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小时之内，我所知道的跟莉萨·霍尔茨曼知道的差不多。

埃莱娜与我先去看了场电影，吃过晚饭后，我们去她的住处。电视上的《洛城法网》才开始了五分钟。“我真不想说这种话，”节目一完，她说，“我知道有人会说我的想法不对，不过我实在受不了里头这个本尼，他简直蠢得吓人。”

“你想让他怎么样？”我说，“他是一个心智退化的人。”

“你不该这样形容他，你应该说他不过是有学习障碍。”

“随便你怎么说。”

“但我不在乎。”她说，“你在细菌培养皿里也找得到比他智商更高的。我希望他要么变聪明点，要么就走远点。不过话说回来，对大部分我遇见的人，我都有这样的感觉。你现在想要做什么？电视上有没有球赛？”

“我们看新闻吧。”

于是我们随意地且听且看。当那个一脸自信的女主播开始报道中城的一桩枪击案时，我本能地开始注意，因为我就像一条老狗听到火警铃声一样，一听到本地的犯罪新闻就有本能的反应。当她提到枪击地点时，埃莱娜说：“就在你家附近。”接下来她报出被害人姓名。格伦·霍尔茨曼，三十八岁，家住曼哈顿区西五十七街。

新闻转为广告，我用遥控器关了电视。埃莱娜说：“我想在两五十街上，不会有另一个格伦·霍尔茨曼吧？”

“不可能的。”

“那个可怜的女孩。上次我看到她的时候，她有丈夫，肚子里还有一个孩子，现在她还剩下什么？我是不是该给她打个电话？不，最好不打。她失去孩子的时候，我没打，现在我也不该打。或是我该打？有没有什么我们可以帮忙的地方？”

“我们和她又不熟。”

“嗯，而且现在她身边可能围满了人。警察，记者，摄影师，你说是不是？”

“要不就这样，要不就是她根本还不知道。”

“怎么可能？难道他们不需要先通知家属吗？他们一向不是都这样说吗？”

“按理是应该，”我回答，“不过有时候会有人不这么做。这种事当然不该发生，但按理很多事也都不该发生的。”

“是啊，按理他不该被杀的。”

“你是什么意思？”

“天知道，”她说，“他年轻、能干，有好工作好房子，又有个深爱他的太太，然而有一天他出去散散步……他们是不是说他正在打电话？”

“差不多是这样。”

“很可能是问她需不需要到拐角的熟食店买点东西，我的天，你猜她有没有听到枪声？”

“我怎么知道？”

她皱起眉毛。“我觉得整个事件令人感觉很奇怪。”她说，“如果你认识那个人，你的感觉就完全不同了，是吗？但不止如此，整个感觉就是不对。”

“谋杀永远是错误的。”

“我不是指道德上的错误。而是出了某种差错，像是老天看走了眼。他不是那种命该中枪死在街头的人。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这表示我们都可能会有麻烦。”

“你还真能想。”

“如果这种事会发生在他的身上，”她说，“那也会发生在其他人身上。”

整个城市都有同样的想法。

各家晨报都登载了这条新闻。花边小报率先，最后连《纽约时报》也把它放在第一版。本地电视台更是全面报道。有几家电视台在谋杀现场附近几条街设了摄影棚，就算这样做对观众没什么，对电视工作人员的心理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虽然我并没有特别关注这条新闻，还是免不了在电视上看到各种相关的采访。有采访莉萨·霍尔茨曼的，有采访他们街坊邻居的，自然也出现各种警方人员，包括一个曼哈顿刑事组的警探，中城北区分局的分局长。所有的警察说的都是同一套话……说这个案子多么令人发指，说他们绝对不会让凶手逃脱法律的制裁，说他们此刻正全面动用警力，二十四小时严密追查，不逮到凶手归案绝不罢休。

他们的行动的确也够快了。根据官方的推测，死亡的时间在星期四晚上九点四十五分，不到二十四小时，他们就宣告破案。“‘地狱厨房’枪击案的疑凶已被捉拿归案。”新闻快报兴高采烈地报道，“现在是十一点整点新闻。”

我们就是十一点看的新闻。我们看到嫌疑犯双手被铐在背后，脸正对着摄影机，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瞪视着。

“天哪，你看看他，”埃莱娜说，“简直就是活生生的噩梦。亲爱的，怎么回事？你不可能认识他吧。”

“是不认识，”我说，“不过我知道他常在附近出现，好像叫乔治。”

“哦，他是谁？”

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但是自有人知道。他叫乔治·萨德斯基，现年四十四岁，无业、贫穷，是越战退伍老兵，常在西五十街出没。他以二级谋杀罪被起诉，罪名是枪杀格伦·霍尔茨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