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本没有时间去思考，我想我的反应还算不错。当那女人尖叫而我转身时，我失去了重心，但我没浪费时间去保持平衡。我向右边蹿了过去，肩膀着地并滚向建筑物边。

刚刚好躲了过去。如果那个驾驶够冷静，他可以让我没有喘息余地，他只需将车子贴近建筑物，虽然这么做会使车子跟建筑物都遭磨损，但磨损得最严重的当然就是夹在当中的人。我原以为他会使这一招，但是当他猛转方向盘时，我知道他想让车尾如鱼般摆动，把我当苍蝇一样打扁。

他差一点就打到我。当车子擦过我身旁时有一股气流冲过来，我向旁边一滚，看见他撞断一根计时收费器，冲回大街上，车身还弹了一下。随即他油门踩到底，此时恰好信号灯变红，他就这么闯红灯扬长而去。纽约半数车子都是这样，印象中却没看过这些违规驾驶被开罚单。

“这些疯子，疯驾驶员！”

老妇人赶到我身边喘着气骂。

“喝威士忌，”她说，“抽大麻，然后就出来飙车。你差点就被撞死了。”

“是啊。”

“最可恶的是，他甚至没停下来看看你有没有事。”

“他的确欠考虑。”

“人们再也不考虑别人。”

我站起来拍拍身子。我在发抖，而且很狼狈。她说：“先生，你做做好事——”随即她皱着眉好像有点困惑。“不对，”她说，“你才刚给过我了，是不是？对不起，实在记不得了。”

我拿出皮夹。“这是一张十块钱钞票，”我边说边把钞票塞进她手中，“要记得，当你用这张钞票的时候，要看清楚找钱没找错，知道了吗？”

“噢，天啊！”她说。

“现在，你赶快回家睡觉，好吗？”

“噢，天啊！”她说，“十块钱，一张十块钱钞票，噢！上帝保佑你，先生。”

“它刚这么做了。”我说。

我回到旅馆时，雅各布在前台值班。他是西印度群岛人，肤色稍浅，眼珠湛蓝，褐色卷发，脸颊、手背上都有明显的深色雀斑。他喜欢值午夜到八点的班，因为安静，他可以边吸含可待因的咳嗽糖浆，边玩填字游戏。

他用原子笔玩填字游戏。我曾问他，用原子笔不是比较困难吗？他说：“不这样玩就没有成就感了，斯卡德先生。”

这会儿他说没有人打电话找我。我上楼走向房间，先注意看是否有灯光从门缝底下露出来。没有，但这不表示没事。我再看锁边有没有刮痕。没有，但这也不能证明什么，因为这些旅馆的锁只要用牙线棒就可以弄开。我开了门，除了家具外没有别的，东西都在原处。我开灯，关门，上锁，举起双手看，手指还在发抖。

我勉强支撑着倒了杯烈酒喝下去，有那么一会儿胃也在抖，我以为威士忌会下不去，但还是下去了。我撕了张纸片写下几个字母跟数字，放进皮夹里。我脱掉衣服，站在莲蓬头下冲掉一身的汗，最糟糕的那种汗——一半是由于用尽力气，一半是由于本能的恐惧。

我正在擦干身体时电话响了。我不想接，我知道将会听到什么。

“那只是警告，斯卡德。”

“狗屎！你已经试过了，但你还不够好。”

“真的动手时，我们不会失手的。”

我叫他滚一边去就挂了电话。几秒钟后我拿起电话告诉雅各布九点叫醒我，在那之前不接电话。然后我上床去，看看是否能睡着。我睡得比预期的好。夜里只醒来两次，两次都是因为同一个梦，可以让弗洛伊德派心理学家无聊得哭出来，它毫无想象力，全无象征意义。梦境都是我从阿姆斯特朗酒吧出来，车子向我冲过来，只是在梦中驾驶员的技术更好，也更有胆量向我一直追击。就在他正打算夹死我前，梦醒了，我两手紧握成拳，心脏砰砰跳。

那样的梦，我想是一种心理保护措施，潜意识里你在梦中经历那些你无法掌握的事，使得那些最可怕的部分不再那么吓人。我不知道那些梦的影响有多大，但是七点半我第三次从梦中醒来时，觉得好过多了。有人想要干掉我，而那正是我故意刺激别人去做的。他没有得手，而那也正是我所期望的。

我想着那通电话，不是万宝路人，我有理由肯定这一点。那声音比较老，大约与我年龄相仿，而且那口音是道地的纽约人。

看来至少有两个人在对付我。车上有几个人？我试着回想车子向我冲过来时短促的一瞥：车前灯照着我的眼睛，没看到什么，而当我再转身时，车子已冲出好一段距离，车速又快，我只来得及记车牌号码，没法数人头。

我下楼吃早餐，但只解决了一杯咖啡和一片吐司。我从贩卖机买了包烟，点了三根配咖啡，这是两个月以来我首次抽烟，它们让我有种飘飘然的感觉。抽了三根后，我把那包烟留在桌上就出去了。

我到中央街，进入赃车小组办公室，一个脸颊红嫩的新手问我有什么事。办公室有六名警察，而我一个也不认识。我问雷伊·兰道尔在不在。

“退休几个月了，”他说，又问另一个警察，“嘿，杰里，雷伊什么时候退休的？”

“应该是十月吧。”

他转向我，“雷伊是十月退休的，有什么我可以效劳的吗？”

“是私事。”我说。

“我可以找到他的地址，如果你愿意等一下的话。”

我告诉他没什么重要的事。雷伊退休了让我颇为意外，他好像还不到退休年龄。然而，他年纪比我大，仔细想想，我在警界干了十五年，离开也有五年多，连我自己也已到了退休年龄。

也许这孩子可以让我看看失车名单，如果这样我就必须告诉他我是谁，还得扯一些无聊的闲话，所以我离开那栋建筑走向地铁站。一辆空出租车驶过来时，我改变主意，拦下它，告诉司机我要去第六分局。

他不知道在哪儿。几年前，如果你想开出租就必须随时随地知道最近的医院、警局。消防队在哪里。我不知道这样的测验是什么时候取消的，但是现在，只要你是活人就可以了。

我告诉他在西十街，他很顺利地找到了地方。我走进埃迪·凯勒的办公室，他正在看《每日新闻》上一则让他很不高兴的报导。

“该死的特别检察官，”他说，“这家伙除了惹人厌以外还能做什么？”

“他常常上报。”

“是啊，大概他想当州长吧？”

我想起哈森达尔。“每个人都想当州长。”

“那是他妈的事实。为什么你能看出这一点？”

“你问错人了，埃迪。我不知道为什么任何人都想当个人物。”

他冷眼打量我，说：“妈的，你就老想当警察。”

“打从小时候就这样。从我有记忆以来，我就没想过要做其他行业。”

“我也是，老想着要佩戴徽章，也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我在想，这大概是跟我们成长的经历有关，街角的警察受到大家的尊敬，小时候看的电影中的警察，也都是好人。”

“不知道。他们总是在最后一幕把贾克奈干掉。”

“是啊，那是他咎由自取。你眼见他的所做所为，为他做的事发疯，而你却希望他最后买个农庄就此终老一生。坐啊，马修，最近很少看到你，要咖啡吗？”

我摇头坐下了。他拿起烟灰缸里一支熄掉的雪茄点着，我从皮夹拿出二十五元放他桌上。

“我赚了一顶帽子？”

“一分钟内。”

“这样检察官就不会知道了。”

“你没什么好担心的，不是吗？”

“谁知道，遇到那样的疯子，每个人都得担心。”他把钞票摺起来放进衬衫口袋里。“我能为你做什么？”

我把上床前写的那张小纸片拿出来。“我有一个不完整的车牌号码。”我说。

“二十六街没有你认识的人吗？”

他指的是监理所。我说：“是有，但它挂新泽西的车牌，所以我想应该是辆偷来的车，而你可以在失车名单上找到它。三个字母是LKJ或LJK，三个号码我没看清楚，一个9和一个4，也许是一个9和两个4，但顺序我不知道。”

“那会是很长的一份名单。有时候人们不报失窃，他们总以为是我们拖吊走了，而如果身上不是刚好有五十块钱，他们就不会来认领。等一下，我去列名单。”

他把雪茄搁进烟灰缸后离开，回来时雪茄正好又熄了。他说：“再给我那些字母。”

“LKJ或LJK。”

“有没有厂牌跟型号？”

“一九四九年福莱泽型。”

“呃？”

“最新的轿车型号，深色。我知道的就这么多了，它们看上去都一样。”

“主名单上没有，看看昨晚的新增名单。喔，有了，LJK914。”

“好像是。”

“七二年新款，双门，墨绿色。”

“我没数它几门，但应该就是这一部。”

“新泽西威廉·赖肯太太的车，她是你朋友吗？”

“我想不是，她什么时候报失的？”

“我看看，凌晨两点，纪录上这么写的。”

我大约十二点半离开阿姆斯特朗酒吧，所以赖肯太太不是马上发现车丢了。如果他们又把车放回去，她将永远不知道它曾经被偷。

“它从哪儿来，埃迪？”

“我猜是上蒙特克莱城。”

“我是说车被偷时停在哪里？”

“哦，”他把名单翻到最后一页。“百老汇大道与一百一十四街之间。嘿，这倒是很有意思。”

是他妈的很有意思，但他怎么知道呢？我问他有什么意思。

“赖肯太太凌晨两点到百老汇大道去干什么？赖肯先生知道吗？”

“你的想法真脏。”

“我应该去当特别检察官。赖肯太太跟你那个失踪的丈夫去做什么？”

我一片茫然，随即想起我在探问“陀螺”尸体时所捏造的案子。“哦，”我说，“没什么，我告诉他老婆忘了这回事，花几天工夫就把案子结了。”

“那么，谁偷了车？昨晚又用来做什么了？”

“毁损公物。”

“啊？”

“他们撞断第九大道上的停车计时收费器，然后很快逃走了。”

“而你刚好在那里，刚好看到车牌号码，然后很自然地你想这车是偷来的，而你要去査因为你是个好市民。”

“差不多就是这样。”

“放屁！坐下。马修，你在搞什么应该让我知道。”

“没什么。”

“为什么一辆被偷的车跟‘陀螺’有关系？”

“‘陀螺’？哦，他们从河里捞起来的家伙。没什么关系。”

我一言不发。他拿起雪茄端详了一会儿，俯身把它丢进垃圾桶。他坐直了看着我，转开，又看着我。

“你在隐瞒什么？”

“没有你必须知道的。”

“你怎么跟‘陀螺’雅布隆扯上关系的？”

“那不重要。”

“那辆车又是怎么回事？”

“那也不重要。”我坐直了说，“‘陀螺’被丢进东河里，那部车撞倒第九大道五十七到五十八街之间的停车计时收费器，而那部车是在上城被偷的，没有一件是在第六分局发生的，所以没有你必须知道的事，埃迪。”

“谁杀了‘陀螺’？”

“我不知道。”

“真的？”

“当然是真的。”

“你在追踪某人？”

“也不尽然。”

“我的天，马修。”

我想离开了。我不能阻止他提问，但我实在不能把我手上的资料给他或任何人。我独自进行调査又逃避他的问题，我不敢奢望他喜欢这样。

“你的委托人是谁？”

我的委托人是“陀螺”，但我知道这样说没什么好处。“我没有委托人。”我说。

“那你的目标是什么？”

“我也不确定是否有目标。”

“我听说‘陀螺’的死跟他最近变得阔绰有关？”

“最后一次看到他的时候他穿得很体面。”

“真的？”

“他的西装花了三百二十块，他刚好提过。”

他一直盯着我直到我转开自己的视线。他低声说：“马修，不要让人家开车撞你，那样有害健康。你确定不要把事情交给我处理？”

“时机到了就会，埃迪。”

“你确定现在还不是时候？”

我没有马上回答。我想起那辆车冲向我的感觉，想起实际发生的事，以及梦中那辆大车一直冲向墙壁。

“我确定。”我说。

我在狮头餐厅吃汉堡，喝了点波本和咖啡。那辆车是从那么远的上城偷来的让我有点意外，他们也许早就偷到手并停在我的住处附近，或者万宝路人在我离开波莉到他走进阿姆斯特朗酒吧之间打了电话。若这样则表示对付我的至少有两个人，就与我听到那通电话之后的判断相符。他可能——

不对，这不是重点。我可以设想很多可能的情节，但这些都只会使我更混乱。

我又各点了一杯咖啡和酒混着喝。从埃迪那儿我好像得到一些隐约的灵感，问题是我没办法让它清楚浮现出来。

我拿一块钱换了硬币去打电话。新泽西查号台给了我威廉·赖肯的电话，我打给赖肯太太，自称是赃车小组。她很意外我们这么快就找到她的车，还问我知不知道她车子的损坏情况。

我说：“恐怕我们还没找到你的车子，赖肯太太。”

“哦。”

“我只是要再问一些细节。你的车停在百老汇大道跟一百一十四街之间？”

“对，在一百一十四街上，不在百老汇大道上。”

“我知道了。我们的纪录上说你大约在凌晨两点报失的，你是发现车子不见了马上就报失的吗？”

“是的，差不多。我走到停车的地方发现车子不在，当然，我第一个念头是车被拖吊了。我是按规矩停车，但有时候会没看到那些不同规定的标志，而且他们应该不会老远跑到上城来拖吊的，是吗？”

“一向不超过八十六街。”

“我也是这么想，但我都尽量去找不违规的停车位。当时我想也许我是把车停在一百一十三街了，所以我再走过去看，当然还是没看到车，于是我打电话叫我丈夫来接我，他说要报失，我就打电话给你们了。从我找不到车到确定车子丢了之间大概是十五到二十分钟。”

“我知道了。”我后来很后悔问了接下来的问题。“你什么时候把车停那儿的，赖肯太太？”

“我想想看。我有两堂课，一堂八点的短篇小说研习和一堂十点的文艺复兴史，但我早到了，所以我想大概是七点出头。那重要吗？”

“这问题不是针对找寻这部车子的，赖肯太太。我们正尝试找出各种犯罪行为发生频率比较高的时间。”

“有意思，”她说，“那有什么用？”

我自己也一直怀疑这一点。我告诉她那是整体犯罪行为的一部分——每当我提出这个问题时，听到的答复也大多一样。我谢谢她，并向她保证她的车应该很快可以找到，她也向我道谢。挂了电话后我又回到吧台。

我试着从刚才的对话中寻找有用的线索。一无所获。我让思绪漫游着，发现我疑惑的就是赖肯太太半夜去上西城干嘛？她没跟丈夫一起，她最后一堂课应该是十一点左右结束。也许她在西缘大道或是哥伦比亚附近的酒吧喝了些啤酒，也许喝了不少，所以她才会绕着街区找车子。即使她喝的啤酒足够让一艘战舰浮起来也无关紧要，因为赖肯太太根本与“陀螺”或这件事的其他相关人扯不上关系，而她跟丈夫之间有没有怎样是他们的事，与我无关，而——

哥伦比亚！

哥伦比亚大学在一百一十六街跟百老汇大道交汇处，原来她上课的地方在那里，而有一个人也在那里念书，修心理学课程，并且打算为心智障碍儿童工作。

我查了电话簿，没有斯泰西·普拉格，因为单身女性知道最好别把全名登上电话簿。但是有个S.普拉格，住在西区百老汇大道跟河滨车道之间的一百一十二街。

我回到座位上把咖啡喝完，在吧台上放了张钞票。走到门边，我改变了主意，又翻电话簿记下S.普拉格的地址跟电话号码。也许那个S是西蒙或是任何斯泰西以外的名字。我往投币口塞了一枚硬币，拨了那个号码。铃响七声后我挂了电话，取回硬币，结果拿了三枚出来。

有时候运气会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