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搭火车回市区的路上读了一份报纸。有一篇专栏报道讨论从背后勒颈袭击案件有增加的趋势。文章建议读者如何使自己不要成为醒目的攻击目标：两人或一群人走在一起，走灯光充足的街道，靠路边砖道走，不要靠着建筑物走。走路速度要快，并且要保持警觉，避免别人对着你迎面走过来。那些袭击者总先估量一下你的身材，看看你是否容易下手。他们会佯装问时间问方向。别让他们有机可乘。市区生活太棒了。“对不起，先生，你能告诉我到帝国大厦怎么走吗？”“去你的！你这神经病！”这就是现代都市的礼仪。

火车好像没有终点站似的。到长岛去总会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希克斯维尔离安妮塔和孩子们住的地方还有得很远，但长岛就是长岛，而且我每次到那里都隐隐约约感到不大舒服。我很高兴宾州车站终于到了。

这时候该要喝一杯了。在车站专门做上班族生意的酒吧里，我很快喝了一杯。周六对道格拉斯来说也许是忙碌的一天，但对铁马酒吧的酒保来说今天的生意很清淡。他平日的客人一定都跑到希克斯维尔买小型帐篷和篮球鞋去了。

我走回街上时，太阳已经不见了。我走过三十四街，再转往第五大道去图书馆。没有人来问我现在几点或荷兰地下道怎么走。

走进图书馆，我停下来用公共电话打给林恩·伦敦。她父亲给了我她的电话号码，我査看了我的记事本，然后拨电话。电话答录机接听了我的电话。一开始答录机先重复她电话号码的后四位，然后说无人接听，请我留下姓名。这是女人的声音，准没错，只是有一点点轻微的鼻音，我认为这是芭芭拉的妹妹特有的。我没有留话就挂断了。

在图书馆里，我仍旧拿出那本我先前用过的布鲁克林区指南。这次我査看怀科夫街的另外一栋建筑物。里面有四间公寓，其中一间租给爱德华·科温夫妇。

这个名字给我提供了一个消磨午后时光的方法。在第四十一街和麦迪逊转角处的一家酒吧里，我叫了一杯咖啡和一杯可以加到咖啡里的波本，又把一块钱换成十个一毛的硬币。我从曼哈顿开始，这里有几个爱德华·科温，一个E.科温，一个E.J.科温，一个E.V.科温。没有一个有结果。我利用査号台，先拿到布鲁克林区的名单，接着是皇后区、布朗克斯和斯塔顿岛。有些号码占线，我在接通前必须试个四五次，其他的都无人接听。

我又多换了一些零钱，然后拨电话给纽约五个区内所有的J.科温。在这段时间内，我喝了第二杯掺有波本的咖啡。我就这样漫无目标地用掉不少零钱，不过大部分的调査工作都是如此。只要她还住在这一带，瞎猫也会碰到死耗子的。他们是这样告诉我的。

我离开酒吧的时候，大约三分之二的电话号码我已经做上记号表示和对方联络过，但他或她并不是我要找的科温。有必要的话我会找个适当的时候再打电话，但我觉得希望不大。贾妮丝·科温结束营业而且公寓也退租了。她可能在那时候搬到西雅图去住。她和她的丈夫也可能在西威彻斯特，或新泽西，或康涅狄克，或希克斯维尔给网球拍标价钱。只依靠电话黄页办事成效有限。

我又回到图书馆。我知道她是什么时候结束快乐时光托儿所的，我从房东那里只打听到这一点。她和她的丈夫是否也大约在那个时候搬出波朗坡区呢？

我査了一年又一年的城市指南，找到了科温夫妇迁出怀科夫街那栋砖造公寓的年份，时间看来很吻合。结束托儿所很可能是搬家的序曲。他们可能搬到郊区去，他的公司也许把他调到亚特兰大去。或者他们分手，各走各的路。

我把指南放回去后，突然又有一个高明的主意，我的想法又改变了。我走回去把它再拿出来。自科温夫妇搬走后，那栋建筑物还转过三次手。每个房东各拥有数年的所有权。我复印了他们姓名夹在笔记本中。

这次我在四十二街的一家酒吧里打电话，我跳过曼哈顿直接用布鲁克林的资料。我很幸运地立刻就找到高登·波默朗斯，他把怀科夫街的建筑物卖出去后还一直住在布鲁克林。他们只搬到不到一里远的卡罗尔街。

波默朗斯太太接的电话。我告诉她我的名字，并且说我想设法联络上科温夫妇。她立刻就知道我说的是谁，但她不知道如何才能联络上他们。

“我们没有保持联络。艾迪是个好人。在她搬出去以后，艾迪常带孩子到我家来晚餐，但是他搬走了以后，我们就失去联络。好多年了，我知道他大概要搬到哪里去，不过我想不起来是哪个城市。在加州，我想是南加州。”

“是她先搬出去的吗？”

“你不知道吗？她离开他，就这样留下两个孩子离开了他。而且，她关了那个叫什么来着的托儿所。所以他还要为自己的孩子另外再去找一家。我很抱歉，但我不能想象一个母亲会这样留下自己的孩子一走了之。”

“你知道她可能到哪里去了吗？”

“格林威治村，我猜。去追求她的艺术，不顾一切。”

“她的艺术？”

“她幻想自己是一位雕塑家。我从来没有见过她的作品，所以到目前为止我只知道她可能是有些天分。不过，我还是很惊讶她这么做。她是一个什么都有的女人。住在一栋很好的公寓里，有一个非常温柔的丈夫，两个漂亮的孩子，她甚至自己有份事业，而且做得也还不坏。结果，她就这么一走了之，头也不回地走了。”

死马当活马医了。我说：“你是否正好也认识她一个名叫芭芭拉·埃廷格的朋友？”

“我没有这么了解她。你说什么名字来着？埃廷格？怎么这个名字听起来这么熟？”

“在你以前的住家附近被谋杀的那个芭芭拉·埃廷格。”

“就在我们搬进去以前。是的，我现在记起来了。我不认识她，因为我刚刚说了，谋杀案发生在我们搬进去之前。她是科温夫妇的朋友吗？”

“她替科温太太做事。”

“她们是这种关系吗？”

“什么关系？”

“很多人谈论这件谋杀案。这使得我要搬进去的时候十分紧张。我和我丈夫彼此安慰道：‘不必担心打雷会两次都打中同一个地方。’但是私底下我还是十分忧虑。后来，那些谋杀案就停止了，不是吗？”

“是的，你从来就不认识埃廷格夫妇吗？”

“不认识，我告诉过你了。”

一位住在格林威治村的艺术家。一位雕塑家。我还没有联络上的科温中有住在那个地方的吗？我不这么认为。

我说：“你记不记得科温太太结婚前姓什么？”

“记得？我想我压根儿就不知道。为什么你要问这个？”

“我在想如果她要追求她的艺术家生涯，可能会回头使用她原来的姓氏。”

“我确定她会这么做。不管是不是为了艺术家生涯，她都会回复她本来的姓名。但是我无法告诉你她原来姓什么。”

“当然她现在可能已经再婚了。”

“我可不这么想。”

“请再说一遍。”

“我不认为她会再婚。”波默朗斯太太说。她的声调变尖了，我觉得很奇怪。我问她为什么这么说。

“这么说吧，”她说，“不管什么雕塑不雕塑的，反正她可能住在格林威治村。”

“我不明白。”

“你不明白？”她咋舌，对我的迟钝不耐烦。“她离开她的丈夫还有两个孩子，但不是和其他男人跑了，她是为了另一个女人而离开他的。”

贾妮丝·科温的本姓是基恩。我搭地下铁到钱伯斯街，花了几个小时在档案暨资料服务部的几间办公室里寻找核心资料。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办手续上，我不断需要那些周六不来上班的人批准我的申请。

首先我试着找结婚证书。当我知道不能成功时，就试着找出生证明。波默朗斯太太对科温家孩子的姓名和年龄印象模糊，但她很确定最小的那个名字叫凯莉。她的母亲离家时，她五岁或六岁。事实上，应该是七岁。所以她现在大约十五岁了。她的父亲是爱德华·弗朗西斯·科温，以前的妈妈是贾妮丝·伊丽莎白·基恩。

我带着胜利感把那个名字写在我的记事本上。不是我得意忘形，而是一种成就感。我不能证明我现在比和査尔斯·伦敦在阿姆斯特朗酒吧相对而坐的时候，离谋杀芭芭拉·埃廷格的人更近了。但我查到一些东西，而且感觉很好。这是一种磨人的工作，一般而言毫无意义，但它让我能运动一下那些平时不常用的肌肉。当我用力时，这些肌肉还会刺痛。

过了几个街区，我发现了一家叫布拉尼·斯通的店卖熟食。我叫了一份热的熏牛肉三明治，喝了一两杯啤酒。吧台上摆了一台彩色大电视机，正在播放周六下午的一档体育精选节目。几位男子在湍急的溪流中弄着圆木。我想他们要乘圆木沿河而下。在这里没有人太在意他们的努力。等我吃完三明治，骑圆木的节目也播完了。接着是改良引擎的普通赛车比赛。仍旧没有人注意这些赛车。

我再一次打电话给林恩·伦敦。这一次也是答录机，我等到“哔”一声响后，留下我的名字和电话号码。然后我开始查电话号码簿。

曼哈顿没有全名登记为贾妮丝·基恩的，但有六个人登记姓基恩且名字以J为开头。另外，这个姓的相关变体有很多，奇尼，积恩，奇恩。我想起了一个古老的收音机节目——奇尼先生，失踪人口的猎人。不过，我记不起来他用的到底是哪一个。

我试了全部叫基恩的。两个没人接，一个老在占线，其他三个则都说不是贾妮丝·基恩。那个一直占线的住在七十四街，我断定那不像是从波朗坡区来的女同性恋雕塑家的住址。我拨了查号台，其他四区也依此例行公事扫了一遍，但我突发奇想地停了下来。

她一定住在曼哈顿。该死的！我知道她就在曼哈顿。

我査询在曼哈顿区有没有叫贾妮丝·基恩的。我拼出姓的字母，等了一会儿，他们告诉我曼哈顿唯一登记这个姓名的电话不公开。我挂断，再拨一次，换了一个接线员，然后使出警察取得不公开电话的一贯的伎俩。我自称是第“幺八”分局的法兰西斯·费兹罗伊刑警。我故意说成“幺八”分局。因为虽然警察并非全体一致都用这种方式讲，但一般老百姓却一致认为他们是这么说的。

我就这样拿到了住址。她住利斯本纳德街，一个雕塑家住那里是十分合逻辑的。那里离我目前所在的位置不远。

我手上还有一毛钱，我把它放进口袋里，回到酒吧。赛车播完了，换成一个特别节目。两个轻中量级的黑人在一个虚头巴脑的地方举行冠军赛。我想是凤凰城吧。我不知道什么是轻中量级。他们加上这些中间重量分级，如此一来他们可以多举办几场冠军赛。有些客人刚才不看滚圆木，也不看赛车，现在则盯着这两个男孩子互殴，这档事他们可不常有机会做。我坐着看了几回合，喝了几杯掺了波本的咖啡。

如果我能找出一些点子来接近这个女人，对案情发展应该会有帮助。我通过电话簿、档案和电话线追踪她的足迹，好像她握有埃廷格谋杀案的证据。然而，就我目前所知道的，芭芭拉·埃廷格对她而言，不过是个没有个性的家伙，小孩子玩完了字母积木，她就把它收到一旁去，如此而已。

不过，她可能是芭芭拉最好的朋友，也可能是她的情人。我记得波默朗斯太太的那个问题：“她是科温夫妇的朋友吗？她们是这种关系吗？”

也许是她杀死芭芭拉的，她们两个那天是不是都提早离开托儿所？先不说是不是真的如此，究竟有没有可能这样呢？

我让自己的脑子空转，我知道自己心不在焉，但我让它就这么转一阵子。电视荧屏上，那个短裤上有白条纹的男孩子，终于开始用左拳发动猛攻。看来他不像能在剩下的几个回合中干掉他的对手的样子，但是他这个决定很安全。他在折磨他的对手，很努力地在折磨他。他左手猛攻，右手钩拳直打肋骨，另一个孩子根本找不到有效的防卫方法。

我知道他们两个的感觉。

我想到道格拉斯·埃廷格。我认定他没有杀他妻子，我一直试着要想出我是如何知道的，我确定这和我认为贾妮丝住曼哈顿是一样的。算是得到神灵的指示吧。

我认为埃廷格说得对。路易斯·皮内尔杀了芭芭拉·埃廷格，就像他杀了其他七个女人一样，芭芭拉生前也认为有个疯子尾随她，她也说对了。

但是她为什么让那个疯子进她的公寓呢？

在第十回合时，那个肋骨被修理的孩子奋起反攻，左右连击攻了数拳，打得那个裤子上有白条纹的男孩子发晕摇摆，但这等狼狈还不足以结束这场比赛，穿白条纹短裤的孩子死抱着不放，但被裁判分开，群众嘘声四起。我不知道他们以为他们现在看的是什么。这些凤凰城的观众真是的。还好我在布拉尼·斯通的同伴们没有这么情绪化地投入。

去他妈的。我去打我的电话。

电话响了四五声后，她接起电话。我说：“请找贾妮丝·基恩。”她说她就是贾妮丝·基恩。

我说：“我是马修·斯卡德。基恩小姐，我想请教你几个问题。”

“哦？”

“关于一个叫芭芭拉·埃廷格的女人。”

“天啊。”她停顿了一下。“关于她的什么事？”

“我正在调查她的死因，想过来和你谈一谈。”

“你正在调查她的死因？那是好几年前的事了。一定都有十年了。”

“九年。”

“我还以为只有西部骑警才绝不罢手。我从来就没有听说过纽约市吃香喝辣的警察也是这样。你是个警察吗？”

我正打算说是，但却听到自己说：“以前是。”

“那你现在是什么呢？”

“无官一身轻的市民。我现在替查尔斯·伦敦做事。埃廷格太太的父亲。”

“没错，她的本姓是伦敦。”她电话里的声音蛮好听的，低沉而沙哑。“我不能理解为什么你们现在又要开始调查。而我又能帮得上什么忙呢？”

“也许我能当面向你解释，”我说，“只要几分钟就能到你那里，我现在方便过去吗？”

“老天！今天是星期几？礼拜六吗？现在几点了？我一直在工作，我经常忘记时间。我现在看到的是六点钟，这时间对吗？”

“没错。”

“我最好先弄点东西来吃，而且我要收拾一下。给我一个小时，可以吗？”

“那么我七点到。”

“你知道住址吗？”我把从查号台拿到的住址念给她听。“就是这个住址。在教堂和百老汇大道之间。你按了门铃后，站到路边砖道上，这样我才看得见你。我会把销匙丢下去。按铃时注意二长三短，好吗？”

“二长三短？”

“这样我就知道是你。不然我不知道你长什么样子，我只听到你在电话上的声音。你是怎样拿到这个电话号码的？这号码应该是不公开的。”

“我以前是警察。”

“对，你说过了。不公开的电话号码真多。把你的名字再告诉我一次。”

“马修·斯卡德。”

她重复念了一遍。然后她说：“芭芭拉·埃廷格。哦，但愿你知道这个名字让我回想起多少事情。我有个预感，我一定会后悔接这个电话的。好了，斯卡德先生，我们一个小时后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