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像他眼睁睁看着自己死去。”凯文·达尔格伦说。他个子高高的，肩膀宽阔，大约三十出头，大脑袋，淡褐色的头发剪得很短，淡褐色的眼珠在眼镜后头警戒地闪烁着。乍看之下很聪明又有心机的样子，似乎也会是个思虑周密的刺客。

“我是最后一个跟他谈过话的人，”我说，“当然除了你之外。”

“没错。”

“他很累，我想因此使他变得悲观。但或许他是有预感，或者只是有种感觉，觉得自己将到达生命的终点。”

“他请我喝一杯。我根本不考虑。上班时喝，而且是当保镖的班喝？我要是干了这种事情，他们会像块烫手山芋似的把我甩掉，而且马上就甩。我根本一点也没有受到诱惑，但现在我可以想象如果我答应喝一杯，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我们会碰杯，然后喝下去，然后，砰！我们一起倒在地板上。或者也许我会先喝那杯酒，因为他拖了很久才喝。那么死的就是我，而现在坐在这里跟你谈的就会是他了。”

“可是结果不是这样。”

“是啊。”

“你遇到他并进入公寓时……”

“你要我把整个过程告诉你？没问题。我的班是从晚上十点开始，我去公园大道那儿报到，遇到塞缪尔·梅特尼克，他和我一起值十点的班。我们在楼下大厅等着，前面一班的两个家伙带着惠特菲尔德先生坐加长型轿车回家，然后在十点十分把惠特菲尔德先生交给我们。塞缪尔·梅特尼克和我跟着惠特菲尔德先生上楼，执行一般的保安程序，比方进出电梯之类。”

“是谁打开公寓的门？”

“我，而且我先进去。有个笛音响起，表示防盗警铃设定了，所以我走到设定键盘那儿输入密码。然后我检查了所有房间，确定公寓里面是空的，之后走到前面房间，让塞缪尔下楼，接着锁了门并确认锁紧了。然后惠特菲尔德去他房间里的浴室，之后又回卧室，我猜是在打电话，然后就回到前面房间，其他的你已经知道了。”

“你之前去过那栋公寓吗？”

“是的，先生，值过几次夜班。从十点开始。”

“你进去时，没注意到什么东西弄乱了吗？”

“没有被侵入的迹象。如果有的话，我会二话不说抓着惠特菲尔德先生离开那个鬼地方。至于有什么东西被弄乱，我只能说我觉得每样东西看起来都很正常，跟前几夜一样。不过我次日早上六点就交班了，所以值六点到下午两点那一班的同事才是最后一个离开那地方的人。我实在看不出他和惠特菲尔德先生离开那里去法庭之后，是不是有什么东西被移动过。”

“不过房里有没有什么情况能让惠特菲尔德表示奇怪的？”

“你是指像‘怎么会有这个瓶子？’之类的吧，没有，没有这类的事情。不过老实跟你说，我不确定他会注意到这些。你知道他的心情不太好。”

“嗯。”

“他好像心不在焉，不知道这个词儿用得对不对。好像有点恍惚，就在他喝酒前——”他弹了一下手指，“我知道我想到什么了。”

“是什么，凯文？”

“是一部我看过的电影里面的一场戏，不过别问我电影的名字，我不记得了。那场戏是讲一个酒鬼，已经戒酒——不知道，好几个月或好几年吧，总之很久了。他倒了一杯酒，看着，然后喝下去。”

“惠特菲尔德就是那样看着自己的酒。”

“差不多。”

“可是他每天晚上都会喝杯苏格兰威士忌，不是吗？”

“我想是吧。我不是每天都在那儿看着他喝。有时候我去值班时，他已经到家了，所以我只是去交班而已，也没跟惠特菲尔德先生碰面。还有几次我去之前他已经喝过了。说到酒鬼，我要说他完全不是。我从没看过他一夜喝超过一杯。”

“我跟他通电话的时候，”我说，“他说他打算喝那天的第一杯酒。”

“我想他也跟我说过类似的话。早些时候我没跟他在一起，可是我可以证明他的呼吸里面没有酒味儿。”

“如果他喝了，你会注意到吗？”

“我想会的。乘电梯时我就站在他旁边，而且我的嗅觉很不错。我可以告诉你他晚餐吃的是意大利菜。而且我一整天都没有喝过酒，如果你自己没喝，就会对别人身上的酒味特别敏感。”

“没错。”

“香烟也是一样的道理。我以前抽烟，那几年我从没闻到过别人身上的烟味，不管是我自己或其他人。四年前我戒了烟，现在我可以闻到飞机另一头一个老烟枪身上的烟味。当然这么讲是有点夸张，不过你明白我的意思。”

“当然。”

“所以我猜那是他那夜的第一杯酒。天啊！”

“怎么了，凯文？””

“哦，这件事不好笑，但我刚刚才想到。至少可以确定，那是他最后一杯酒。”

我不必苛求凯文·达尔格伦有关他嗅觉的说法。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倒在地板上没多久之后，他很快就证明了自己的嗅觉无误。一开始，他以为惠特菲尔德是心脏病发，他的立即反应就按照所受过的训练，开始实施心肺复苏术。

在急救的过程中，他当然嗅到了惠特菲尔德身上的酒味。可是还有另外一种味道，是杏仁味，虽然达尔格伦之前从没闻过这种带杏仁的味道，不过这种气味的描述让他很熟悉，他可以猜出那是什么。他从惠特菲尔德倒下的地方拿起空杯子，注意到上头也有同样的气味。于是他停止急救。打电话给有毒物品管制署，虽然直觉告诉他，打了也没有用。接电话的那位女士所告诉他的也差不多，说她最好的建议就是让被害人回复呼吸和心跳。他又打电话给911，然后在无计可施之下，又去做心肺复苏术。警方赶到时，他还在继续做。

此时刚过十一点，纽约第一频道已经以新闻快报播出这个消息，比第七频道的完整五分钟新闻还快。不过反正当时我没开电视，埃莱娜和我是大约一点十五分睡觉的，当时我们还不知道我的一个住在几英里外的客户已经因为吃了致命的氰化物而死亡。

有时候埃莱娜一起床会看《早安美国》或《今天》节目，不过她也可能听收音机里面的古典音乐，第二天早上我去厨房看见她时，我们都猜收音机里面播的是莫扎特。结果那是海顿，不过答案揭晓时，她已经离开家去健身房了。我关掉了收音机，如果我没关，就会听到整点新闻，惠特菲尔德的消息会是第一或第二条。我喝了两杯咖啡，把埃莱娜吃剩的半个犹太圈饼吃掉，然后出去买报纸。

我离开公寓时，电话正好响起。可是我正开了门踏出去，便一路往外走，让电话应答机去接。如果我自己接电话，我就会从威利·唐那儿听到惠特菲尔德的死讯，可是我没这么做，而是走向报亭，那儿有一排《纽约新闻》和一叠《邮报》并排放在倒置的塑料牛奶箱上。《新闻报》上大喊：“惠特菲尔德律师死亡！”而右边的《邮报》则向我们解释这桩凶案：“威尔杀了第五个人！”

我买了两份报纸回家，听了威利的留言然后给他回电。“他妈的这怎么回事，”他说，“保镖工作是这一行里头最容易的，只要让客户活着就行了。只要他还有脉搏，你的工作就不算出错。马修，你知道我们替惠特菲尔德所做的安排是相当不错的，而且安排的人也是好手。结果那个他妈的苏格兰威士忌瓶子里居然有氰化物，搞得我们现在看起来像一坨烂屎。”

“那是氰化物？我看到报上只说是毒药。”

“是氰化物，我的人是从气味辨认出的，还马上打电话给有毒物品管制署。真可惜他没在惠特菲尔德喝下肚前先闻一闻。”

“真可惜惠特菲尔德自己也没闻一闻那个杯子。”

“是啊，他只是把杯子里的东西喝光，然后那杯东西就泼得他一屁股，其实是泼在他脸上。他往前倒。达尔格伦还把他翻正，好做人工呼吸。”

“达尔格伦是你那边值班的人？”

“我安排了两个人，他是待在楼上陪惠特菲尔德的那个，另外一个在楼下大厅。如果我让他们两个都待在楼上……可是不行，他们会怎样？坐在那儿玩一整夜的扑克牌？我原先的安排是对的。”

“只不过客户死了。”

“是啊，没错。手术很成功，病人却死了。你看威士忌里面的毒药是怎么回事？那个公寓很安全，早上出门时检查过，是空的，而且防盗铃也设定了。我的人发誓他设定了，就是昨天早上接惠特菲尔德出门的那个，而且我知道他的确设定了，因为达尔格伦发誓说他昨天晚上开门时，防盗铃还设定着。所以无论任何在昨天早上八九点和晚上十点之间进去的人，都得通过两道锁，一道是美迪科锁，一道是西格尔锁。而且还得通过一个全新的波赛顿警铃。老天，怎么办到的？”

“警铃是新的？”

“我自己订购的。门上装的美迪科锁也是新的，我们接到这个工作时，我就装了警铃。”

“谁有钥匙？”

“惠特菲尔德自己当然有，但不是因为他需要钥匙。因为不管进出，他都绝不会是第一个通过那道门的人。另外还有两套钥匙，两个值班的人各有一套，下班时就交给来接班的人。”

“那大楼的职员呢？”

“他们有西格尔锁的钥匙，那是当然的。不过我们没有给他们新锁的钥匙。”

“他应该有个清洁女工吧。”

“对。他一搬进来，每星期二下午都是同一个清洁女工进来打扫。她没有美迪科锁的钥匙，也不知道防盗警铃的四位数密码，但这样不是因为我认为威尔很可能是个来自绿角区的波兰裔老太太。她没有钥匙是因为不需要的人就不会有钥匙。每星期二下午我们会有个人在那儿等她，让她进去，守在那儿直到她做完工作为止。她在那边吸地板、熨衣服、跪下来用手擦洗浴缸的时候，我们的人就坐在那儿看杂志，而且你知道，他的时薪是她的三四倍。有人告诉过你人生是公平的吗？”

“我会记住的。”

“你提问之前，先让我回答一两个问题，因为这些问题警察已经问过，我也已经回答过。那个防盗警铃不单是装在门上而已，窗户也装了。这样也许太过度了，因为那儿并没有火灾逃生口，难道我们还以为威尔会进行人类飞行动作，用几条绑在一起的床单从屋顶上吊下来？”

“那算飞吗？”

“你懂我的意思。我整夜都在跟一堆警察讲话，而且没跟记者谈过，所以不要指望我讲话像莎士比亚。我是这么想，在窗户上加装防盗系统也花不了多少，所以何必省这点小钱呢？除此之外，如果这家伙可以干掉帕特里齐奥·萨莱诺，又在奥马哈干掉那个叫什么名字来着的家伙，谁敢说他不能爬上砖墙？”

“那送货门呢？”

“你是指整栋大楼还是那套公寓？当然那栋大楼有送货门，而且有专用的送货电梯。惠特菲尔德住的那套公寓也有送货门。可是我们一接这个案子后，就再也没有人从那个门进出了。我接这个案子后首先做的事情之一，就是扔掉那个门闩，把门永远封死，因为一个地方若是有两个进出口，那从保安的角度来看，你就等于制造了让自己头痛的危机。早晚会有人忘了锁送货门，这就表示清洁工塞尔诺威茨太太每次都得绕远路把垃圾送到滑槽口，不过她好像并不介意。”

我们又聊了些那户公寓的安全设施，锁和警铃系统之类，然后我们回头谈氰化物。我说：“是放在他的威士忌里，这点确定吗？”

“他喝了那杯酒，然后倒在地板上，所以除了放在酒里还有什么可能？除非那时刚好有人用弹丸枪射中他。”

“不，可是——”

“如果他喝的是龙舌兰酒，”他说，“而且是照惯例配盐巴和柠檬，就是喝一口酒后，舔一口盐巴、吸一口柠檬，那我们就会检查，看看柠檬或盐是不是被下了毒。可是现在没人这样喝龙舌兰酒了，至少我认识的人都不这么喝。而且反正他喝的是苏格兰威士忌，所以除了在威士忌里头下毒，还有其他办法吗？”

“我去过他那里，”我说，“就是他收到威尔公开信的那天晚上。”

“然后呢？”

“他那天晚上也喝了一杯酒，”我说，“用了一个玻璃杯，而且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还加了冰块。”

“哎呀，天哪！”他说，“抱歉，马修。我熬了一整夜，但却是很糟糕的一夜。毒药可能在杯子上或冰块里吗？我不知道，或许吧。我相信警方会对瓶子里的酒进行化验，说不定已经化验过了。达尔格伦从那家伙的呼吸里闻到氰化物的味道，而且我想他说过他是从玻璃杯里闻到的，说不定在冰块里。他有没有闻到瓶子里剩酒的味道？我想没有。酒放在吧台上，而他和惠特菲尔德在地板上，努力让他恢复呼吸。他妈的妙计，妙极了。”

“可怜的混蛋。”

“谁？惠特菲尔德还是达尔格伦？我得说两者皆是。你知道，我本来还担心餐厅里的食物，你还记得在盐里下毒的那个案子吗？”

“我一定是看漏了。”

“不是本地的新闻，我想是发生在迈阿密。一个黑帮的生意人在他最喜欢的餐厅吃晚饭，忽然之间他就脸朝下倒在他的意大利式小牛排里。看起来像是心脏病发，而如果他是一般老百姓，也就这么处理了，但这个人是一桩案子的侦查对象，所以警方当然就做了检查，然后确认他是死于氰化物中毒，也在他盘子里剩下的食物中发现了氰化物，而且有监视录影带，因为那个死掉的混蛋常去那家餐厅，而且总坐在老位子，于是不知道联邦调查局还是当地的警察——管他是谁——就设了监视的录影机。录影带里显示有个家伙来到这张桌子来换掉盐罐子，可是警方无法完全确定，反正盐罐子里也没发现任何氰化物，因为显然后来有人又换掉了。所以警方也无法把这家伙定罪，但至少知道是谁干的、怎么干的。”他叹了口气，“惠特菲尔德从没单独坐下来吃饭，他身边一定会跟着一两个我的人，主要就是要确定没人换掉他的盐罐子。好像将军，不是吗？总是准备好要打最后一仗。但在此同时，有人跑进他家，在他的威士忌里面下毒。”

我们在电话里谈了很久，他预先猜到我大部分的问题，不过我也想了些其他的，他都回答了。我看不出他为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设计的保安措施有任何漏洞。虽然没安排一个人二十四小时看着他的公寓，但我看不出还能有什么能更完备了。

然而某人就是有办法拿到足够的氰化物，并放进惠特菲尔德的酒里毒死他。

我跟凯文·达尔格伦谈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此时我自己也已经被两个专案小组的警探讯问过。他们花了将近两个小时问清我所能告诉他们的一切，有关我如何认识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从我替他做过的工作，一直到他成为威尔公开信的目标之后我和他之间的接触。

他们挖出的我所知道的东西，其实不多，我从他们那儿所得知的倒还多一些。我没问很多问题，而我提出的仅有的几个问题也大都没得到回答。不过我倒是得知瓶子里残余的苏格兰威士忌里面发现了氰化物，不过稍后我打开电视也照样可以知道这一点。

我被那两个警探问得筋疲力尽，不过和达尔格伦的遭遇还是不能比。当然，他整夜没睡，大部分时间不是在回答问题，就是等着警方为进一步讯问而准备。我见到他之前，他设法睡了两个小时，他似乎非常戒备，而且看得出他的压力非常大。

可以想见，他是嫌疑犯之一，其他几个因为保镖职务而得以进入惠特菲尔德公寓的人也是。每个人都受到一番深入的背景调查和彻底的讯问，而且每个人都自愿接受测谎。（警方认为那是自愿。但如果他们想保住可靠侦探社的差事，那就非接受测谎不可。）

惠特菲尔德的清洁工索菲娅·塞尔诺威茨太太也接受了讯问，不过没有给她做测谎。警方跟她谈，主要不是因为有人认为她可能是威尔，而是为了排除任何人在她打扫时曾去过那个公寓的可能性。她星期二下午在公寓里，而惠特菲尔德是在星期四夜里吞下有毒的苏格兰威士忌。没有人能够完全确定地作证说，惠特菲尔德星期二或星期三夜里也曾从那个瓶子里倒酒出来喝，所以氰化物有可能是她在的时候被放进去的。

她告诉警方，除了那个让她进去和出来的保镖之外，她打扫公寓的时候没看见任何人。而她打扫的时候，那个保镖就一直坐在电视前看谈话秀节目。她不记得看到他接近过放那瓶酒的地方，不过她也不能确定自己在其他房间打扫时，保镖是不是在做些其他什么事。至于她自己，她曾接近吧台，甚至可能因为要掸那个酒瓶上的灰尘而碰过那个瓶子。她掸灰尘的时候，有可能倒一点这瓶或任何一瓶的酒来尝吗？这个问题激怒了她，警方花了好一会儿才将她安抚下来，继续接受讯问。

那个酒瓶上唯一的指纹是惠特菲尔德的。表示凶手把氰化物放进去后曾擦过瓶子，不过这点也预料得到。同时也表示酒被下毒之后，除了惠特菲尔德之外没人碰过，但大家也都知道，那瓶酒放在屋子里，除了惠特菲尔德之外，从来就没有人碰过。

那瓶酒是在威尔寄出那封恐吓要对付惠特菲尔德的信给麦格劳之前两个星期送来的。列克星顿大道的一家酒商把惠特菲尔德订的这批货送来，除了这瓶酒之外，还有两瓶五分之一加仑装的葛连·法郭尔牌纯麦苏格兰威士忌，一夸脱的芬兰地亚牌伏特加，还有一品脱的朗里柯牌朗姆酒。朗姆酒和伏特加都没打开，当惠特菲尔德喝下致命的那一杯时，已经喝掉了一又三分之一瓶苏格兰威士忌。

“你不喝酒，”他曾告诉我，“我也不喝。”一口气叫两瓶放在家里，完全够格当一个喝酒的人了，但他最多也只是浅酌一口而已。五分之一加仑有二十六盎司，或者如果你每回倒大约一盎司半的苏格兰威士忌，再加两个冰块，就是十八杯了。喝光的那瓶有十八杯，第二瓶则喝了六杯左右——我想这么算应该没错。有时候他回家前已经喝过了，有时候他则根本一点都不喝。

那天晚上埃莱娜和我走到阿姆斯特朗酒吧吃晚餐。她点了大号的沙拉，我点了一大碗辣酱，拌着一大堆切碎当配菜的甜椒吃。菜辣得可以让人起疹子，不过对我没什么影响，我一向不太注意食物的味道。

她聊了些白天店里的事情，还有TJ过去跟她闲扯。我也谈了自己的一天。然后我们两个沉默了下来。店里放着的古典音乐，在周围的交谈声中几乎听不见。侍者过来问我们要不要再来些毕雷矿泉水，我说不要，不过请他有空给我端一杯黑咖啡过来。埃莱娜说她要草药茶。“哪一种都行，”她说，“给我点惊喜吧。”

他端了一杯“红色活力”给她。“好个惊喜。”她说。

我喝着咖啡，脸上一定有什么异样，因为埃莱娜双眉一扬。

“有一刹那，”我说，“我尝到咖啡里的酒味。”

“可是其实没有。”

“对，咖啡很好，不过就是纯咖啡而已。”

“我想这就是所谓的感官记忆吧。”

“我想也是。”

这次来阿姆斯特朗酒吧，可以说是纯粹路过。几年前，酒馆主人吉米原来的房租还没到期，也未往西迁移好几个街区之前，阿姆斯特朗酒吧位于第九大道，就在我所住旅馆的街角，那儿几乎成了我个人生活空间的延伸。我在那儿社交，在那儿品尝孤独，也在那儿见客户。我在那儿总是保持喝酒的状态，有时候不只是保持状态而已，而是在吧台后头或自己那张桌子前喝得烂醉。我通常喝波本威士忌，不是喝纯酒就是掺在咖啡里。当时对我来说，咖啡和酒两种味道似乎相辅相成，甚至咖啡因和酒精都可以互相平衡，一个让你保持清醒，而另一个则抚平你敏锐的意识。

我知道抽烟的人戒烟后，就必须暂时戒咖啡，因为两者几乎是连在一起的。我戒酒有自己的种种问题，但喝咖啡不包括在内，我照样可以高高兴兴的喝咖啡，而且到了大部分同辈的人都觉得应该改喝低咖啡因咖啡的时候，我显然也不必有罪恶感。我喜欢咖啡这玩意儿，尤其是好咖啡，比方埃莱娜自己在家里弄的（虽然她自己很少喝），或这阵子在全纽约各角落冒出来的那种西雅图式咖啡店里面的。阿姆斯特朗酒吧里的咖啡一向不错，又浓又香，这会儿我喝了一口，品尝着，想不透自己刚刚为什么觉得有波本味。

“你也无能为力，”埃莱娜说，“不是吗？”

“的确。”

“你劝过他出国的。”

“我应该再坚决一点的，”我说，“不过我想他不会有任何改变，而且我也不能怪他。他有自己的人生。而且他也做了所有可能的防范措施了。”

“可靠侦探社做得好吗？”

“即使是后见之明，”我说，“我也找不出他们有任何错。我想他们原先可以派个人二十四小时守着他的公寓，不论惠特菲尔德在不在家。但即使出事之后，我也不敢说他们该这么做。至于我这部分，没有，我也找不出自己可以多做些什么，让结局有所不同。如果我有某种洞察力，知道威尔是谁，那就太好了，可是事情不是如此。这件事情我就跟纽约其他八百万人，包括被分派去查这个案子的不知道多少个警察一样，摸不着头绪。”

“可是有什么困扰着你。”

“威尔就在那里，”我说，“一个个地杀了人，又全身而退。我猜困扰我的是这个，尤其是他现在干掉了一个我认识的人。我本来是打算说‘一个朋友’的，只是这样不太精确。不过上回我跟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谈的时候，觉得他总有一天会成为我的朋友，只要他活得够久。”

“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我喝光剩下的咖啡，抓住侍者的视线，朝着我的空杯子指了指。侍者替我补满咖啡时，我思索着埃莱娜的问题，然后说：“他的葬礼只有家人参加，不对外举行。他的死这么轰动，不这样做的话会有很多人跑来。据我所知，下个月会有个公开追悼仪式，我大概会去。”

“然后呢？”

“然后我大概会点根蜡烛为他祈祷，”我说。

“反正也不会有坏处。”她说，故意学着布鲁克林的腔调。这是一个老笑话里的腔调，我想我笑了，她隔着桌子也回了我一个笑容。

“那些钱让你困扰吗？”

“什么钱？”

“他不是给了你一张支票吗？”

“两千元。”我说。

“而且可靠侦探社那边没给你介绍费吗？”

“死掉的客户不必付钱。”

“什么？”

“那是保镖这一行的一个基本原则，”我说，“有人拿来作为一本谈这个话题的书的书名。威利只拿了一笔小额的聘约金，不过还不够他付给那些保镖人员的时薪。法律上他当然有资格开账单，但他已经告诉过我，他打算自己支付这笔开销。既然他已经赔钱了，我也不会去拿他的介绍费。”

“而且你很乐意不拿，对不对？”

“哦，我不知道。如果他赚了钱，我拿介绍费会拿得安心一点。另外如果惠特菲尔德付给我的那两千元让我感到困扰，我反正退回去就是了。”

“或者想办法去赚它。”

“用追逐威尔去赚，”我说，“或者追逐枪杀了拜伦·利奥波德的那个人。”

“在霍雷肖街。”

我点点头。“惠特菲尔德建议说两件事可能有关，说也许威尔是无意间挑中拜伦，多多少少是为了练习杀人。”

“有可能吗？”

“应该有可能吧。不过也有可能拜伦是被外星人或其他类似的人给射杀的。这是惠特菲尔德说服我拿钱的方式，同时让我随心所欲去调查这个案子。对我来说，这样一来，同时进行两个案子要合理些。只不过两个案子我都没查出什么来，不是吗？”

“没错。这就是让你尝到酒味的原因，因为你没有查出什么来。”

我想了想。啜了几口咖啡，把杯子放在碟子上。“对，”我说，“的确如此。”

出了餐厅，我们等着绿灯时，我挽住她的手。我看着隔着街斜对面的那栋大楼，目光不自觉地搜寻着二十九楼的一扇窗户。埃莱娜也许是注意到我的视线，或者只不过是猜到我心里在想什么，就说，“你知道格林威治村那个枪击事件让我想起什么吗？格伦·霍尔茨曼。”

他曾住在那栋公寓的二十九楼。他死后，他的遗孀莉萨继续住那儿。她曾雇用我，我替她把案子查完之后，偶尔会回到她的公寓里，跟她上床。

埃莱娜和我结婚时，我们去欧洲度蜜月。在巴黎时，我们一起躺在饭店的床上，她说婚后什么都不必改变，我们可以继续当原来的自己、过着原来的生活，我们手上的戒指不会改变任何事情。

她说这些话时，有着明显的弦外之音。我知道有第三者，她似乎在说，可是我不在乎。

“格伦·霍尔茨曼，”我说，“意外被杀死的那个。”

“除非弗洛伊德的理论没错，一切都是潜意识作祟，否则根本没有所谓的意外。”

“我调查拜伦的生活时，也曾想到霍尔茨曼。拜伦也可能是被误杀的。”

“被故意杀死就已经够糟糕的了。”

“嗯，有人曾听到凶手喊拜伦的名字。”

“所以凶手认识他。”

“如果那个证人没搞错的话。”

我们走路回家，没再多说什么。回到公寓里，我一手放在她肩上，将她的身子转过来，我们彼此拥抱、亲吻着，然后我一手放在她的臀部，将她拥紧。

不必改变什么，她曾在巴黎告诉我，但慢慢的，事情当然会有变化。多年来埃莱娜和我之间分享了许多事情。我们初识时，我是个已婚的警察，而她是个甜蜜的年轻应召女郎。我们曾经在一起，然后又多年没联络，直到往事又将我们两个拉到一起。没多久她停止接客，又没多久我们找了一套公寓住在一起，再没多久我们就结婚了。

这么多年以后，我们之间的热情自然不像初识时去她海龟湾的公寓造访那般。那时我们对彼此的欲望又疯狂又急切，而且无法抵挡。现在一切都随着时间和习惯而有了调整。我们之间的爱，从一开始到现在，随着时间变得越来越宽、越来越深，我们相伴的那种喜悦也更胜以往。而我们的热情，就算不再那么狂暴，却也比以往更加浓烈。

我们又吻了对方，这次吻得很深。我们移到床上，褪下衣服。

“我爱你，”我说，也或许是她说的。没多久，我们就陷入迷乱状态。

“你知道，”她说，“如果我们一直这样下去，我想我们会达到某种熟悉的程度。”

“不可能。”

“你是我的老熊，我爱你。你打算要睡了，对不对？除非我在黑暗中发光让你保持清醒。我觉得自己好像可以发光似的。为什么性爱会让女人清醒，却让男人犯困？这是上帝无意间犯的错，还是物种存活的某种机制？”

我脑中翻来覆去想着这个问题，试图找出一个答案，此时我的脸颊感觉到她的呼吸，她的嘴唇轻轻摩擦着我的。

“好好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