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三天，我每天都看早版、晚版报纸，等那通电话。星期一晚上，回房途中我拿了一份《纽约时报》的早版。“大都会要闻”版里的“警局纪事”栏，通常报导一些犯罪事件。在最后一则，我看到了我要找的东西：一名身份不详的男子，白种，约五尺六寸高，一百四十磅重，年龄四十五左右，被人从东河中捞出，头盖骨破裂。

看起来好像是他。除了年龄略大体重较重以外，其余的描述都十分接近。我无法确定那是“陀螺”，甚至不能确定那个人——不管他是谁——是被谋杀的。头盖骨的伤可能是他掉进水里时弄的。报上没说他在水里泡了多久，如果在十天以上，那肯定不是“陀螺”——我上上个星期五还和他通过电话。

我看了看表，现在打电话给某人还不算太晚，但如果是偶尔才联络的交情，就明显是太晚了。现在打开那个信封还言之过早，我不想那么做，除非我确定他死了。

那晚一直睡不着，我多喝了几杯。早上醒来，头疼欲裂，嘴里发苦，我吃了阿斯匹林，漱了口，下楼到火焰餐厅吃早餐，拿了一份新的《纽约时报》看，没有关于浮尸进一步的消息，“警察纪事”的内容跟先前的一样。

埃迪·凯勒现在是西村第六分局的副队长了，我从房间打电话给他。“嗨，马修，”他说，“好久没见了。”

其实没多久。我先问候他的家人，他也问候我的家人。“他们很好。”我说。

“你随时可以回来。”他说。

我不可能了，有一大堆理由使我不想再重操旧业，也没办法再戴上警徽出任务。但这并没有阻止他继续问问题。

“我想你不会准备加入人权运动吧。”

“绝对不会，埃迪。”

“还好你不在垃圾堆里讨生活讨钱。听着，你想喝酒喝到死，那是你自己的事。”

“没错。”

“可以免费喝酒的时候却要付账是什么感觉？你是天生的警察胚子，马修。”

“我打电话给你的原因是——”

“是啊，打电话也需要理由，不是吗？”

我顿了一下，然后说：“我看到报上有件事，我想你可以让我少跑一趟停尸间。昨天在东河捞出一具浮尸，小个子，中年人。”

“怎样？”

“你能不能帮我看看他的身份查出来了没？”

“可以吧。你为什么想知道？”

“我帮人找一名失踪的丈夫，他有点像报上形容的。我是可以去认认看，但我只见过他的照片，而那尸体又在水里泡了一阵子——”

“好吧，你那个家伙叫什么名字，我去査。”

“用另一个方式来查，”我说，“这件事得私下进行，除非必要，我不希望名字曝光。”

“我想我可以打几通电话。”

“如果那是我要找的人，你会得到一顶帽子。”

“我想的也就这么多，如果他不是呢？”

“你会得到我十二万分的感谢。”

“去你的。”他说，“我希望那是你要找的人，我用得着一顶帽子。嘿，想起来真是好笑。”

“怎么会？”

“你正在找一个人，而我却希望他已经死了。想想看，不是挺有趣的吗？”

四十分钟以后，电话响起。他说：“不好意思，我的帽子没了。”

“身份还没查出？”

“噢，查出来了。他们用他的指纹确认身份，但他不会是有人花钱雇你去找的人。他是个奇怪的人，在警局的档案有一码长，你以前一定也碰到过他一两次。”

“他叫什么名字？”

“杰克·雅布隆，老是做一些告密、拍马屁之类的事。”

“名字有点熟。”

“人家叫他‘陀螺’。”

“我认识他。”我说，“好几年没见到他了，他老是拿一个银币转着玩。”

“是啊，他转的银币现在陪他进坟墓了。”

我吸了一口气，说：“他不是我要找的人。”

“我想也不是。我看他不像人家的丈夫，就算是，他老婆也一定不会想找他。”

“不是老婆要寻人。”

“不是吗？”

“是他的女朋友。”

“他妈的。”

“她根本不认为他在城里，但我还是可以哄她几块钱来花花。一个人要想躲起来，是很容易的事。”

“通常是这样，但是如果她要给你钱——”

“那是我的感觉。”我说，“陀螺在水里泡了多久？他们査出来了没？”

“他们说大概四五天，你为什么有兴趣？”

“能采到指纹，我想这应该是最近发生的事。”

“噢，指纹能维持一星期。有时候更久，得看河鱼的情况。想想，为一具浮尸采指纹——妈的，要是我去做的话，包准会好几天吃不下饭，更别说验尸了。”

“对啊，那应该不难。他应该是被敲破头死的。”

“想想他是什么样的人，我敢说一定是被打死的。他可不是那种会去游泳，然后不小心脑袋撞到桥柱的人。敢不敢打赌他们一定不会把这案子当谋杀案来办？”

“为什么？”

“因为他们不希望未来五十年这件案子都结不了，而且谁会想要绞尽脑汁去调查像‘陀螺’这种混混是怎么死的？反正他已经死了，反正没有人会为他哭。”

“我以前跟他还算处得来。”

“他是个卑鄙的小恶棍，不管谁杀了他，都算是替社会做了件好事。”

“我想你是对的。”

我从地毯下拿出信封，胶带贴得很牢，我用小刀沿着折边割开一条缝，然后拿着那封信在床沿呆坐了几分钟。我真不想知道里面是什么。

过了一会儿，我打开信封，接着花了三个小时研究它的内容。它解开了几个疑点，但是还不够，最后我把信封装好放回地毯下。

警方会把陀螺这案子扫进地毯下藏起来，这也是我对他托付的信封要做的事。有很多事我可以做，但是在我有足够时间理出头绪前，我什么都不想做，那封信也会继续藏在那儿。

我拿了本书往床上一躺，看了几页以后才发现自己没法专心，而房间似乎变小了。我走出去在外面逛了一会儿，然后到几个地方喝了几杯。我从旅馆对面的波莉酒吧开始，然后是集客来、安塔尔与斯皮罗酒吧，半途在一个摊子停下来吃了两份三明治。最后拐进阿姆斯特朗，一直坐到特里娜下班。我邀她坐下，想请她喝一杯。

“只喝一杯，马修。我还得去别的地方看一个人。”

“我也是，但是我不想去那些地方，也不想见那些人。”

“你可以干脆喝醉了不去管他。”

“也不是不可能。”

我到吧台拿了两杯酒，我喝纯波本，她喝伏特加掺汤力水。我走回桌子，她拿起自己那杯，说：“敬犯罪吗？”

“你真的只有喝一杯的时间吗？”

“我甚至连这一杯的时间都没有，但每个人总该有一点自己的空间。”

“那么，别敬犯罪了，我们为缺席的朋友干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