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在还没见到这个人之前,我习惯性地先揣摩一下对方长什么样子,换句话说,只要在电话里听过他的声音,我心里就已经有了这个人的长相。

我依然记得西摩·纳德勒的声音——低低的,带着那种职业的平静——加上他的名字、地址和职业,我觉得我即将见到的这个人应该满脸大胡须,秃头,穿一件灯芯绒衬衫,扣子开了好几颗,硬鬃般的乱发散在领子四周。他的胡须跟头发一样,都得好好打理一下,而且都是深黑色的。

而我实际见到的纳德勒医生却跟我一般高,身材修长,胡子刮得很干净,身穿一套苏格兰格子的灰呢西装,戴着斜纹领带。他的头发是深褐色的,打理得很清爽,而且还很浓密。他的眼睛藏在角质框眼镜后面,镜片有两个焦点,远近视两用。

他的眼珠是浅蓝色的,嘴唇很薄。伸过来让我握的手,感觉比我的手掌小。

他的办公室在十楼,布置了些古董,感觉还算雅致。里面当然有个躺椅,此外,还摆了几张舒服的椅子。地毯来自东方,图案描绘的是美国原住民,书桌旁一个时髦的架子上放着一台电脑,这是唯一有现代感的东西。从窗户望出去,就是中央公园。

“我给你十分钟。”他说,“我下一个约会是两点,我需要十分钟准备。”

我跟他说,时间很宽裕。

“你先把来意说清楚,我们比较好谈。”他说,“我的求偿申请在很久以前就已经解决了。时间拖得太长,赔偿金额我也不满意,但还不至于为了这么点小事上法庭。”他微笑着,“不过,我真的考虑过。”

他还以为我是保险公司的人,我并没有明说,但我的行为态度让他有这种印象。

“是吗?”我说,“我来这里是想了解那把枪的情况。”

“点二二意大利手枪。”我说,“从你办公桌里偷走的,如果我的资料没有错的话。”

“那把枪我没有报失。”

我翻翻笔记本,努力装出一副困惑的样子。“你没有向警方报失?根据法律规定——”

“向警方报案是一回事,至于保险公司嘛,枪是在我提出理赔申请之后才发现不见的,不值钱,没有列在报失清单上。发现之后,我也懒得把清单要回来修改。但是如果知道你们对于我太太珠宝的理赔这样锱铢必较,我一定会把这把枪列进理赔清单。”

我举起一只手。“不是我的部门。”我说,“相信我,我很理解你的火气从哪儿来,别说是我说的,我们的理赔员真的很差劲。”

“是的。”他突然对着我微微一笑。我们现在站在同一立场上了。我自己也得意,用心理战征服了心理专家。“说得好。那把枪到底是怎么了?”

“最近有人用那把枪,闯入民宅。”

“是的。”他的眉毛皱了起来,“我也听说过这件事情。真的很可怕,案发的地点就在这附近,是不是?”

“西七十四街。”

“是的,距离这里不远。两个人死了。”

“还捎上了布鲁克林的两条人命。”

“那两个坏人,对。一个被谋杀,一个自杀,是不是?有意思。偶尔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人突然陷入狂暴之中,然后就胡乱杀人。没有想到这两个人竟然自相残杀,结束这场悲剧。”他握起拳头,嘴巴紧闭。“我其实也不明白他们的心理过程。有可能是这样的:血腥的杀戮突然让他们觉得良心不安,于是用自杀来惩罚自己。可我有点怀疑,也许他们一时间找不到人可以杀,但杀人的欲望却怎么也无法抑制,老是觉得手痒,所以,只好找上仅有的对象,把自己人都杀光了。”

他的候诊室挂了好几张镶了框的毕业证书和行医执照,但坦白地说,他刚才那番话比满屋子的文凭证书更让我相信,他是一个得到认证的合格的心理医生。

“这只是我个人的猜想而已。”在我赞叹了他的理论之后,纳德勒医生谦虚地说。“你到底来这里干什么?那把枪也不可能还给我。”

“我想那把枪放在警方的证物柜里,好一阵子都不会拿出来。”

“它在那里躺一辈子都行,”他说,“反正我也不想要了。”

“要不要换一把枪?”

他摇摇头。“我买那把枪也只是以防万一,压根儿没想用,也没有机会从抽屉里拿出来。”他摸摸下巴。“枪不见了。我还觉得是我让它不见的,也许我对武器的厌恶,在冥冥之中,诱使那个小偷去偷那把枪吧。”

“这话怎么说呢?”

“大家常常说:事出有因。冥冥之中,自有定数。我的意思倒不是说所有的被害人都是罪有应得,这是胡说八道。但是,有些因素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会凑在一起。就说这个案子吧,这两个强盗就住在我们活动的区域里,我办公室里唯一被偷的东西就是那把枪。偏偏我又过了好长时间以后,才发现枪不见了。”

“原来你对那把枪是这种看法——”

“是那把枪把两个歹徒引上门来,让他们有机会得到他们想要的武器。”他说,“我知道你觉得我这种说法有些奇怪。坦白地说,我也不自在。以后,我绝对不会买枪放在办公室里了。”

我说:“你把枪放在抽屉里?”

“没错。”

“就是你面前的这张桌子?”

“是啊,当然,这里还有别的桌子吗?”

“哪一个抽屉?”

他看着我。“哪一个抽屉?我把枪放在哪一个抽屉,有什么差别吗?”

“应该没有。”我说。

“我再问一次,你到底来这里干什么?我很遗憾,我买的武器让好几个人送了命。但我不觉得这是我的责任。”

“问题就在这里。”

“请你再说一遍好吗?”

“这是法律责任的问题。”我说,“武器的所有人,有可能要为武器造成的伤亡负责任,虽然实际动手的人并不是他。换句话说,没错,你的武器落入坏人的手里,但是子弹毕竟是从你拥有的枪射出去的,所以受害者还是可以告你。”

“这太可笑了。他们为什么不去告枪支制造商,我的天哪!”

“事实上,”我说,“这种案例的确见到过几次。受害者以所谓‘产品责任’的理由控诉武器制造商,也闹上了法庭。虽然最后法官裁定不受理,但是——”

“你是说,有人用我的枪杀了人,而我还得吃官司?”

“是的,在这起案件里,主要的受害者都已经死了,但受害者的家属还是有可能成为原告,如果她真的想打官司的话。”

“那对夫妻的女儿——”

我当然不希望他打电话给克里斯廷,去搅这桩没来由的官司。“就这个案例来说,”我说,“我们比较担心是其他人。”

“你是说那两个强盗的家属?他们闯进我的家里,偷了我的财物,包括合法登记的手枪,杀了几个人,最后,他们自己同归于尽,你却跟我说,他的家属要告我?”

“纳德勒医生,”我说,“想打官司的人多着呢,不愁没有律师愿意帮他们出面。”

“到处都有追着救护车跑的讼棍。”他说。

“这种官司胜诉的并不多,这个案子看来也不像是会闹上法庭的样子,就算真的有人要起诉,结果看来也对我们有利,不被受理的可能性比较大。我来这里,其实是预先搜集资讯,防患未然,免得那些小混混来找麻烦。”

没想到激怒他那么容易,而安抚他却难得多。我也不想浪费时间,看他的眼神瞟向手表,我知道,他急着在一点五十分之前把我打发走。

我再次问他把枪放在哪个抽屉里,还请他告诉我,抽屉怎么锁,怎么开。书桌是椭圆形的,桃心木,桌面上还钉了皮革;右手边有三个抽屉,手枪就放在中间的那个抽屉里。他习惯用右手,他解释说,如果他坐在桌边,刚巧需要这把枪的话,这样最方便。

每个抽屉都有锁,但是其中有两个锁年久失修,都锈了。中间的抽屉里放了一把万能钥匙,尾巴上还系着一根毛线,我想这样大概比较容易找。

“小偷摸进来的时候,”我说,“所有的抽屉都没锁吗?还是只有放枪的那个抽屉被打开了?”

“原本也就只有那个抽屉上锁。”

“还有谁知道办公室有枪?”

“还有谁知道?”

“知道你有一把枪,”我说,“知道你放在哪里。”

“没有其他人。”

“你太太呢?接待员呢?”

“我太太知道我有把枪,但不知道我放在哪里。我太太看到枪就紧张,我买的时候就不赞成。”他皱起眉头,“我想这也就是我懒得修改求偿申请的缘故。至于我的接待员,格洛莉亚嘛,她根本不知道我有把枪,当然也不可能知道枪放在哪里。”

格洛莉亚是个中年黑人妇女,眼色冷静,笑容温和;但她给我的感觉却是:这种人不会轻易放过什么异常现象的。我觉得她没有什么好查的,于是问起他的病人。他在治疗中有没有出现过什么必须要动枪的情况?

“绝对没有。”他说,“有病人在房间,我几乎不敢打开那个放枪的抽屉,总把它锁得紧紧的——不对,这么说不对。有两次,病人异常激动,我已经准备要把抽屉的锁打开了。事后想想,都是我自己瞎紧张,你明白吗?反正我并没有把锁打开,更别提亮家伙了。”

“那个病人后来——”

他的脸上突然像罩上了一层寒霜。“自杀了,提起来就伤心。他住在二楼,却坐电梯到顶楼,就这么跳下来。他留了一张纸条,说他如果不这么做的话,他可能会杀害别人。也许,我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这是最近的事吗?”

“自杀吗?不,是去年冬天的事,圣诞节到新年之间的那个星期。时间挑得真奇怪。”

“在丢枪之前?”

“没错,几个月前吧。”

“记得那两个坏人吧,”我说,“一个叫杰森·比尔曼,一个叫卡尔·伊凡科。”

“记得。”

“他们是你的病人吗?”

他想都没想就回答我的问题了。如果知道我是侦探,他大概懒得回答;但是,面对一个诚心诚意帮他预防诉讼麻烦的保险员,他怎么能拒绝呢?“不是,”他说,“我还是从报纸上第一次看到他们的名字。”

“在你的病人里面,”我说,“有人有前科、曾经坐过牢吗?”

他摇摇头,“我的病人都是中产阶级、专业人士。”他说,“三分之二以上的人病因都是情绪低落。有几个是年轻女性,来找我多半是因为饮食失调。其中有一个是文思枯竭的作家,曾经写过五本小说,第五本是他文学创作的里程碑,卖得非常好。不过,那已经是九年前的事情了,九年来,他什么也写不出来。还有的病人是因为婚姻不顺,也有的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的工作走到死胡同里了。”

他从书桌后面站了起来,走到窗户边眺望公园,背对着我说:“我以前在医学院的时候,大家一讲到皮肤学,都无比佩服。皮肤游戏,他们总是这么说。‘没有哪块皮肤会完全死透,也没有哪块皮肤会完全康复。’”他转过身来,面向我,双手紧握,“你可以怀疑我的工作,只是在大家的心理顽癣上擦点药膏而已。当然,对于皮肤科医生来说,这种话也不太公平,有的皮肤真的痊愈了,但也有的皮肤真的死了,变成黑色素细胞瘤。我的病人受到良好的照顾,他们多少变得开心些,精神病的症状也减轻许多。当然,还是偶尔会有人从屋顶上跳下来。”

他坐回书桌后面,玩弄一把铜质拆信刀,刀的把手上镶了孔雀石。“我有一个病人,应付不了他的四个孩子,三女一男。”他说,“还有一个人窃取了公司二十五万元,拿去赌运动比赛和吸可卡因。这两个人都没有进监狱。我想,我的工作对罪犯、有前科的人,应该有些帮助,但他们从来没有来找过我。”他还告诉我一点别的事情,然后拉起袖子,看了看手表。

“差十分两点。”他说,“我真的不能再跟你聊下去了。除了我之外,没有人知道枪在哪里,我的病人并没有见过这把枪。如果没有别的事情……”

“你帮了我很多忙。”我说,“很抱歉浪费你那么多时间。我私下跟你说一句:我想,你应该不用担心会有人找你的麻烦。”

“那我就放心了。”他说着露出一个冷冷的笑容。我怎么看都不觉得他真的在担心什么。我们握了手,他告诉我门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