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周末的轰动新闻就是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的验尸结果。死因并不令人意外。根据《邮报》的报导，惠特菲尔德服下的氰化钾的量，足以杀死一打律师。（星期一夜晚，杰·莱诺在“今夜”中念出这条新闻，眼珠子往上翻了翻，无言地笑了。）

验尸也同时发现，威尔只是稍稍打乱了自然规律。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死亡时，已经得了恶性肿瘤，而且癌细胞已经从一个肾上腺附近转移，入侵淋巴系统。威尔最多只夺走了他一年的生命而已。

“我很好奇他自己原先知不知道，”我告诉埃莱娜，“根据《邮报》的报导，很可能事先没有征兆。”

“他去看过医生吗？”

“他的医生出城了，没人找得到。”

“医生就是这样，”她抱怨地说，“惠特菲尔德完全没提过吗？”

“他说了一些话，是关于什么来着？”我眼睛闭了一会儿，“我最后一次跟他谈，就是他喝下那杯毒酒前那次，他说过希望他能有多一些时间，意思是希望我们能有机会彼此熟悉。也说不定他其实没别的意思，只是单纯的希望能活长久一点而已。”

“如果他知道——”

“如果他知道自己的病，”我说，“那么在苏格兰威士忌里面放氰化钾的可能就是他自己。这也就解释了威尔怎么有办法穿墙入门自由进出他那套有防盗系统的公寓，因为他根本没去过。惠特菲尔德是自杀的。”

“你觉得是这样吗？”

“我不知道自己怎么想。”我说，然后起身去接电话。

是威利·唐打来的，他也问了同样的问题。“那个狗娘养的本来就快死了，”他说，“你看呢，马修？你很了解他。”

“我一点也不了解。”

“哎，老天在上，你总比我了解吧。他是那种会自杀的人吗？”

“我不知道他是哪种类型的人。”

“我能从达尔格伦那边知道的，就是他心情不好。要命，要是换成我接到威尔的公开信，我心情也不会好的。如果我得了惠特菲尔德那种病，我的心情会比他坏两倍。”

“也要看他知不知道自己的病。”

“那就得查他的病历，他的医生正好出城度周末了，明天警方会联络到他，我们就会有进一步了解。我刚刚只是在想象，这个狗娘养的在一个保护他生命赚钱的年轻人面前故意喝下毒药。”

“你知道，”我说，“你一直说他是狗娘养的，但如果他不是自杀……”

“那么我就是在毁谤一个因为我失职没保护好而送命的人，而这么一来，我才应该是狗娘养的。”他叹了口气，“这个世界真是他妈的一团混乱，要是有人告诉你不是这样，你千万别信。”

“我连梦都不敢梦。”

“总之，他是怎么了？搞什么波兰式自杀，故意布置成谋杀的样子吗？”

“通常都是反过来的。”

“有些人是杀了人，故意布置成那些人好像是自杀的样子。干吗要反过来呢？为了保险金吗？”

“除非他最近投了保，才会合理。保险条款都规定投保要超过一定年限，否则自杀不理赔的。”

“通常是一年以上，对吗？”

“应该是吧。免得想自杀的人先去投保，故意诈骗保险金。不过你要是投保了二十年，那保险公司就不能因为他沮丧而趁地铁进站时跳下月台，就逃避他们该负的责任。”

“我不知道，”他说，“这几年我们接了很多保险公司的调查工作，所以我相信保险公司会尽可能地逃避任何责任。最糟糕的就是他们会对我们开的账单细目一一提出质疑。大概是出于习惯吧。”

“说到账单，如果到头来确定他是自杀的——”

“干吗，我可以要求从他的遗产支付？我们签了约要保护他，可是我们居然防不了他把自己给干掉？我宁可自己吞掉这笔损失，也不要费尽心思去收钱。”

媒体的关注多到一定程度，你就无处可躲。到目前为止，威尔好像还对付得了，但菲利普·布辛大夫就没有这种躲避的本领了。他去美加边境的乔治亚湾钓鱼，一些工作积极的记者找到了他。

布辛是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的医生，主要是内科——埃莱娜指出，“内科”这个名词会让你觉得好像涵盖了皮肤科之外的所有一切了。关于医生和病人之间对病历的保密原则，他的原则显然只限于活着的病人，因此他就放心地说出他已经在春天诊断出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的肿瘤，而且已经进行过和病人沟通病情这个悲伤的任务。

惠特菲尔德很平静地接受了这个事实，布辛医生回忆说，惠特菲尔德好像把他当成一个有敌意的证人对待。他逼着布辛医生承认，开刀或者化学疗法都不能根治他的病，而且也逼医生估计了他还剩多少时间可活。六个月到一年，布辛医生告诉他，而且介绍他去斯隆-凯特林医院找一个癌症专门医生。

惠特菲尔德·打电话找过那位罗纳德·帕特尔医生预约，也去看了医生。帕特尔确定了布辛医生的诊断，而且提议替他做放射线和化学治疗，他认为这样可以替病人多争取一年的寿命。惠特菲尔德谢过他后离开了医院，从此再没跟帕特尔医生联络。

“我猜他想听听其他医生的意见。”帕特尔说。

如果他想听意见，在这个城市最适当不过了。每个人都有意见，到了星期二早晨，我觉得自己好像听遍了所有意见。一般舆论似乎都认为惠特菲尔德是自杀身亡，一名这方面的权威人士形容说，这是一个机会主义者的自毁行为。我懂他的意思，不过这个陌生的名词让我特别印象深刻。

很多人对他所选择的自杀方式感到不解，因为以其他的先例来说，这种死法太惨了——或者可以说，对惠特菲尔德来说太惨了。氰化物所带来的痛苦难以忍受。你不可能朦胧的陷入梦乡再也醒不过来。唯一的好处就是，的确，死得非常快。

“不过，”我告诉埃莱娜，“要离开这个世界的一般方法不太多，而且会选择崎岖道路的人多得出奇。很多警察会饮弹自尽，这种事寻常得简直会让你以为枪管沾了巧克力。”

“我想可以拟个声明，不是吗？‘我用值勤的警枪自杀，所以杀了我的是这份工作。’”

“很恰当，”我表示同意，“不过现在我只觉得这是某种传统。而且这样自杀又快又准，除非子弹乱飞，结果只是击伤了自己的手。”

一个当地电视台的名人引用了多萝茜·帕克的诗：

剃刀太痛，

河流太湿，

氰化物让人变色

药物引起抽筋：

枪支不合法，

上吊怕绳子断，

瓦斯味道不佳——

所以你还是活着好了。

可以想见，这些话引来了常青社团一位女发言人反驳，她认为必须指出帕克写这些诗句的年代已距今遥远。她很乐意向大家报告，还有许多快乐的方式可供大家选择，其中有两种似乎是她最偏爱的，就是关在车库里吸一氧化碳中毒而死，或者套在塑料袋里面窒息身亡。

“不幸的是，”她说，“不是人人都有汽车。”

“很可悲，但是却是事实，”埃莱娜对着电视说，“幸运的是，无论如何，每个人都有塑料袋。‘爸爸，我今天晚上可以借你的车吗？不行？噢，那我可以借个塑料袋吗？’”

还有些人坚信，真正的受害人是凯文·达尔格伦，惠特菲尔德在他面前倒地身亡，太不顾及别人的感受了，这件事使达尔格伦必须承受道德上无止境的压力。至少有一个谈话节目找了个心理学家和一名心理创伤专家，讨论这个事件给达尔格伦所带来的短期和长期影响。

达尔格伦接受了大部分的访问，被逼问时他的态度也很明确。他说，自己对惠特菲尔德是自杀或被谋杀没有看法。他只遗憾自己无能为力挽救这个人的生命。

如果达尔格伦不愿意扮演受害者的角色，那么有个名叫欧文·阿特金斯的人倒是抢着想当。阿特金斯是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最后一个当事人，就是在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抱怨他的案子没法上到高等法院之前几个小时，决定以一个轻的攻击罪名认罪的家伙。阿特金斯的理由是，他推测惠特菲尔德是故意想赶快结束这个案子，好无牵无挂的结束自己的生命，因此阿特金斯向法院申请说，自己受到了律师的不当建议，要撤回自己认罪的决定。

“他有两个论点，”雷蒙·格鲁利奥告诉我，“第一，惠特菲尔德故意说服他认罪，因为他急着要回家喝老鼠药，或随便什么去他妈的毒药。第二，惠特菲尔德想自杀的心理状态影响了他的判断，使他没有能力提供当事人法律上有效的建议。这第二点倒是可以成立，惠特菲尔德会接他这种笨蛋的案子就是一个证明。”

“你想他这招行得通吗？”

“我想法院会让他撤销认罪的协议，”他说，“而且我认为他一定会后悔，这个狗娘养的蠢货，重新审判后，他就会被定罪了。”

“是吗？”

“嗯，我认为是这样。你这样撤销原来一个关不了你几小时的轻罪协议，那就是邀请大家来踢你屁股了。总之我觉得这一堆都是扯淡，阿德里安不是自杀的。”

“是吗？”

“我绝对不否认这是个不错的选择，也不否认他可能会决定这么做。而且我想他早晚会自杀。他可能非常仔细地考虑过这么做，甚至就在他倒那杯酒的时候，心里还在盘算着。但我不相信他会有一丁点怀疑到那个瓶子里头除了苏格兰威士忌，还会有别的任何东西。”

“为什么？”

“因为他妈的他干吗要这么做呢？如果阿德里安打算自杀，他绝绝对对会留下遗书，而且很可能还会拿去公证。只有这样才符合他的作风。”

“我也这么觉得。”

“我不是说他的个性中缺乏戏剧性。毕竟他是个审判律师。如果我们不愿意成为众人焦点，那我们就会一辈子缩在法庭后面当助理或行政人员。我可以想象阿德里安自杀，我甚至可以想象他会在一堆证人面前自杀。你记得哈蒙·鲁滕斯坦吧？”

“记忆犹新。”

“他请了一群朋友来家里，让他们坐下，给他们倒饮料，然后他告诉大家说他希望每个人都在，免得事情有任何模糊的疑点。然后他就爬出窗外跳楼自杀。我要自杀喽，他说，而且我要你们在这里证明。这跟大家推测阿德里安的状况完全不一样。”

“他搞得整件事看起来像谋杀。”

“完全正确，那为什么他要这么做呢？没有人问过这个问题，也许因为无人能回答。难道因为自杀在宗教上不被允许？阿德里安不是那种虔诚天主教家庭长大的，而且据我所知，他唯一的信仰就是替刑事犯辩护一定要事先收费。那么，会是因为担心他的保险得不到理赔吗？报纸和电视上还在谈这个问题，好像自杀就会自动引起这类效应。”

“我前几天也跟别人谈过这个问题，”我说，“这是一种普遍的误解。”

“而且应用错误，因为阿德里安的保险多年来包括了所有的理赔。他并没有因为得了癌症而另外投保，这些消息昨天都报导出来了，可是大家还在啰唆保险的事情。我刚刚听到一个新说法：双倍理赔。”

“针对意外死亡的吗？”

“对。以保险公司的认定，谋杀是意外死亡，当然还要看他所投保的种类有没有意外死亡赔偿百分之两百的条款。顺带提一下，这种条款真愚蠢。你买保险是因为它的财务保障，从谷仓屋顶掉下来与得硬癣症死掉有什么区别？你希望自己如果死了，能够有一些补偿，意外死亡会给整个家庭造成更大的打击，所以才会需要额外保障。”

“我想自杀并不被认为是意外死亡。”

“嗯，但是也不是自然死亡。可是据我所知，所有的保险都把自杀排除在双倍理赔的范围之外。所以很有可能，一个人如果打算自杀的话，他会故意布置得像是意外死亡，好让他的家人在财务上有利一些。”他吸了口气，“哦，你听到没有？我讲话听起来像个天杀的律师。”

“你的确是律师。”

“可是，”他继续，“要布置成意外很容易，常常有人这么做，而且保险公司也会相信。你只要跳上你的车，开到附近那座桥。我不知道成功率有多高，可是一般来说，没有证人的单纯的车祸，有一大堆都完全是自杀，有的是预谋，有的则是临时起意。如果你想自杀，又希望死后在天主教堂有完整的葬礼，这个方法万无一失。而且绝对可以得到双倍理赔。”

我想起常青社团那位认真的女士。“可是很多纽约居民没有自己的车——”

“我们总有地铁啊。你可以失去平衡，摔在进站的地铁前面。不过阿德里安的死有个疑点，比方说他决定要让这件事看起来像是谋杀，但除非你名叫埃德·霍克或约翰·迪克森·卡尔，否则你不会把他的死想成是密室杀人，对吧？因为事情明白简单极了。他的保安措施这么严密，有贴身保镖还有防盗铃，大家都想不透威尔到底是怎么溜进去下毒的。很明显不可能，因此半个纽约都相信阿德里安一定是自己下毒的，而这点却是我们原先假设他应该要掩饰的。你觉得我这样说有道理吗？”

“不管阿德里安现在身在何处，”我说，“如果他需要律师，我觉得他都该挑一个名叫格鲁利奥的人。”

“不过我是对的，你不觉得吗？没道理嘛。”

“我同意。”

“嗯，那让我来给你总结一下吧。所有的报导都在谈保险，可是没有任何保险会针对自杀有双倍理赔条款，就这样可以结案了。”

他的话很有说服力，但我并没有完全被说服。我见过太多人做过太多不合逻辑的事，多到让你无法把任何地球人类的不合理行动排除在外。

同时，还要考虑到威尔。即使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是死在自己的手上，至少也是帮了威尔的忙。有个专栏作家坚持，也许有点滑稽的是，这位匿名杀手每次都越来越有力量。前面三个受害者，他都得亲自到场动手解决，但第四和第五名受害者，他只要点名就行了。一旦成为威尔的目标，他们就会死掉，不劳他亲自动手。干掉拉希德的是他纳为心腹的敌人，而惠特菲尔德则是被一个更亲密的敌人所杀，这个敌人就住在他的躯体中。

“很快，他连公开信都不必写了，”这位专栏作家丹尼斯·哈米尔这样下结论，“他只要用他超强的意念，坏人就会像苍蝇一样掉下来死掉。”

我心想，好玩的是，没听到威尔的消息。

星期二早上我比埃莱娜早起床，她冲完澡出来时，我正在餐桌前吃早餐。“这个哈密瓜真好吃，”她说，“比昨天的好太多了。”

“这是我们昨天吃剩的另一半。”我说。

“哦，”她说，“我猜这是比较好的那一半。”

“我想是因为这一半是我放在盘子上的，”我说，“而且因为我就坐在你面前。”

“对，完全正确，你这只老熊。没人能做得比你更好了。”

“举手之劳罢了。”

“没错。”

“还融合了某种禅宗手法，”我说，“我专心想着其他的事，不知不觉就弄好早餐了。”

“想什么？”

“想一个我忘掉的梦。”

“你难得会记得自己的梦。”

“我知道，”我说，“但是我醒来有个感觉，这个梦里有什么想告诉我，而且我觉得以前好像做过同样的梦。事实上——”

“怎么？”

“我有个感觉，最近常做这个梦。”

“同样的梦。”

“我是这么想。”

“可是你记不得。”

“有那种熟悉的感觉，”我说，“好像是以前经历过的事情。我不知道每次的梦是不是都一样，但我觉得我每次都梦到同样的人。他就在那儿，看起来很诚恳，想告诉我什么事情，然后我就醒来，把他给忘得一干二净。”

“就像一缕轻烟。”

“差不多。”

“就像你一站起来，膝上就没法放东西，自然消失一样。”

“这个嘛……”

“他是谁？”

“问题就在这里，”我说，“我不记得他是谁，而且不论我多么努力试着回想——”

“别想了。”

“什么？”

她站起来，走到我身后。用她的指尖缕着我的头发。“没什么好回想的，”她说，“放轻松。所以不要努力回想，只要回答问题。你梦的是什么事情？”

“我不知道。”

“好。想想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

“不是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

“当然不是，反正你就想着他吧。”

“好吧。”

“现在想想沃尔默。”

“谁？”

“杀掉一堆小孩的那个恶棍。”

“噢，沃尔默。”

“很好，沃尔默。想想他。”

“不是——”

“我知道不是。就算是讨好我，好吗？想象他的样子。”

“好吧。”

“现在再想想雷蒙·格鲁利奥。”

“我没梦到雷蒙，”我说，“而且你这招不会有用的。我很感激你的尝试——”

“我知道。”

“可是不会有用的。”

“我知道。我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

“应该可以吧。”

“请问尊姓大名？”

“马修·斯卡德。”

“你太太的名字呢？”

“埃莱娜·莫德尔。埃莱娜·莫德尔·斯卡德。”

“你爱她吗？”

“这还用问吗？”

“回答就是了。你爱她吗？”

“是的。”

“你梦见了些什么？”

“尝试精神可嘉，可是不会有——”

“怎么样？”

“我是个浑球。”

“怎么？你要告诉我原因吗？”

“别吵我了，好吗？”

“别犹豫了，现在别再想了！”

“我只想思考一下而已。”

“说出名字好吗？免得又从你的脑海里溜走了。”

“不会的，”我说，“现在我想问，我究竟为什么会梦到他？”

“很好，继续让我猜吧。”

“格伦·霍尔茨曼，”我说，“你是怎么办到的？”

“只是帮助你回忆而已。”

“好像有用。格伦·霍尔茨曼。老天，为什么是格伦·霍尔茨曼？”

想了一个小时后，我下楼买报纸，这个问题还是没有任何进展。然后看到报纸时，我忘掉了格伦·霍尔茨曼。

报上又出现了威尔的公开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