝了一大口。达尔格伦眼光看向书橱，他喜欢看书，这个公寓里有很多书可以看。这工作没那么累，拿着一本好书坐在舒服的椅子上八小时，想喝咖啡就自己倒。做这种休闲活动还有钱拿，实在不错。

他正这么想的时候，忽然听到他正在保护的人发出一个尖锐的声音，似乎被勒住了脖子。他回过头去，看到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抓着自己的胸，往前倒在地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