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天的视线比夜晚清楚，但仍得先知道确切的地点，才能找到那些血迹。我请乔·德金一同前往调查。到了那儿，门房指出托妮落下的地点，就在大厦入口西南约二十码的街上。

门房是个西班牙裔小伙子，身上的制服稍嫌松垮，脸上还冒着零零星星的小胡渣。周日那天他正巧休假，但我还是把莫特利的画像拿出来请他指认，他看了看，摇头表示没见过。

德金拿到房间钥匙后，我们直接上楼进入托妮的住处，进去后，发现窗户仍敞开着，因为连续下了几天雨，窗户附近已经湿透了。我倚着窗台，探出头去，往托妮坠落的地点望下去，希望能看见蛛丝马迹，但一无所获。突然一阵昏眩，我急忙把头缩回来，伸伸脖子。

德金走到床边，床铺收拾得非常干净，衣服也整整齐齐地叠放在床尾。水蓝色的裙子、泛黄的衬衫、深灰色的粗线衫、两件有蕾丝边的衬裤，还有一件大罩杯的白色胸罩。

德金拿起胸罩仔细端详，放回原位说：“波霸？”然后看了我一眼，想看看我的反应。我面无表情。德金点了根烟，甩灭火柴，环视四周找寻烟灰缸。遍寻不着后，他朝火柴吹气确定温度已经降低，然后小心翼翼地放在床头柜边上。

“那家伙自称杀了托妮，是吗？”

“他是这么告诉伊莱恩的。”

“伊莱恩？就是出庭作证使他入狱的证人？这事件乱七八糟的事要推到十二年前？”

“没错。”

“你难道不觉得他的作法就像阿拉伯恐怖分子吗？只要一有坠机事件，他们就会宣称是他们干的。”

“我不这么想。”

他又抽了一口烟，然后吐出来，“是啊，我猜也不是。好吧，就算是谋杀。我看不出你怎么能排除这种可能性。有人从落地窗掉出去，你怎么知道那究竟是谁的主意？”他走到门边继续推论，“托妮把门锁上了，门栓也锁住了。这能证明什么呢？这并不是密室案件。从里面转动门把就可以把门栓栓上，或者用钥匙从外面也可以栓上。他把她推出窗外，拿了钥匙，离开时从外面栓上门栓。但是，即使我的推论正确，仍然不能证明任何事。”

“的确。”

“我们没有找到能证明她是自杀的遗书。我最不喜欢这种不留只字片语的自杀案件。法律应该规定禁止自杀。”

“你认为应该怎么处罚？”

“罚他们回来继续活下去。”他又反射性找寻烟灰缸，最后还是把烟灰弹在拼花地板上，接着说，“以前曾有一段时间，自杀是犯法的，但从来没听说过有人因此被提起诉讼。这真是白痴法律，如果自杀成功就会犯罪，但若自杀失败却变成罪犯。现在出个题目考考你吧。警官考试里真的会出现这种愚蠢的问题。假如托妮跳出窗外，压死那个姓菲茨罗伊的小子，他因为分摊托妮的撞击力结果死了，托妮却幸存下来，你说她犯了什么罪？”

“不知道。”

“我猜如果不是过失杀人就是二级谋杀。真的有过这种案例，那次不是从二十几楼跳下去，大概只有四层楼高吧，不过，这种事情很少遭到起诉。”

“没错。”

“我猜只要提出精神异常的证明，就可逃脱法律。现在，我要做的事就是打电话请人来，看看能否在窗边采集到他的指纹。如果找到了，就算是老天送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你说是吗？”

“房子里各处最好都检查一下。”

“各处。”他同意，“但希望恐怕相当渺茫，你觉得呢？”

“对。”

“我局里的制服警察最早到达现场，如果当真找到疑点，那真值得庆贺，因为这就成了我们自己的案子。我非常乐意把罪名直接挂在你那个仇人的脖子上。只是目前看来，那家伙似乎不是那种蠢到会留下指纹的人。你说他打了两次电话给伊莱恩，对吗？第一通电话只是喃喃低语。”

“对。”

“你拿到的电话录音也就是这通电话，无法辨识声音的男子在低语，说他送花给她，还有模棱两可的威胁，说还没有轮到她，可是却没有明说轮到她干嘛。这种案子谁办得了。”

他看看四周想把烟蒂丢弃，目光移向地板，又看看那扇敞开的窗户，最后走进厨房，把烟蒂放到水龙头下冲灭，再把烟屁股扔到垃圾桶里。

他说：“那家伙要伊莱恩关掉电话答录机，她照做之后，才改用正常的声音来威胁她，对吧？虽然伊莱恩告诉你曾遭他电话威胁，他也向她承认杀了托妮·克利里和迈克尔·菲茨罗伊，但这只是她的一面之词而已，我们并没有真凭实据证明他有罪，况且他并没有明确说出他做了什么，更没有指名道姓，对不对？”

“对。”

“所以，除非我们掌握了确切的证据，否则根本不能动他一根汗毛。我会大量印制莫特利的画像分发出去，不但要让刚才的那位门房指认，也要值日、夜班的门房一起帮忙。虽然希望不大，但或许几天前刚好有人看到那家伙在附近出现。不过最麻烦的是，即使他真的在这个地区或这栋大楼出现过，要证明他谋杀托妮，恐怕还得费一番功夫。首先得要证明托妮是被谋杀的才行，但这要如何才能证明？”

“医学证据呢？”

“什么证据？”

“托妮的死因。”德金看着我，什么也没说。“没有验尸报告吗？”

“当然有。但你也想像得出人从那种高度摔下来的惨状。你想要医学证据？我告诉你，托妮·克利里头朝下摔下来，撞碎了迈克尔·菲茨罗伊的脑袋，听起来很不可思议，但确实如此。法医没在她体内找到子弹碎片，报告中当然注明她是高处摔落致死。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认为他先杀了她然后才把她推出窗外。”

“很有可能。”

“好啊，你去证明看看。他也有可能先把她打昏，再趁她不醒人事的时候，把她扔出窗外。即使如此，你觉得你能找到什么证据？脖子的勒痕，还是头顶的伤口？”

“那么精液比对呢？那家伙在俄亥俄州那名受害女性体内留下精液样本。”

“对啊，但他们根本查不出那是谁留下的。马修，就算采集到托妮·克利里体内遗留的精液，想到她和那菲茨罗伊姓小子共享生命的最后一刻，弄不好也可能是迈克尔·菲茨罗伊的呢。再说，就算是莫特利的，又能证明什么？法律又没规定不准和女人上床，就算他从肛门进去也不犯法啊。”他又掏出一根烟，口气一转，“我告诉你，在这个案子里，我们抓不到他的把柄。不但找不到他指纹，就算找到，也不能以此定罪。就算他曾在现场出现，甚至到她房间去，也不能证明她是被谋杀，当然更不能说他是凶手了。”

“那到底要怎样才能抓住他？”我无视于他的目光，“难道我们就只能一直等，直到哪一天发现一具有他签名的尸体？”

“马修，会的，他总有一天会露出马脚的。”

“或许吧。只是我大概等不下去了。”

德金的确是位老手。虽然他不相信会有帮助破案的契机出现，但依旧进行彻底调查，丝毫不浪费时间。他立即调派鉴识小组到达现场，当天下午就打电话告诉我化验的结果。

坏消息是，他们并没有发现莫特利的指纹。还有一则不知能否称得上是好消息的发现，就是托妮·克利里跳楼的那扇窗台和窗框上竟然都干干净净，连她自己的指纹也找不到。这表示可能有人很小心，注意不留下指纹，或是已经仔细地擦拭过。这项结果并不能算是有力的证据，因为人们不见得在接触物体时一定会留下指纹，但多多少少可以证明我们的推测，即托妮不是自杀，而是有外力介入。

我现在唯一能做的，仍然是延续过去几天所做的事，到处向人打探，挨家挨户发送莫特利的画像，同时附上我那库存日益减少的名片。

我想到了吉姆·费伯，他替我印制名片当作礼物送我。“打电话给你的辅导员吧。”每次去参加聚会时，总会听到这句话。

“你只要不喝酒，来参加聚会，一起读戒酒书，打电话给你的辅导员。”我现在并没有喝酒，也一直都准时参加聚会，戒酒书上大概没有提过如何跟一位满怀报复心的疯子捉迷藏，而吉姆显然也并非这方面的专家，但我最后还是打了电话给他。

“你已经尽心尽力了。”他说。

“你真会安慰人。”

“我不知道这能否安慰你，甚至可能连鼓励的作用也没有。”

“的确没有。”

“但也说不准。或许现在这样只是让你自己明白，你已经尽力采取所有可行的措施了。要在纽约这种大城市找一个刻意避开你的家伙，简直就像大海捞针。”

“是。”

“当然，你也可以请求警方协助——”

“我试过了，目前他们所能提供的支援实在有限。”

“听起来，你已经尽心尽力了，却仍然责怪自己不能做得更多。你担心这件事会失控？”

“的确是。”

“担心是必然的，人不是万能的，我们不能控制所有的事情。我们只能采取行动，至于结果如何就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了。”

“奋力一搏，然后听天由命？”

“对。”

我想着他刚才说的话，“要是我这一击不够有力，别人可能会遭殃。”

“我懂了，你无法放手的原因，就是这个赌注太高。”

“这个——”

“你还记得戒酒的《第三阶段》？”我当然记得，但他还是引用了其中一段话：“‘决定将自己的意志及生命完全托付给上帝，因为我们认识他、信任他。’你可以把所有的小事全部交给上帝，但是面临这种残酷的事实，你只能靠你自己了。”

“我了解。”

“我告诉你《第三阶段》的精髓所在，主要就是两个概念：第一，将所有的小事全部交给上帝。第二，所有的事情都是小事。”

“谢谢你。”我说。

“马修，你还好吧？不会开戒喝酒吧？”

“不会，我不会去喝酒。”

“那你就没问题了。”

“对啊，我现在很好，”我说，“你知道吗？我希望将来有一天打电话给你的时候，你能说些我想听的话。”

“没问题，不过倘若真有这么一天，你最好换一个辅导员吧。”

我回到旅馆大约六点钟了，柜台有我的留言，是乔·德金。但这时他已经下班了，幸好我有他家里的号码。我打到他家去。他告诉我：“我猜你大概急着想知道结果，验尸人员说咱们别作梦了，因为在这种状况下不可能分辨出因果关系。他还说：‘叫你朋友到纽约帝国大厦顶楼，拿一颗葡萄柚往下扔，然后再下楼到人行道上，看看有没有办法说出这颗葡萄柚是从佛罗里达州哪一个市镇运来的。’”

“重要的是，至少我们已经认真试过了。”我说。

挂断电话，心想吉姆一定会以我为荣，我的态度有了一百八十度的改变，进步如此神速，随时都可能成为圣人最佳候选人。

尽管如此，终究改变不了事实，我们仍一无所获，毫无进展。

当晚，我去参加聚会。

人真是一个习惯性动物，八点过后我就往圣保罗教堂方向走。当我走到附近时，一股莫名的情绪让我停下脚步。如果今天我在那里出现，又会害了谁？想到这里，一阵寒意从我背后升起，就好像有人拿着粉笔在天空那片大黑板上划过，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声响。我的姑妈佩格（愿她老人家在天之灵安息），总是把这种情况比喻成一只鹅正路过我的坟墓。

现在，我好像是个麻疯病人，或是伤寒患者，全身带着恐怖的病菌，随时可能把无辜的人转变成杀人犯的目标。自从我进入那座教堂起，危险就降临了，但危害的不是我自己，而是那些和我参加同一聚会的朋友。

虽然我告诉自己这个念头很荒谬，但它仍盘踞心头挥之不去。于是我转头就走，回到五十八街和第九街大道路口，尽量让自己往好的方面想。今天是星期二，还有哪里有聚会呢？

我拦了一辆出租车，直奔东二十街的卡比尼医院，聚会地点在三楼的会议室。今天的演讲者满头白发，脸上挂着迷人的笑容。他以前是广告公司的财务经理，曾结了六次婚，六任妻子总共为他生下十四个孩子，所以一九七三年以后，他就再也不用申报所得税了。

“确实有点夸张。”他说。

目前他在公园街南侧一家运动用品零售店当销售员，一人独居。他说：“我以前一直很怕孤独，可是现在却发现自己竟然喜欢上这种感觉。”

我心里想能有这种体会真好。

会场上虽然有几张熟面孔，但没有真正认识的人。讨论中，我一言不发，没等到散会祷告，我就偷偷溜出会场，没有跟任何人交谈。

会场外寒意逼人，我走了几条街，然后坐公车回旅馆。

回到旅馆，值班的雅各布说有好几通电话找我。我看了一下信箱，没有任何留言条。“她没有留话。”

“打电话的是个女人？”

“应该是吧，听起来像同一个人，每隔十五、二十分钟就打来一次，每次都说会再打来。”

上楼之后我打给伊莱恩，但电话不是她打的，我们聊了几分钟。电话挂断后，铃声又响起。

电话里的声音非常低沉，劈头就说：“我冒了很大的险。”

“怎么说？”

“如果让他知道我打电话给你，他一定会杀了我，他心狠手辣。”

“谁？”

“你应该知道我说的是谁。你是斯卡德吧？难道不是你在街上到处散发他的画像吗？”

“没错，就是我。”

电话那一头一阵静寂，我知道她仍在线上，可能把话筒放在桌上，暂时走开。不久之后，她用非常微弱的音量说：“我现在不方便说话，别乱跑，十分钟内再打给你。”

等待的时间总是特别漫长，似乎过了十五分钟她才打过来。“我很害怕，他随时都会杀了我。”

“那么为什么还打给我？”

“反正他早晚会杀了我。”

“只要告诉我他现在在哪里，我绝不会连累你。”

“是吗？”她考虑了一下，“我们必须见个面。”

“好吧。”

“我们得先谈谈，才能给你线索。”

“没问题，挑个时间和地点吧。”

“妈的，现在几点？快十一点了，十二点钟来见我，有没有问题？”

“地点？”

“知道下东城吗？”

“应该找得到。”

“你去……妈的，我简直不要命了，”我耐心等她把话说完。“有家店叫花园炭烤，在瑞奇街，就是斯坦顿街下去那条街，你知道那地方吗？”

“我找得到。”

“如果你是往市区方向走的话，就在你的右手边。入口在街道下方，必须走下几级阶梯才找得到，一不小心就会错过的。”

“放心，我一定找得到，午夜对吧？怎样认出你？”

“到吧台找我，长腿，红发，到时我会喝纯的罗布罗伊威士忌调酒，”接着她发出嘶哑的笑声，“续杯的钱你付。”

瑞奇街向南延伸至第一大道以东七、八条街外的休斯顿街。附近的治安很乱，不过这也不是新闻了。一个世纪前，为了应付东欧移民潮，狭窄的街道上开始大量兴建廉价出租公寓，房子仓促完工，工程质量当时就已经问题重重，现在更加破旧不堪。

现在人去楼空，下东城一带现在被规划成低收入户住宅区，但此地环境太差，比这些人原来的小木屋都还不如。瑞奇街还好，至少有一排完整的双拼五层楼公寓。

我坐出租车到瑞奇街和休斯顿街路口时，还差几分钟到十二点。出租车司机迅速调头等候绿灯，我仍站在原地。街上空空荡荡，一眼望去，休斯顿街上的商店都已经打烊，拉下的黑色铁门上是一幅幅抽象涂鸦。

我走在瑞奇街南侧，街对面有个妇女正在用西班牙语责骂孩子，再往前走，三个身穿皮夹克的年轻人打量着我，最后显然决定，我大概不好惹。

走过斯坦顿街就是花园碳烤，从拐角数第四家，有心的话，其实不难找，朦胧的玻璃窗隐约显现霓虹灯店名。我故意从店门前走过去，看看会不会引起注意。看来没人注意。我转身走回那家店，走下阶梯。有一道沉重的大门，门上是一扇铁格小窗，窗玻璃是不透明的，但能看到里面的情形。我推开门，进入红色灯光下的昏暗室内。

酒馆是个窄长的房间，十几个客人或坐或站，盘踞在靠墙的脚凳边，有几个人看了我一眼，但显然没有多大兴趣。吧台边还摆了十几张桌子，半数以上都有人坐。室内灯光昏暗，烟雾弥漫，空气中还夹杂着一阵阵香烟和大麻的味。有一对男女，小心翼翼捏根大麻烟合抽，似乎一点也不怕被逮捕。不过，说真的，在这种地方抓抽大麻的人，就像在种族暴动中，替违反交通规则的人开罚单一样不可行。

吧台边有个女人，拿着高脚杯，独自一人在喝酒。褐色的及肩长发中夹杂着几撮醒目的红发，在昏暗的灯光下看起来像血渍一样。她穿着红色短裤和网状黑丝袜。

我走过去，站在吧台边，我们中间隔着一把凳子。酒保走过来，我看了她一眼，问她喝的是什么。

她说：“罗布罗伊。”

没错，电话中就是这个声音，低沉而沙哑。我点了一杯罗布罗伊给她，自己要了一杯可乐。酒保把我的饮料送过来后，我喝了一口，不禁做个鬼脸。

“这里的可乐已经没气了，我刚才应该建议你不要点的。”她说。

“无所谓。”

“你一定是斯卡德了。”

“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

趁她考虑是否要告诉我的时候，我好好地观察了她一番。她的身材高挑、额头宽阔，发际的美人尖很明显，小夹克内是一件与短裤同色的袒胸中空背心，丰满的嘴唇上涂着又红又亮的唇青，她那双大大的手上也涂了亮红色指甲油。

一看就知道是妓女，错不了。如果忽略低沉沙哑的声音。那双大手、喉咙的线条，她是个百分之百的女人。

“你可以叫我甜心。”她说。

“好。”

“如果让他知道我打电话给你——”

“他绝不会知道，我一定守口如瓶。”

“他一定会杀了我，他连想也不用想就会杀了我。”

“他还杀过别人吗？”

她噘嘴吹了一声无声的口哨，“我什么话都没说。”

“没关系。”

“我能做的，就是带你到附近，告诉你他住的地方。”

“他现在在吗？”

“当然不在，他到其他区去了。老兄，他如果还在第十四街的话，我才不敢到这儿跟你碰面呢。”她把手凑到嘴边吹气，仿佛才刚涂上指甲油，要吹一吹让它快点干，然后她说：“我这么做应该有好处可拿吧。”

“你想要什么？”

“我不知道，别人都要些什么？钱吧。反正，你抓到他以后，一定要给我一些东西。”

“甜心，一定会给你好处的。”

“我不是为了钱，但做这种事，就一定要拿一些回报。”

“你会得到的。”

她略微点了点头，然后站起来。杯子里的酒还有大半杯，于是她拿起酒杯，大口喝下去，她的喉结随着喝酒的动作上下滑动。她是个男人，或者说出生的时候是个男人。

我知道在某些地区有许多男扮女装的妓女，他们多数都注射雌性荷尔蒙，还有一些人去做矽胶植入的隆乳手术，甜心就拥有比一般女人还要坚挺的双峰。当然还有少数人去做变性手术，但这种手术费用很高，必须拼命在街上拉客才能存够钱，所以很少人这么做。这种变性手术，包括把喉结一并去除。目前大概还没发明使她们手脚更纤细的整型手术，或许真有医生正在努力研究。

“待会儿我先走，五分钟后你再出发，我会慢慢走，在斯坦顿街和亚特尼街拐角和我会合，然后再一块儿走。”

“我们要去哪里？”

“只不过几条街远的地方。”

我又喝了一口那杯淡而无味的可乐，让她先离开，我付了钱，在吧台上放了几块小费。走出门外，我爬上阶梯到街上去。

离开闷热的花园碳烤酒吧，室外冰冷的温度让我精神为之一振。我边走边四处张望。到史坦顿街街口时，我往东看看亚特尼街，只见甜心的屁股扭来扭去，仿佛霓虹灯光一闪一闪。我加紧脚步，在到下一个路口前追上她。

她没扭头看我便开口说：“我们在这儿转弯。”接着就在亚特尼街左转。这条街就跟瑞奇街一个模样，破旧的公寓，死寂的气氛。路灯杆下有辆老福特车被丢弃在路边，四个轮胎已不见踪影。这个路灯已经不亮，街上的另一个路灯也一样。

“我今天身上没带多少现金，不到五十块。”我说。

“我跟你说过，可以下一次再给我。”

“我知道，但如果这是一个陷阱的话，我身上这么少的钱，一定会让人觉得实在划不来。”

她看着我，露出一脸痛苦的表情，“你就是这样想的吗？老兄，告诉你，我在半小时之内赚到的钱远比在这儿跟你磨牙多得多，而且那些男人都还笑着付钱给我呢。”

“随便你怎么说，我们到底要去哪里？”

“下条街。对了，你那张画像是请人画的，对不对？”

“没错。”

“看起来真的很像，尤其那眼神。那双眼睛就这样直瞪着人，似乎要把你穿透，明白我的话吧？”

目前这种情况我实在不喜欢。我错了，不该跟她来的，也许从我进入那间昏暗的酒吧开始，就已经错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以前当警察时办案的直觉，还是因为被甜心传染而感到害怕。反正整个气氛很奇怪。

“这边。”甜心边说边拉我的手。我急忙把她的手甩开。她退了一步，看着我说：“怎么了？碰都不能碰？”

“我们到底要去哪里？”

“快了，过了那儿就到了。”

我们停在一块空地的入口。这块空地以前是栋公寓大楼，现在已经铲平用挡风围篱圈住。围篱上还绕着许多电线，其中一个角落已经被剪开个洞，外人可以从这儿自由进出。附近堆满了废弃的家具、床架和焚烧过的沙发。

“空地另一边有些房子，你要找的人就住在其中一栋。”她低声说，“只不过那个地方密不通风，没有其他通道，唯一的入口就是从空地这边走过去，即使一辈子住这附近的人，也不见得知道那个地方。”

“那家伙就住这儿？”

“就在这里。喂，老兄，跟我过来，我指给你看，如果不告诉你，你绝对找不到入口。”

我站在原地不动，仔细听听有没有动静，其实我并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听到什么。甜心穿入围篱，头也不回，当她走了几步之后，我才开始跟上。事实上我心里也明白可能会发生的事，但这些似乎都不能影响我的行为。我终于体会到伊莱恩当时的感觉。那家伙要她把答录机关掉，尽管她在理智上知道该怎么做，可是知道归知道，对于实际上面临的情景却毫无帮助，她还是按照他的指示做。

我在破碎的瓦砾找下脚的地方，慢慢地往前走。先前街道上已经一片黑暗，如今一步步走进去时，周围随着我的脚步越发黝黑。我才走了不到十码，突然听到一阵脚步声。

我还没来得及开口，便听到有人喝道：“很好，斯卡德，站住不准动。”