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就说我会查查看，”我告诉埃莱娜，“他在桌上放了一千元，我收下了。别问我为什么。”

“同情心，”她说，“一种社会责任感，要看到正义得到伸张。”

“还有什么可能？”

“说不定你需要钱。”

“我是早学会了有什么抓什么，”我承认，“但这样的案子赚钱不容易。你加倍工作，想要你的顾客不白花钱，但最后总觉得自己是在骗钱，因为不可能有什么像样的结果，事实明摆着，应该对我有相当的影响才对，但不知道为什么这次并没有生效。”

“你相信是乔治杀的？”

“我想是的，我相信我告诉汤姆的理由。”

“但还是怀疑。”

“并不多，”我说，“不怎么怀疑。”

我们在格林尼治村吃晚饭，又去了布里克街的几家爵士乐俱乐部，之后叫了一辆出租车回她家。清早她煮了一壶浓咖啡，烤了两个罂粟子百吉饼，切了一个木瓜。阳光从客厅的窗子洒进来，埃莱娜边看着我们带回家的《纽约时报》边告诉我，这样的好天气不会长久，中午时分云层就会浓密起来，傍晚和晚上极可能下雨。“明天会是晴天，”她说，“对我一点好处也没有，明天是星期一，美术馆全都关门。”

她在修另一门摄影课，这门课叫“从摄影镜头看都市景观”。上城区纽约市立美术馆有一个展览，她应该在下次上课前去看看。

“我猜下雨还是得去。”她说，“你计划做什么？”

“我想到我住的地方附近走走。”

“我想也是。‘地狱厨房’还是克林登？”

“都可以。我得踏破铁鞋地跑跑，开始挣汤姆·萨德斯基给我的一千块。另外我约人有事，之后我会照常跟吉姆·费伯一块儿吃星期天的晚饭。”

“嗯，我可能去健身房，”她说，“我也可能直接上美术馆。然后回家把我自个儿种在电视机前。为什么当节目是英国人制作时，你盯着电视就不觉得这样糟糕？”

“和他们说话的方式有关吧。”

“一定是，如果阿利斯泰尔·库克肯替他们作节目介绍，就连《美国斗士》这样的节目也会看起来有教育价值。如果你有空，今晚打个电话给我，不然我明天再跟你联络。代我向吉姆问好。”

我说我会的。有意无意间，我没有跟她提起两点钟与过去的女友有个约会。

多年前，当打电话只需要一毛钱时，你在一间小小的、有玻璃有门的电话亭里打电话，里面没有车声，没有风雨。说不定在某些地方仍有这样的电话亭，但在纽约，这样的电话亭逐渐消失，每改一次造型就少了一点遮盖。现在只剩一个电话附在一根柱子上，总有一天会连柱子都没了。

我感兴趣的那部电话位于十一大道与西五十七街交会口。我知道这是格伦·霍尔茨曼死的那天晚上用的那部，而且附近只此一部，所以不应该有错。我从埃莱娜家走出来，穿越半个城市到达这里，已经是十点半左右了。我一边等信号灯变色，一边观察那部电话，然后我过街拿起听筒，听了听里面传来的嗡嗡声，把听筒放了回去。

虽然我在西北旅馆住了好多年了，但我很少在十一大道上行走。这个地段尽是卖车场、仓库、建筑材料供应中心及修车店。他们现在都关门了，就像枪击案发生时一样。

我在谋杀现场走了一圈，试着捕捉一点临场感。那里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没有粉笔画出尸体卧在地上的印子，没有圈出犯罪现场的黄色塑胶带。也看不出任何血迹。

我可以想象他站在那里，拿起听筒，从口袋里摸出一枚硬币，丟进投币孔里。然后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让他回转身来——也许是声音，也说不定是从眼角瞄到的动静。他开始逃跑，但就算他转了身，子弹已经射出去了，他被击中倒地。子弹射中他肋骨的右下方，射穿了肝脏，射裂了连接肝脏的大血管。

一个致命的伤口，不过他命不该绝，这个伤口还不足以要他的命。他在地上滚向开枪的人，那人在近距离之内又向他开了两枪。一枪穿过肋骨凿过肌肉，但算不上重伤。另一弹却找着了心脏，造成了当场死亡。

他躺在地上，在人行道上伸展开来，脚就在电话柱子底端。第四枪，也是最后的一枪，致命的一击直射入他的颈后，这枪跟其他枪一样响，但他已经听不见了。

很难说他在那里躺了多久，流了多少血。照理，从尸体里不会流出太多的血，他心脏的伤口应该很快致命，但我猜不出在心脏停止跳动之前，从肝脏流出来的血有多少。总之他躺在那里，先是血流满地，逐渐不流了，直到有人拿起摇晃的听筒打电话报警。

汤姆·萨德斯基给了我他哥哥租房子那幢楼的地址。从街旁弯进五十六街，看见一幢廉价红砖公寓，它的右边是另一座同样的公寓，左边则是布满碎石的空地。一段楼梯往下通到地下室的入口。楼梯底端的门上有一个玻璃窗，设在眼睛平视可及之处，但我什么也没看到。门是锁着的。看起来要撬开并不难，不过我并没尝试。就算门没锁上，我也不确定我是不是想进去。

我走回五十五街与十一大道的交会口，拿出笔记本简略画下现场。在霍尔茨曼被杀的街口有一个本田汽车代理商，过街则是米达斯汽车用品特许经销店。我记起汤姆·萨德斯基的假设，试着想象如果是其他人干的，乔治可能会藏在哪一处阴影里？我没有看到任何门廊，但在本田汽车展示场的进口处有一个地方，有人站着或蹲着可能不见得会引起注意。那里有一个垃圾桶站在街角，离公用电话不到十码，对面沿着米达斯专卖店的路边还另有好几个垃圾桶。

我离开埃莱娜的公寓时仍是阳光满地，等我到达谋杀现场却已是一片阴云，现在的天空更是逐渐暗了下来。温度也随之下降，让我想到我身上的夹克可能不够暖和。我得回旅馆换衣服，顺手拿把雨伞以备万一。

但当我走上第九大道时，一部公共汽车刚好到达，我追过去顺利赶上。说不定不会下雨，我告诉自己。说不定太阳会再出来，大地又重回温暖。

真的。

走进休斯敦街的房间时差不多十二点半了。我在保丽龙杯里倒了咖啡，从一只有缺口的瓷盘拿了几片饼干，找把椅子坐下。有人站起来念戒酒协会的开场白，接着介绍主讲人。这个团体大部分是同性恋者，话题的焦点多在艾滋病和HIV上。一点半时我们牵手静默一会儿，接着念平静祷告词。我右边的一名年轻男子说：“你知道那些不可知论者是怎么休会的吗？他们先静默一会儿，接下来再静默一会儿。”

我穿过苏荷区，停下来买了一块西西里式比萨和一瓶可乐。里斯伯纳德街就在卡纳尔路的南边，不过两个路口的距离，简的家在一幢六层建筑的五楼，夹在两栋更大更新的建筑之间。我先进门厅按铃，然后走回人行道等她开窗把钥匙丟下来。

从我第一次遇见她那晚起，之后有好几次她都是这样做的。有一阵子我有她的钥匙。我最后一次用是在一个下午，我来收我的东西。我在两只购物袋里塞了衣服，把钥匙放在厨房的台子上的咖啡机旁边。

我抬头向上看。窗子开了，一把钥匙飞了出来，击中路面，弹起来，哗啦哗啦翻滚，终于静止不动。我捡起来，进了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