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处教堂的钟声把我敲醒。我的头脑很清楚，并且感觉还不错。我两条腿悬在床边，眼睛和一只猫正好四眼相对。它的毛很长，蜷缩卧在地上。它看了我一下，把头缩回去继续打盹儿。和这家的女主人睡了一晚，连猫也都能接受你了。

我穿好衣服，在厨房里找到简。她正在喝一杯淡色的柳橙汁。我猜她一定加了一些什么可以缓解宿醉的东西在里面。她用过滤咖啡壶泡好了咖啡并且倒了一杯给我。我站在窗户旁边喝。

我们没有交谈。教堂的钟声已经停下来了，周日上午的沉寂跟着扩散开来。外面天气晴朗，太阳在没有云的天空上燃烧。我往楼下看却看不到一丁点生命的迹象，街上没有人也没有车子在移动。

我喝完了咖啡，把杯子放进不锈钢水槽里的脏碗盘中。简用一支钥匙把电梯升上楼来。她问我是不是要去羊头湾，我说我猜我是要去那儿。我们互相拥抱了一会儿。透过她穿的晨袍，我感觉到她美好身躯的温暖。“我会打电话给你。”我说，然后乘坐那部尺寸过大的电梯到一楼。

一位名叫奥布赖恩的警官通过电话告诉我怎么到他们那里去。我依照他所说的，先乘BMT布莱顿线到格林夫森区的内克路。火车经过布鲁克林后跑到地面上来，经过一些有草皮的独栋式房屋区，看起来真是一点也不像在纽约。

六十一分局的警察局在康尼岛大道上，我不怎么费事就顺利找到了。在小队办公室里，我和一个满脸横肉，长下巴，名叫安东尼里的刑警玩猜谜游戏。还好我们都认识的人够多，这才使他对我宽心不少。我告诉他我现在正在办什么案子，而且提到是弗兰克·菲茨罗伊引荐给我的。虽然我不觉得他们会彼此热爱对方，但是他也认识弗兰克。

“我得先看看我们的档案是什么个样子。”他说，“不过你可能在菲茨罗伊给你看的档案里见过我们的报告副本了。”

“我主要是想和看过尸体的人谈一谈。”

“你在曼哈顿看到的档案里没有处理现场警官的名字吗？”

这是我一厢情愿的想法。也许我不用跑到布鲁克林的这个鬼地方来同样可以办好这件事。不过，如果你走出去找线索，有时候你找到的东西会比你原本想要的更多。

“好吧，也许我可以找到那个档案。”他说。他把我留在一张边缘满是香烟烧出的疤痕的桌子旁。过去两张桌子，有个卷起袖子的黑人刑警在打电话。听起来像是在和一个女人讲电话，而且不像在讲警察局的事。靠着较远那面墙的另一张桌子上有两个警察，一个穿制服一个穿便服，在讯问一个有着一头蓬乱黄发的十几岁少年。

安东尼里拿着一本薄薄的档案夹过来，丢在我面前的桌子上。我拿起来看，偶尔停下来在我的记事本上记些东西。我了解到这个受害人是住在黑林街二七五零号的苏珊·波托夫斯基。她二十九岁，两个孩子的妈妈，和她当建筑工人的丈夫分居。她和孩子住在两个家庭分租的双拼式房屋里。她住在较低楼层。她是在星期三下午大约两点时被杀的。两个孩子，男的八岁女的十岁，在下午三点半左右一起放学回家，发现他们的妈妈在厨房地板上，衣服被脱掉一部分，尸体上布满了戳刺的伤口。他们跑到街上尖叫直到巡逻警员出现。

“找到什么了吗？”

“也许。”我说。我抄下第一个到达现场的警察姓名还有两个六十一分局刑警的名字。他们两个在本案转给中城北区前也到过黑林街的命案现场。我给安东尼里看这三个名字。“这些家伙中有哪一个还在这里工作的？”

“巡逻警员伯顿·哈弗梅耶，三级刑警肯尼斯·奥尔古德，一级刑警迈克尔·奎因。迈克尔·奎因在两三年前死了。他利用职务之便和一个搭档在W大道合开了一家烈酒专卖店，店里发生枪战，他被杀死了。真惨，在他死前两年他妻子也因癌症去世了，四个孩子被孤伶伶地留在世上，最大的一个才刚要上大学。你一定看过相关报道。”

“我想我看过。”

“经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杀死他的家伙才被揪出来。凶手现在还活着，而他却已经死了。所以你去想吧。另外两个，奥尔古德和哈弗梅耶，我不认得这两个名字，所以他们一定在我来之前就离开六十一分局了。我来这儿几年了？五年？差不多。”

“你能查得出来他们到哪里去了吗？”

“我也许可以查得到。你究竟要问他们什么呢？”

“她的两个眼睛是否都被戳穿。”

“那个叫什么来着的人？菲茨罗伊？给你看的档案里没有验尸报告吗？”

我点点头。“两个眼睛都有。”

“所以？”

“你记得几年前的一件案子吗？他们从哈得逊河捞上来几个女人，说她们是淹死的。法医办公室里有个天才把一个颅骨拿出来当纸镇用，后来这个丑闻传了开来，因为事情炒得火热，终于第一次有人把这个骷髅头拿出来仔细查看，才发现里面有个弹孔。”

“我记得。她是一个从新泽西来的女人，嫁给一位医生，是不是她？”

“对。”

“我有个可靠的经验法则。假如有个医生的老婆被杀死，那一定是她丈夫做的。我不用找什么狗屁证据，医生总是做这档事。我不记得那个医生后来成功脱罪了没。”

“我也不知道。”

“不过，我了解你的意思。验尸报告对你没用。但是九年前的目击者又能有什么用呢？”

“不很有用。不过……”

“我来看看我能找到什么。”

这一次他去得久了一点，回来时表情有点怪。“这案子运气不好，”他说，“奥尔古德也死了。至于巡逻警员哈弗梅耶，他辞职不干了。”

“奥尔古德是怎么死的？”

“心脏病发作，大约一年前。他几年前转调出去了，到中央大道的总部去工作。有一天他突然倒在桌上死了。档案室里有个家伙从奥尔古德在这里工作时就认得他，并且正好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就我所知，哈弗梅耶可能也已经死了。”

“他怎么了？”

他耸耸肩膀，“谁知道？在冰锥命案发生后没几个月，他就递辞呈回去过他的平民生活了。理由是不特定私人原因。他只做了两三年的警察。你知道新进人员的离职率是这样子的。他妈的，你自己就是个离职警察。私人原因，是吧？”

“差不多是这样。”

“我査出了一个地址和电话。这段时间里他可能已经搬过六次家了。假如联系不到，你可以试试市局。他在这里待得不够久，没有任何津贴可以领，但他们经常跟踪记录离职警察。”

“也许他还住在同一个的地方。”

“有可能。我祖母就还住在伊丽莎白街上那种有三间小房间的公寓里，她从巴勒莫下船以来一直住在那间公寓里。有些人固定不动，其他的人换房子像换他们的袜子一样。也许你走运。我还能帮你什么？”

“黑林街在哪儿？”

“命案现场？”他笑了。“天呀，你是只嗅觉敏锐的猎犬，”他说，“要先去嗅一嗅那是什么味儿，嗯？”

他告诉我该怎么走。他浪费了很多时间帮我，但是他不要我的钱。我感觉得到他可能不会要——有人要也有人不要——然而我还是向他提议：“你或许要买顶新帽子。”他走过来很坚定地露齿一笑，向我保证他有一柜子的新帽子。“这些日子以来，我也难得有机会戴帽子。”他说。我只是要给他二十五元，比之他所做的努力实在是很廉价。“在安静的分局里时间过得很慢。”他说，“我刚才提供给你的东西对你能有多少帮助呢？对波朗坡的那个案子你心里已经有谱了吗？”

“还没有。”

“像在煤矿堆中找黑猫一样。”他说，“帮我一个忙。有结果的话让我知道。如果有结果的话。”

我照着他说的方向走到黑林街。九年来这一带一定没什么改变。房子都还在，四处都是小孩子。路边砖道上停着车，通往住宅的车道上也几乎都停着车。我觉得这个街区里应该还有成打的人记得苏珊·波托夫斯基，而且我也知道她那和别人都合不来的丈夫在谋杀案发生后搬回这里和两个孩子住在一起。

他们现在一定长大了，十七岁和十九岁。

她生下第一个孩子时一定还很年轻。那时候她自己才十九岁。不过在这个地区早婚又早生孩子并非不寻常。

我认为他可能已经搬走了。假如他是为了孩子搬回来的，他不会让孩子们继续住在他们发现妈妈死在厨房地板上的屋子里。他会这样做吗？

我没有按那间屋子的门铃或其他人的门铃。我不是在调查苏珊·波托夫斯基的谋杀案，我不需要白费力气。我看了她死在里面的房子最后一眼，然后转身离开。

伯顿·哈弗梅耶的住址是在圣马克斯街二百一十二号。东村不像是一个警察住的地方，而且看起来在九年后还住这里的可能性极低，不管他是否继续留在警察局服务。我在海洋大道一家药房的公用电话亭拨安东尼里给我的电话号码。

一个女人接听电话。我问她我可否和哈弗梅耶先生讲话。她停了一下，“哈弗梅耶不住这里。”

我正要为打错电话道歉，但她接着又说：“我不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哈弗梅耶先生。”

“你是哈弗梅耶太太吗？”

“是的。”

我说：“很抱歉打扰你，哈弗梅耶太太。以前你丈夫任职的六十一分局里的一位刑警给我这个电话号码。我想找……”

“我的前夫。”

她讲话有一种没有高低的特质，好像她不慌不忙地把自己从她正在讲的话中分离出来。我注意到康复后的心理疾病患者说话时也有类似的特征。

“我找他是为了一件关于警察的事情。”我说。

“他不当警察已经有好多年了。”

“我知道。你有没有可能知道我要怎么才能找到他？”

“不知道。”

“我想你不常见到他，哈弗梅耶太大，但你知不知道……”

“我从来没有见过他。”

“我明白了。”

“哦，你明白了吗？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前夫。我每个月会收到一张支票。支票是直接寄到银行，存到我的账户里。我没见过我的前夫，也没有见到过支票。你明白吗？真的吗？”

这些话可能是带着感情陈述出来的，但是她的声音仍旧那么平铺直叙且事不关己的样子。

我没有说什么。

“他在曼哈顿，”她说，“也许他有电话，也许电话号码簿里就有。你可以找找看。我知道如果我不帮你找，你也会原谅我。”

“当然。”

“我很清楚事情很重要，”她说，“警察的事通常都很重要。”

药房里没有曼哈顿的电话号码簿，所以我请查号台的接线员帮我找。她找到了一位住西一百零三街的伯顿·哈弗梅耶。

我拨了那个号码，但没有人接听。

药房里有个午餐柜台。我坐在一张高脚椅上吃了一个烤奶酪三明治和一片过甜的樱桃派，并且喝了两杯没加牛奶的咖啡。咖啡还不错，但比不上简用过滤咖啡壶煮的那一种。

我想起她。我又走回电话旁，差点就拨了她的电话号码，但我拨的是哈弗梅耶的号码。这次他接电话了。

我说：“伯顿·哈弗梅耶吗？我是马修·斯卡德。我想知道今天下午我可不可以过来看你。”

“干什么？”

“关于警察方面的事。有些问题我想请教你。我不会占用你太多时间。”

“你是警察吗？”

“他妈的。我以前是。”

“我也一样。你能不能告诉我你要跟我谈些什么？你叫什么名字？”

“斯卡德，”我说，“事实上，这是个古老的故事了。我现在是个侦探，我在调查一个你在六十一分局处理过的案件。”

“那是好几年前的事了。”

“我知道。”

“我们可以在电话里谈吗？我想不出来我能提供给你什么有用的资料。我那时是个巡逻警员，我没有办过案……”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到你那儿去一下。”

“我……”

“我不会占用你太多时间的。”

踌躇了一下，他有点发牢骚地说：“今天我休假，正打算要坐下来，喝几杯啤酒，看场球赛。”

“我们可以利用广告时间谈。”

他笑了，“好吧，你赢了。你知道住址吗？门铃上有名字，你什么时候来？”

“一小时或一个半小时。”

“那好。”

上西城是纽约另一个靠北的地带，但是本地的文艺复兴运动还没有越过第九十六街。哈弗梅耶住在哥伦布和阿姆斯特丹之间一百零三街上一栋业已荒废的赤褐砂岩建筑物里，沿着街道两边都是这样的房子。邻近一带大致都很西班牙化。很多人坐在门前的阶梯上，一边听大型收音机，一边喝着棕色纸袋子里的美乐高品味生活啤酒。每三个女人中就有一个是怀孕的。

我找到哈弗梅耶的公寓，按了门铃，然后爬了四段阶梯。他在其中一间靠后排的公寓门口等着我。他问：“斯卡德？”我点点头。“伯顿·哈弗梅耶，”他说，“进来吧。”

我跟着他进了一间配备有普氏火车厨房并且空间充足的工作室。屋顶上的照明设备是一只装在日本式纸灯笼内的灯泡。

墙壁该油漆了。我坐在长沙发上，手里拿着一罐他给我的罐装啤酒。他自己拉开一罐，然后走过去关掉电视。那个黑白手提电视机放在一个装橘子的板条箱上。板条箱的下面两层放了一些平装书。

他自己拉了一张椅子坐下来，翘着腿。他看起来才三十出头，五尺八寸或九寸高，脸色苍白，窄肩膀，啤酒肚。他穿着一条棕色斜纹休闲裤和一件有棕色及米白色花样的运动衫。他眼睛深陷，颚骨宽大，深棕色的头发服服帖帖的。他早上没有刮胡子。我这才想到，我也没有刮。

“大约九年前，”我说，“有个女人叫苏珊·波托夫斯基。”

“我知道。”

“哦。”

“挂断电话后我就想，为什么有人要和我谈已经九年或十年前的老案子？我猜一定是有关冰锥大盗杀人案的事。我看了报纸。他们抓到那个家伙了，对不对？他们做了个圈套他就往里跳。”

“差不多是这样。”我向他解释路易斯·皮内尔否认芭芭拉·埃廷格的死与他有关，而且看起来事实也站在他这一边。

“我不明白，”他说，“其他至少好像还有八件谋杀案吧，是不是？这还不足以把他送进牢里吗？”

“对芭芭拉·埃廷格的父亲而言，这样还是不够。他要知道是谁杀了他女儿。”

“这就是你的工作。”他轻轻地吹了一声口哨。“你真走运。”

“就是这么一回事。”我喝了一点啤酒。“我不认为波托夫斯基的死和我正在调查的这个案子有任何关连，但她们两个都住在布鲁克林，而且有可能这两个谋杀案都不是皮内尔做的。你是第一个到达现场的警察。你能很清楚地记得那天的情形吗？”

“天呀，”他说，“我当然记得。”

“哦？”

“我就是因为这个案子离开警界的。不过我想羊头湾那边的人已经告诉过你了。”

“他们只说是为了不特定的私人原因。”

“这样吗？”他两手握着啤酒罐，低头坐着，眼睛向下看着它。“我记得她的孩子是怎样尖叫的，”他说，“我记得我知道走进去会看到真正可怕的事，再接下来，我还能记得的，就是我在她的厨房里，我正朝下看着她的尸体。其中一个小孩抱着我的裤管不放，就像小孩子常做的那样，你知道他们是怎么做的。我向下看着她，然后闭上眼睛再睁开眼睛，我看到的影像还是没有改变。她穿着一件，你们叫它什么来着的，一种家居服。上面有日本书法及一只鸟的图案，一种日本式的艺术。一件和服？我猜是叫和服。我记得它的颜色。橘色，滚黑边。”

他抬头看着我，然后再次低下双眼。“那件家居服敞开着。那件和服，敞开了一部分。整个身体上都是圆点，像是标点符号。他用冰锥刺的。大部分在躯干上。她的胸部非常好看。记得这种事情实在是可怕，但是要怎样才能把它忘掉呢？你站在那里注视着满是伤口的胸部，她已经死了，而你一直注意到她有一对非常棒的奶子。我恨自己竟然会想着这种事情。”

“的确是会发生这种事的。”

“我知道，我知道，但它紧紧黏在你心上，就好像喉咙里卡着一根骨头。而且小孩子在外头不断地号哭和吵闹。一开始，我没有听见任何吵闹声，因为她的那个样子阻挡了一切。好像它把你弄聋了，把你其他的知觉粉碎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是的。”

“然后，声音出现了，小孩也还挂在我的裤管上，好像他可以活到一百岁，他要用这个方法记得他妈妈。对我自己而言，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她，但我没有办法把我脑海中的影像弄走。它日夜重复出现。我睡着的时候它出现在我的梦魇里，我醒着的时候，它又会不时地袭上我心头。我不想再走进任何地方，我不想再冒险去看另一个人的尸体。终于，我慢慢地明白过来。我不打算再做这种工作，当有人被杀的时候就该你去处理它。‘不特定的私人原因’，好，我刚才解释清楚了。我拖了一点时间，仍旧撑不下去，我就辞职了。”

“你现在从事哪一行？”

“保安警卫。”他说了一家位于商业区和住宅区中间地带的商店名称。“我也试过其他工作，但是只有这一个工作我做到现在，已经七年了。我穿制服甚至臀部还佩带着一把枪。在这个之前的那一个工作，他们给我佩了一把没有装子弹的枪。真使我抓狂。我说带不带枪，都无所谓，但不要叫我佩带一把没装子弹的枪，因为坏人以为你有武器，但事实上你却不能保护自己。现在我有一把装有子弹的枪，而且这把枪七年来都还没有离开过它的皮套子，我喜欢这样。我可以震慑抢劫和行窃。不过震慑行窃方面还不能尽如人意。把风的人非常狡猾。”

“我可以想象。”

“这是个无聊的工作，但我喜欢。我喜欢知道我不必走进别人的厨房，而且厨房的地板上有死人。我工作时可以和别人开玩笑，我偶尔会抓到扒手，全部的事情都美好而稳定。我过着简单的生活，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我喜欢这样的生活方式。”

“问一个关于命案现场的问题。”

“好的。”

“那个女人的眼睛。”

“哦，上帝。”他说，“你非得要提醒我不可。”

“告诉我。”

“她的眼睛睁开着。他戳刺全部受害人的眼睛。我那时还不知道。报纸上也没有报导过，他们用这种方法留一手，你知道吧？但是刑警一到就马上査证这一点，你知道，那不是我们的案子，我们可以把它丢给其他分局。我忘了是哪一个分局了。”

“城中北区。”

“大概就是你说的这个吧。”他闭上眼睛好一阵子。“我说过她的眼睛是睁开的吗？朝上瞪着天花板。但是却像两只血做的椭圆体。”

“两只眼睛都是吗？”

“你说什么？”

“她的两只眼睛是否情形都一样？”

他点点头，“怎么了？”

“芭芭拉·埃廷格只有一只眼睛被戳。”

“有什么差别吗？”

“我不知道。”

“如果有人要模仿凶手，他们会完全模仿，不是吗？”

“你这样认为？”

“除非是他干的，而他突然想要改变一下。谁知道一个发狂的人会怎样？也许那天上帝告诉他只要戳穿一只眼睛就好。谁知道？”

他去拿另一罐啤酒并且问我要不要，我拒绝了。我没打算待那么久。事实上，我只想问他一个问题，而他的答案也只不过是证实那份验尸报告的内容。我想我可以通过电话问他，但是这样一来我就没有机会深入他的记忆，也没有机会知道他对厨房里发生的事有怎样真实的感受。现在他毫无疑问地已经走入时光隧道，并且再一次目睹了波托夫斯基的尸体。她的双眼都被刺穿了，他不是用猜的。他闭上自己的眼睛而且看到了她双眼的伤痕。

他说：“有时候我想知道。我是指，当我在报纸上看到他们已经逮捕到这个皮内尔的时候，还有现在你到我这里来——假如我不是那个走进去看到波托夫斯基的那个人，或者假设这件事情晚个三年才发生，而我已经有较丰富的经验，我全部的生活可能会有多大的不同？”

“你可能会一直留在警察局。”

“有可能，对吧？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真的喜欢当警察，或我能不能做个好警察。我喜欢警察学校的教学课程。我喜欢穿制服。我喜欢走路巡逻，还有和人们打招呼，并且看着他们回应我。至于真正的警察工作，我不知道自己能有几分喜好。也许，如果我真的适合这个工作，我就不会为了我在那间厨房里看到的事而惊慌失措地丢下这个工作。再不然，我最后也应该会克服它而且变得更坚强。你自己也曾经是个警察，然而你也辞职了，对不对？”

“为了不特定的。私人原因。”

“是呀，我猜到处都有一堆这种事。”

“牵涉到一个人的死亡，”我说，“一个小孩。结果是我失去了对工作的兴趣。”

“和我的情形完全一样，马修。我失去对它的兴趣。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就算不是因为那件事也还是会有其他的事情发生。”

我的情形也是这样吗？以前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假如埃斯特利塔·里韦拉能回在自己的床上，我还会继续住在赛奥西特区并且戴着警察的徽章吗？或真会有其他意外无可避免地悄悄推着我转变人生的方向？

我说：“你和你妻子分手了？”

“没错。”

“和你递辞呈同时吗？”

“那之后没多久。”

“你马上就搬到这里来吗？”

“我先住到一家自助旅馆去，从百老汇往下走几个街区。我在那里住了大约十个礼拜，直到我找到这个地方。从那时候到现在我都住在这里。”

“你的妻子还住在东村。”

“嗯。”

“圣马克斯街。她还住在那里。”

“哦。对。”

“有孩子吗？”

“没有。”

“这样事情比较容易处理。”

“我想是这样。”

“我妻子和儿子们住在长岛。我现在住在第五十七街的一家旅馆里。”

他点点头表示了解。人一搬家生活也变了。他变成在看守开司米毛衣。我变成在做我现在正在做的事。正如安东尼里所说的，在煤矿堆里找黑猫。找一只根本不在那里的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