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是星期四。中午以前我离开了哈森达尔的办公室，然后试着规划下一步该怎么走。三个人我全见过了，他们都有所警觉，也都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我。我对“陀螺”这些交易多了解了一些细节，但是没多多少。普拉格和伊斯瑞奇一点也不像知道陀螺已死，哈森达尔看到报导时则显得十分震惊而沮丧，所以我只能说除了暴露自己的身份成为他们的靶子以外，什么事也没做成，也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我相信自己表现得像一个讲理的勒索人。他们其中之一曾试过谋杀，但是没有解决问题，所以也许凶手不想再试一次。那么，我可以从贝弗利·伊斯瑞奇那儿得到五万块，从西奥多·哈森达尔那儿拿到十万，还有亨利·普拉格的一笔还没谈好数目。这一切都太美了，只除了一件事——我要的不是发财，而是追査凶手。

周末很快到了。我花了点时间在图书馆的微缩卷资料室里，盯着《纽约时报》的微缩卷看，找些关于他们三个人的亲友交往资料。在亨利·普拉格投资购物中心的报导版面上，我突然看到了自己的名字。那是我离开警界前一年所办的一件漂亮案子：我跟我的搭档抓住一个海洛因批发商，他有足以让全世界吸毒过量的货。如果不是因为它的结果，我会对这件案子更为自豪。那个大毒枭有个好律师，整件事仅用一个专业术语就解决了。我认为至少该判二十五年才公平的。

你可以从这种事中学到哲理。事后我们虽然没法把那个杂种关起来，但我们狠狠整了他。他失去了货，那使得他不止收不到卖货的钱，还要付出一大笔买货的钱。看到他挨枪我会更高兴，然而可以在自已能力范围内让他得到一些报应，这也算是公平了。

礼拜天我拨了一个熟悉的电话号码。安妮塔来接的，我告诉她已经寄了一张汇票去。“我最近赚了点钱。”我说。

“好啊，我们会想法子用它，”她说，“谢了。你想跟孩子们说话吗？”

我想又不想。他们正好到了我跟他们说话比较容易的年纪，但讲起电话来还有点笨拙。我们聊了聊篮球。

刚挂上电话，我就有一种奇怪的想法，突然觉得我或许不会再跟他们聊天了。“陀螺”天生就是一个谨慎的人，他能让自己毫不起眼。躲在暗处的生活反而觉得最舒服，但他毕竟还是不够谨慎。我是习惯了公开现身，且事实上必须待在公开场所好引诱对方来杀我。如果杀“陀螺”的凶手决定给我一枪，他会很容易完成任务。

我想再打通电话和他们聊聊，应该有些比较重要的事跟他们聊吧，但我没办法集中精神去想到底要跟他们聊些什么。几分钟后，想打电话的冲动就没了。

那天晚上我喝了不少酒，就当没人会来敲碎我的脑袋一样，觉得很轻松。

星期一早上我打电话给普拉格，因为我留了一条非常松的皮带给他，现在得猛拉它一下。他的秘书告诉我他正在讲另一通电话，问我要不要等一下。过了一会儿，她回头确定我还在线上，就把电话接给他。

我说：“我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了。警方一直想逮捕我，但他们永远没法掌握证据。”他不知道我以前就是警察。“我可以写一份自白书，并附上足够的证据。我会把自白书给你，做为我们交易的一部分。”

这跟我和贝弗利·伊斯瑞奇的协议差不多，他们的反应也一样。他们都不想在交易中埋下变数。所以，我要做的就是承认犯了一项大罪，而且自白书要写得跟真的一样，使他们不会想拿枪指着我的头。普拉格当然料不到这些，所以他喜欢我的主意。

他不喜欢的是我开的价钱。

“那是不可能的。”他说。

“那比零零星星地付出要容易。你以前每个月给雅布隆两千块，现在一次给我六万，比给他三年的还少，而且就此永远没事了。”

“我筹不到那么多钱。”

“你会有办法的，普拉格。”

“我没办法。”

“别傻了，”我说，“在你那行里，你是个重要人物，一个成功者。如果你不能弄到现金，一定有东西可以拿去抵押贷款。”

“我不能那么做。”他的声音几乎要崩溃了，“我现在……财务有困难，有些投资该回收的没回收，经济不景气，新建筑少了，利率疯涨，上礼拜基本利率还调到百分之十——”

“我不是来上经济学课程的，普拉格先生，我要的是六万块。”

“我已经借了我能借到的每一分钱。”他停了一下，说，“我没办法，我已经没有——”

“我必须立刻拿到那笔钱，”我打断他，“我不想在纽约多浪费时间。”

“我不——”

“你动动脑筋吧，”我说，“我会再跟你联络。”

我挂断电话，又在电话亭里坐了一会儿，直到一个等着打电话的人不耐烦地敲门。我打开门，站起来，那个人本来想说什么，看到我就改变主意了。

我觉得不开心，因为我让普拉格受到勒索。如果是他杀了“陀螺”，那么他可能会再来一次；如果不是他，我让他受的折磨就毫无意义了。想到这里，我就觉得不舒服。

有一件事在我们的对话中凸显出来：他很缺钱。假如“陀螺”也曾逼他拿出一大笔钱做最后的交易，赶着在被人干掉前出城去，这很有可能使亨利·普拉格承受的压力达到极限。

我在他办公室见面时，几乎要将他排除在嫌犯之外，那时看不出他有足够的动机杀人，但现在他似乎是最有动机的一个。

而且我刚才又给了他另一个动机。

过一会儿，我打电话给哈森达尔，他不在，我留了电话号码。大约两小时后，他回电话来。

“我知道我不应该打电话给你，”我说，“但我有些新的消息要告诉你。”

“哦？”

“我能够跟你要求酬劳了。”

“你已经找到那些东西了？”

“对。”

“办事真快。”他说。

“噢，只不过用了一点侦探程序，加上一点好运罢了。”

“我了解。可能得花点时间才能……呃，筹到那笔酬劳。”

“我可没有多少时间，哈森达尔先生。”

“你要讲理呀，你知道，我们谈的不是小数目。”

“我知道你有不少财产。”

“是啊，但我没有现金。不是每一个政治人物都有一个住在佛罗里达、家里有大保险箱的有钱朋友。”他在电话里笑了起来，听我没反应，又显得有点失望。“我需要时间。”

“多长时间？”

“最多一个月，可能更短一点。”

听到这样的话，要演这个角色就更容易了。我说：“那还不够快。”

“是吗？那么你到底有多急？”

“很急，我要离开这个地方，气候不允许我再逗留。”

“实际上，过去几天的天气已经温暖多了。”

“那就是麻烦所在，天气太热了。”

“哦？”

“我可没忘记我们共同的朋友发生了什么事，我不希望也发生在我身上。”

“他一定是招惹了某个人。”

“是啊，而我也招惹了一些人呢，哈森达尔先生，所以我要在这个礼拜之内，拿到他妈的酬劳离开这里。”

“我想那是不可能的。”他停了一下，说，“你可以先离开一阵子，等风头过了，再回来拿酬劳。”

“我不觉得我喜欢这个方式。”

“你不觉得现在的状况令人担心吗？我们谈的这件事有点冒险，需要彼此多让一步。这是个双方必须合作的冒险。”

“一个月就是太长了。”

“我也许可以在两个星期内解决。”

“你也许必须如此。”我说。

“这话听起来令人不安，像是威胁。”

“目前的情况是你不是唯一提供酬劳的人。”

“这我一点也不意外。”

“那就对了。如果我必须离开时，还没拿到你那份酬劳，那么，将会发生什么事就很难说了。”

“别做蠢事，斯卡德。”

“我不想。我认为我们两个都不笨。”我吸了一口气，说，“喏，哈森达尔先生，我确定我们没有什么不能完成的事。”

“我很希望你是对的。”

“两个礼拜对你来说怎么样？”

“很困难。”

“你能做到吗？”

“我会试试看。我‘希望’我能做到。”

“我也是。你知道怎么找我。”

“是的，”他说，“我知道怎么找你。”

我挂了电话以后，倒了一杯酒，只是一小杯，先喝了一半，再慢慢品尝剩下的。电话铃响了，我把剩下的酒一口喝光，拿起电话。我本以为会是普拉格，不料是贝弗利·伊斯瑞奇。

她说：“马修，我是贝弗利，希望没有吵醒你。”

“没有。”

“你一个人吗？”

“是啊，干嘛？”

“我很寂寞。”

我没说话。我还记得跟她隔桌相对，我明白地让她知道她没钓上我。她很清楚我的表现，但我更清楚，这个女人擅于勾引人。

“我希望我们能碰个面，马修。还有些事应该讨论一下。”

“今天晚上七点左右，你有空吗？在那之前，我已经有约了。”

“七点可以。”

“老地方？”

我想起上次在皮埃尔的感觉，这回可要在我的地盘上见面。但不是去阿姆斯特朗酒吧，我不想带她去那里。

“有个地方叫波莉酒吧，”我说，“在市中心五十七街，介于第八和第九大道中间。”

“波莉酒吧？听起来很迷人。”

“实际上更迷人。”

“七点钟，我们那里见。第八、第九大道之间的五十七——很靠近你住的旅馆，不是吗？”

“就在对面。”

“那很方便嘛。”她说。

“对我来说是很近。”

“也许是对我们两个都很近，马修。”

我出去喝了点酒，吃了点东西，大约六点钟回到旅馆。跟前台打招呼时，本尼告诉我有三通电话，都没留言。

回房间不到十分钟，电话响了，我接起来，一个我不认识的声音说：“斯卡德？”

“你是哪位？”

“你最好小心一点。你干了蠢事，让别人不舒服。”

“我不认识你。”

“你不会想认识我，你只要知道有一条大河，空地多得很，你不会想用自已的身体去填满它吧。”

“谁告诉你这个电话号码的？”

电话挂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